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援藏 人才培养

　　【口述】陆兴祥，1955年10月生。现任奉贤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1998年至2001年，为上海市第二批援藏干部，担任中共日喀则地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口述：陆兴祥

　　采访：丁惠义 马莉苑

　　整理：丁惠义 马莉苑

　　时间：2014年2月7日

　　我们上海第二批援藏干部，是在林湘同志（时任总领队）带领下于1998年5月进藏的，2001年6月完成援藏工作返回上海。其间，我们根据上海、西藏两地党委、政府的要求和当地实际，通过调查研究，确定了三年援藏工作大纲。核心部分就是推进实施六项工程，即造血工程、形象工程、实事工程、希望工程、健康工程、人才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共包括援建项目115个。其中上海广场、上海路、日喀则体育场成为当时地区的标志性建筑。我们还帮助建设了一批学校、图书馆、卫生院。回顾十多年前的这些往事，尽管在我们手上实施的项目资金不算多，每个同志少吸了不少氧，也吃了一些苦，但归结起来就一个字：值！

　　援建项目，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

　　实施这个工程、那个工程，贯穿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人才的作用。借助推进工程项目，吸引和培养一批相关人才，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共识，也是我们把人才工程列入六项工程的初衷。当时，无论是上海广场，还是上海路等，我们一方面请求上海大后方派出项目专门施工技术、管理人员，一方面帮助当地有关方面抽调一批骨干一起参加项目管理和建设。同时我们协调两地有关部门，开展专业干部、人员互派，或上岗见习，或挂职锻炼，或考察培训，总计有300多人次。上海也派出近百人次的专业管理技术人才到日喀则，或参加项目建设，或承担项目培训。面对面地交流，手把手地传授，为日喀则地区培养了600多名人才，经费大概占到600万元左右。

2008年，陆兴祥(右)第五次返藏与藏族年轻干部合影

    西藏缺资金，但更缺的是人才和好的理念、机制。对口支援的意义，不仅是组织一些资金和项目进去，双方的合作与交流、人与人的共处与沟通十分重要。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在发展思路和发展理念上的交流、互通、融合，也是一种对口支援，也是一种双向学习。我们在调研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在与当地干部、群众共事中，获得了丰富的思想智慧和精神食粮。

　　市教委组织的进修教师代表团利用暑期到日喀则地区进行骨干教师培训。代表团里有静安、奉贤、闵行、卢湾教师进修学院的一些老师，都是在语文、数学、英语方面的领军人物。有一位高级教师已经五十多岁了，进藏后高原反应明显，当地的老师为了帮助他适应高原，天天陪同他、看护他，还专门为他做可口的饭菜，令这位老师十分感激。他病情稍有好转，就积极投入到“传、帮、带”中。培训结束后，他与他的同伴们都与当地的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上海体育局在日喀则地区援建了一个可容万人的体育场，弥补了日喀则地区没有像样体育场馆的空白。上海方面派出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电路、音响、控制板等技术设备的安装，特别是塑胶跑道的施工，这在高原施工是有难度的。当地有关领导和人员对上海的师傅，都钦佩有加，一方面认真跟随左右，一方面悉心安排生活保障。上海师傅边组织施工，边手把手地把技术教给他们。前后有半年时间，他们和当地的干部职工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现在这个体育场已成为日喀则地区举办重要节庆的主要场所。当然援藏干部本身也在推进项目中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

　　“三讲”教育，提升了藏族干部的政治素质

　　1999年开春不久，中组部确定少数民族地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先进行试点，西藏自治区党委明确将日喀则地区作为西藏试点地区。当时地委很快成立了“三讲”教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协调日常工作。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这个教育使西藏反分裂斗争的基础更加坚固，使稳定西藏、保卫西藏的基础更加稳固。重点从县处级以上干部抓起，我认为这个思路、这个目标很有针对性，也有可行性，并由衷地拥护这个决策。在教育试点的近半年中，我和办公室的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这项工作上，始终把握上级的目标要求、方针政策，每一篇领导讲话、学习材料，每一期简报资料，每一份剖析材料，每一次会议组织，包括每到一处听取情况介绍，找领导干部谈话谈心，都精心准备，精心把关。通过“三讲”教育试点，地区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包括我们援藏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宗教观、民族观的教育，经历了一次思想心灵的深刻洗礼。“分裂没有出路，稳定方能幸福！”年底，我代表试点地区——日喀则地委在中组部召开的少数民族地区“三讲”教育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汇报了有关做法体会，得到了中组部领导的充分肯定，与会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志反响也比较热烈。

　　思想碰撞，引发了藏族干部发展思路

　　对口支援工作覆盖西藏所有县（市），是在第三批援藏干部手上开始的。之前，上海一直对口支援江孜、亚东、拉孜、定日4个县，重点推进4个“点”的城镇化建设，同时沿着附近国道省道交通线支持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贸易服务资源的建设，既方便百姓生活，又带动旅游业发展。在亚东沿边境线口岸，上海探索了边境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那时的支援工作尚在起步阶段，但实际参与工作的援藏干部们通过亲身实践，感受到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理念、路径既精辟又精彩。无论是上海方面还是西藏方面，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照耀下推进对口支援工作由点到线，连线成面的拓展和发展。其间，我们经过调查研究，专门向地委、行署领导提出过“沿江、沿线、沿边”的发展思路及对策建议，当时地委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写进了地委每年一次三级干部大会的报告（地区、县市、乡镇干部）。随后，地委（县委）中心组学习、干部大会总要林湘及几个援藏县委书记作中心发言，地委党校、行政学院不时邀请我们援藏干部去交流研讨。记得一次日喀则地区干部会议安排我发言，在讲到市场的地位作用和市场意识时，我说：“藏民家家户户开店之时，就是日喀则地区发展之日。”当时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时当地个体经济意识很弱，商店要么是国有的，要么是外地人开的。现在，日喀则地区所在地、县城里，就连偏远的小镇上，藏族同胞开店经营的比比皆是，市场意识、经营头脑与我们相比毫不逊色。

　　有人说，只有到了西藏，才会感到个人的渺小。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西藏大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全国农村陆续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西藏农村也大规模推开了，藏牧民生产活力激发了许多。但是遇到雪灾、水灾等，一家一户就难以承受和抗衡，完全靠人民解放军、专业救灾机构救援，往往时效性又不够。2000年，我们就此做了一个课题，提出在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应创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经营组织方式，还要发挥民兵、青年和妇女等传统组织的作用，加强组织化的程度，走集体合作化发展的道路，增强防灾抗灾的能力和集约化发展的水平，得到了当地干部的认可。

　　公文培训，培养了一些少数民族机关干部

　　由于西藏的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比较滞后，机关干部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跟地委、行署及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我去了以后，地委书记知道我是从市委组织部研究室派来的，肯定能写点东西。

劳作

    在我们还没安顿、适应时，他就交给我一个任务，负责当时新换届后的乡镇党委书记培训班上的讲话稿。接到任务后，我找了一个翻译，走乡串村，跑了两个乡、六七个村，直接找乡镇党委书记讲酸甜苦辣，听村干部、农牧民谈意见建议，还请教当过乡镇党委书记的地区领导。记得报告中既有内地元素，又有西藏实际，既有当好乡镇党委书记的共同规律，又有西藏地区的特定要求，还有典型案例。当时书记看了很满意，培训反响也不错。就这样写了几次以后，地委书记老是抓我出公差。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说：“书记，我援藏只有三年，以后怎么办？能不能给我几个人……”书记欣然同意后，就由地委组织部、人事局出面贴了个告示：地委组织部每周三、周五晚上举办机关公文写作讲座，大家可以自愿参加。从公文写作、领导讲话、工作总结到调研报告等机关常用的公文，设了9讲。第一讲开讲之前，我心里犯起了嘀咕：会有人来吗？可结果一下子就来了近百号人。有一次，我下乡工作，当天晚上有个讲座，但因一时忘了，返回日喀则地委的时间晚了点。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五分钟，但仍有60多人等着，这让我非常感动。2013年，我参加上海陪送第七批援藏干部再次进藏活动期间，听说当时参加讲座的同志基本都到了县处级领导岗位，有的还担任了地市级领导时，心里真为他们的成长进步感到高兴。当时地委机关有一个科员，大学毕业，时年24岁，很刻苦，也有悟性，去年已担任地区的发改委主任。当时地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后来先后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去年也调任自治区党委任督查室主任。

　　对口支援丰富的实践，使我们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想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口支援西藏战略的重要意图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