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建江孜：历练中成长

　　【口述】王胜扬，1955年10月生。现任闵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5年至1998年，为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担任中共江孜县县委书记。

　　口述：王胜扬

　　采访：张永斌 韩雨恬 钟亚斌

　　整理：张永斌 韩雨恬 钟亚斌

　　时间：2014年2月19日

　　1995年我被组织选派赴藏担任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江孜县县委书记，成为第一批上海对口援藏干部队伍的一员。在西藏的三年时间，为改变江孜面貌挥洒青春和汗水，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20年过去了，在江孜的那段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仔细品味这段经历，我日益清醒地体会到当时中央对口援藏这项决策的深意。

　　一次“意外”的组织委派

　　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采取新的援藏机制——对口支援，具体来讲，就是由当时全国15个相对发达的省和直辖市，对口支援西藏6个地区、1个市，即日喀则、昌都、林芝、山南、阿里、那曲地区和拉萨市。上海市和山东省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

　　1995年过了春节后，闵行区开始动员干部去西藏。刚开始组织遴选的时候，在处级干部中挑选了六个人，我不在其中。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到陈行当镇长的时间不是太长，两年多一点，一届还未满。

　　当时上海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江孜、亚东、定日、拉孜四个县。市委组织部的领导提出来,闵行区的援藏干部到江孜县担任县委书记。动员的时候，区委副书记黄玉凤说过，我们区就两个，一个是科级干部，一个是处级干部，处级干部是要正处级的，这是市委组织部要求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闵行干部所要去的江孜县在当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县，所以要现任正处级干部去。

　　另外，当时我没有报名。因为动员的时候说得很清楚，组织决定在先，个人报名在后。不是说个人报名了就能去，组织上要谁去，就谁去。组织上也考虑派各方面合适的人选去西藏。当时挑选了五个同志,结果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

　　3月27日晚，区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打电话给我说，明天组织部部长要找我谈话。我问什么事，被告知是援藏的任务。本来那天晚上，我打算早早地睡了，第二天早上4点钟起来，赶到镇江去看新兵。那时双拥工作有一项传统习惯，镇里领导班子成员每年要去慰问家乡的子弟兵。我去陈行镇两年了，都一直没去过。说起来也巧，我本来打算是3月26日去的，如果3月26日一去，援藏的任务就轮不到我，因为组织上找不到我了。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时的BP机只能在上海用，大哥大在省市之间是不能漫游的，离开上海就找不到了，除非我打电话回来。结果3月26日，武装部副部长向我提出来，3月27日他家里有点事，希望晚一天去。结果这天没走就碰上这任务了。

　　3月28日，罗廷尧部长找我谈话，说前面的同志不能去了。他们是临时从干部档案里把我找出来的。因为援藏有年龄条件限制，所以就挑选了我和另外一个人。我当场跟罗部长说，自己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在陈行镇的基层工作也做得有滋有味的，如果我和另一同志身体都及格，那就我去；如果我不及格，那就只好让他去了。虽然我没有报名，但接受组织上的选派。

　　3月30日，我们到医院去体检，时间紧迫。因为上海处级干部的名单、县委书记的名单3月31日要报中组部。另外当时江孜县在开党代表大会，所以名单要得非常急。

　　参加体检之后，一些亲朋好友觉得西藏和上海相差太远，一是人生地不熟，二是身体能否适应都是问题，劝我最好找个理由不要去了。我倒觉得，无论是从一个党员干部，还是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讲，援藏任务就像适龄青年应征入伍一样，一切要听从组织的召唤，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后来我开玩笑说，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兵，就当是去体验一下。还好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小孩在念初中，作为本地人，父母还可以照顾照顾家里。爱人也能理解和体谅，她说：“组织决定你到西藏，我总归支持你，虽然从家庭来说，是离不开你的……”

　　志在必得“援根本”

　　我们是喊着“学习孔繁森同志”的口号进西藏的。1995年4月7日，已经被确定选派到西藏的同志接到市委组织部的电话，要开座谈会。到了那儿才知道，就是学习孔繁森同志的先进事迹。正好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5月3日至5日，市委还给我们办了培训班，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请了一些老西藏给我们讲当地的风土人情、西藏的重要性以及老西藏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等，主要是让我们做好应对艰苦条件的思想准备。

　　5月17日，我们从上海出发，到了西藏就感觉好像回到了70年代，物质生活条件差很多。还有就是身体的反应大，当天晚上没睡着，第二天就像生了大病一样。5月20日到日喀则，当地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记得我们快到日喀则的时候，欢迎的队伍有两三里长。到了之后，我们一边休息，一边办学习班，了解日喀则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

　　5月25日，我们从日喀则向江孜出发。去江孜县之前，我已经从文字资料、组织上了解了一些情况。江孜县是西藏的一个大县。从县的角度讲，江孜县恐怕是西藏人口最多、交纳商品粮最多的县。从稳定的角度讲，江孜是一个非常敏感、重要的地区。当时，我这个县委书记压力是比较大的。我前面有位平措同志，藏族人。他在江孜县做了13年的县委书记，被称为“西藏的焦裕禄”。有一个作家范向东，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平措的报告文学——《高天厚土》。平措从一个藏族的放羊娃成长为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为改变江孜面貌，特别是农牧业落后的状况，作出了重大贡献，是自治区干部队伍里面的一面旗职。

　　市委、市政府派我们过去时，没有明确要带多少资金、做什么项目，去了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我们联络组组长徐麟同志对我们有明确要求，开始的项目要选准，借此打开在西藏的工作局面，立稳脚跟。我作为县委书记，先要去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既是为了了解实地情况，也是一个任务，以决定我们干什么、怎么干，有针对性地确定一些援藏项目，并通盘考虑怎么来改变江孜的面貌。

　　第一个项目，无论是从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选对了。调研之后，我和县委办公室主任施高鑫经常在一起探讨从哪里入手，逐步聚焦到教育问题。他是一名老援藏干部，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援藏援根本，兴县兴教育》。江孜县的教育在西藏74个县里面还算是好的，主要问题是经费紧张，整个县只有一所江孜中学。尽管通过前几年的积累，各乡逐步建起了小学，基本可以容纳农牧民的孩子，但小学毕业生上中学的比例仅为18∶1，打击了农牧民送孩子上小学的积极性。因为当时在西藏，起码得读到中专，找一份工作，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光读小学，那还是一个农牧民。还有更严峻的问题是，除了在县城的小学，全县至少有80%以上的小学生没有课桌椅，上课都坐在泥地上。我与县长格桑扎西及援藏干部商量，着手筹建江孜第二所中学，此外要让江孜的孩子除了能上学，还要让他们同上海孩子一样用上课桌椅。

　　建学校，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我想到了我们的大后方。我在闵行人脉关系还不错，闵行区委、区政府领导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原本我想让各个区都掏一点经费投到教育领域。听了我们振兴江孜教育的情况汇报，区委书记黄富荣大手一挥说，算了，300万元都由我们闵行来出。没过多久，带着闵行人民深情厚谊的300万元钱汇到了江孜县财政局。格桑扎西县长主动提议，为了体现沪藏两地的友谊，新建的学校被命名为“江孜县闵行中学”。后来的发展进程证明，江孜县闵行中学的建成打开了县内小升初的升学通道。我们建设了江孜县闵行中学以后，自治区开始普及小学6年制义务教育。1997年，江孜县成为自治区第一批通过验收、能够普及6年制义务教育的地区。同时我们用其他援藏资金购买了数千套课桌椅，完成了小学生“屁股离地”工程。

　　第二个项目，是解决江孜与外界联络的问题。1995年，上海的通讯已经比较发达了，有了大哥大，电话也开始进入千家万户。虽然我家里面已经装了电话，但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不能和家里面通电话，因为江孜没有电话。西藏自治区是1965年成立的，1995年正好是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每当周年大庆，中央会给自治区一些资源和项目。把通讯光缆从拉萨铺到日喀则属于自治区30周年大庆的一个项目。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想争取把通讯光缆延伸到江孜。当时在全西藏，我们这样做也是第一次。我去找自治区邮电局第一副局长张胜利，他是北京市的援藏干部。听了我们的想法后，他表示非常支持。在我们的努力下，徐汇区、虹口区、长宁区共援助170万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资金，江孜成为西藏第一批用上程控电话的县。

　　这些援藏项目做出来后，当地的老百姓反响很好，他们认为上海干部来江孜是实实在在为他们谋福利的。

　　势在必行“换脑袋”

　　那时，西藏的财政靠自身还有很大的困难，主要是依靠中央的财政拨款。长期的“供给”型计划经济模式使这里的一些干部养成了“等、靠、要”的习惯。其实，要真正过好日子，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要培养江孜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依靠科技进步，抓内涵发展，才能增加财政收入，少向国家要钱。1994年江孜县的财政收入是140万元左右，但是财政支出要700万-800万元。但是就这种情况，在西藏的74个县里还是相对好的，有的财政收入才几万元。

　　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说过，解决西藏的财政问题要依靠工业发展。但西藏这样的净土，发展什么样的工业好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矿泉水厂和水泥厂的设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的同志已经做了一些建设矿泉水厂的基础性工作，包括水质的勘探、测定。平措书记（当时任日喀则地区行署专员）也是相当关心的。这个厂投资180万，很快就开工、上马，到1997年，产值250万，获利25万。另外，我们考虑到，江孜的发展过程中会涉及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对水泥有大量的需求，但现有的江孜水泥厂生产的水泥质量不过关，自治区计委还下过文件，说江孜水泥厂生产的水泥不准盖房子。于是，我们投资170万对这个亏损大户进行了技术改造，解决了水泥配方不达标、质量不稳定的问题。到1997年，该厂实现产值700余万，获利100余万元。

　　相对而言，西藏的办事效率不算高。我们带着上海干部的聪慧、才智，再加上我们为西藏人民办事的热情、干劲，创造出一种“江孜速度”。两个项目很快就上去了。这种速度对西藏的同志来说，是很惊人的，无法想象的。项目的成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上海同志的积极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充分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和老进藏干部。

　　要改变西藏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除了改变“等、靠、要”的依赖习惯，还要培养起市场经济和商品意识。在上海，做经济上的思想工作是很平常的事，但在他们那里，要说通他们，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鉴于他们对于改革开放后，对中央重要精神和变革举措学习领会不够，我就着力宣传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毛泽东让西藏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让西藏人民富起来”。我们已经进入货币社会，但西藏有些地方仍处于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状态。我到农牧民家中走访，吃惊地发现他们几乎没有现钱，藏民对于财富的认识是以拥有实物为荣。我曾发现一户农家囤了起码够四五年吃的粮食，养了很多牛羊，把羊毛织成卡垫放在沙发、床头，认为这是富有。养了十几年的羊既不产奶，也不作为食物，就是以拥有为荣。我就开导他们要转变观念，留一点口粮，多余的可以出售转换为货币，也不会因为保存不善而损失，有钱了，可以添置其他东西改善生活。我离开江孜之后，还有一批批同志包括闵行派出的同志来看我，说我讲得对，做得好。2000年有次发大水，冲走了好多东西，要是以前，农牧民家里的财富损失会更大。

　　通过我们的努力，江孜县1995年产粮11303万斤，1996年产粮11552万斤，1997年是11719万斤；人均收入1995年为1749元，1996年为1828元，1997年达到1918元；财政收入1995年251万元，1996年395.3万元，1997年达527.5万元；国民经济总收入1995年1.3亿元，1996年1.5亿元，1997年达1.8亿元。

　　运筹帷幄“谋长远”

　　在西藏，我们跟达赖集团始终进行着反对分裂祖国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做这个工作是很困难的，一方面要掌握好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要懂一点藏传佛教的知识，才能在僧尼、信徒中开展工作。我们注意到，达赖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大多是通过寺庙来进行的。1995年底，我们察觉县内最大寺庙白居寺的喇嘛吟诵反动经书、诵唱反动歌曲，就当机立断，清理整顿该寺，将“红皮白心”的民管会主任清除出寺，撤销了他的县政协副主席职务，狠狠打击了分裂势力。

　　与此同时，我们从文化领域着手，激发当地群众的爱国热情。江孜人民自古以来有着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电影《红河谷》描述了在江孜的宗山，藏军抗击英国殖民者入侵的事迹。我们萌发了一个念头，应当让这段历史永久让人铭记，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光大。我们决定挤出一部分援藏资金，筹建江孜英雄纪念碑。找不到专业的设计师，时任副县长许建华就把几个建筑骨干集中起来，把“江孜抗英烈士纪念碑”的建筑图纸画了出来。几个月后，纪念碑巍然屹立在宗山脚下。此举得到了江孜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了西藏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赞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亲自为纪念碑书写了汉字碑文，出生于江孜的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列确在纪念碑前感慨万分，他说当地藏族同志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你们上海干部居然想到并且做成了，上海援藏的同志做了一件有着重要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

　　江孜是农牧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除了农牧业现代化，光靠几个工业项目仍然无法改变落后的面貌，只有调整产业结构才能走得更远。1995年8月，日喀则地区科委主任胡胜昌带回来一个重要消息，国家科委准备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个县，建立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当时，离论证会议召开还有五天的时间。我那天晚上9点多调研结束回到县里才知道这个消息，赶快把常务副县长王建民、乡镇企业局局长施汉荣、县计经委主任饶风趣、县府办副主任张正行从被窝里拖出来，熬了一个通宵，赶出了一万字左右的《西藏江孜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第二天让科委副主任赵荣善带上报告直飞昆明申报。我们成功了，这个项目成为江孜实施科技兴县战略，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抓手。通过我们的努力，江孜三大产业结构从1994年的75∶10∶15调整为1997年的55∶24∶21。

王胜扬（前排左三）在江孜星火技术密集区规划路论证会上发言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联络组组长徐麟同志当时就指示我们：要通过对江孜的调研和了解，留点我们的思考和规划给下一届援藏的同志。我们很快就执行徐麟同志的这个要求，这项工作得到徐汇区规划局、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以及城开集团的支持，为江孜编制了县城的建设规划。要晓得，那时候全西藏74个县中编制城镇建设规划的，江孜是独一无二的！援藏是一个大局，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对口援藏的干部，都是按照中央的部署，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要求来开展工作。有了这样一个规划，就为后面同志的工作起到了奠基和铺路石的作用。2012年，我又去了一次江孜，欣喜地看到，整个县城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当年的规划来进行建设的。

手持红旗的藏族学生

    我们三年待下来，确确实实和当地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这是民族融合团结、沟通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现在市委书记韩正提倡领导干部要下基层锻炼，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基层的工作更全面，更复杂一点。没有去过基层，就不了解基层的工作。在机关里面，工作相对单一，是一个条线的，容易形成工作的一种惰性。但通过援藏，我们从中获取了如何在民族地区面对复杂环境做好工作的经验。

　　援建江孜对我整个人生来说，真的是一种磨炼，也是宝贵的财富。江孜的三年，我个人在得到历练成长的同时，也感受着江孜的变化，感受着国家的安定祥和。回顾国家对口援藏的历史，愈发觉得党中央在西藏问题上进行的战略布局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派那么多的干部？如果我们放弃西藏这样幅员辽阔的地区，边境线一下子就划到我们内地来了，那是一个天然屏障啊！西藏的稳定发展，不仅涉及当地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百姓的福祉，更是国家安全的战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