【口述】
周振球，1951年2月生。1997年4月至2003年5月先后任上海市第一、二、三批援滇干部联络组负责人，云南省扶贫办主任助理、副主任，曾任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秘书长、副主任。
口述：周振球
采访：刘军 叶青云
整理：刘军
时间： 2015年2月16日、6月8日
我曾是一名上海知青，1969年到云南插队，后来当地招工，恢复高考后上学，留在云南教书、工作，1993年回到上海；1997年至2003年主动报名参加援滇工作，前后在云南学习、工作、生活了31年，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那片红土地上。
1996年9月，根据中央要求，上海市和云南省正式建立对口帮扶合作关系。1997年7月，首批上海援滇干部赴滇，我作为首批援滇干部的负责人，4月8日先期到达云南开展工作，到2003年5月10日奉命回沪，恰好2222天。六年多的援滇经历，既是我一生云南情的延伸，也是最为难忘的人生记忆，回想当年的奋斗历程，总会思绪万千，内心充满激动和感慨。
不折不扣完成中央交给上海的对口援滇任务
1994年，中央提出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是在20世纪最后7年时间内，集中各方面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向全世界作出了公开宣示。随后，中央作出一系列部署，包括建立东西扶贫协作机制。1996年9月23日,中央召开扶贫工作会议,具体部署东部9个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分别帮助西部10个省（自治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明确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曾有个小插曲，当年5月31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扶贫协作会议，最初方案安排上海对口帮扶的并不是云南省。得知这一情况，上海和云南的代表一起做工作，向相关部门反映两省市特殊的渊源和深厚情谊，最终对结对方案作出调整，实现了沪滇两地战略性握手。
上海和云南相隔2500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地友好交往绵绵不断。20世纪60年代，两地就建立了协作关系，结合国家“三线建设”，上海不少轻纺、机械企业迁到云南。到60年代末，有近10万上海知青赴云南上山下乡经受锻炼，他们后来成长为各条战线的建设者、主力军，包括现在的杨雄市长、早前的市委组织部长沈红光、市政协副主席姜樑等都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去了西双版纳州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而我去了大理洱源县插队。那时期，上海人的亲属、朋友、同事家中，总会有插队云南的上海知青，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记忆。改革开放后，上海云南经济协作更加密切，在人才培训、烟草工业、有色金属等方面的合作取得很大进展。
正是有了这样的渊源和基础，上海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沪滇对口帮扶合作非常重视和支持，当作光荣政治任务。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十分关心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多次召开会议，听取工作汇报，指示要从落实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和中央关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繁荣”的战略高度出发，动真情、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完成中央交给上海的对口帮扶云南各项工作。1998年6月6日至9日，黄菊书记率市党政代表团访问云南期间反复强调要充分认识帮困扶贫重大意义，做好各个层面的援滇工作，在进度和实效上要力争走在全国前列，并要求上海干部要虚心向云南人民学习，自觉做促进民族团结、沪滇合作的带头人。
1996年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海是徐匡迪市长、蒋以任副市长去参加的，他们回沪后迅速抓部署落实，10月16日，徐匡迪市长率团赴云南对接工作，成员包括蒋以任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冯国勤、副秘书长兼市协作办主任姜光裕等。两省市领导签署了《关于对口帮扶、加强经济协作的会谈纪要》，明确了上海重点帮扶云南省的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普洱市）的22个重点贫困县，后来增加了思茅地区的普洱县，变成了23个县。上海市12个区县分别与云南三地州签署了《对口帮扶纪要》，确定了上海和昆明、曲靖、玉溪的经济协作关系。10月20日，上海市政府驻昆明办事处成立，徐匡迪市长与云南省长和志强共同为办事处揭牌。
黄菊书记的指示要求和徐匡迪市长的访问非常重要，可以说吹响了“集结号”，拉开了沪滇对口帮扶合作的序幕。那么我是如何和援滇工作结缘的呢？起因就是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市政府驻昆明办事处成立的相关报道。1993年，我从云南回到上海以后在外高桥保税区的中外合资上海北方利浦工业有限公司打工，后来出任公司总经理，工作待遇还是比较优越的。但毕竟在云南待了那么多年，对那片红土地一直有一份牵挂，因此，我看到了上海要对云南开展对口帮扶工作，脑袋里就一直在琢磨，对口支援云南总要去人吧，论感情、经历、工作能力，我自信应属合适人选。我热爱上海、对云南也很有感情，在企业、院校工作过，现在管理一家合资企业，又有研究生、留学生这些经历，应该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思来想去，我决定毛遂自荐，用心写了一封信给徐匡迪市长。徐市长当过我们的校长，但我感到这不是“走后门”，而是“报国有门”，我不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是要求到艰苦一线作奉献，所以心里是很坦荡的。当时做这个选择，家人朋友不是很赞成，觉得放弃这么好的条件太可惜，都劝我多合计合计。我当时也是很犟的，认准的事情绝不回头，心想只要组织挑上我，再回云南工作，我绝不含糊。
徐市长将我的自荐信批转给了市协作办。不久，姜光裕主任找我谈话，通知我组织上的安排，成立上海对口支援云南联络组，市政府驻昆明办主任张吉祥兼任联络组组长，我是常务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张吉祥同志曾在云南当过兵，我在云南插过队，对云南都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有利于开展这项工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短时期内，沪滇对口帮扶合作的工作格局和机制框架得以初步建立。我认为当时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主要包括：
一是实施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1996年12月26日，上海市对口云南帮扶协作领导小组成立。蒋以任任组长，姜光裕任副组长，成员包括有关委办局和区县领导，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协作办。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统筹协调指导全市援滇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是建立了一系列工作制度。包括建立两地高层领导互访制度，两省市对口帮扶合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工作联络和信息沟通机制，主要是分层沟通工作，跟踪项目进展；还建立了部门对口合作机制，确定了工业、商贸、科技、旅游、环保等重点合作领域。
三是确立了区县结对机制。金山、普陀、南市、杨浦对口思茅地区八个县，徐汇、青浦、奉贤、长宁对口红河州七个县，闸北、虹口、南汇、松江对口文山州八个县。2004年起，又安排宝山、嘉定对口新增加的迪庆州三个县，基本上是“一区对两县”，较好调动了市、区两级积极性。在东部地区的支援省市中我们是走在前面的，后来，本市援藏、援疆、援青工作都借鉴和采用了区县结对帮扶的模式。
四是设立了对口帮扶基金。市政府每年2000万元，主要用于重点地区的帮扶、培训基地建设和合作项目；区县的资金，主要用于对口县的帮扶项目和教育、卫生设施建设。兵法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口帮扶基金对援滇工作开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
五是制订了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1997年1月16日，沪滇两省市共同颁布《上海—云南对口帮扶与经济协作“九五”计划纲要》，明确了指导思想、三大目标和六项任务，把双方要做的事情理得很清晰，然后通过年度计划一步一步抓推进、抓落实。双方还在财税、投资、市场开拓、人才培训、干部交流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措施。
六是选派了援滇干部。1997年7月2日，成立第一批援滇干部联络组，基本上是每个区县选派一名，总共12名干部分赴云南文山、红河、思茅三地州挂职。援滇干部任期两年，主要是落实两省市决策，联系跟踪项目进展，做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合作等相关工作。
七是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动员。援滇初创时期，全市对云南的对口帮扶都是积极热烈的，媒体和舆论也给予了很多关注。举两个事例：1996年10月，上海组织“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月”，定向为云南等贫困地区募集御寒衣被。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不少人拿着新衣被来捐赠，一个月时间，募集到衣被103万件，装了34节车皮。在专列启运和抵达时，两地政府分别举行迎送仪式。1997年1月20日，市政府驻昆明办牵头组织上海在滇轻纺、仪表系统的几十家企业举办“上海名特优新产品展销会”，受到云南群众热烈欢迎，现场人头攒动、购销两旺，大家觉得上海产品牌子叫得响、质量过硬、服务放心。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让最贫困地区、最困难群众最先得到帮助
上海对口帮扶云南因扶贫而起，决定了我们工作的主战场就在三地州的贫困农村。1996年底，按当时贫困线标准，云南省还有500多万贫困人口，占全国第二位，且多处于“老、少、边、穷、山、战”片区，自然资源和交通、通信条件很差，不少群众家徒四壁，缺少收入来源，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三地州的22个县都是国定贫困县，发展滞后，财力匮乏，欠账很多，整体脱贫难度非常大。当时云南的主要做法是小额信贷、异地搬迁、项目扶贫，明确了重点县，确定了506个攻坚乡，每个乡安排50万扶贫资金，真是杯水车薪啊。
我们援滇干部到齐后，马上面临着如何开展对口帮扶的问题，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如果完全按照当地的做法，把有限的援滇资金“撒胡椒面”，又难见效果。于是，我提出首先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在一线寻找扶贫攻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在上级支持和当地配合下，我们前后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深入三地州13个县19个乡28个自然村开展专题调研，行程4000多公里。当时的云南根本没有什么高速公路，通县公路也就是三级、四级标准，到乡镇基本都是弹石路和土路，从早到晚跑不了几个点，尤其九十月份前还是雨季，道路更难走，有的自然村要徒步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确实是冒着风险，吃了不少苦。
调研中，我们同县、乡、村干部召开座谈会，到贫困农户家庭探访听取意见，实地查看了当地产业项目和扶贫项目，还专门听取了有关农业专家、扶贫专家的意见建议，对当地贫困状况有了感性认识。我们感到，一方面扶贫投入少、脱贫难度大是事实；另一方面，扶贫资源各自为战、整合不够也不容忽视。受条条框框制约，农业、扶贫、水利、林业、电力、交通、通信等扶贫资金往往只到乡镇、止步于村口，而作为扶贫最基础单元的自然村和贫困户，难以得到直接帮扶，扶贫资金仅仅是“雨过地皮湿”，很多深层次问题没办法得到破解。找准症结后，我们对症下药，提出了“以温饱试点村建设为切入点，以贫困村为主战场，做到资金安排到村、扶持措施到户，真正使贫困户受益”的帮扶思路，集中资源打造亮点。经报请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领导小组同意，我们会同当地制定了《关于开展实施温饱试点村工程的架构（草案）》，并提交了《关于帮助云南农副产品进入上海市场的构想》，提出市场帮扶的理念，实施“两条腿”走路。
1998年，经过当地申报、挂职干部和当地扶贫办协商、上级批准，首批确定了44个温饱试点村。都是按照人均收入低于560元、300公斤粮食标准选择的，按照每村安排15万元援滇资金，一共投入660万，当时算是较高的扶持标准了。
两地领导非常重视，动员各级全力支持试点工作，并在原定方案基础上，增加广播电视进村入户的内容，每个村追加了两万元投入。44个试点村同时铺开，全部在当年完成。12月25日，上海对口帮扶温饱试点村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景东县召开，两省市帮扶部门、三地州扶贫系统及相关县乡干部和援滇干部考察了哀牢山、无量山上的两个试点村，大家对当年建设、当年脱贫的成果都感到鼓舞、振奋。
建设温饱村的做法并不神秘，主要是围绕改善群众基本生活、基本生产、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开展工作。
基本生活中包括“水、电、路、气”等扶持内容，最重要的是水。文山、红河不少地方是喀斯特地貌，雨季时水留不住，到了春天缺水严重，连洗脸的水都没有。我们就大兴小水窖，从有水源的地方把水引到各家各户。水的问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就便利了，有的盖起了厕所，洗澡也跟上了，脱贫后洗衣机也能用上了。山上也建了小水窖，栽种苞谷时用来定苗，有水就发芽成活了。还有一块是能源，原来都是砍柴，把山都砍光了，破坏了生态。通过推广沼气不仅保护了生态，还促进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老百姓家里原来没有厕所，为建沼气池都要改厕改厩，原来到处都是的脏东西也收起来了，村容村貌得到改观；同时促进了养殖业，家家要养三四头生猪。
基本生产主要是农田改造，坡地改台地或梯田，包括科技种植，推广塑料薄膜、杂交苞谷、水稻定植、科学施肥，还有科技养殖。有一家农户很高兴地请我去家里看，问他收成怎么样，他说去年两马车，今年八马车，苞谷产量翻两番。有了余粮，他用一部分苞谷换了大米，余下的酿酒、喂猪，养了20多头大猪，收入一下子就上来了。
基本教育和基本医疗就是依托行政村建中心校和希望小学，另外还建了80平方米的卫生室，当地医生、卫生员也进驻了。此外，还建造了村民活动室，党员有了活动基地，村民聚会有了地点，科普有了场所，农忙栽秧季节，孩子也有地方托管了。广播电视接进来后，群众与外边世界就联系起来，思维和眼界也都开阔了，效果相当明显。
初战告捷后，联络组总结经验，再接再厉，1999年结合温饱村和小额信贷各自的优势，研究提出了“7+8温饱试点村”实施方案。“7”是对村内微型基础设施投入七万元，属于无偿援助；“8”是以小额信贷形式支持农特产业发展，有偿滚动使用。2000年，针对边境一线、民族地区贫困群众居住在茅草房、杈杈房的实际困难，开展“安居+温饱”试点村建设，思茅地区西盟县中科乡1922户农户、近万名佤族成为最先受益对象；2001年，又在每县选一个条件较好的村，建设“脱贫奔小康村”，采取市场带动方式，培育专业户，再带动千家万户。江城县的二官寨，建起农贸市场，成为人流、物流集散地，养牛、种瓜、葛根等特色产业通过贸易全部发展了。
这样一年一个台阶，稳扎稳打，形成了递进式帮扶反贫困模式，实现“一年解决温饱，二年巩固提高，三年自我发展”的帮扶目标。
现在经济发展了、观念开放了、条件改善了，温饱问题已不再是帮扶工作的难点问题，但在当时，要让我们的扶贫帮困思路、理念被当地群众接受，工作方案能够真正落实见效，确实费了不少心思。
在边远地区刚推行沼气时，一些老百姓就比较抵触，他觉得沼气能用吗？那是猪粪发酵出来的，做饭来吃会不会臭的？还有采用薄膜种苞谷，老百姓吃惯了当地的苞谷，不会种产量更高、抗病抗旱的杂交苞谷，也吃不惯。针对这些质疑，我们没有强求，而是选择带头人示范，通过村支书、党员、试点户带头，产量一下翻番，一举解决温饱问题。第二年，根本用不着动员了，村民们全部自动跟了上来。
再如，西盟中科乡居住的都是佤族群众，这是一个直过民族，社会发育程度比较低。村民房屋全是茅草房，长期以来是跑一片山烧一片山、靠刀耕火种过日子，一失火就全完了。连当地干部都觉得这里的扶贫工作难做。对这里的群众，光讲大道理、喊口号是没有用的，需要有人出来组织、带着大家一起干。1999年，我去中科乡调研，路过一座山时，看到上面红旗招展，很是热闹。爬上去一看，乡长陈玉罡胳膊上打着吊针，仍坚持带着党员干部挖土、平地，搞“安居+温饱”试点，非常令人感动。联络组和县、乡党委共同研究，选择班菁四组等10个村搞试点，按照先温饱后安居、改坡地为台地、种植和养殖并重的方式推进，户均投入3000元，首先解决人畜饮水，扶持沼气示范户；平均每户改地4亩，科技种植2亩，养4头猪、10只鸡，种半亩蔬菜，茅草房统一改成65平方米石棉瓦房，群众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2000年12月，试点工作向全乡推广，通过大会战的方式，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不到三年全部解决了温饱问题，成为云南省第一个整乡推进的点。
2011年11月，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出访云南，我率队到西盟打前站，看完所有的考察点后，我悄悄叫上驾驶员，一个人到中科乡看看。去的路上我在纠结，担心荒废掉了。到了实地，感触太深了。原来建的石棉瓦房变成了二楼、三楼的宽敞明亮的瓦房；茅草房也都拆光了，只留下一两栋改造后作为历史的见证，供外地游客参观体验。老百姓安居乐业，养猪、养鸡，种了水稻、蔬菜，还发展了大片的橡胶林，现在正处于盛产期，有了中长期的稳定收入。当地老百姓致富不忘上海帮扶，因为有了当时的基础，才实现了滚动发展、不断提升，由需要别人扶一下，变成自己可以甩开膀子跑步前进了，真是让人高兴呵！
1997年至2003年，是沪滇对口帮扶的初创和发展时期，我们因地制宜提出的递进式帮扶反贫困模式在对口地区取得很大成功，既解决了困扰当地群众已久的实际困难，雪中送炭，精准扶贫；也探索形成了符合沪滇双方实际的帮扶合作模式和经验；更重要的为全省乃至全国推进扶贫开发提供了实践探索和案例借鉴。2002年10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新华社《国内内参》一篇题为《上海实行进村入户帮扶云南20万人脱贫》报道上批示：上海帮扶云南的做法、成效和经验应予重视并认真总结。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总结沪滇帮扶等有益经验基础上，将整村推进作为新世纪扶贫开发的重要载体写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2004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全球扶贫大会上，冯国勤同志报告了“上海云南对口帮扶反贫困案例”，引起很大反响。这是我们上海作出的贡献，值得骄傲、自豪。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在火热的援滇实践中磨砺意志、锤炼队伍
我先后担任了三批上海援滇干部联络组的负责人，与各位兄弟、战友组成战斗团队，为推进沪滇对口帮扶合作尽心尽责尽力。
除我之外，援滇干部都是从区县中产生，是由市、区组织部门按照“好中选优、优中选强”的原则层层遴选出来的，政治觉悟高、原则性强、素质能力都很突出。但毕竟从大上海到了彩云之南、由熟悉的城市工作转向陌生的农村工作，仍然要面临很多新课题新挑战，需要一个逐步熟悉、适应、转变的过程。
行前，市领导都会看望慰问援滇干部，为大家加油鼓劲、提出要求；相关部门还会组织政治理论和业务培训。作为“班长”“大哥”，我也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一方面要团结大家干事业，另一方面也要保证队伍纯洁不出任何问题，为此，带队伍一定要严格、认真，要对组织负责、对每个援滇兄弟及他们的家庭负责。
首先是抓学习。重视政策理论、法律法规的学习，坚定理念信念，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加强对中央扶贫工作方针，两省市党委、政府帮扶合作指示，农业、农村和扶贫政策的学习，特别是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牢记使命，明确责任，熟悉县情、乡情，提升工作能力。
二是抓管理。联络组利用集中开会、培训，到地州调研以及回沪休整等时机，加强经常性教育管理，与大家谈心交心，及时分析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做好针对性的预防和疏解工作。由于驻地分散，三个小组的作用发挥就非常关键。第一批的思茅小组，叶行根、姚安宁、朱根生、徐庆俊四位同志都是当兵出身，他们搞了一套军事化管理，四个人合住一套房，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内务卫生整理得像在部队一样，相互帮助、相互提醒，援滇生活既充实又和谐。
三是抓纪律。除两省市相关规定外，联络组制订了一些“禁令”，都是有针对性的。比如，严禁援滇干部在云南期间学车、驾车。可能有些同志对云南情况不太了解，云南高原多山，山区、半山区占到总面积的94%以上。那时候路况、车况都非常差，路面颠簸不用讲了，到县到乡的盘山路，连当地老司机都感到发毛，外来驾驶员如果技术不过硬，一不留神就可能酿成惨祸。第一批的李炳辉、第三批的冯钰乘车下乡期间都曾碰到意外情况，所以这一点我们抓得非常紧。再如，禁止援滇干部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包括洗头店、洗脚屋都不让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流言蜚语，对稳定队伍、保护干部有好处。
由于每个干部都在当地挂有职务，还负有联系两个县的责任，所以我们既强调团队协作意识，也重视单兵作战能力，要代表上海形象、体现上海水平。从前三批看，每位同志都有亮点、有故事、有精彩，都受到了当地表扬、表彰，得到对口地区群众发自内心的赞扬和拥护。
第一批的徐平同志，是南汇选派干部。当时他的孩子只有三四岁，有时候小孩子晚上闹觉，哭着喊着要找爸爸。接到上海打来的电话，徐平在电话里给孩子哼儿歌、讲故事，耐心哄孩子入睡。我们在一旁看在眼里，真是有说不出的感动。徐平同志把这种牵挂埋在心里，很好地完成了援滇工作。
陈怡同志也是第一批的，是徐汇干部。由于当地的米质比较硬、吃辣又厉害，结果出现严重的胃出血，脸色如白纸一般，被紧急送返上海治疗。我叮嘱他不要牵挂工作，安心养病，可他等病情稍有稳定，就马上返回了工作岗位。
第二批的薛晓红，是金山干部，非常熟悉农村工作。他担任思茅小组长，和杨浦选派的王继烈一起，连续几个月扑在西盟中科乡的试点现场，打响了整乡推进的第一枪。
第三批青浦选派的程伟同志，挂职红河州长助理。红河南部都是大山深谷，有“看山掉帽子、水急冲跑牛”的俗语，他经常是穿着短裤、柱根木棍，跋山涉水下乡调研。由于劳累，患了带状疱疹，又痒又疼，他坚持不下火线，边治疗边工作，一天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还有夏中林、陈福康、许卫峰、沈汉平、陈伟祥等同志，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经常是坐长途车下乡、住最便宜的招待所、拿着大口缸到食堂打饭，他们讲一口地道的云南话，当地人都听不出是外乡人，把他们当作了当地乡村干部。直到现在，许多云南同志到上海出差，不管多忙，一定要挤出时间和援滇干部见上一面，谈谈心、叙叙旧。
还要提一下我们的青年志愿者。1998年8月，首批27名上海青年志愿者到云南启动扶贫接力活动，一年一个批次，一直延续至今。志愿者非常年轻，有理想、有朝气、有活力，工作有干劲、也很有成效。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农技人员等，到了广南、马关、红河、屏边、江城、墨江等贫困县后，全身心开展支医、支教、技术培训，与山区贫困学生结对、开展救助活动，很受当地欢迎。业务上，他们受上海团市委、云南团省委的领导，与我们联络组联系也很多。因为都是“一家人”，联络组也会主动在生活、工作上关心他们，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困难、提供相关便利。2000年以后，上海又开始选派支教教师，每年100名，后来又有医院结对、卫生帮扶以及高校、职校结对等形式，援滇干部人才的队伍愈发壮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沪滇对口帮扶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拓展。
援滇工作是上海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组成，也是上海主动“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重要载体。从新一届党中央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看，国家会更加重视扶贫开发工作，重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这表明对口支援一定是一项长期任务。从自身经历看，我认为对口支援一是要立足实际，依托当地，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上海要努力当好绿叶、配角；二是要进村入户，精准扶贫，不好高骛远、不摆花架子，真正要让贫困群众得实惠，有获得感；三是要全面施策，不能扶贫工作单打一，教育、卫生、科技、人才培训、产业培植要一起上，发挥综合效益，还要注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四是要加强管理，现在的对口支援项目和资金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更要珍惜使用，要利用好每一个铜板，发挥好财政资金引领带动作用，杜绝“跑冒滴漏”，一定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我相信，随着国家的发展强大、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还有中央的好政策、各方的大力支援，贫困地区群众一定能够通过努力，早日摘掉穷困帽子，过上更加幸福、安康、有尊严、有奔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