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援藏”援出新天地

　　【口述】宋惠明，1959年7月生。现任嘉定区外冈镇调研员。1998年至2001年，为上海市第二批对口援藏干部，先后担任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委常务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

　　口述：宋惠明

　　采访：居培红 戴建军

　　整理：居培红 戴建军

　　时间：2014年3月12日

　　“援藏”到底援什么？

　　1998年5月，作为上海市第二批对口支援的援藏干部，我前往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藏语里“拉孜”是“风口”的意思，这个地区平时风非常厉害，平均海拔4300米，是一个高海拔的地区，这个县地多人少，总面积4505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万多。

　　“农业援藏”是我们整个援藏工作的一部分。说起这件事情，从1997年慰问第一批援藏干部回来以后，我就在考虑，假如我到西藏去当援藏干部的话，我去西藏援什么？这是当时我给自己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西藏虽然土地面积很大，但是非常贫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相对内地还是相当落后。它落后的主要根源，我认为有这么几个：一是科学技术、教育水平的问题；另外和自然条件也密切相关。比如在我们拉孜县，土地面积很大，但可耕地面积只有117000亩，而且开垦出来的土地，整块大面积的很少，一般都是坑坑洼洼的。在非常贫瘠的土地上，粮食产量也非常低。我查询了一下资料，1997年整个拉孜县粮油总产量只有4500万斤，每亩地有将近400斤的产量，要满足47000名农牧民群众日常的温饱是够的，但牛、羊、马、毛驴过冬也要消耗很多的粮食。应该说，当时粮食的自给率是非常低的。

　　我为什么对“农业援藏”有极大的兴趣呢？第一，因为援藏之前，我一直从事农业工作，我是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对农业非常有感情，而且也有一点基础。第二，西藏的农牧民群众要脱贫致富，我认为农业应该要有大的突破，而且有机会、有潜力。我刚才说过，我们平均亩产量只有将近400斤，但我们能够把它搞到500斤、600斤，甚至于700斤、800斤，经过努力，完全有可能实现。

　　“农业援藏”大有潜力

　　“农业援藏”是我们整个援藏工作的一个部分，把农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如何因地制宜，结合实际，解决好农牧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是我们在开展工作中始终考虑的问题。

　　第一，我们必须解决土地贫瘠的问题。这无非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施有机肥，一个是用化肥。西藏的有机肥应该说是不足的，尽管有这么多的牛羊，但它的粪便基本都是用来冬天取暖的，下地的很少。第二个是化肥，化肥的用量，按照我们现在科学的方法，在西藏施1斤化肥，一般情况下可以增产3.5斤粮食，多的可以增产5斤。以前，西藏施化肥为什么这么少呢？一是资金的问题，没有资金去采购。二是不会施化肥。什么季节去施肥，施多少量的化肥，我们很多农民不懂。尽管增产的效果非常明显，但1998年我们刚去的时候，全县化肥的施用量不到800吨，当时仅仅在我们农科站干部带队的几个乡镇施用。所以，我在这三年里，下大决心推广施化肥，从当年的不到800吨，最后一年全县用了2600吨。“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没有肥料的话，产量肯定提不高。2600吨化肥平均到每亩耕地的话，施用量也不是很多，不会破坏土壤环境。

　　第二，解决种子的问题。我们当地农民群众有一个传统的观念，每一年到了10月底、11月初，粮食打上来以后，他们要把比较饱满的粮食供到庙里去，给喇嘛、给和尚，剩下的一部分留作种子，一部分留作口粮。但是，从生产角度来说，如果把不饱满的种子下在地里，明年的产量肯定要大受影响。这需要观念的转变，我们发动干部去做工作，要把饱满的种子留下来。另外，良种数量不够，需要引进种子。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大力气，最多的一年从内地调过来11万斤种子，我们用财政补贴的办法，把好的种子引进来，分配到每个村民小组、每家每户。

　　最初，在化肥的推广使用当中，我们很多偏僻的山区、牧区的农牧民没看到过这个东西，我们把化肥分发下去后，有的小孩甚至把尿素吃了，导致中毒。后来，挨家挨户给他们解释，这个是肥料，是不可以吃的。推广良种也是这样，有的群众粮食比较紧张，就把种子吃掉了，没有种子第二年就不能播种，穷上加穷。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从第二年开始就把种子分到各个村委会、村民小组，叫他们保管好，到了播撒的季节，我们派科技人员去为他们播种，这样就确保种子能够播到地里。

　　种子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譬如说包衣技术的问题。因为西藏比较干旱，如果不搞包衣的话，发芽率是很低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种子包衣率不到10%。当时已经在推广种子包衣了，但是很多农牧民群众都不了解，他们习惯把种子撒下去就好了。种子包衣技术推广以后，到2001年，我们种子的包衣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粮食产量增长得非常明显。

　　第三，在粮食生产方面狠抓技术攻关。我们全县有100个科技人员，包括农科站培训人员、机关干部，我们分片包干，到每个乡镇去包干指导。

　　推广新技术的过程当中，遇到过许多阻力，首先是农牧民群众对科技推广不了解，他们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化肥施到地里去。其次是资金来源的问题。财政上要有所补贴，援藏资金要有所倾斜，否则单叫农户买化肥，有的还不一定买得起。第三是什么时候施肥、施多少肥、怎么施，都有一套科学、严格的规则。西藏的自然条件很特殊，它的雨季是7－9月份，有时会连续半年不下雨，所以种子撒下去以后不发芽，因为没有水，它发不了芽。

　　从县级层面来说，我们100个干部下去包干，包了拉孜的11个乡镇。农业科技的考核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科技人员平时不回机关的，礼拜六、礼拜天回县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远的路，就是长期住在那儿，从粮食开始播种到收割完以后，才可以回到机关，然后进行考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农技人员、科技人员、机关干部都非常尽心尽责。如果没有这一套考核办法、没有这种强有力的推进，粮食产量要提高这么快，是不可能的！

嘉定区赠送的11台大拖拉机“整装待发”

    怎么提高农业的机械化呢？这也是非常值得总结的一条经验。当时，在我们拉孜县基本谈不上农业机械化。为什么呢？全县117000亩耕地，整个县农机站却只有两台大拖拉机，想搞机械化根本不可能。为了农业机械化的事情，我们援藏干部千方百计想办法。1998年底，我回嘉定谈了想法，区委、区政府非常支持，当时分管农业的沈永泉副区长马上召集嘉定全区11个乡镇的农业分管镇长开会。我说我要11台大拖拉机，就是东方红50马力的拖拉机。各个乡镇慷慨解囊，筹集了11台大拖拉机支援西藏。拖拉机要开到西藏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从上海通过火车托运到青海格尔木，然后我们拉孜当地的干部、拖拉机手，从青海格尔木再将拖拉机开回拉孜。一两千公里路，用了将近半个月时间，当这些拖拉机开到拉孜县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当地群众载歌载舞地迎接这些拖拉机的到来。

　　拖拉机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说“打场”，所谓“打场”，就是收割以后，把这些谷穗连秸秆一起铺在地上，用牛拉着石头在上面滚，把谷子碾下来。我们拖拉机去了以后，几个来回一压，谷子全部下来了。以前耕地是“二牛抬杠”，两头牦牛用一根木杠把它们并头扎紧，然后在那里耕地。我们这个“铁牛”去了以后，效率高得不得了。原来“二牛抬杠”平均一天耕两三亩地，已经累得不得了了，我们一台“铁牛”一天可耕80亩地，而且是用铁铧犁、双铧犁，都是配套的。

　　为了提高收割质量，我还专门从嘉定区农委调配了两台联合收割机过去。联合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80至100亩地，当地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机器，他们平时一家两个人一天收割一亩地，现在效率成倍地增长。后来，我们通过援藏资金的配套，全县还买了200台小拖拉机，这是各家各户用的小拖拉机，政府出点钱，农户自己也出点钱，大家一起来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水平。通过这些途径，也解放了劳动力，我们拉孜县富余的劳动力开始增加，一部分劳动力解放出来以后，都到阿里地区打工去了。阿里地区缺少劳动力，他们去打工一天可以挣70元。应该说在1998、1999年的时候，这个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说，我们第二批援藏干部在拉孜最大的成绩之一就是提高了粮食产量。1997年全县粮油总产量4500万斤，到2000年秋收的时候，我们的粮油总产量已经超过8000万斤，基本上接近翻了一番。我们每亩地的青稞，可以达到800多斤的亩产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时，西藏自治区农业厅厅长王仁杰在考察我们拉孜后，十分感慨地说，真想不到拉孜的上海援藏干部这么重视农业，而且这么会种田。他原本以为上海干部是住在高楼大厦里，是不会种地的。我们有8000多万斤粮食，人均粮食已经非常宽裕，算上马、毛驴等牲畜过冬的时候消耗的粮食，基本能够自给有余。

　　当年，我们整个日喀则地区19个县市都没有农贸市场，街上只有卖菜的小店铺和四川人、浙江人开的小店铺，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我们第一个建起了拉孜县农贸市场。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书记杨传堂，早上6点钟，天还没亮，就过来给我们奠基，他说拉孜县搞农贸市场是一个首创。在我们拉孜县农贸市场里交易，摊位费什么的都没有，一群羊赶过来也可以交易，牛也可以，农副产品也可以来这边交易，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拉孜县获日喀则地区农业一等奖

    所以从我本人的角度来看，农业援藏是非常有潜力的。如果西藏农牧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解决了，我想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当然，除了关注农业援藏，我们当时还主抓了“六大工程”。第一是“形象工程”，我们在县城的建设、维护、改造方面，花了一定的功夫，用援藏资金建了政法大楼、邮政大楼、农牧大楼等。第二是“希望工程”，造学校、搞教师培训等。第三是“培训工程”，就是内地和我们这个县联手，把医生、技术骨干带到上海嘉定来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整个拉孜县这方面的水平。第四是“健康工程”，我们分别在扎西岗、扎西宗两个乡把卫生院建立起来，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卫生服务的机构。有了医生没有药，我们就动用内地的力量，通过嘉定区卫生局、各镇卫生院，捐助了大量的药品。最多的一次有几十万元的药品送到拉孜，解决了农牧民群众常见病的用药问题。第五是“造血工程”，我们实行了财政包干，平衡了整个财政资金，使“小财政”也有了一点结余。第六是“实事工程”，实事工程包括方方面面，刚才说的办学校、办医院、建大楼、给政法干警配备食堂、改善医疗等，都是我们的实事工程。所以到拉孜县工作的三年，我们是围绕这“六大实事工程”展开的。

　　“援藏”让我终生难忘

　　援藏的意义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深远的。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就提出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20年的援藏，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把西藏的稳定、发展，纳入到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对整个西藏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援藏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我现在已经55岁了，假如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去支援西藏。我曾经想过，我现在还没有退休，应该为西藏做点什么。所以我2001年回沪后，已经去过很多次西藏了，每一次都要组织一些人员去，让大家了解西藏，让大家关心西藏。譬如2004年我专门组织了上海市台商代表团赴藏，我一下子带去了上海台商协会会长李茂盛、副会长李政宏等46个台商代表，让他们去参观、考察西藏，去了解、关心西藏。后来，我又带去了几批企业家代表团。不管是在藏期间，还是从西藏回来以后，我始终对西藏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从内心认为，西藏需要发展，西藏一定要发展，只有西藏发展了，社会才能稳定，我们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说“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我们上海今天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我想同西藏人民，同边疆人民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边疆的巩固，没有各族人民的共同团结，我们上海的发展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我还十分想念布达拉宫的广场鸽，布达拉宫广场鸽是我们嘉定朱桥的鸽子，当年第一批鸽子是我亲自送过去的。当时布达拉宫是没有广场鸽的，我就在想，鸽子象征着和平、友谊，如果我们上海嘉定的鸽子能够在布达拉宫广场上飞翔的话，对中外游客来说应该是一道很美丽的风景。于是，我跟我们援藏联络组提出来，能不能把广场鸽弄到布达拉宫去，他们都非常赞成。1998年10月底，我就回了一次嘉定，同时看看我的母亲，我母亲当时得了癌症。在我们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带了50对种鸽，还有草莓秧、香菇菌种，总重量大约有300多斤，陪同我进藏的还有时任《嘉定报》主编的赵春华、《新民晚报》记者朱全弟。这些东西从上海托运到四川成都后，再转机到拉萨。当天晚上鸽子没地方放，就放在房间里，两个铁笼里的鸽子晚上“咕咕咕”叫个不停，我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上6点半的飞机到拉萨贡嘎机场，我凌晨4点钟就起床了，借了一辆三轮车，把鸽子、草莓秧、香菇菌种送去托运。当时天已经蛮冷了，骑三轮车时我出了汗，就感冒了。我们知道进藏前感冒，到了西藏是很危险的，容易引起肺水肿。我在西藏期间有过四次肺水肿，两次是急性的，送鸽进藏患感冒而引发的是第一次，但我无怨无悔。

　　我常想，我们是带着上海1300万人民的重托，去对口支援的，我们要为上海争光。援藏期间，我父亲出了车祸，母亲身患癌症，不想家是不正常的，但我只能以大局为重，只能舍小家顾大家。我在西藏工作毕竟只有三年，作为儿子不能在他们身边照顾、尽孝，虽然很遗憾，但是比起在西藏拉孜县担任一把手的责任来说，我是义无反顾的。关心西藏，支援西藏，能够为西藏尽些绵薄之力，我认为都是应该的。以后，我还会继续关心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