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振兴云南

　　【口述】

　　费金森，1950年10月生。2003年5月至2005年5月，任云南省扶贫办副主任、上海市政府驻昆明办事处主任，曾任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副巡视员。

　　口述：费金森

　　采访：黄银龙

　　整理：黄银龙

　　时间： 2016年6月17日

　　曾有记者碰到我，好奇地问：“您以前是不是插队云南的上海知青？”我年轻时的确支过边，虽然去的不是云南，但我觉得跟云南特别有缘分。

　　18岁支边黑龙江，53岁援建云南

　　1968年，我18岁，怀着满腔热血，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时的想法就是，哪里艰苦，就去哪里。

　　茫茫北大荒，日子非常艰苦。18岁的青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吃不饱，一年才能吃一次肉。但这段经历，让我对基层、对农村，有了深刻的了解。

　　1972年，因为表现好，我被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选送到上海机械学院读大学。1975年大学毕业时，上海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动员一批大学生去安徽上海小三线支内，于是我放弃了去上海交大工作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报名去了小三线。一去就在企业工作了11年，并在那里成了家，直到1986年，才回到上海钢铁研究所。1990年，被调去市政府合作交流办。2003年，市政府要选派干部到驻外办工作时，领导问我想去哪儿？我说，我在黑龙江待过多年，感情深，就去哈尔滨吧！没想到，最后领导安排我去了昆明。因为当时我担任过几年对口支援处处长，对云南的对口支援工作情况比较熟悉，在1996年筹建市政府驻昆明办事处时，我也做过一些前期工作，对云南情况比较熟悉。

　　就这样，我又重新收拾行囊，奔赴云南。那时的云南，条件艰苦，可不像现在，是个旅游的好地方。我的态度是，做人要正，做事要积极，听组织的话，到艰苦的地方去。

　　让我很自豪的是，那些年在云南做了一些实事，很有意义。

　　揪心：佤族老太太家里盛米的竹筒都是空的

　　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风光秀美，因“彩云之南”“七彩云南”而得名。然而由于地处云贵高原，少数民族众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仍有80个贫困县，数量在全国来说是最多的，按国家最新标准，还有超过一千万的贫困人口。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云南的脱贫任务极为繁重。1996年，上海与云南“结对”，开始对口帮扶云南。

　　2003年，我作为第四批援滇干部领队到了云南，正好是“非典”期间，大家被隔离休息一周后，各赴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也开始马不停蹄地走访对口地区的各个贫困县。

　　那时，云南的山路非常崎岖，坑坑洼洼，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万丈深渊，有时还会遇到滚石，险象环生。

　　但比这更让我揪心的，是在云南一个个乡村的所见所闻。第一年春节，随援滇干部去思茅等地去慰问贫困家庭。那里临近缅甸，非常贫困。我们去慰问的是一位佤族老太太，就带着一个孙子生活，家中没有其他人了。房子很破，用两根木头撑着，屋顶铺着茅草。工作人员进去时，房间就开始摇摇晃晃，好像快要坍塌，我连忙叫住他们。佤族人的粮食，都是用竹筒装着挂在门口。我们用手指敲敲竹筒，根根都是空的，竹筒里面都没有粮食了。我看了，忍不住落泪。当即拿出几百元，塞给老太太。

　　还有一次，路过一所学校，学生们正在吃午饭。由于没有食堂，孩子们都蹲在地上吃饭，看看他们碗里，除了米饭，就是蔬菜和辣椒，没有一点肉。就问孩子们，有肉吃吗？孩子们笑笑摇摇头。我们找了校长问情况，校长说没钱买肉。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没肉吃呢！我们马上以办事处党支部的名义，捐了2000多元，让学校去养几头猪，这样孩子们就有猪肉吃了。

　　是什么造成了云南部分地区的贫困？我也在调研中不断思考。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缺水，良田少，如文山，喀斯特地貌，都是石头，土壤很薄，种庄稼，需要把石头底下的土翻到上面来。二是交通不便，山路崎岖，道路险阻。三是由于长期与外面缺少接触，信息比较闭塞，观念跟不上。譬如政府送村民化肥，他们并不知道化肥价值，只知道口袋可装东西，于是把化肥扔了，用化肥袋子装东西。

　　办事处转变职能，要为对口支援提供服务

　　如何让云南贫困地区的人民尽早脱贫？调研之后，在提高对口支援成效方面，我们逐渐确立了新的思路。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办事处的功能（软件）做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过去注重接待领导，调整为主要工作向对口支援提供服务，重点做好援滇干部的后勤服务工作。我们办事处，应该重点服务沪滇两地对口支援、两地合作。如果离开了这个目标，仅接待上级领导，就失去了意义。原先，办事处主任和援滇干部领队（同时任省扶贫办副主任），由两个人担任。我去云南前，组织部门找我谈话，让我两个岗位一肩挑，问我行不行，我说没问题。2004年1月，我开始挑起了两副担子，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

　　随后，我又对办事处的环境（硬件）进行改造。原先，办事处的招待所非常简陋，条件很差，吃饭都没个像样的地方，怎么办？在上海企业和时任昆明市市长王文涛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办事处边干边向上级要资金，扩建了5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增加了会议室、乒乓房、小食堂、接待餐厅等设施。招待所重新装修后，干干净净。

　　援滇干部很辛苦，有的远在思茅、迪庆，他们来昆明开会时，我们就请他们来办事处休息一下，喘口气；家属来探亲，办事处去接送一下，深得人心。第四、五、六这三批援滇干部，无论是文山、红河、思茅的，一到办事处就非常舒心。

　　从此，这里成了援滇干部交流工作、温馨聚会的平台，还有一些上海的老知青，经常来这边。援滇干部家属来探亲，也住在这里，很舒服。

　　接着，办事处又紧紧围绕服务两地合作的大局，相继成立了云南省上海企业商会、上海在滇企业党委等。

　　这些改变，不但给办事处带来了活力，还深受援滇干部、上海在滇企业、老知青的欢迎，他们都把办事处当做了自己的娘家。

　　产业扶贫，变“输血”为“造血”，实行整村推进

　　我做的第二件事，是支援当地，产业扶贫和实行整村推进。

　　在云南，像佤族老太太那样的贫困人口，有很多，光靠给点钱，可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帮扶，最终是为了培养当地百姓独立行走。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产业扶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变“输血”为“造血”。

　　于是，我们动员来自上海各个区县的援滇干部，带着各自区县内的上海企业，到云南来看看，找些合适的项目进行合作。办事处业务处室，为两地的合作项目牵线搭桥，做好服务。同时，在政府层面，建立了两地相关委办局的联席会议，每年开一次交流会，负责一些项目的协调、推进与落实。2003年，沪滇的合作金额在2000万元左右，五年后，等我离开时，双方合作金额已经达到两亿元。

　　沪滇帮扶合作中，帮扶项目涵盖了从扶贫开发重点村到妇幼保健院、疾病控制中心和公共卫生中心、远程教育网及卫星电视接收站等领域，从教育、卫生到农村实用技术、环保、小额信贷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等。

　　如来自上海儿童保健医院的袁丽娟大夫，是一位营养学专家，在普洱的三个月里，袁丽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对保健中心的医务人员进行了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培训。在普洱市挂职担任市长助理的庞旭峰，经过充分调研后，在整村推进的项目中新增一项规定——分配给每个农户的帮扶资金中，40％以上必须用于产业扶持。

　　为了改变贫困乡村的面貌，我们把红河州第四批瞿军等援滇干部最早提出的“整村推进”规划和经验，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向各个对口县进行全面推广。利用整体规划的优势，修路，通水，通电，一批批地推进，村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民都很开心。后来，“整村推进”的上海模式，在整个云南扶贫工作中推广。

　　沪滇合作搭建的特色农产品经销平台，也成为助力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窗口。云南连续多年率团赴沪，参加上海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展示直销中心云南馆推介的蒙自石榴、昭通苹果、普洱茶、蒙自米线、墨江紫米等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深受上海市民喜爱。

　　光明食品集团在红河县、文山、西双版纳、普洱市、保山市等地，建立了10余个“光明石斛示范园”，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经营管理，实现了由传统单一产业培植转变为发挥优势、规模发展、种养加一体化的特色农业扶持。

　　2007年，“百年贡茶回归普洱”活动，在上海的援滇挂职干部策划下，“万寿龙团”“七子饼”“普洱茶糕”三件套的百年贡茶，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运出，途经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昆明等九个城市后，回归到茶马古道的源头——云南省普洱市，引起全国轰动，普洱茶的收藏热席卷全国。

　　在办事处的协调下，上海旅委、东航开辟了上海至云南的旅游线路，丽江、大理、普者黑，上海游客蜂拥而至。如今，云南已经成为全国旅游大省。

　　欣慰：村村通路，村民不再为满山石头草木发愁

　　2008年，由于老伴身体不好，动了三次手术，需要家人照料，我告别了云南，回到上海，参与世博会筹建。

　　前几年，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心里依旧惦记着云南。我喜欢喝茶，每天要喝三大杯普洱，早晨一杯，中午一杯，晚上又一杯。普洱茶，降血脂、降血压，对身体非常好！对别人来说，品普洱，可能是为养生，但对我来说，品普洱，更是一种温馨的回味，浓郁的茶香，常把我的思绪带回苍山洱海、红湖文山。

　　现在，我每年还会去云南走走。看到通过整村推进，云南绝大部分乡镇都通了公路，自驾游火爆，让那些村民不再为满山的石头草木而发愁，我很欣慰。

　　云南，是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很喜欢这首小诗：

　　“云南的雨是温柔的。你大可不必带伞。

　　淋湿的感觉也那样使人心醉。

　　沉浸在婆娑的微雨里，让你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桥流水，

　　竹楼明月和傣家少女纤柔的腰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