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选项目 帮扶到底见实效

　　【口述】姜光裕，1943年11月生。现任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执行副会长。1995年至2003年，担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协作办主任、党组书记。

　　口述：姜光裕

　　采访：黄金平 孙海燕

　　整理：孙海燕

　　时间：2014年3月3日

　　1994年7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原则，明确上海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有关部门和江孜、亚东、拉孜、定日四个县（2001年增加了萨迦县）。1995年8月至2003年7月我在市协作办（协作办后来改成合作交流办）工作，其间经历了三批援藏干部。第一批援藏干部对上海的对口援藏工作来说是打前站、打基础的，其中有很多艰难困苦，以后去的都是在他们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干工作，成效应该说越来越好。

　　细致调研 制定援藏工作机制

　　我在协作办工作有近10年时间。1995年我在市纺织局工作，是最后一任纺织局局长。那时纺织局正在体制改革，改组成控股集团。下半年，市委书记黄菊同志找到我，谈了让我到协作办去工作的想法。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所知道的协作办就是上海计划经济时期缺的物资，通过协作办协调搞来一些，比如煤呀、矿产呀之类的概念。

　　黄菊同志跟我讲得很清楚，他说协作办现在条件比较差，你要做好从领导55万职工的大行业到指挥50个人的功能转换过程，以前计划经济物资不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一些资源不是那么紧张了，现在主要是搞好上海跟全国各地的全方位合作。徐匡迪市长也同我讲：协作办在全国有不少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在全国是经济大使，搞好了能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工作发展。

　　我印象最深的是黄菊书记给我讲的一句话，“上海是靠全国的支持支援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发展也理应支援全国”。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上海每一步向前的推进都有全国的帮助。上海进步了、发展了，更应该为全国作出贡献。在作贡献的同时又增强了上海的经济实力、锻炼了干部队伍。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大家在协作系统都是尽心尽力。

　　1995年，第一批49个援藏干部由徐麟同志（现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带队出发，他们肩上的责任重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开路先锋”。全新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处处都是考验。对援藏干部来说，在西藏地区工作面临三大困难：第一个困难是高原气候。西藏属于高寒缺氧地区，在那里人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海拔3000米以上高原反应就很厉害。上海对口支援的地区海拔就更高了，有4000米的，还有接近5000米的，日喀则海拔是3900米左右，定日、江孜海拔都很高，亚东稍稍好一点。第二个困难是当地的经济条件比较差，基本没有工业，教育、卫生等设施也较差，也没有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第三个困难是援藏干部跟当地的群众在文化、信仰、交流上有一定的难度。总之，在那里工作要克服头痛、呕吐、腹泻、失眠、流鼻血、唇裂等高原反应。

　　第一批援藏干部带着“情系浦江，做上海人民的优秀儿子；建功高原，当西藏人民的忠实公仆”的宏愿进藏后，很盼望能早点干出成绩。那时我刚到协作办，我跟他们讲，你们先去，我明年肯定过来，来了以后我们再一起讨论、一起研究怎么把援藏工作搞好，完成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交给的任务，而且做好援藏工作也是市委、市政府一直在考虑的。

上海希望小学雪莲楼

    带着这些考虑，1996年8月5日至20日，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罗世谦带队的上海党政代表团进藏慰问援藏干部，时任副市长左焕琛也参加了代表团，我作为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协作办主任跟随。我们走访了当地的党政领导，与他们交换意见，跟援藏干部谈心，还看望了86名上海籍老进藏干部代表（像杨晓渡同志就是老进藏干部）。走访了当地驻军，并到藏民家里去访问，了解他们对我们做好援藏工作的要求和想法。我们出席了上海市投资3600万元援建的自治区传染病医院的落成暨移交典礼，出席了上海向日喀则地区捐赠资金的仪式，参加了上海援建日喀则23所希望小学总纪念碑揭幕仪式，参观了上海援建的日喀则自来水厂。

　　经过走访座谈，我们了解到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经费来源。你帮助人家首先要有钱，那么钱什么地方来呢？第一批去的援藏干部，开始建项目的钱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单位系统募集的。徐麟当时给他们派任务，回上海一个人要募捐30万元到50万元之间。比方说我是松江出来的干部，那我就要去松江区做工作，希望大家这两年要支援我。既然派我去，那里那么艰苦，我去了。如果你不支持我，工作怎么做得下去？你要支援我的。松江区就讲你既然去了，我陪嫁也要陪给你些钱去搞项目，这是一方面。但是老是依靠回自己单位要钱也不是办法。单位派了干部又要出钱又要出力，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麻烦的。第二个问题是援建应该帮当地的政府群众做什么项目。日喀则这么大的地区，这么大的需求，该从何着手？第三个问题是在那里的干部怎么样提高自己、锻炼自己，将支援地变成磨炼自己的场所。

　　我们当时跟罗世谦部长交流了想法，回上海以后就探索“对口支援”的新路子、完善“分片负责”的新机制以及援藏资金筹措、援藏项目落实等重大问题向市委、市政府做了汇报。不久，市里就作出了五大决策：一是成立援藏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市委常委、副市长任副组长，统一领导、规划、研究、部署、协调援藏工作，具体负责援藏工作有关的重大活动事项。日喀则专门成立受援工作领导小组，由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挂帅，上海与日喀则建立定期互访制度，上海市党政代表团每两年访问日喀则一次，落实援藏资金和项目。二是在上海市内部形成两级政府两级支援的机制，从规划和机制方面实行双重保障，每年统一调度的援藏资金不少于1500万元，市区两级财政负责。三是在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援助，市委、市政府与各个区、县、委、办形成整体，各级党组织和社会各界形成合力，援藏资金以政府财政为主渠道，以社会各界筹集为辅渠道，形成总财力集中投放。四是将两种渠道资金与项目挂起钩来，实施不同的管理方法。从上海援藏办拨出的资金和各界募集资金必须进地区财政专户，再由地区财政分别拨付各县财政，各县必须按沪藏两地工作机构指定的额度和用途使用。五是由组织部建立选派援藏干部的实施办法，形成选派、培养、锻炼、考察干部长效机制。

　　市里对援藏干部非常支持，组长由市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都是分管的副市长担任，再下面就是协作办和组织部。组织部有专门的选派干部的工作程序。选什么干部，怎么去，怎么回来？这也是培养干部、锻炼干部一个很好的渠道。从西藏、新疆等地区回来的干部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统战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艰苦奋斗意识都大大强化了。他们掌握全局的指挥能力、决策能力和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特殊情况的应变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现在市委常委里就有两个是援藏的领队干部。市委、市政府对援藏干部也很关心，他们在上海的家里有什么困难都给予帮助，领导每年中秋节和在沪援藏干部家属共度节日。当时第二批援藏干部邵海云在西藏工作期间因车祸去世，援藏办专门到他家里访问，将他家人安抚好。

　　选准项目 改善当地的环境

　　援藏工作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有利于西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日喀则来说也是如此。比如，我们提出来，日喀则要改变面貌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应该从它的教育、卫生、广播、电视、文化、通讯、市政、环卫、房建、道路、工业、商业、机关等公益性、基础性、标志性的工程入手，这是地级市要做的事情。为此要建上海商城。商城里面有商场、招待所、保龄球馆等文化娱乐场所，还可以用做会场。

　　第一批援藏干部提出在日喀则建体育场，那个时候日喀则的体育场很小，我们给它扩建了个大的。再就是建一系列的培训中心，努力改善当地的卫生医疗条件和教育状况。如建医疗卫生中心，建一些远程教育，这些都是日喀则地区要做的。再往下就是结合各个县的地域特点，搞一些经济类的内容。比如说塑料厂、糕点厂、酱油厂等，只要是与生活相关的东西就在县里做，还有道路建设、希望小学都建在县里。当时我们还援助了几百台手扶拖拉机，每个县都发，一方面农业上用，另一方面可以做交通工具。日喀则本来很少有蔬菜吃的，就帮助他们搞蔬菜大棚，像番茄大棚、养鸡场都帮他们建起来。这些主要是根据县里的经济实力，建一些小型的能解决当地实际问题的项目。规模大的、投资多的就由日喀则地区来搞。

　　第一批援藏干部形成的工作思路是：立足自身努力，以实际行动赢得当地干部群众的信赖；寻找两地经济优势的最佳结合点，发展适合当地情况的第二、第三产业；依托上海的优势，发展当地社会公益事业；培养当地急需的各民族人才。

　　上海在西藏援建的项目主要是教育、文化、道路、住房、卫生、培训等，还有些经济项目。援建工作是实打实的，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豪华的、象征性的东西，努力做当地群众接受、欢迎的。比如，电视是送给援建地区的每个家庭的，山区没有电视信号，就装信号塔，由建工、广电负责做好。修路，由宝钢出钱。上汽送手扶拖拉机。许多单位希望办集资支援教育、卫生等。不仅如此，建的项目都是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只要当地群众欢迎，我们就必须坚持下去。特别是第一批援藏干部比较注重硬件建设，新建、改建、扩建了26项希望工程，包括23所希望小学、1所中学、2所幼儿园，并与上海指定单位结成“手拉手”帮扶关系，校长和各科骨干教师到结对单位交流进修，有效解决了当地一万多名小学生的“屁股离地”问题。每建一所希望小学，援藏干部都精心勘察、精心规划、精心施工。像在地区计委工作的方城同志，先后走遍23所希望工程拟建校址，逐所进行认真核算，还按照规范化的要求设计表格，对每所学校进行统一填写。一个希望小学留一份原始资料，钱怎么投入的、怎么使用的都有记录。我们第一次去慰问援藏干部就参加了23所希望小学的交接剪彩仪式。当时希望小学造价便宜，10万左右就可以了。资金都是援藏干部通过电话、写信、演讲等方式，向自己的派出单位的领导、同事、朋友、同学和亲友宣传介绍日喀则的情况，争取他们在资金上的支持，还在上海掀起了“为西藏的明天，献出您的爱心”等一系列募捐活动募集的经费。这些小学大都是在原来的小学基础改建成的，也有三四个小学合起来放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盖好了学生再集中到这个小学上学。

　　这样一来这些项目他们就可以看得到、摸得着。上海在中央的指示下确确实实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必须做的事情，而且每年逐步积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累积起来那数量就不少了，像希望小学、医院、卫生站、公路、文化中心等，还有小型经济都建得很像样。现在再去看日喀则感觉完全是两样的。不仅援建项目数量逐年在增加，而且上海市政府还在拉萨盖了接待宾馆，极大地改善了援藏干部的工作生活条件。

　　总的来讲援藏工作后来越做越好，投入越来越大。现在每年都有几个亿下去，以前是缺钱用，现在是考虑怎么用好。以前是有项目没钱，现在是有钱找项目。当然找项目是要有系统的、有规范的、有长期考虑的，努力从根本上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准，帮助当地干部提高管理水准，培养他们将来创造财富的能力。第一批援藏干部到位后，援建的各个县都提出了目标定位。江孜县的目标定位是“率先奔小康”；亚东县的目标定位是“争当经济一流县，争创教育示范县”；拉孜县的目标定位是“建成西部重镇”；定日县的目标定位是“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上海的好处是援建管得很细致、很严密。钱不是给了你就算了，当时当地也有意见，钱给了我就由我们来用嘛。但我们不是这样，有钱大家一起商量，搞什么项目，我们派队伍来建设，我们派医生来培训，我们派老师来提高师资水平，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

　　锻炼考验 援藏干部素质提高

　　我1996年、1999年去过两次西藏，感觉西藏是进去困难出来也困难。进去缺氧，出来富氧，都很难受。西藏地区少有蔬菜、水果，水质也是硬水，不是软水。所以我们的援藏干部生活工作在西藏是不容易的。

日喀则上海广场

    我两次进藏，第一次特别小心倒反而好，讲话慢一点，做事情也慢，不乱说乱动，节奏慢不容易缺氧。1999年第二次进藏时我觉得反正我去过，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对自己很放心，但晚上就感觉到很难受，直接吊盐水，第二天才好。那次去我们是从拉萨到日喀则的，当时上海商城造起来了，体育场也有了，变化还不算太大。现在马路都通了，杨柳树粗得不得了。当时我讲过，西藏建路，树要留着，这都是老树、大树，根要扎得很深才能吸到水分，西藏的风光确实很好的，还有像林芝、亚东，到处都是森林，像江南景致。

　　我第一次去四个县都跑过了。每个援藏干部都要见到，看他们工作的地方，哪怕再远的县也要跑到。看他们住的地方，一个个谈话。听听他们意见，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题。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领队徐麟积极性很高，他当时还编了个歌——《说句心里话》，也是鼓励大家的。条件这么艰苦，大家一帮人在一起，互相称为兄弟，就像以前战争时期一样，是一个团结的团队。大家相处得很好。

　　我当时跟徐麟讲，你到底有什么困难？他讲工作总是我们来做，就是钱的问题。他自己亲自打电话跟单位要钱，一个单位10万，一个单位20万地筹了几百万元，累得要命。当时援藏干部回上海就要去募捐，回上海探亲的任务就是要钱。他给我们提要求就是需要一笔钱，后来市里拨给他了。有笔钱在手里，明年订规划，就知道做什么项目。那一次他们提了不少要求，我能答应的都答应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保障他们工作顺利开展。

　　当然，援藏工作对我们的干部来说也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民族同志、民族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不要感觉是我们在帮助你，我们给你钱，我们为你们牺牲了什么的。其实我们帮助了他们，同时他们也在帮助我们，这个是极其重要的思路。如果只是觉得我只是帮助你、我给你钱而已，那是不行的。这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工作开展，也不利于大家素质提高，我们面对的是民族同志，是他们在守卫边疆、建设边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帮助，同时是从内心给他们帮助。应该是真正帮助他们建设，提高他们的素质、提高他们的医疗、教育、卫生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这样做好了，大家才能真正感到全国大家庭的温暖。

　　通过这些援建，援藏干部回来以后素质提高了，应对艰苦环境能力的提高了，人生观价值观更积极了，再艰苦也是做事业，收获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援藏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很多同志从西藏回来后改变很大，知道怎么艰苦奋斗怎么创业。而且回来后也会更感受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感受到民族同志对保卫边疆做出的努力。像我去过的西藏一个边防哨所，一个哨所一共十几个人，有七个民族，天冷封山的时候不能下山。他们为我们安居乐业做了很大的努力。他们为了我们过上好的生活吃了多大苦啊。援藏干部都说，通过这次援藏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尹弘当时去西藏前问我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说：该说的说，该做的做；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要做。他问什么意思，我说在民族地区，不要干预民族自身的问题。不要做就是把自己管住，吃、喝、玩都不行的，做人清廉一点。该说的说，该说的是民族团结的话，就是上海跟藏民友谊的话。该做就做，是帮助他们做教育、文化、卫生、经济等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

　　上海对口援藏工作到现在也有20年了，我觉得上海对口援藏工作有几个特点：第一，坚定不移按照中央的指示办；第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第三，实事求是选项目；第四，项目要见实效、见成效；第五，帮扶到底，要到村、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