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永远铭记上海人民的真情帮扶

　　【口述】

　　戚蓓蕾，1953年11月生。2006年至2013年先后担任云南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云南省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政协云南省委员会第八届、九届、十届委员。

　　口述：戚蓓蕾

　　我是一名在云南工作了40多年的上海知青。1996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以来，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沪滇对口帮扶合作工作。20年来，上海人民的真情帮扶和各级干部的亲力亲为,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从温饱试点到脱贫示范

　　1997年初春，我随同上海市协作办（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前身）领导及相关同志到沪滇对口帮扶重点地区的文山、红河等州市调研帮扶工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扶贫工作，第一次到贫困县和贫困农户家中（之前我在省经合办主要是从事云南与上海的经济协作工作）。当时，贫困地区群众居住的主要是杈杈房、竹笆房等，条件非常艰苦。在文山州，记得我们进入的这家农户住的是一个用几块竹笆交叉起来，顶上盖了一些茅草的竹棚，进去的时候要将腰弯得很低钻进去，进去之后就觉得里面漆黑一片，好一会才隐约看到屋子中央有一个微微泛着炭火的火塘，上面架着一个乌黑的锅，用来烧饭和煮饲料。屋子的地是用树枝搭建的，也早已被炭火熏得乌黑。火塘两旁躺着主人和两三个孩子，这也是他们的“床铺”，主人穿着破旧肮脏的衣服，小孩子下身什么也没穿。这一景象对我这样在西双版纳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过、也算是吃过苦的人，震撼很大，想不到云南还有如此贫困的地方，这种状况对上海同志的冲击可想而知。

　　在多次到云南对口地区调研考察的基础上，了解了对口地区的贫困状况、人文环境和少数民族聚居等状况。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协作办主任姜光裕同志提出，对云南贫困地区的帮扶工作，一定要探索一条进村入户、确保上海帮扶资金实实在在让贫困群众得到实惠的帮扶路径，并明确了在对口地区建设温饱试点村（自然村）的任务，按照自愿原则，选择村委会班子力量较强、村民积极性较高的自然村进行规划，上海投入资金主要用于农户民居改造，分期分批组织群众以投工投劳的方式，引导农户进行民居改造。上海的资金主要以水泥、砖瓦等方式发放到农户手中，当地相关部门协调配套安排部分财政贴息贷款。随着上海帮扶资金力度的逐年加大，在引导鼓励农户进行民居改造的同时，上海市还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村内卫生室、公厕、科技活动室等公益设施的建设。省、州扶贫、建设、民政、民委等部门也整合扶贫、民居改造、灾后恢复重建、村民“一事一议”财政补助等各类资金，加大民居改造补助力度，建设通村公路、供水设施等。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坚持和探索，受援地区的民居和村容村貌逐步有了改善。在援建温饱试点村的探索实践中，上海还根据当地部分群众劳务输出的传统，因势利导，在对口地区，分别援建了劳动力输出培训中心，发挥当地技校、职校的功能，开展劳务输出培训。在省直有关部门支持下，逐步建立了沪滇劳务输出信息传输机制。短短几年，文山等州市劳务输出规模迅速扩大，很快成为当地贫困群众脱贫的一条捷径。我们在下乡调研中看到，整体上民居比较好的村，都是村里大部分家庭有劳务输出的，有的还是夫妻一起在外打工的，几年下来不仅积攒了盖房子的钱，也学会了各种手艺。通过上海援建温饱试点村等一系列帮扶项目的实施，使当地群众逐步从“要我盖(房子)”转变到“我要盖”的建设美丽新家园的自我发展道路。当年，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佤族还处于古老而贫困的自然生产生活状态。上海在小寨、博航等10个自然村组建设温饱试点村。如今，村里“上海路”、“上海小卖铺”、旅游客栈的出现，使这里成了佤山第一村。佤族同胞用自编的民歌来表达他们的心声：“上海人民来相帮，建好房子铺好路，发展旅游种甘蔗，我们的生活年年好！”

　　解决了居住环境之后，上海市又将巩固对口帮扶阶段性成果，帮助群众不断增收作为对口帮扶的主要任务。通过调研，结合当地特色和优势，扶持发展特色产业，探索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等，提出了建设温饱示范和脱贫奔小康（试点）村，进入了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对口帮扶新阶段。2009年上海市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满村实施整村推进以来,基础设施条件大大改善，通村公路方便村民出行，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既降低了农村木柴的消耗，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培育扶持当地传统手工业尼西土陶和尼西土鸡养殖，催生了与当地旅游业配套的特色产业。上海市主要领导到汤满村考察时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普洱澜沧勐朗镇罗八村咖啡地村民小组实施整村推进易地搬迁的同时，上海市重点实施产业扶持，上海安排产业帮扶资金和澜沧星兴咖啡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入，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开发模式，扶持村内67户农户发展咖啡种植，经过几年培育发展，如今已成为雀巢咖啡的重要原料基地。在村民小组长带领下，群众还开展了母猪和仔猪养殖，我们和上海同志一起去检查时，村民小组长还现磨咖啡款待我们一行。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健也去过他们村考察。上海市在红河元阳县大渔塘村实施整村推进连片开发，投入帮扶资金570万元，组织群众投工投劳，主要用于民居改造、村内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元阳梯田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当地政府因势利导整合部门行业扶贫资金，主要是“穿衣戴帽”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具有哈尼族特色的“蘑菇房”，培育农家乐致富带头人。每户农家乐户主带动几家农户，定户供应（养殖）猪肉、土鸡、蔬菜等，重点打造梯田文化旅游核心区“一镇六村”，形成了哈尼梯田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农家乐、农家客栈等旅游景区配套产业（村落）。全国政协原主要领导到云南考察时也曾到大鱼塘村考察给予肯定。

　　2004年5月，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举行。由于中国扶贫工作的巨大成功和成就，世界银行将这一成果称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模式”的扶贫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这个模式中的“上海模式”，也以其把资金、项目和扶贫干部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帮扶方式的有效经验，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其递进式温饱型示范村的经验，成为中国东西扶贫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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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卫生帮扶贴民心

　　教育、医疗水平落后是云南贫困地区最大的民生问题，也是最大的短板。为贯彻落实沪滇两省市领导的要求，找准对口帮扶的切入点和具体的帮扶项目，我随同时任上海市协作办副主任的谭甦萍同志于1997年一年中三次深入对口地区有关县乡调研考察，了解到当地教育设施极其简陋，许多地方的学生都是在竹子搭建的、四面透风的教室上课，就算是泥瓦房也是危房居多。不少山里的孩子去上学，都是背着一周需要的米和家里种的几片白菜、柴火去上学，有的因为家里穷，不少适龄学童辍学在家。一些村民因病致穷，就医难，使当地贫困群众“雪上加霜”。针对这种状况，谭甦萍副主任提出了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的思路，并在帮扶地区率先实施以“造血”功能为切入点的建设希望工程和“白玉兰”卫生室等公益事业帮扶项目。1997年至2007年间，上海在对口地区援建希望学校400多所、“白玉兰”村（乡）级卫生室(所)800多个、“白玉兰”远程教育网点300多个。上海市确定100所中小学对口支援云南19个贫困县的100所中小学，累计派出12批1155名支教教师到贫困山区支教。早些年我下乡时看到来云南支教的青年女教师宿舍没有厕所、没有洗澡设施，晚上出门没有路灯（当时当地条件都比较差），深深感到她们从国际大都市来到云南边寨学校支教，是多么不容易。她们对落实党中央、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的政治责任感、对贫困地区孩子的真挚情感和奉献精神，使我深受教育。

　　怀着对云南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贫困地区孩子的师生情谊，吴秀坤老师先后两次到对口学校支教。有的支教教师还利用春节假期回沪之际，把上海外滩、浦东发展等情况做成彩色图文卡片带回山里，让山里的孩子知晓“外面的世界”。他们在平凡的岗位做着平凡的事情，他们在平凡中显示的不平凡永远留在了大山深处。为提高对口学校的教育水准，上海市教育部门将到对口贫困县的教师安排为由校长、教务长、骨干班主任、骨干英语老师等组成的教学小组，对受援学校进行整体扶持，使受援学校较快提高了教学水准，升学率大大提高，成为当地的示范。在上海市的帮助下，2010年上海对口支援的19个贫困县100所学校和全省同步通过了教育部“两基”（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为改善迪庆藏区的教学条件，上海投资5000多万元援建了香格里拉中学，成为藏区最好的学校。

　　2010年以来，上海19家三级医院对口支援云南19家县级医院，派出骨干医生到对口医院担任院长、专科主任等，帮助建立特色专科并选派医疗队开展门诊。双江县的龚爱花在手术康复后表示，是上海来的医生救了她的命，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她还专门给上海市领导写了感谢信。上海卫生部门帮助云南开展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培训，项目覆盖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1432个乡镇卫生院。上海市在对口地区先后援建的一批疾病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等，已成为当地的骨干专科医院。过去当地产妇大部分在家接生，现在附近的农户都是到上海援建的妇幼保健中心就医，大大提高了贫困地区新生儿的成活率。当我们看到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妇女能够在洁净、安静的病房接受检查时，真心感到无比欣慰和感恩！

　　特困群体帮扶走在全国前列

　　按照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和国务院扶贫办的要求，2006年以来，上海率先对德昂族实施全面帮扶，先后对德昂族80个村落实施整村推进，组织培训德昂族青年到上海务工，并对莽人、苦聪人、僰人等边远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实施帮扶，被国家民委树为新时期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典型，受到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

　　独龙族是我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独龙族成为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滞后的一个民族。独龙江乡地处我国“三江并流”世界遗产核心区，东与怒江大峡谷相接，北与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相连，西部和南部有135公里国境线与缅甸毗邻，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是我国独龙族唯一聚居地。乡政府所在地有一个边防派出所，国境线主要靠群众居住驻守。“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是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庄严承诺。

　　为做好省领导邀请上海市合作交流办领导到独龙江考察的前期工作，2009年5月独龙江公路一开山，我和省驻沪办等相关同志第一次进独龙江。从县城到乡的96公里的简易公路是1999年9月建成通车的。由于降雨量大，公路常年被雨水、雪水冲刷淹没失修，全程还有27公里雪线以上公路大半年被冰雪阻隔不能通车。在高黎贡山雪山垭口处有一个简易的工程隧洞，常年有山肚子里的雪水从隧洞顶部冲趟，当年的施工队用一根碗口粗的树干支撑着，非常险峻。沿途弯道便桥都是用树枝藤条搭建垫支，十分危险。96公里我们走了整整九个小时，这在常人是不可想象的。随行的驾驶员告诉我们，每一次进独龙江，政府都要安排车况最好的越野车和技术最好的驾驶员，每次从独龙江出来光车的修理费要超过5000元。当地居民居住的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木楞房，当我低头进入一户农户家，多年前的一幕又重现在我眼前：借着昏暗的光线我看到屋子中央的火塘边蹲着两个青年小伙子，正在用纸卷着当地的一种旱烟卷抽。一问是在贡山县城读完初中回到乡里的兄弟俩，问他们为什么不到外面去打工,他们回答愿意回家种苞谷（其实独龙江没有土地，居民都是靠低保粮为生的）。这一幕给我的刺激很大，在“地球村”发展的今天，还有上完初中又回到火塘边抽土烟的青年，说明尽快解决交通瓶颈、解决最后一个特困民族的整体贫困是多么刻不容缓！

　　2009年10月11日，时任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党组书记、主任的林湘同志在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同志陪同下，顶风冒雨日夜兼程，历经三天（从上海出发开始）进入独龙江。车上带着干粮，在道路稍微平坦的地方停下来用午餐，一行人经过九个小时的颠簸才到达独龙江乡。在独龙江乡，林湘同志在李纪恒书记的陪同下考察了新建的乡九年制学校，并到普卡旺村看望独龙族群众，在火塘边和独龙族群众唠家常。在专题座谈会上，李纪恒书记提出，将以整村推进为抓手，以资源整合为切入点，以整乡整族脱贫为目标，用三到五年时间推进独龙江乡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发展。林湘书记表示，上海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要求，坚持对口帮扶向基层和农牧民倾斜，并表示争取筹措5000万元帮扶独龙族专项资金。在中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有力支持下，2010年1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了独龙江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行动计划，实施以独龙江公路改建和整村推进等六大工程。按照总体规划任务，上海市主要承担五个民族特色文化旅游村整村推进建设投入，实际投入8710万元。我和省住建、旅游等部门的同志先后八次到独龙江协调推进各类帮扶项目实施，途中经常遇到小的滚石跌落和泥石流，有时还能感到车胎下面地基都是软的。承担独龙江公路建设的武警总队某支队的建设者告诉我们，在有半年多大雪封山和冰雪、雨水灾害频繁的独龙江修建公路，艰苦程度远远超过建设西藏墨脱公路。就是在这样艰苦环境下，上海负责具体落实的市民宗委多位领导和相关处室负责人先后多次到独龙江考察推进工作。经过六年的合力攻坚，如今，独龙江乡已成为滇西北怒江大峡谷最北端的旅游秘境和探险胜地，旅游业已成为独龙族群众持续增收的主要来源。上海市对独龙族的真情帮扶和投入，对推进边防巩固和独龙族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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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挂职干部是最可爱的人

　　为确保上海的帮扶投入能切实使当地群众受益，1997年以来，上海市先后选派九批140多名干部到云南挂职，并建立了“项目+资金+挂职干部”三位一体相结合的帮扶模式。一批又一批的挂职干部从上海来到云南边寨，面临着当地经济条件差、气候海拔和饮食文化差异较大等困难。由于当时对口州市条件比较差，有的挂职干部的宿舍还时常漏雨，特别是迪庆组的挂职干部还面临高原缺氧的困难，但每批挂职干部都牢记市委市政府的重托，克服种种困难，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并融入了当地的群众之中。我们下乡时经常遇到挂职干部在项目乡村一线开展工作。由于上海一个区对口两个贫困县，有时他们以组为单位下去调研，八个县跑下来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无论是雨季还是干旱、地震余震等灾情，都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上海干部政治素质很高，工作能力较强，工作作风扎实，在树立了上海干部良好形象的同时也为当地干部树立了榜样。他们从到云南的第一天就把自己当做云南人，深入贫困乡村访贫问苦，千方百计动员上海各界积极参与教育帮扶，与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当地最可爱的人。

　　2001年，夏中林同志到普洱挂职，经常深入对口县乡与当地群众同劳动，带领贫困群众建设蔬菜大棚和科技示范园等，被当地群众誉为孔繁森式的干部。两年挂职期满，江城县勐康村的村民含着热泪，用《送战友》的歌声来表达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怀。朱永其同志从上海宝山到迪庆州挂职，他克服了高原反应和身体不适等困难，与其他干部一起，骑马、徒步深入到地处高寒山区的藏区贫困乡村调研，谋划帮扶计划和项目实施方案，扎实工作，不图回报。在云南挂职的两年间，家中两位亲人相继离世，但他却一个人默默承受，毫无怨言。原上海电气集团的芮鹤建同志，在云南省经协办挂职期间，发挥上海大企业优势，合作在昆明建立印刷包装装备企业，填补了云南制造业空白，产品打入东南亚。他回沪后还经常关心云南的发展，积极推进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对口处原处长曹整国同志在到云南对口地区考察时不慎摔坏了股骨，落下了终身的残疾，使我们感到非常愧疚和惋惜。2009年，上海虹口区的任强到文山州挂职任州长助理，他带领文山组的挂职干部，深入贫困乡村访贫问苦，看到农户冬天用席子当垫被，三个孩子挤在一起，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两年挂职期间，他将如何帮助群众脱贫增收作为重点，从都江堰引进猕猴桃种植项目，引导当地群众走上了产业致富的发展之路。我们一起到帮扶项目点调研时，一路上经常听到他讲述关于解决好老百姓的田头、房头和炕头等种种思考，并用“我们是文山人”的歌声表达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豪情，使我们深受感染。他和在文山挂职的干部一起，千方百计呼吁动员上海积极参与教育扶贫，为当地筹集数千万元的教育帮扶资金。他回沪后还牵挂着文山的贫困群众，在新的工作岗位继续为云南的扶贫工作作贡献。

　　为配合做好援滇挂职干部的相关工作，每年我们都要配合省委组织部门组织挂职干部到昆明座谈交流，开展慰问活动。每次交流座谈，听着挂职干部的工作交流和对当地扶贫工作的意见建议，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次向上海干部学习的极好的机会。挂职回沪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来到村口，捧上他们自己酿造的米酒，唱着感谢送别的当地民歌，送别来自上海的亲人，依依不舍，十分感人。在省市挂职干部欢送会上，上海挂职干部和云南部门代表发言的同志，也是几次哽咽，表达对他们的感恩、感谢之情。“服务云南一生一次，奉献云南一生一世”是挂职干部临别时最大的心声，我们听得眼眶都湿漉漉的，深受教育。

　　20年来，上海市各级各部门干部对云南的真情帮扶和无私奉献，我有太多太多的感受和感恩。将他们的事迹真实地记录下来，让历史记住他们，是我的责任，也是激励后人的一种力量。他们为云南人民作出的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云南人民不会忘记！

　　云南人民永远铭记上海人民的真情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