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无悔 援藏无愧

　　【口述】钱厚德，1969年1月生。现任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2004年至2007年，为上海市第四批援藏干部，担任日喀则地区发改委副主任。

　　口述：钱厚德

　　采访：范建英 杨晔

　　整理：范建英 杨晔

　　时间：2014年3月12日

　　我是1969年出生的，作为第四批援藏干部，我当时进藏时35岁，正好是我们这一批援藏干部的平均年龄。我之前在静安区从事的是信息化工作，到西藏以后负责的是日喀则地区的“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制定，角色差异很大，但我在三年的援藏生活中尽可能地转变角色，完成工作任务。三年中有辛酸，有收获，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

　　时间飞逝，转眼我已经离开西藏近七年了，这段历史虽然已经结束，已经是过去时，但回忆起来感慨很多，很是激动。原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尘封的历史，回想起来仿佛就在眼前，所接触的人、物、事完整地、清晰地展现在自己脑海中。这段经历对自身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收获也是很大。

　　我们去援藏，说是支援建设，我个人认为不如说是和西藏人民一起把西藏建设得更好。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和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很明显的，当时整个日喀则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比较薄弱的，经济、社会、医疗、教育等方面和发达地区相比差异很大，且各县发展也非常不平衡。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性，我们才要去援藏，才要和当地老百姓一起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在西藏的三年，与当地干部群众像一家人一样，我们的交流是观念、理念上的认可和接近，是文化的交流。要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我认为就是要真正转换角色，融入当地的工作。对我自己而言，是要带着感情融入西藏。

　　据说，第一批援藏干部去的时候各方面的差异非常大，但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干部的深度交流沟通，文化、理念越来越接近了。西藏干部对上海干部可谓“情有独钟”，对上海人充分信任，对上海干部的工作充分认可，上海干部获得的认同感非常高。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和前几批的援藏干部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是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是对上海干部的支持，是对上海干部百分之百的放心。上海人在西藏工作中能够从大局出发，秉承低调务实、顾全大局的态度。当地干部群众愿意主动和我们攀谈，愿意和我们交朋友，上海人在那里有比较扎实的群众根基。这是一批批援藏干部打下的感情基础、工作基础、人情基础。

　　编制日喀则地区五年工作规划

　　我在西藏的首要工作是编制日喀则地区五年工作规划（即“十一五”发展规划）。我接到任务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上海干部来帮助我们做规划，我们放心。”我认为这句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当地干部认为上海人聪明，有智慧，视野开阔，思路清晰，理念先进，有发达地区的理念，思考能力、综合能力都很强，这是对发达地区总体的感觉；另一方面，当地老百姓对上海人民印象好，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来做，规划工作要做大量的工作，要思考，要统筹，必须要有奉献精神。我是带着压力承接了这项任务，我原来在静安区是做信息化工作的，涉及面相对比较窄，而现在让我做日喀则地区的五年工作规划，涉及面广、领域深，工作差异非常明显，要有全面的谋篇布局的战略眼光。为了帮助西藏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也感受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我对西藏怀有深厚的感情，再加上当地干部的高度信任，我认为做好这项工作义不容辞。

　　西藏的发展有一个轨迹，要谋划日喀则地区的发展蓝图，就要对整个地区之前的规划执行情况、发展状况有深入了解，对存在的问题有分析判断，通过全方位的分析思考，做出理性的形势判断。要从全国、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或者东西部发展的趋势来分析。同时，在调研的基础上，要听取广大农牧民、干部的意见，大量听取意见建议，在数据综合统计的基础上，描绘五年的规划蓝图。在整个编制规划过程当中，我是怀着对西藏的热爱，边学边做的。我具体负责协调推进，做了广泛的调研及材料的搜集，并多次召开座谈会，还专门成立了写作组，将成员集中起来做研究，对思路及文字进行反复琢磨。

　　大家知道，在西藏脑供血不足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我而言，制定规划会导致用脑过度。我们在工作中就有这样的经历，一次到钟山去调研项目，遇到一个陡坡，走到一半就感觉负重千斤，寸步难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交流项目，真的很难受，没办法，只能咬牙坚持。还有一次我们在县里开会，到最后我是直接被专车送到了医院打点滴，因用脑过度，实在支撑不住。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每个人的身上都发生过。我作为参与重点项目的人之一，工作的投入严重超过了用脑负荷，时有大脑缺氧的现象发生，这种高度用脑的工作历时一年多，最后“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得以圆满顺利完成。这个规划得到了日喀则地区地委、行署有关领导的支持。事实证明，我们拿出的规划材料与当地的情况是吻合的，目标是可行的，是有针对性的，是有项目支撑的。这个规划的落地，意味着中央及全国各地对日喀则地区的支持有了一定的参考基础。

　　项目责任化 责任具体化

　　从当地跨跃式发展来看，我们要做到工作项目化，项目责任化，责任具体化。项目来源有两个，一是各地方的支持，包括中央及上海的支持，另外是当地本身的安排。资金的来源也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上海市的统一资金，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援藏干部自筹的资金。项目的安排意图，我们是按照援藏总方针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总体要求，市委组织部、市合作交流办的总体安排来实施的。在安排中我们也是多次强调要重点关注什么，聚焦什么。联络组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向三农项目倾斜，向农牧民地区倾斜，向县镇倾斜，向基层倾斜，这是我们项目支撑的主要意图。在资金的统筹上，我们严格贯彻上海市的要求，在地区和县里平衡时，我们优先支持县里的，优先满足西藏农业的发展需要，满足基层的需要，满足农民的需要。我们不光作了明确要求，实际操作中也是严格执行的，我们坚持不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因为任何一个工程都代表了上海的形象，质量要求必须严格。在援藏干部中上海干部的口碑非常好，一是项目抓得住重点，符合当地的要求；二是工程质量好，质量过硬。

上海为日喀则地区援建的蔬菜大棚

    同时我们在项目安排上注重“造血”，而不是输血。就是真正地让当地老百姓掌握一种能力，一种可提升的本领，来培育“造血”功能。在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有扶持项目。我们在拉孜县成功地引进了上海川沙地区的8424西瓜，很受当地百姓的欢迎，西瓜的成功栽种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喜爱。我们的大棚种植也很成功，当地蔬菜的种植效益也有所增强，基本满足了自给自足。我们还在当地造了制氧场，交给当地负责管理，这是一种产业发展，以后可以市场化运作。同时，我们在工程建设结束后要求及时结账，资金要及时到位，不拖欠工人工资，不留“尾巴”。这是上海的总体要求，也是一个硬性指标。

　　在工程质量和资金到位方面我们建立了很多相关制度。一方面，联络组成立了项目工作组。工作组里有各行各业的同志，分工负责。建设局的同志负责抓工程建设的进度、质量和质监，审计局的同志负责工程质量的审计，发改委的同志负责项目的计划安排。我们项目组是分工负责，严格把关，全方面贯彻联络组的意图。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我们的管理办法是和西藏当地相结合。在项目的安排上，项目是和当地结合起来制定的，并不是我们单方面的意图，我们要通过日喀则地区发改委的认定，并且要通过日喀则地区发改委审议后报上海备案，这样避免了各自为政，资金的安排落实也比较好办。在立项上，我们与当地发改委紧密配合。在招投标上，我们严格按当地办事程序进行，上海干部完全不参与。在质量建设验收环节，我们有质监站的同志，他有一票否决权，当地干部都知道如果工程没有得到他的通过就没有办法通过验收。这一整套的管理办法主要是要和当地结合，相互补充，防止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漏洞和偏差。事实证明，这套管理制度非常有效。

　　我们的项目是统筹安排的，我们的原则是要把钱统一用到刀刃上。我记得有一个项目是县里的饮水工程。当时这项工程并没有列入我们的计划，项目到执行中期发现资金还有缺口，由于工程和地区老百姓联系非常紧密，我们通过联络组请示上海后，动用了一部分配套资金，才使得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完成，我们为当地老百姓解决了急、愁、难的事情，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进一步认可。我们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好、用活，把为基层服务的意图自始至终得到有效地体现。

　　老西藏精神的鼓舞

　　老西藏精神中总结了五个“特别”，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团结，我们时时刻刻按照这几个要求来做好援藏工作。也正是有了这种老西藏精神的鼓舞，我们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我在西藏的主要工作是规划和项目的安排落实。刚进藏时由于不适应经常头痛，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工作环境。而我所从事的工作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就经常在口袋里带上纸和笔，以便记下资金到位情况和投资情况，这样才能回去及时查账以便商议，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自己的遗漏，保证不出纰漏。所有项目的每一笔进、出账我都参与，资金来源比较散，有对口的，也有到当地去“化缘”（融资）来的，进、出账目必须对得上，否则出现资金问题就是大问题。西藏的特殊环境、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必须要想办法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头脑清醒。

　　我们为了适应西藏的工作环境，还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保证自己身体状态的良好。我们联络组每天晚饭后都要集中在一起散步，很有规律。散好步再到总领队的房间去聚会，安排打牌、下棋、下四国大战、打八十分等。通过这样的一些娱乐方式来保证我们身心健康。我们还买了泡脚桶，打牌的时候泡泡脚，出出汗，避免类风湿、痛风的发生。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援藏干部的爱护，通过这种方式交流感情，保证队伍凝聚力，以便大家能够投入到各自紧张而愉快的工作中。

在上海援建的日喀则地区扎什伦布寺广场前留影

    对我来说，在西藏的工作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对工作岗位角色的挑战。现在回头看，编制规划工作提升了自身的能力，思路越来越清晰，理念越来越全面。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就很难站在一定的高度谋篇布局，如果没有这段经历，自身就很难从广度和全局上加以认识。所以西藏的工作经历是对自己全方位的锻炼。我们在将上海的发展理念引入西藏的同时，也收获了在西藏工作的低调务实、任劳任怨，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这也是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觉悟。

　　援藏三年的生活非常辛苦，但也很快乐，收获了友谊，收获了新的理念及工作的方法方式，援藏无悔，援藏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