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是做好对口援藏工作的关键

　　【口述】陈士杰，1944年4月生。1992年至2000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口述：陈士杰

　　采访：严爱云 郭继 姚吉安

　　整理：郭继

　　时间：2014年3月13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对口援藏已经20年了。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作出了全国支援西藏新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工作方针。我们上海在1995年5月就派出了第一批援藏干部。其实，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市里有关领导就带队去日喀则地区实地考察，了解情况。选派援藏干部的工作由市委直接领导，组织部牵头综合处具体负责，我作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分管综合处、干部处等部门的工作，主抓该项工作，先后参与组织了两批援藏干部选派工作。

　　从政治的高度认识援藏工作

　　我们上海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援藏工作，觉得不能把援藏工作单独地作为一个业务工作去做，而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因为，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上海支援西藏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援藏工作不是个新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有了，去的干部有乡里的、县里的，也有条线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多是零零碎碎的。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大大加快，援藏工作也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转变思路。对此，党中央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召开这次会议研究西藏问题，总结西藏和平解放后几十年援藏工作的经验，提出12字方针，是在原来援藏工作基础上的新的思路和方法。现在看来，当时中央作出的方针、政策、要求、方法都是很正确的，如果不这样做，援藏工作的效果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明显。

　　当时，黄菊同志一直强调，对口援藏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上海的改革开放走在全国的前列，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也要在对口援藏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援藏干部不仅仅是选几个干部，更重要的是要选政治上坚定、业务上比较拔尖、身体健康、有发展前途的干部，一方面要完成中央交给上海的任务；一方面要树立上海的良好形象，显示上海水平；再就是要培养锻炼一批干部，要通过援藏，让干部到艰苦的地方、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考验、磨炼意志，培养造就一批优秀年轻干部。所以当时要求选派干部的年龄不超过45岁，同时考虑到西藏环境的特殊性，女同志不选（这也是对女同志的爱护）。我们市委组织部按照市委的要求，坚持标准，严格把关，好中选优，认真选拔，这是选派工作的关键所在。

　　先是发布公告组织报名，按照年龄、政治等要求组织报名。检察系统、建设系统、科技系统、教育系统和地区都是第一轮就有几个人被选。这个工作是由我们市委组织部和各系统组织部干部处共同完成的。如检察系统需要5名干部，不管哪个层级的，我们是都交给检察院负责组织报名。报名人数不限制，不是说5个名额只能报10个人，报10个、20个都可以，我们市委组织部会根据要求在这些人选中进行选择。因此，当时一个名额有十几个人报名的，也有几十个人报名的，甚至有上百人报名的。第一批援藏干部，我们根据中央布置的名额，最终选定了49人。

　　援藏干部的职位主要由西藏方面根据自身需求提出，如他们需要几个书记、几个县长、几个副书记、几个副县长，比如检察院的，分几个层次，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检察院的科长等，建设口上有的要搞技术的、搞设计的，总之,要求他们提出来，人我们去配，以避免我们选的人他们不要。我们选派干部主要采取自愿报名、组织推荐的方式。至于选派的同志中，哪位同志到哪个地方担任县委书记，我们一般先有个预先安排，基本上心里有个数，到当地后我们会跟当地组织建议、协商。

　　建立关心支持援藏干部的工作体制

　　按照规定，援藏干部到西藏不是挂职，而是任实职，应由西藏地区进行管理。但考虑到对这些干部的培养和管理，我们在第一批援藏干部派出后，除一名领队担任地区副书记外，还安排一位同志担任日喀则地区的地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位同志从我们组织部的干部中选派，一方面协助对方开展工作，一方面便于我们上海对援藏干部进行管理。同时，我们经过研究，报市委同意后，要求援藏干部成立联络组，联络组的组长是每批援藏干部的领队，如第一批是徐麟同志，第二批是林湘同志。联络组下设五个联络小组，小组长由担任一线县委书记职务的同志担任。联络组下可以联络到每个援藏干部，上可以联系到上海市委组织部，通过这条线，市委组织部可以及时地了解到援藏干部的思想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状况、工作状况、身体状况，传达上海市委对他们的新要求，可以经常交流情况，不断总结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联络组一个月召集一次联络小组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全体援藏干部会议，交流工作经验，纠正不适，提出新的工作目标。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行之有效的，这是我们上海援藏工作的创新。这个制度很好地巩固凝聚了上海的援藏干部队伍，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在西藏开展工作，上海与援藏干部的联系网也建立起了。春节援藏干部回来时，市委组织部出面，市委领导参加，都会与他们联谊交流，加强与他们的联络。记得第一批援藏干部有一年春节决定不回上海，我们就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向他们问候。当时，西藏条件还是很艰苦，缺水、少电、交通不便，援藏干部与家属通电话，还得去邮局排队。这些状况的改变，很多都是第一批援藏干部去了以后帮助改善的，建设了道路、水厂、电站等，这方面我们上海还是很有创造性的。应该说，每批援藏干部和他们领队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市委也要求领队在援藏期间，必须严格要求、带好队伍。

　　我与综合处的同志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工作，周缙、朱亮高同志是具体办事的。援藏干部的家属碰到什么困难都会打电话找我们帮助，如小孩上学困难、老人住院看病等，甚至是家里电灯泡坏了需要更换等事情也找我们组织部，很多是零零碎碎的小事。我们都不厌其烦，认真对待，不疏不漏。当然，这与20年前，整个社会的社会组织、社会服务体制发展还不健全有关，但也需要正视的是，这些家庭出去的往往是家里重要的劳动力，帮助他们解决家里遇到的困难是需要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当时的原则是关于援藏干部的事无论大小，我们组织部能解决的都要给予解决。

　　选干部要选作风正、身体好、能力强、能干事的，要能代表上海的水平，能树立上海的良好形象。这些干部通过培养锻炼，不同程度上收到成效、取得进步。徐麟当时比较年轻，有工作能力。在南汇当乡党委书记，后来当农工部长，然后是南汇县副县长、常务副县长。我们一根据他的工作基础，二看发展潜力，三看他能否带得了队伍，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徐麟作为第一批援藏干部的领队是合适的。但当时，他家里情况比较困难。他爱人搞外贸的，经常出差，儿子年纪又很小，父亲较早去世，母亲年纪比较大且希望天天看到他，不想他出去那么长时间。基本选定他后，为了让他能放心地去西藏，我们就去做他爱人的工作，做他母亲的工作，帮助他爱人调动工作。

　　再比如，第二批选的领队林湘同志，也是不错的年轻干部，20多岁就做了县工业办的副主任，后来逐步做到正职。他去援藏之前，刚当选上闵行区副区长。第三批的领队尹弘同志也一样，是比较年轻的干部，上海大学出来以后在松江当过副县长。总之，当时选这些干部真的是好中选优，特别是领队把关得更加严格，不仅要考虑西藏地区特殊的气候、经济、人文、民族等情况，还要考虑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基本素质，第三个考虑是希望他们通过磨炼，能够有所发展。

　　报名动员工作是很认真的。个人自愿报名之后，经过审查、体检最后确定人选，组织他们到党校参加培训，同时，全面了解他们的有关情况，如家庭情况、个人情况等，很多方面都要考虑。总之，既要严格要求他们，还要热情关心帮助他们。对干部光严格要求不行，还要切实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干部在心理上、思想上、能力上都能有所提升。当时，市里有个援藏工作领导小组，主要办事机构是市委组织部，市合作交流办后来才加入进去的。市里也有专项资金支持，但很有限，大多靠援藏干部到各部门去“化缘”。因此不同干部化来的项目、资金就有了差别。这个工作，市委非常重视，上海社会各界，包括援藏干部的家人，都是非常支持理解的，因此他们回来找项目找资金，都尽力支持。市里很多领导都亲自去西藏慰问援藏干部。西藏对我们市里去慰问的同志很重视，接待得也很热情。

　　这些干部到驻地，工作都很不错，回来之后都有所发展。当然不可能回来后，都提局级干部、市级干部，因为这些干部去的时候也有高低的，有处级的，也有科级的，第一批去的很多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当然，援藏工作开展到现在，不排除有的人参加援藏工作有非正常的想法。绝大部分人是积极的、真心想去援藏，也有的是作为一个上升的通道，有的是为了逃避矛盾。我们对不同层次干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而三年援藏下来，岗位不同，用心不同，不同干部的成长状况也肯定是不同的，是有分化的。第一批援藏干部到西藏后，三年内就慢慢暴露出这三种情况了。他们回来的结果也肯定不一样。总体来讲，这种锻炼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忘的经历。

藏族骑手

    西藏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送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的时候，尽管时间不如援藏干部一待三年那么久，但还是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这一方面是西藏的自然环境、民族宗教情况的确很特殊，一方面是当时的西藏确实是比较贫穷落后。到那里后，人的心灵自然而然会得到一次净化、一次触动。回来之后，我向市里汇报时，就建议鼓励支持有援藏干部的单位有机会的时候去一次西藏，一方面慰问援藏干部，在精神上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也可接受一次教育，因为只有去了西藏，才能了解西藏，才能对西藏有感情，才能更好地帮助西藏，认识就会很不一样。而且去西藏，多多少少都会为援藏干部带来一些物质上的支持。

　　第一批援藏干部到西藏时，西藏还没有水（自来水）、没电、没通讯。记得我第一次送他们去西藏时，半夜里竟然没有电，水管里放出来的水都是泥浆水，根本没有经过处理。到定日县，条件更艰苦，道路不是水泥路，到处是灰土，脚下的鞋子里都是土，夜里上厕所也要走很远。此外，对于中央作出的对口援藏政策，当时西藏有些地方还不太理解，他们觉得支援西藏只要物质上的支持，干部西藏多的是。因此在第一批援藏干部到西藏开展工作的时候，地方干部持有不同的看法，使得第一批援藏干部到西藏后不仅环境艰苦，而且获得开展工作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困难。当时，地区级的干部对援藏干部持不同看法的比较少，县乡级的就比较多了。因为我们派去的援藏干部会影响到当地干部的职位晋升。后来，西藏干部逐步看到我们援藏干部开展的工作，才慢慢接受、认可这种方式。我们的援藏工作内容非常丰富，搞建设、建学校、搞教育、搞卫生，给资金、给项目。我们对口支援的地区很多，援疆、援滇、援三峡等，但是支援资金最多的还是西藏。而且我们很多工作都是从设计到建成，全程负责到底，如建所学校，从设计到开学进去上课，都是我们组织完成的。援藏确实锻炼了干部。上海援藏干部对当地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带去了资金、项目，还身体力行、深入一线真抓实干，出钱出力，藏民反映良好，这既锻炼了干部，又支援了西藏的发展。

　　细致周到做好服务援藏干部各项工作

　　第一批援藏干部是我和周缙同志一道送他们进藏的。队伍刚到成都，先过渡一下，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开展联合活动，正好有两位同志过生日，我们就集体给他们过了次生日，气氛热烈，大家很感动。当时其他省市陪着去时随带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拿着摄像设备。我们只带了两位医生和陪送团人员。我们和山东共同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我们带去的药近一半都送给山东的援藏干部用了。山东把援藏干部送到日喀则市就结束了，我们继续把这49名援藏干部全部送到驻地。就像送女儿出嫁，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如果娘家重视了，当回事的，人家才看得起，这对他们日后在西藏开展工作有很大影响。于是，我最后决定把49名援藏干部每个人送到他们的援藏点，亲自带他们去认认门，一是让西藏地区的干部意识到我们上海很重视援藏，二是可与驻地干部接触、联系、沟通。另外，我也可以实际感受援藏干部开展工作的环境，我们也接受教育，回上海好做宣传，取得做好援藏工作的发言权和主动权。

　　记得有一次，我送一名干部到定日县，大概早上5点多就和定日县组织部长一道出发送我们的干部下去，但是因为路况太差，一直到深夜1点才返回招待所。当地干部说去定日县在历史上当天来回的还没有过。虽然只有600多公里路程，但交通实在太差，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就迷路了。半夜里的西藏天很冷，风很大。没办法，我们找到当地的老乡举着个火把为我们引路，把我们送出险境。所以，我一直说，援藏干部回来后，都应该得到安排，哪怕位子有限，也要想办法安置好，因为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别说开展工作了，就是住三年都是不容易的。

藏族民居

    我们就是这样一批一批地认真地做下去，让援藏干部感觉到我们也是实实在在做事的，并能做到他们心里去。因此，我们把每位援藏干部送到地方该分手时，大家都依依不舍，我们既舍不得离开他们，他们也舍不得我们走，痛哭拥抱，就像送别亲人一样。当地也反映，没有一个省市像上海这样把援藏干部都送到点上的。把每位援藏干部送到点后，我和一起陪送的同志并不是直接返回上海，我们还返回日喀则去拜访当地组织部门的领导，拜托他们多关心支持我们上海的援藏干部开展工作；到拉萨后，拜访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如热地、郭金龙等，加强沟通联系，争取支持。

　　日喀则地区的干部、西藏自治区的干部对我们上海的干部也非常关照，在我们上海干部遇到困难的时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正能量。比如第二批援藏50位干部中有一位同志，叫邵海云，1998年11月在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处理这个问题可不是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家属心理上过不去，其他援藏干部的心里也会不好受，对以后选派也多增加困难。为此，我第二次进藏着手处理邵海云的后事，一方面是我比较熟悉西藏，另一方面援藏工作是我分管的。当时一到地方后，就安排开会研究。西藏干部的工作风格和我们不一样，汇报时间很长。我第一次进藏时基本没有高原反应，这次因为去得比较急，心情压抑，中间没有过渡直接到日喀则，高原反应强烈，听他们汇报情况的时候浑身难受，我只好边听边忍，边呕边听。因为第二天要开追悼会，一切需要考虑周到（因为邵海云的家属也在场）。西藏自治区领导很重视，派一个副书记和副主席来处理此事。自治区决定参照烈士处理，这样邵海云的父母养老、小孩读书、妻子工作等问题都解决了，解除了后顾之忧。那天追悼会开得很隆重，有2000多人参加，举行了比较高规格的火葬。总之，要把援藏干部的事情办好，有许多事情要做，你做得多做得少，效果是不一样的。对援藏干部来讲，有我们上海市委、市政府、市里面的领导亲自去解决问题，他们心里也安定，对他们开展工作也是一种激励。

　　现在回过头看看，援藏之所以能培养一批干部，选人是基础，带人是关键。领导要真心实意培养他们，锻炼他们。另外，对西藏来说，不仅是经济方面，汉藏两个民族间的信任也增强了。第一批援藏干部除对口支援外，还自己掏钱支持贫困孩子入学，困难家庭看病、盖房。西藏干部来上海考察，我们都热情接待，使两地的关系得到融洽,让他们讲上海的援藏工做好在哪里。三头的工作都要做好，一头是援藏干部，一头是援藏干部家属，一头是西藏干部。

　　我给他们讲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依我看援藏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西藏的稳定等问题10年是不可能解决的，讲是讲10年为期，但需要长期开展下去。而且这个工作光靠国家是不够的，我们56个民族就像一个大家庭，哪个兄弟困难，都应该帮助。推进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不仅是中央的事情，也是全国各地都需要参与的事情，这是反击分裂活动最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