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情打动西藏

　　【口述】张兆田，1952年11月生。1995年至1998年，为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先后担任中共亚东县委常务副书记、县长，日喀则地区行政公署党组成员、常务副秘书长，兼任地区城建环保局党组书记。

　　口述：张兆田

　　采访：黄金平 周炯 张东保

　　整理：张东保

　　时间：2014年2月20日

　　到艰苦地区去工作，我一直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去西藏工作，却是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非常突然地摆在我面前的。

　　没二话好讲，主动报名

　　我清晰地记得，1995年3月14日，宝山区委召开了选派援藏干部动员大会，全区45岁以下、副处级以上的中青年干部悉数参加。区委副书记胡廷福把选派援藏干部的目的、方法、要求给我们作了简短而又明确的动员。他说：“我们这次选派干部到西藏去任职，是中组部直接部署的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选派援藏干部是个人自愿与组织安排相结合，以组织安排为主。这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中青年干部在关键时刻的一次重大考验，希望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经受这样的考验。”之后，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实名制的问询表，表上列出了“你对援藏工作的态度”三个选项：一是主动报名，二是服从组织安排，三是不去（请说明理由）。

　　我听了动员，感到热血沸腾，根本没有过多考虑，就填了主动报名。我当时是怎么想的？第一，是长期受党的教育所形成的本能反应，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时刻听从党的召唤，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应该是国家利益至上。现在是组织发号召，党要求你去，没二话好讲，上！第二，是建功立业的心底渴望，我从小就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英雄主义情结，渴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这次去援藏是一次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第三，是励志格言的精神引导，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到年老时回过头来看，假如没有什么建树的话，这是很遗憾的人生。现在有机会让你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干一番事业，是一次难得的机遇。40多岁正好是有经验又精力旺盛的时候，到西藏去，如果太年轻，可能适应不了那种异常复杂的工作环境，如果年纪太大，身体又扛不住，我觉得我正当年。基于这三点考虑，我没有丝毫犹豫，就填了主动报名。

　　填完表格以后，组织部门需要统计，就休会了一段时间。这时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因为这是从未有过的严峻话题。援藏，一去就是三年，只有中间可以回来休假一次。休会结束重新开会时，胡书记通报了统计结果：基本情况可以，填不去的一个没有，但是填主动报名的也很少，绝大部分同志是填了服从组织安排。会后，我找了区委组织部部长吴德渊。我说，吴部长，我刚才填了主动报名，我再跟您强调一次，我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是真心实意主动报名的。然后，我回到司法局的办公室，给区委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我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并陈述了报名援藏的四条理由：第一条，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18岁入党，已有25年党龄，受党教育多年，请组织相信我，我有这样的政治觉悟，完全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去的；第二条，这次去西藏，是去民族地区工作，我曾经和傣族、哈尼族、彝族等12个民族共同生活，有较为丰富的民族地区工作经验；第三条，我曾经在云南建设兵团上山下乡9年，曾经在崇明岛一所农村中学当讲师团成员支教一年，这些地方条件也很艰苦，我都已经过来了，我不怕吃苦，能够吃苦，并且有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第四条，我自信能够做好家人的说服工作，他们会支持我去的。我当天晚上就把信投到区委组织部吴部长的办公室，请他转交区委。

　　克服困难，打开局面

　　到了西藏后，我当选为亚东县县长，实实在在感到西藏环境和上海环境的巨大落差，感到西藏的环境确实是艰苦的。我概括了西藏环境的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突出表现为高寒缺氧，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到了西藏都会有高原反应，而且每次出藏后再进藏还会再来一次高原反应，我们在县里由低海拔到高海拔也会产生高原反应。第二个特点是特殊的民族环境。西藏是藏民族高度聚居的地区，亚东县少数民族比重占98%以上，带来一个突出的困难是语言不通。我们在县城还可以，但是一旦离开县城，到乡镇去、到村里去，离开翻译寸步难行。第三个特点是神秘的宗教环境。突出表现为基层的老百姓近乎全民信教，规范的说法是“藏传佛教在藏民族中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宗教氛围极其浓郁。我们作为共产党人都是无神论者，对宗教的知识了解很少。第四个特点是复杂的政治环境。突出表现为达赖分裂主义反动集团出逃后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一直不停地给我们制造麻烦，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第五个特点是艰苦的生活环境。突出表现为饮食不习惯，西藏人喝青稞酒，喝酥油茶，吃糌粑，吃牛羊肉，而且是生的牛羊肉。我是滴酒不沾的，按照当地干部的说法是不会喝酒就不会做群众工作。酥油茶是三种原料：茶叶、盐巴、酥油的混合物，有些人能喝得惯，更多的人喝不惯。酥油茶在城市里还好一点，因为茶叶、酥油是新鲜的，盐也是商店里买的经过加工的盐。但是到了边远牧区、农村，酥油茶就变味了，茶叶放了很长时间，会有点发霉。盐是藏北地区运来的土盐，没有经过加工，有点苦涩。酥油是从牛羊奶里分离出来的初级油脂，新鲜的时候蛮香的，放久了会有哈喇味。变质的酥油、发霉的茶叶、苦涩的土盐，这三种东西搅和起来是个什么滋味？藏族老百姓很热情，把酥油茶斟满，双手递上来请你喝，喝吧，难以入口，不喝吧，会伤害老百姓的感情。吃糌粑也不习惯，糌粑是用青稞做的，青稞先炒熟，磨成粉，再加酥油搅拌。没吃过糌粑的人，一开始吃了会胀气、不消化，排泄很困难。有的地方，糌粑放久了以后会长绿毛，难以下咽。

　　这五个特点，其实进藏前我们都有思想准备，而且思想准备非常充分，所以遇到这些的时候不觉得苦。我们倒是遇上了一个以前没有想到的困难，进藏早期阶段，沪藏两地部分同志对援藏干部某些方面不理解。当时中央刚刚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只确定了对口支援政策大的框架，具体怎么做，还需要探索，援藏资金的筹措机制还没建立。这时候，西藏和上海两地干部群众对“对口支援”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西藏方面来讲，当地干部说，西藏不缺干部，缺的是资金和项目。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日喀则地区要改变面貌就指望上海了。他们认为，援藏干部来了以后应该发挥争取上海资金、项目的作用，他们对援藏干部的期望值很高，常常把我们往上海“赶”，不希望我们老待在西藏。而上海方面的理解，中央决定对口支援，主要是把干部派到西藏去，把你们的经验、知识、观念带到西藏去。你们要利用西藏当地的资源，培养当地造血的功能，而不仅仅是输血。为什么你们回来不是要钱就是要项目？甚至有些干部还说，援藏干部吃里扒外，光知道到上海要这个要那个。看到援藏干部回来后就说“讨饭队”回来了，徐麟被称为“讨饭队队长”。我们回到上海，干部群众都希望我们介绍西藏的情况，可一谈西藏情况，就容易带来负面效应，有些同志不太理解，说你讲这些干嘛？今后谁还敢去援藏？我们两头不被理解，感到很委屈、很苦闷，常人难以体会也难以想象。那时候我们援藏干部在一起，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有些人讲，回去资金没要到，还挨了一顿批评；有些人晚上躺在被子里偷偷流眼泪。这个困难，是进藏前没想到的。

　　开头的时候，开展工作很艰难，打开局面更艰难。去了以后我们通过三步开展工作：第一步，调查研究，扎扎实实把县情摸清楚。我们亚东的七位上海援藏干部首先下乡搞调查研究，每个乡镇、每个村落、每个企业走一遍，三个月时间走了3000公里路，写出14篇调研报告和发展乡镇企业的项目建议书。第二步，是在县委的领导下，依靠四套班子的集体智慧，形成、充实、完善援藏工作的思路：农牧稳县、工贸富县、科技兴县、依法治县。制定三大规划：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科技兴县规划、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提出增长目标：到20世纪末，全县经济总量翻三番。第三步，就是争取资金，依托上海市委、市政府，各选派单位，社会各界的支持，筹集到302万元援藏资金，又争取了西藏配套资金将近200万元，两笔加起来有500万元。通过这些我们为亚东的老百姓做了不少看得见的实事。联系了青浦医疗队，7名医生带了11万医疗器械和药品进西藏1个月，为3000多名藏族老百姓体检和治病，一炮打响。紧接着，我们看到当地有些儿童因家庭贫困不能及时入学，青浦法院通过援藏干部物色两名藏族女孩，承诺把她们接到县城读书，小学到大学的费用由青浦法院承担。我们觉得资助只能解决个别问题，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兴办“希望工程”，所以我们建了几所希望小学、希望幼儿园。还筹建了一些二、三产业项目。利用森林资源，对当地的胶合板厂进行技术改造，使产品升级换代；利用淡水鱼资源，建起了渔业加工厂；从上海引进一些品种，搞家禽养殖，发展蔬菜大棚；边境有个山村不通电，我们就通过上海资金援助，把电线从县城拉到山村。通电的时候是国庆节前夜，电闸一推，老百姓全部欢呼起来，城市里的人体会不到，一个无电的山村，突然有了电、有了光明，那种欣喜若狂的感受难以言说。通过这些让老百姓直接获益的项目，我们逐渐在亚东打开了局面，受到了藏汉各族干部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1995年5月至1996年12月，我在亚东县工作。1997年1月至1998年6月，我被调到地区行署担任常务副秘书长。从县长到地区行署当常务副秘书长，角色转换比较大，责任更重了。我协助三个副专员工作，还负责联系协调17个政府部门。不到半年，秘书长到中央党校参加为期一年的民族干部班学习，由我代行秘书长职责，主持行署的日常协调工作和行署办公室的全面工作，地委给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头衔：地区行政公署党组成员。秘书长原来分管的工作基本上交给我分管。我的主要任务是四大块：第一块是文字工作。在西藏，文字工作是很艰苦的脑力劳动，西藏高寒缺氧，经常会思维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写材料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内地。这一年半里重要的材料我完成了100多份。第二块是会务工作。西藏的会比较多，维稳、发展经济、扶贫、科技攻关等，这一年半里我承担协调的各种地区性大型会议有十几次。第三块是接待工作，西藏是热点地区，外宾来的多，中央各部委来的多，对口援藏各省市来的多，区内的团组来的也多。这一年半里我参与接待国内外团组超过100个。第四块是协调工作，西藏很特殊，县里和地区直属机关没有多少经济权限，比如要购置车辆，县里不能拍板，都要由地委行署决定。县委书记县长到地区来，如果找不到书记、专员，就会找秘书长，这一年半我处理的各类请示事项达100余件。由于工作特殊，我的办公桌上配了两部座机，另外给我配两部手机，有时候要同时处理多个电话。在西藏流传一句话，“当秘书长的不是人，是人的不当秘书长”，我深有体会。

　　成立上海援藏干部联络组，是上海援藏干部管理体制的创新。我们受双重管理，一方面受地委组织部管理，另一方面受援藏干部内部组织管理。作为内部管理的一个模式，成立援藏干部联络组，由援藏干部领队、地委副书记徐麟同志担任组长，上海对口支援四个县的主要领导、地区的两个小组组长作为联络组的副组长。我在亚东当县长，是亚东组的组长，同时是联络组的副组长。调到地区工作以后我不再担任亚东小组组长，作为联络组副组长主要协助徐麟书记，承担两大职责。第一项职责是做好文字工作，要么是文件起草，要么是秘书起草后我整合把关，交给徐书记审定。在一年多时间里，援藏干部联络组出了一本书——《雪域高原一千天》，一本摄影画册——《援藏干部的情怀》，一本援藏干部论文集，一本上海首批对口援藏干部联络组资料汇编，拍了一部电视片。我们创办了援藏工作情况月报，每月往上海报。还有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会议纪要，徐书记定期召开组长会议，每次会议内容形成纪要，报给市委组织部、市交流合作办，我们自己也保存。我协助徐书记做的重要的文字材料大概有40多篇。第二项职责是协助徐麟书记推进落实日喀则上海广场建设，这个项目是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提议、地委行署决定、沪藏两地高层领导进行原则协商，与上海建委、建工集团、华东建筑设计院具体商谈以后，达成的重点项目，它是第一批援藏期间最大的工程项目，也是第一批和第二批援藏干部接力完成的工程项目。这个项目由徐麟书记挂帅，面上协调由我负责，因为我既是联络组副组长又是行署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秘书长，同时还兼了地区城建环保局党组书记，徐书记要我担任日喀则上海广场项目协调工作小组组长，另一位上海援藏干部、地区城建环保局副局长徐军担任联络员，负责具体筹建联络工作。这个项目创造了三个“一流”，即一流的设计，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很有文化品位，像一艘沪藏友谊之船，从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开往长江源头——西藏；一流的施工，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鲁班奖；一流的管理，上海建工集团文明施工、科学管理的施工模式，在高原刮起一股旋风，引领了西藏建设领域的新时尚。

　　终生难忘的高原记忆

　　援藏三年，印象最深的是经受了两次特大自然灾害的考验，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是1995年11月9日，我们刚刚到西藏半年时间，遇到一场特大的暴风雪，亚东县是9个边境县中受灾最重的县之一。全县平均积雪厚度1米，发生了几百处雪崩，在雪崩积雪处，最厚达到7米。这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造成2位解放军战士、8位农牧民冻死，其中有一对父子，刚刚经过雪崩的劫难逃出来，在半路被风雪严寒冻成了冰雪雕像。全县近千人冻伤，3万多头牲畜冻饿死亡。这场雪灾是非常大的灾难，当地很多干部也是第一次见到。当时县委书记到上海考察去了，我们7个援藏干部4个留在县里，3个陪同县委书记去上海考察。我是县委常务副书记、县长，党政工作由我全面负责。我依靠当地干部，组织领导全县群众进行3个月左右的抗雪救灾工作。雪下了以后，路都被堵住，所有的电线杆都被压趴了，连电报都发不出去，和各乡镇的联络全都中断了，不知道外面到底怎样。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白天查勘灾情，晚上在我的宿舍点起蜡烛，县里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在一起，成立抗灾指挥部，在烛光下决策。我们组织全县军民集中力量先打通公路，我们对外的主要交通是拉亚公路，这条路堵死了，亚东县城的供应就断了。第二要通电，我们组织一支突击队，协助供电部门重新架线，把电通起来，把电报发出去，要让自治区知道我们的灾情状况。还要恢复供水，派出小分队去外面联络，了解情况。组织粮草互助自救，组织救援队伍去野外搜寻被风雪围困的农牧民和牲畜，组织公安、民兵、武警日夜巡逻，维护灾区治安，防止坏人发灾难财。通过工商部门控制物价，防止物价上涨。我和另外一位援藏干部、县委副书记钟杰，带领一支8人小分队，到灾情最严重的康布乡，组织抗雪救灾。我们到康布有几十公里路，一路大雪封山，而且这个地方山高谷深，有几十处雪崩，这个时候从雪地里穿越很危险，当地干部都劝我们千万不要去。我觉得作为县长，关键时刻应该站到第一线，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两个援藏干部，带着医院院长、农牧局局长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共6个藏族干部，在雪地里徒步前往，每个人背了近40斤东西，有粮食、药品等。雪很深，一脚踩下去就到了大腿，在这样的雪地里连滚带爬，走了4天4夜。走到最远的一个村的时候，我的裤子冻住了，腿已经麻木，牛仔裤脱下来靠在墙边竟立起来了。藏族牧民用雪帮我搓腿，搓揉了很久才恢复知觉。我的右腿跟腱被冻坏，脚背一片青紫。一到冬季，我的腿疾就发作，几天不能下地走路，每年都发，无法根治。在那次抗雪救灾中，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我回来后专门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纪实散文——《藏边雪祭》，记载了那次抗雪救灾的日日夜夜，登载在《西藏文学》上。

张兆田在亚东县任职时组织全县军民抗雪救灾

    第二次是1998年2月24日，我在地区行署当常务副秘书长，日喀则地区西部13个县遇到了一场大雪，灾情最严重的是最偏远的仲巴县，海拔4700多米，是日喀则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一个县，当时零下30多度的低温持续了80多天。农牧民为了保命，把牛粪放在炉子上烧，取暖御寒，牛粪很快就烧完了，家里有什么就拿来烧，烧鞋底、烧麻袋、烧衣服、烧提水的塑料桶。塑料桶本身不值钱，但意义重大，那是华国锋同志到西藏慰问时，给每户藏民送了一个塑料水桶，老百姓很珍惜，叫这个桶“华国锋”，平时当圣物。这时候为了保命，把这个桶也拿去烧，桶烧完了，烧帐篷的柱子。正当饥寒交迫、生死危难的时候，地委行署接到电报，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组织抢险。我主动请命，带领从军队和地方34个单位调集的51辆大卡车满载柴禾和4支医疗队奔赴灾区。我患了重感冒，在西藏，感冒是大病，因为缺氧情况下，一感冒，鼻子不通，呼吸不畅更加缺氧，非常危险。当时我什么也没考虑，我已经有过一次抗雪救灾的经验了，我去是最合适的。我就带领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铁骑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往返5天5夜，在藏历年除夕那天赶到灾区一线。老百姓本来感到绝望了，现在看到救命的柴禾到了，家家户户从帐篷里跑出来，流着眼泪，高举毛主席画像，高举红旗迎接我们，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雪中送炭。遇到这种挑战并且能挺过来，很值得。

　　像小山一样的哈达

　　西藏严酷的环境，孕育了“老西藏”精神、孕育了孔繁森精神。我们许许多多进藏的内地干部，都像孔繁森一样，到了那个环境，你会自然而然，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震撼、思想得以升华。我们有个县委书记、上海援藏干部许一新，到乡里访贫问苦，看到一户家徒四壁的大家庭，拿出100元钱给那家户主，户主拿在手里一点反应也没有。陪同的藏族干部给老汉解释说这是100元钱，可以买多少糌粑、买多少酥油、买多少茶叶，他一听，“扑通”一下就跪下来了，因为他一辈子也没见过百元大钞。人在这种环境里，遇到这种情况，看到这么贫困的群众，你自然而然身上有什么都会掏出来捐赠，这就是环境对人的熏陶。

　　这三年里，接触了很多当地藏族干部和比我们早进藏的汉族干部，很受教育，我们切实体会到为什么当年全国学孔繁森时，全国反响强烈，而西藏却没什么反应，甚至还有负面效应。大家心态不平衡，觉得孔繁森的事迹是真实的，但是这样的事迹在西藏司空见惯、十分普遍。孔繁森因为成了烈士，通过媒体宣传，全国家喻户晓，成为领导干部的典型，而大部分人还是默默无闻。记者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西藏有千千万万个孔繁森式干部》在《新华每日通讯》发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文章，在西藏的反响很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用这么显著的版面肯定了老一代进藏的同志。在西藏这块沃土上，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在内地几十年也比不上，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积累资料，在《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启发下，我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题目叫《西藏：培育了千千万万个“孔繁森”》，把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来有名有姓的75位人物事迹写出来，把整个援藏的一段历史写出来。这篇文章在上海的《宣传通讯》上作为专栏连载了十几期，后来又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我们49名援藏干部去西藏后有句大白话，去西藏如果不干出点成绩等于白去，那些苦白吃。所以大家到西藏后都有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做出成绩、报答沪藏两地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关心的意识，在徐麟书记的带领下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情系浦江，做上海人民的优秀儿子；功建高原，当西藏人民的忠实公仆。大家在西藏精神状态很好，想多做成绩，非常珍惜在藏有限的三年时间。最后一年，1998年过春节的时候，很快就要结束援藏工作了，怎么画上圆满的句号？大家提出，我们40多位同志集体留在西藏过年，和藏族老百姓共度春节和藏历年。这个举动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在西藏影响非常大，有20多位同志是第二次留在西藏过年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听说了，高度赞扬了我们这一举动。当时共有15个省市对口援藏，还有国家很多部委，那么多援藏干部中，唯有上海干部连续两个春节留在西藏集体过年。那时候援藏干部在徐麟书记的带领下非常团结，有句话叫做“大旗一面，军舰一艘，兄弟一场”，成为大家的信念。大旗就是徐麟，49名援藏干部是坐在一条船上的团队，在特殊的环境中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

丰收

    援藏干部为藏族同胞做了很多好事。那时候我们工资收入都不高，刚去的时候有人说我们拿双份工资，那是误传。我们只有上海一份工资，在西藏只有区区几百元的高原补贴。到了西藏后我们无私奉献，在西藏的补贴分文不留，还不断地从家里寄钱、寄东西来，个人捐款达到25万多元，人均5000元，捐的实物没法统计，数额远远超过现金。徐麟书记的爱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从家里寄来一摞一摞的包裹，他都分给老百姓。许建华妻子把衬衫一打一打地寄到西藏，他也是分给老百姓的，大家做了很多类似的好事。上海援藏干部的整体表现是有口皆碑的，有5位援藏干部家中的7位老人在他们援藏期间病故，15位老人在援藏期间发出病危通知。有位同志自己得了高原肺水肿重病，送回上海治疗，日喀则领导表态：你看完病后可以不回来了。但是他大病初愈又重返西藏。有些人父母亲病故都没回去，克服了自己最大的困难留在西藏。在西藏的三年，改变了民众对上海干部的传统印象，很多人以前认为上海人娇气、吃不起苦。经过三年历练，当地干部说，我们这才知道上海干部能吃苦、能干事。当我们离开西藏的时候，日喀则万人空巷，周边老百姓都自愿过来欢送援藏干部，你献一条哈达他献一条哈达，最后我们每个援藏干部脖子上挂的哈达像小山一样，令人激动不已、终生难忘。我们感到了西藏人民的真情，和刚进藏时完全不一样。上海援藏干部整体得到了西藏方面的高度认可，获得了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青年模范集体”称号，这是所有省市和部委对口援藏干部中唯一的荣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