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察国情感悟“务实”

　　【口述】

　　王继烈，1957年7月生。1998年12月至2000年12月任云南省思茅地区扶贫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中共上海市杨浦区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书记。

　　口述：王继烈

　　1998年12月至2000年12月，作为上海第二批援滇干部，我在云南思茅行署经济协作办公室担任副主任，负责上海与墨江和西盟两县的对口帮扶工作。

　　援滇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印象，成为我职业生涯中弥足珍贵的一个部分，也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的“原始村落”感受帮扶的意义

　　援滇两年所遭遇的尴尬与艰辛，听到看到的奇闻逸事说也说不完。在崎岖的村路遭遇雨天，路滑车辆无法动弹，乘坐的北京吉普车方向盘脱落等“奇遇”也不一而足。不过，静下心来，扪心自问：两年云南对口帮扶给予我最大的收获和感悟是什么？我觉得有两点：其一，我对我们的国情有了切实而深入的了解；其二，我对于“务实”地开展工作有了深切的感悟。

　　在进入区政府机关工作之前，我曾插过队，当过兵，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觉得自己也算是一个人生经历比较丰富的人，对农村有所了解，对城市亦不陌生，同各色人等打交道毫无怵意。平常也经常学习、关心时事，在援滇帮扶之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于“国情”的了解。在走进思茅的大山，尤其是走进西盟佤族的村寨时，我才感到自己的肤浅，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了解得太少了。

　　我要去的是云南思茅地区（现为普洱市），面积4.5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超过98%，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这里居住着26个民族，有250多万人口，是典型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山高路险，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解放后主要承担着保卫边疆的任务，经济及社会建设发展缓慢。我所到达的西盟县城是一个典型的边境县。西盟县1353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山地面积达到99.8%，8万多人口，少数民族占94%，其中佤族超过70%。20世纪90年代末，全县的财政收入只有300多万元，各类支出主要依靠省财政的转移支付。社会发育程度低，是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族直过县”，随处可见“原始共产主义”印迹。人均受教育年限1.4年。

　　我们来到思茅的时候是1999年，当时西盟正在大力开展青壮年扫盲教育。村民住的都是茅草房，家中很难找到一条像样的被子，晚上就靠烧火塘御寒，贫困程度在整个思茅地区是最深的，大多数村民都没有见过50和100元票面的人民币。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宁要10元面值的人民币，也不会拿50或100面值的。因为，他只认得10元的人民币，知道可以用它买东西。若非亲眼所见，身居城市的我完全无法想象现代社会还有这样的生存状态。

　　记得第一次走进西盟老县城时，这里的现状完全颠覆了我脑海中关于“县城”的概念。西盟老县城位于祖国最西南端的西盟佤族自治县，位于海拔近1900米处，虽曰“县城”，其实只是一个不大的山头，县城里矗立着一座十来米高的民族纪念碑，山头的周边有近千户居民栖居。整个县城道路狭窄、陡峭弯曲，房屋紧挨着房屋，几家零星的供销合作社门店散布其间，还有一些小商小贩，这就构成县城的商业街市。县委和县政府位于一座独立的院落，其他县属机构均与居民住宅紧密相连，可谓真正地“打成一片”，唯一的区别或许是政府机构的房子多是砖混合砖木结构的，要不然，要找一家单位还真不容易。

　　我们经常下榻的县政府招待所，有上下两层、有20间左右客房，这已经是西盟县最高级别的“宾馆”了。房间没有卫浴设备，晚上上厕所需打手电筒走上二三十米路，洗澡则要自带脸盆和热水瓶。

　　由于山高雾气大，气候潮湿，温差大，白天穿短袖，晚上要盖被子。每天晚上上床时被子都是潮湿的，所以，长期在西盟工作的同志，大都有风湿性疾病。即便我在记忆的海洋和所拥有的知识见识范围内里拼命地搜寻，也无法想象出这样的一个“县城”。由于存在滑坡的危险，2000年西盟县城搬迁。新县城也极为袖珍，好在基础设施有了较大的改善。

　　援滇，使我对国情有了长足的深刻的了解，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城乡差别、东西部发展的落差，也意识到了发达地区的历史使命，并且从心底里感受到了对口帮扶的意义所在，明确了我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援滇，让我学会了思考问题、处理事情要“唯实”，要摸实情、举实措、依据当地的实际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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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带着愧疚的工作中感受民族情谊

　　我们在思茅的大半年的时间里，正碰上思澜公路（从思茅到澜沧）修路，所以，在去西盟的途中常常会遭遇堵车等情况。由于我所挂职的思茅行署经济协作办公室仅有一辆车子，尽管协作办刘彬主任每次都要派车送我下去，但我还是坚持乘长途巴士下乡。记得有一次到西盟，路上遇到堵车、车辆抛锚、又找不到换乘车辆等一连串事情。原本大约需要七八个小时的车程，那天从早上八点多钟出发，直到凌晨一点多钟到县政府招待所，花去了十六七个小时。那天原本说好晚上和岩采县长一起商量有关项目事宜。结果，岩采县长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钟还没有我的消息（当时还没有手机，即便有手机只要一进山，除了极个别路点能收到微弱的信号外，一路上基本收不到手机信号的），让他担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见到我，岩采县长交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一次我再到西盟，县经贸委（西盟县对口帮扶牵头单位为县经协办，经协办设在县经贸委）必须派车接送。此后，我每次到西盟，除了行署经协办给我安排车辆外，都由西盟经贸委派车接送。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对我们援滇干部的那份真挚的情谊，至今想来尤令我感动。

　　不久，我又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每次到西盟，临近吃饭时，总会发现县经贸委（经协办）、教育局、卫生局、扶贫办等几个部门的领导，避着我在一旁嘀嘀咕咕地商量着什么。后来我终于发现，原来他们是在商量这顿饭钱由谁来付。进一步打听下来，我才知道由于财政经费极度紧张，当时全县的年财政收入仅有300多万元，县长和各部门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上跑经费。为此，部门费用的报销，需要按事情的轻重缓急排队，按比例报销。差旅、接待等费用往往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报上一部分。西盟县的财政困难至此的确让我有些吃惊。按原三年半的援滇计划，上海的帮扶项目基本上要在我们第二批援滇干部任上实施完成，并且项目的数量多，分布点广，每一个项目点必须去看，该检查的项目也都要查一查，有些问题还必须沉下心来与项目所在地的乡镇干部一起商量合计与解决。匆匆来匆匆走地走过场是干不出事也起不到什么效果的，既不符合我们的工作要求亦不是我的工作作风。不过，想到逗留过久要给对方带来接待负担，又觉得应该尽量不麻烦那些乡镇干部。并且，民族地区历来有热情好客的传统，宁可亏待自己也不愿意怠慢了客人。如果一定要坚持自己付钱，会惹得对方不高兴，甚至会觉得你看不起他们。感动、愧疚、不安，种种情绪的交织令我们左右为难。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应该以工作为重，逗留时间的长短还得视工作情况而定。我后来与县经贸委领导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终于达成一致，决定今后车辆往返的油费和驾驶员在思茅吃饭、住宿等费用由我承担，这样多少可以减轻一点县上的接待费负担，同时也令我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减少一点歉疚之情。在我的任期结束前，我还是为西盟向市里争取到了一笔五万元的工作经费，希望继任的同志开展工作的时候能够减少一点心理负担，同时也算是我对民族兄弟情谊的一点表达吧。

　　记得当时杨浦的财政也比较困难，区里没有工作经费安排。我在离开上海时从家里带了两万多元钱在身边。大半年下来，接待县上来人、助学帮困等就花去了一大半。后来，再要承担其他费用，底气已经不足了。幸亏当时派出单位区体委蔡仁敏主任得知了这一情况，交代单位财务给我带上一万元现金，作为备用的工作经费，每次回上海时及时报销。

　　现在回想，我们援滇干部能够顺利完成帮扶任务，取得一点成绩，获得一致的好评，离不开来自方方面面领导的支持，也离不开当地干部群众的信任，援滇工作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弥足珍贵，是我一生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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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外面的世界激发“懒人”的智慧和勤劳

　　刚进西盟山时，听到许多佤族村民的故事。比如佤族兄弟们只要有水酒喝，就不会去想其他事，哪怕明天没吃的，他也不会理会，酒后晒着太阳就是他们的神仙日子；家中没有烧的，有的佤族弟兄也不愿上山砍柴，而是拿刀对着自家房子的柱子一刀一刀削木片，只要房子不倒就行；要动员他们做事，得先要烟要酒，否则不愿动。听着觉得佤族同胞够“懒”的，对于西盟的扶贫项目能否实施得好心里不觉担忧起来。为此，我非常谨慎地开展项目的选点，每个备选点都召集村民座谈，看看有没有初中生或者退伍军人，思想能不能沟通，必须搞清楚是为我干、还是为自己干，如果听到先要烟酒的，只得另选换地方。类似的情况确实碰到过，包括个别乡的领导，认为上海的援助项目，钱不多，但要求很多，因而不愿意做的。

　　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和项目建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中课乡深入考察后，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看法。在中课乡，我不仅看到了小寨村佤族家里铺着塑料地板，脱鞋进屋的景象。还看到了号称百亩的油菜田，那一刹那我仿佛置身于江南的美丽田野，真的惊喜连连。经过与陈异罡乡长深入交谈，让我感到在他身上，蕴藏着一股渴望带领群众改变贫穷面貌的精神和动力。我明确地告诉他上海的援助项目要求比较严，既要看得到形象，更要见得到效果。他的回答非常干脆，只要给机会，每个项目亲自抓，保证个个出成效。这让我振奋。于是，在援滇小组副组长周振球的支持下，我把多个项目集中在中课乡实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他带领乡干部和上百名群众吃住在地头，一个多星期就开出百来亩连片台地，地头上彩旗飘扬，喇叭声声，在西盟山间再现了“农业学大寨”的火热景象。安居工程点上乡干部一个村一个村地做规划，一户一户地量面积、定位置，班箐村的佤族村民，还学会了自己打砖坯、烧土砖，建石棉瓦房，屋旁还开地种菜。随着一批集温饱+安居+文化卫生设施+沼气（饲养）示范户等于一体的试点村项目的推进，固定了农民的基本农田地，良种良法得到了推广，文化室的建成和卫星电视的开通，使佤族兄弟看到了山外的世界，公共厕所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劳动积极性和智慧也在这过程中不时地被激发出来。时任云南省人大主任到西盟视察时，曾经无比感慨地说：这是数千年的历史跨越！陈异罡乡长因此获得了云南省优秀公务员称号。

　　这样的改变，让我终于能够辩证地看待所谓“勤”和“懒”。当人们囿于封闭的环境，看不到山外的世界的时候，喝水酒晒太阳便成了“神仙”的日子。当通向世界的“窗户”一旦打开，山外精彩纷呈的世界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有了向往和期待，如果给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潜藏在“懒人”身上的力量和智慧就被激活了，“懒人”变“勤”了。通过这份勤快能够让生活变得便利、美好，既是他们的福音，也是我们援滇的意义所在啊！

　　援滇两年的收获和意义远远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够涵盖的。如今，我还会经常回忆起那些日子那些人。我们觉得艰辛的环境就是许多人家常的日子，我们已经拥有的世界就是他们努力在奋斗的目标。通过援滇工作能够为国家的建设贡献一分力量，能够让少数民族的兄弟改善他们的日子，我觉得既荣幸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