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援藏干部充满崇敬之情

　　【口述】冯小敏，1953年7月生。现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口述：冯小敏

　　采访：王建华 黄金平 孙海燕

　　整理：孙海燕

　　时间：2014年3月13日

　　感同身受援藏干部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第一次进藏是在1997年8月底，当时我担任南市区委副书记，率南市区党政代表团进藏去慰问两位援藏干部。一位在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当副院长，叫张冶；一位在日喀则地区食品厂当厂长，叫孙明根。

　　到西藏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环境艰苦。我们住的招待所用的是从雪山上流下的雪水，洗脸、洗澡没有热水，那水刺骨的冷，怕心血管受刺激的人都不敢洗脸。吃饭基本都是在路边小店坐着小板凳解决。最难受的是缺氧，我们是从拉萨下飞机，再坐5个小时的车直奔日喀则的。稍作休息后，日喀则地委书记平措请我们吃饭，不到10分钟，我就吐了，头痛欲裂，就像孙悟空被念了“紧箍咒”一样。心脏每分钟跳100多下，好像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一个晚上都感到天昏地暗，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硬扛着。第二天早晨，坚持去参加地区人民医院的一个捐赠仪式，刚讲了10分钟话，我就嘴唇发紫，感觉快撑不住了。想想我们偶尔去一次西藏，就高原反应成了这样子，而援藏干部天天生活工作在那个地方、那个环境，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听人说，在西藏就是站着不动，也像在平原地区负重40公斤行走一样。当时援藏干部住宿条件比较差，住得很分散，每天吃饭要走很长的路，中间还要经过一个天葬师街。我们南市区的两个干部跟我说，冬天天冷的时候，走这段路去食堂吃一顿饭，心里还是有些怕，所以有时候宁肯饿肚子也不去吃饭。

孙明根（左二）开发出数十种深受群众喜爱的“上海糕点”

    第二个感受是援藏干部开展工作不易。在我印象中，当时日喀则就只有一条水泥路，其余都是黄沙路。风一吹，沙尘飞扬。不到那儿不知道，到了那儿就体会到援藏干部的困难了。我们南市区的援藏干部都克服了家庭困难。孙明根是刚结婚没多久就进藏了，他任职的食品厂只做饼干，一直亏损，如何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是他工作中最大的心结。那一年快中秋节时，他就问当地同志有没有做过月饼，一听说没做过，他就赶紧到上海采购做月饼的原料，结果食品厂生产的月饼一下子就卖火了，食品厂当年就扭亏为盈。我去慰问的时候，食品厂的职工们对他十分肯定。当时的地区行署专员梁殿臣对我们上海的援藏工作、援藏干部也予以充分肯定。

　　第三个感受是西藏历史文化的悠久。我去孙明根的单位，他给我看一个他们揉面用的铜盆，这个铜盆上刻的字显示是元朝的。他说，我们天天在用这个东西。我说这可是文物啊！这也说明，西藏悠久的历史文化随处可见，根植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第一次进藏给我总的感受就是援藏工作起步阶段非常艰苦，也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感受到援藏干部的艰难和不容易，内心深处对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包括援藏干部肃然起敬。

　　援藏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2008年9月，我第二次进藏，参加胡延照副市长带队的上海市党政代表团。这次去跟第一次感受不太一样了，主要是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去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祭扫邵海云烈士墓。邵海云同志是上海第二批援藏干部，因车祸殉职。我们的一个援藏干部就这样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为援藏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次去，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对口援藏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海广场建成了，上海路建成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在规划建设中），上海体育场也建成了。江孜还在宗山堡前面建了抗英纪念广场，用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这次去，我们看到了一大批上海援藏工作成果。

　　我们还参观了江孜的安居工程，走访了当地藏民，确实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居住条件发生了改变。不仅住房面积适中，而且整体规划也非常好，周边的环境就像风景画一样，特别漂亮。江孜县城的居民曾经常年喝不上自来水，第五批援藏干部实施了供水项目，给当地办了一件大实事。

　　不仅如此，整个援藏干部队伍精神状态也很好。我们市委组织部也派了援藏干部，陈雪强原来是市委组织部综合干部处专门做选派工作的，当时部里定的两个人选体检后，身体条件都不适合到高原工作，在关键时刻，组织上让雪强同志顶上去，他迅速转换角色，从做选派工作的干部一下子变成了被选派的干部。我记得，当时在西藏第一面看到陈雪强，他的脸晒得黑红黑红的，跟当地干部一样，都差点没认出来。他在西藏担任日喀则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已去了一年时间，负责当地人才工作和干部培训工作，经常要下乡。他说，有一次到一个不通公路的边境乡镇去，下了车还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我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藏族干部群众很淳朴，援藏干部在那里比较受欢迎。

　　这次去西藏，我是代表市委组织部去的，也是从关心我们这支干部队伍的角度去的。到日喀则的当天晚上，我把五个援藏县委书记都请来座谈。他们很不容易，其他援藏干部每年春节基本都能保证按时休假，而他们一般是回来得晚，返回得早。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年春节正月初五，县委书记就进藏了。我们那次与县委书记座谈，主要是向他们表示慰问，谈思想、谈工作、谈生活，最后特别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然而，没一个人跟我讲困难，都表态说：“请冯部长放心，我们保证把援藏任务完成好。”

　　那次去西藏，我也有三个感受：一是援藏工作成效好；二是我们的援藏干部精神面貌好；三是援藏干部与当地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时格桑次仁同志是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日喀则地委书记。无论是我们到他家，还是他平时陪同我们，一路上都对我们的援藏干部赞不绝口。他说，他对上海很有感情，曾经在青浦练塘挂过职，自称“阿拉是上海人”。尽管他是领导，但是他把我们上海援藏干部当作兄弟，各方面都给予了很多的关心。记得有一次，全体援藏干部与格桑同志一起唱《一个妈妈的女儿》。他们唱得热泪盈眶，我们在边上看得也热泪盈眶，确实感受到了我们汉藏干部为了祖国建设事业团结奋斗，这种水乳交融的深厚情谊让人难以忘怀，也必将长久地留在汉藏人民心中，并将对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科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倾注真情关心选派干部

　　从2011年开始，我在市委组织部分管对口支援干部选派工作。组织部的任务与市合作交流办不太一样，市合作交流办主要是负责援藏项目资金的规划和实施、监管等工作；组织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一个，选派好援边干部、关心队伍建设和干部的成长进步，也包括援边干部回来以后的安排。选派干部要把握好每一个关键节点，还要做好日常关心工作，包括关心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等，解决好援边干部的实际困难。2012年8月，我随俞正声同志率领的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到青海果洛学习考察。当时，正声同志跟我说：“组织部不仅要管选派干部，更重要的是关心干部，包括关心干部的后顾之忧。”他还说，有些困难，干部个人反映解决起来比较难，组织部出面要容易得多，这件事情要交给组织部。我至今都牢牢记着正声同志的话。分管这项工作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关心援边干部的工作。组织部综合干部处的一项工作，就是关心选派出去的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队伍建设情况，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也是李希、应勇同志两任部长对这项工作的要求。

　　2012年9月，经部里批准，我带了组织部各干部处的同志专程到新疆去，主要任务就是跟援疆干部谈心，所有的领队我都逐个谈，其他干部分组谈，了解他们的思想，关心他们的生活。这次谈话中，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如果援边干部夫妻都是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一个区的，关心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如果不是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一个区的，相对来讲关心得还不是太到位。从新疆回来后，正好是中秋节前夕，我们召集各大口、区县组织人事部门分管选派工作的干部开了个会，专题研究对援藏、援青、援疆、援滇等援边干部的日常关心问题，进一步贯彻落实正声同志的意见，强调凡是援边干部家属不是本系统、本地区的，家属所在单位的上级组织部门都要督促各相关单位，要主动关心援边干部家属，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这是部里的要求，也是市里的要求。

　　精心选派第七批援藏干部

　　与前几批比较，上海第七批援藏干部的选派工作有几个特点。第一，对口支援对应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对口支援的一个县是由好几个区共同负责，第七批援藏干部选派时，市委市政府作了调整，原则上一个区对口一个县。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责任比较清晰，哪个区对着这个县，那么这个县的对口支援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与对口的区相关，有利于工作的连续性；二是有利于援藏干部的管理，派是一个单位派出去的，日常管理和关心也由一个单位为主；三是缓解了援藏干部的接待任务过重的问题。但是，这样安排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对口支援工作任务不平衡，有些地方条件相对好一点，像云南、三峡、贵州等，而高原地区的青海、西藏自然条件很艰苦，对口高原这个区的任务就显得很重。本来这个区派2至3个干部就够了，现在一个区最多要派9个援藏干部。每三年就要派9个，连续几批的话，援藏干部的选拔、回来的安置就会造成比较大的矛盾。但市委、市政府定下来，我们还是要坚决按这个要求执行，5个对口援藏的区也都是克服困难去完成。第二，援藏干部选派任务变重了。第七批的人数增加了，第一批援藏干部49人，第二至第五批都是50人，第六批59人，第七批增加到68人。第三，专业技术干部占比加大。第七批有18人是专业干部，包括卫生、教育、环保、农业等专技人员。对选派工作来讲，选派专技人员难度比较大。第四，年纪轻、学历高。第七批援藏干部平均年龄38岁多一点，基本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26个硕士，4个博士。

　　市委高度重视第七批援藏干部的选派工作，特别是韩正同志提出，干部选派要体现注重“三个面向”的工作导向，即面向基层、面向实践、面向群众，要把基层的实践锻炼包括选派到对口支援地区工作，作为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重要途径。援藏工作环境艰苦、情况复杂，是锤炼优秀年轻干部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也是第七批援藏干部选派工作的指导思想。每批援藏干部中有一个关键岗位，也就是领队，是整支队伍的灵魂人物；还有几位县委书记或常务副书记，是队伍的骨干力量。根据西藏的意见，中组部对第七批援藏县委书记的人数作了调整，上海由第六批选派四名县委书记，调整为选派两名县委书记（江孜县和拉孜县）。市委明确要求，对这些重要岗位上的干部，应全部做比选方案，提出两个都符合条件的人选，经书记会讨论比选，再提交市委常委会决定。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选择领队的条件比较高，通过在区县副局级领导干部中组织志愿报名，然后安排体检，从中挑选最符合条件的人选。一要学历高，大学本科以上，最好是研究生；二要有基层领导工作经验，尤其要在街道、乡镇干过；三要年纪轻，以70年代出生的为主。第七批援藏干部领队、县委书记就是这样比选出来的，真正体现了“好中选优、优中挑强”。市委对组织部提出的比选方案也是充分肯定的。

　　怎么把选派工作做好呢？我感到，重点要做到两条。

　　第一，除了政治上符合援藏干部的条件以外，要按照受援当地的需要挑选合适的人才。我到新疆调研发现，如果前期需求搞得不准确的话，干部去了以后发挥特长就有限。因此，干部选派工作一定要根据当地提出的岗位需求，讲求专业上的匹配度。援藏干部去了以后，也要按照当地的实际需求开展工作。第七批援藏干部领队戴晶斌跟我讲，他陪地委书记丹增朗杰到江孜视察。丹增书记说，江孜一定要体现上海的水平，体现浦东的水平，体现上海援藏干部的水平。浦东的援藏干部搞了一个江孜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精心打造旅游文化品牌，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得到了地委的充分肯定。这就说明，援藏工作与当地的发展契合度比较高，一定能取得实效。

　　第二，从组织部的角度来讲，对干部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这本身是由这项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为援藏干部肩负着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任务，履行着党中央交给上海的神圣使命，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派出去的，肩负上海人民的重托，也代表上海干部的形象。如果我们对这支干部队伍教育管理不严格，出点事情，那损害的是整个上海干部队伍的形象，会给实现对口支援工作的战略任务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我们要求援藏干部联络组发挥核心作用，从严管理、从严治队，严格执行“三条铁律”（严禁私自学车驾车、严禁出入当地经营性娱乐场所、严禁酗酒）。尽管西藏的生活有点枯燥，各方面条件不尽如人意，个别干部对有些管理措施也不是很理解，但我们就是要求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从严管理干部是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政治要求，也是对干部本人负责。只有严格管理，才能带出过硬的队伍。

　　平凡之中见伟大

拉孜县市政道路

    2013年6月，我陪送第七批援藏干部进藏。这次陪送干部的路线是我过去没走过的，先后去了西线高海拔的定日、拉孜、萨迦三个县，比较艰苦。一路下来，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援藏工作水平提高了。过去，援藏工作比较注重硬件建设，现在软件建设也上去了。到了拉孜县，无论是援藏干部还是当地的干部，都建议我们陪送团绕县城走一圈。他们讲，拉孜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城市管理的县城，而且引入了上海网格化城市管理的理念。我们看了以后，确实感到整个城市管理都非常到位，由此反映出上海援藏工作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第二个感受是西藏的条件艰苦还是依旧。像萨迦，历史很悠久，但是气候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还是很一般，饮水和用电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援藏干部要在这里待三年，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第三个感受是当地干部对援藏干部很认同。在与县里干部交流时，他们对上海援藏工作发自内心地赞赏，与援藏干部情同手足。我们到定日时，天快黑了，县里几乎是全城出动迎候我们。在既是欢送会又是迎新会上，当地所有的干部都来了，援藏干部脖子上挂满了哈达，无论是献哈达，还是敬青稞酒，都流露出定日干部群众对援藏干部的深厚情谊。援藏干部泪流满面，讲话的时候一次次哽咽，我们在边上看得也是热泪盈眶，深受教育。

　　援藏干部中感人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讲纪晓鹏同志，他完成第五批援藏任务，在最艰苦的萨迦担任县委书记三年后，又响应组织动员，申请延期援藏三年。他第六批到了亚东县工作，2011年9月18日亚东发生地震时，在与外面失联的情况下，他作为县委书记指挥若定，有效组织抗震救灾，得到了自治区和日喀则地区各方面的充分肯定。

　　援藏干部远在几千公里之外，工作和生活在几千米海拔的高原，家里日常生活中碰到很多困难，没法孝敬老人，照顾不上妻子和孩子，是他们心里最纠结的，但他们都默默地克服了。第六批援藏干部领队闵卫星跟我讲，他当年陪同徐麟同志作援藏体检的时候，徐麟31岁，自己也差不多年纪，没想到过了十几年变成自己援藏了。他说，年纪大的进藏工作，身体的调节能力很弱，经常会出现不适应，但是组织定下来了，就义无反顾地去。一位干部讲，在家时很多事情都是小事情，他离开以后都成了大事情。比如，爱人晚上回家，遇到断电了，黑灯瞎火的，大热天空调也打不开，打电话给他时，他眼泪一下就出来了。他说，总不能为了家里没电这个事情找组织部吧。所以说，常人平时感觉没问题的事情，家里就剩一个女人、一个孩子，碰到的问题都是大问题。我觉得，不是说一定非要发生什么大事情，才能体现援边干部的伟大，能把平凡的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像这些讲的事情都很平凡，但平凡之中见伟大，很感人。你在外围看不知道，你真正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之中与他们打交道。这些平时都是高高大大的男子汉，谈话的时候也有伤心处，谈到一些地方他们话也说不下去了，我也很感动。他们说：“冯部长，你跟我们谈谈我们心里很温暖。”有位干部的父亲去世了，连送一程都没做到，他就觉得终生愧疚。还有的干部孩子考试成绩不好，妻子怪他，孩子大了可能也要怪他。这种事情很多很多。我觉得要从这些地方看援边干部的不容易，看他们的奉献精神。

　　20年的援藏工作过去了，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对中央援藏工作的重大决策的拥护，对援藏工作取得的成绩的肯定，对上海人民和上海援藏干部的深厚情谊，都是发自内心的。我进藏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天把你们送进来，对我自己也是一次学习，也是一次受教育。在援藏干部身上，最突出的是奉献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来教育人们、激励人们。我想我们第七批和第一批援藏干部的情况肯定有很大变化，但是前人走过的艰辛道路，他们所做的牺牲、所做的奉献、所做的奋斗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将他们的事迹真实地记录下来，对我们后人是一种激励。同时，这也是对这些同志负责。他们曾经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组织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这个丰碑我觉得应该刻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留在我们历史记载中。这是对援藏干部的尊敬，是对援藏精神的弘扬，更是教育启迪后人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