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拔四米到四千米

　　【口述】闵卫星，1963年6月生。现任上海市松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2010年至2013年，担任上海市第六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中共日喀则地委副书记、行署常务副专员、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

　　口述：闵卫星

　　采访：严爱云 程志强 白璇煜 张洁 谭畅 黄瑶

　　整理：张洁

　　时间：2014年3月3日

　　“大龄”领队“临危”受命

　　1998年，我第一次来到日喀则，以后因工作原因又去过很多次。但对三年援藏这件事，却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2009年底，组织上第一次非正式地征求我的意见：新一轮援藏工作马上要开始了，能不能考虑一下过去？我当时不去的态度比较坚决，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我那个时候已经快47岁了，年纪太大。父母年事已高，儿子又不在上海，一家三口分住三地又相隔万里。第二，作为领队，区里财政肯定要拿出一笔钱作为援藏资金，援藏项目和进藏同志的生活也需要关照一下。但当时金山的财政比较困难，自己于心不忍。当时组织上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我对这个事情也没有太关心。但到2010年3月初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那个时候市里有一个会议在浙江开。开会那天上午，车子刚刚走到浙江平湖的收费口，我突然接到了金山区委书记杨建荣的电话，说下午三点，市委组织部的领导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在金山的工作差不多已经两届，估计谈话是针对这个事情进行交流，所以车子立马掉了个头回去了。下午三点，我到市委组织部后，先是王瑜副部长找我谈话，然后是陆凤妹副部长找我谈。陆部长开门见山，“我现在有个困难，原来定的去西藏的人选去不了了，组织上看来看去还是你比较合适，你回家商量一下，另外看看还有些什么困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到了我这个年纪，困难肯定是有的，我的建议是如果有后备的年轻同志，就让年轻同志去”。因为从第一批到第五批，入藏干部年纪非常轻，都是三十几岁（第一批至第五批平均年龄分别为：36.2、37.2、34.7、36.8、36.8岁）。第二，“假如组织上有困难，我坚决服从”。

　　谈话结束的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隔天体检的通知。体检一结束，领导又跟我进行了一次谈话，表达的主要意思是，考虑下来还是我最合适，让我做好准备，4月17日进藏，考核第五批援藏干部，同时也熟悉一下当地情况。就这样，我迅速担起了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队伍领队的责任，也成了全队年纪最大的“老大哥”。

　　考核工作结束后的“大部队”是6月17日入藏的。从上海出发时，整个队伍是58人，还有一位同志属于中央条线系统的，后纳入我们联络组管理。所有人当中，58名是党员，还有一名到了西藏没多久也“火线”入党了。留在地区工作的有27个人，其余32人分配到了上海对口的五个县。我在地区工作，担任地委副书记、行署常务副专员，主要协助专员工作，负责行署办公室（应急办）、外办、文化文物和上海援藏工作这几块（2012年初，行署从山南地区调来了一个副专员兼任秘书长，办公室这一块就不属于我分管了）。从队伍构成来看，全队平均年龄38.5岁，因为我这个“大龄”拉了一下，算是比较高了；平均学历也比往届要高，有1名博士后、4名博士、17名硕士；59人的专业分布也很有针对性，特别突出了教育、文化、卫生、广电、食药监等民生领域，这说明上海贯彻中央的指示是非常坚决的。

　　天堂不在香巴拉

　　2010年4月17日，是考核组进藏的日子。开始一切都很正常，到西安转机之后，我突然感冒了，到了拉萨以后，症状更加明显。这突如其来的身体变化让我有些担心：怎么办，到底能不能顶住？当时的反应其实挺严重的，如果真的撑不住打道回府的话，我和组织上两方面都很尴尬，所以只能大剂量地吃药。考核组分配给我的地方是西线的拉孜和定日，这两个地方海拔都很高，定日县城所在地有4300米。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扛得住，就一定要顶住！

　　到了定日后，感觉冷得不得了。四月份的时候，上海已经入春了，而去定日的马路上还结着冰，到了晚上差不多有零下七八度。那几天晚上吃过药后，盖了三条被子外加一件军大衣，都感觉不到暖和。驻地虽然配了柴油发电机，但到晚上10点、11点以后，就不发电了。基本上在定日的那几天都没睡着。考核结束后25日来到成都，很神奇，感冒好了，一下子什么都好了，当时觉得成都是天堂啊！

　　在日喀则的三年，失眠成了常态。一方面，到了高原水土不服，身体承受的压力大。西藏有五大特点，缺氧、高寒、干燥、低气压、强辐射。低气压容易引起器官的变化，再加上缺氧，心跳速度很快；另一方面，心理的压力也很大，整个队伍的安全是我最担心的。

　　全国第六批700多名援藏干部在当地因为车祸、生病牺牲的就有好几个，死亡率差不多有1%。我们刚去的时候，北京有个第五批的干部，第二天就要走了，突发脑溢血，没有抢救过来；我们回来的时候，2013年的5月29日，浙江两名干部从拉萨回那曲，路上发生了车祸，连同车上的四名当地干部，统统殉职了，真的很让人痛心。

　　我们这一批总体还算比较太平，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唯一一次事故是长宁有个代表团进藏，我们派了一名干部随行陪同，出了个车祸，还好不严重，基本都是轻伤。还有一次属于自然灾害。2011年9月18日晚上，印度锡金邦发生了强烈地震，亚东和定日受到的影响非常大，亚东当时距离震中只有70多公里。当天晚上，开完指挥部紧急会议后，我当即向市政府总值班室作了汇报，并在第二天凌晨带着由行署副秘书长、卫生局长、民政局长还有保险公司经理组成的工作组动身了。进入亚东境内，道路、电力、通讯全部瘫痪，我们既紧张震区的伤亡情况，又担心余震和高处滚下来的石头。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就睡在危房里，房子边上就是山，不断有石头滚落下来，我就叫他们把门开着，地上倒放几个啤酒瓶，弄了几条被子在沙发上裹着对付了一晚。我在亚东的工作结束后，又带领有关人员去了定日的绒辖乡，一大早出发，晚上11点多返回日喀则。

　　另外，还发生了几次小状况。比如说有一次陈博（日喀则地区发改委副主任，上海援藏联络组项目部部长）突发阑尾炎，我正好在外交部培训，当时也是比较紧张的，立马打电话跟卫生局和人民医院联系，看是不是能把他送到拉萨。我们这边，虽然有地区的人民医院，也承担着班禅大师在日喀则的医保任务，不过说老实话，条件确实比不上首府，所以当时想着要把他往拉萨送。但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第一，陈博同志本人坚持要求在当地手术；第二，318国道正好在修路，走南线送出去路上肯定要耽搁，后来决定还是在当地手术。陈博同志真是蛮坚强的，动手术的时候都没有通知家里。还有一次是亚东县中学的校长王长林，入藏没多久，也就2010年的秋天吧，脚部骨折了，当时也是准备要送到拉萨去，结果他坚持在当地治疗，后来我叫了组织部副部长带了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过去，看看是否能在当地手术，后来说可以，我才彻底放下心来。

　　所以在西藏每天的压力都很大，就怕听到哪里出事。那个时候，晚上都要靠两片安定才能睡着，冬天最多的时候甚至要吃到五片。吃之前，我是经过了利弊权衡——如果头天晚上不吃药，第二天真的没法工作。

　　“三条底线”与“请君入瓮”

　　在入藏之前，50多个人中的绝大部分我都不认识，这样一个干部群体过去之后，怎样管理呢？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干部入藏后的纪律中央有规定，自治区也有规定。我们是主要突出了三条：不开车，不进娱乐场所，外出一定要请假。这其实涉及三个问题：安全、健康、形象。因为对我来说，其他问题都还好，最怕这三条，而且从以往的情况来看，这三条是最容易发生问题的。

　　这三条制度可能以前也有，但是没我们这么刚性。我当时甚至是以强硬的口吻说，“别的权力我没有，送你们回去的权力是有的！一旦碰到这三条高压线，都要送回去！”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真的只能“慎微慎小慎初慎独、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拿我自己来说，驾龄已经很长了，但在那里车子碰都不碰一下，所以这三条执行得是非常坚决的。

　　制度虽然很刚性，但去的这些干部年纪都比较轻，而且日喀则这个地方虽然穷，却是什么东西都齐全，诱惑很大。前期还好，刚到一个地方不熟悉嘛，一年之后各方面都熟悉了，怎么办呢？在各个县，我要求县委书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在日喀则市区的话，我产生了“请君入瓮”的想法，准备弄个宿舍让大家集中居住，市里很赞成，把这个项目列入了规划。宿舍2010年开始筹划，2011年全部完工。留在日喀则的干部一人有一间，另外还留了几间房子，空了20多个床位，让分散在日喀则下面的干部双休日轮休时使用。把大家“关”起来后，业余时间搞点集体学习和娱乐活动，让压力疏导一下、释放一下。这边娱乐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有台球、卡拉OK，还可以喝喝茶、打打牌。为了照顾大家的口味，市里国资委还专门派了个厨师过来，“上面”（与底下五县相比，日喀则海拔相对较低，所以上级部门所在的日喀则称为“下面”，五个县则称“上面”）的同志下来能洗个澡、理个发、吃一顿纯正的家乡饭菜。

　　所以说，监督要到位，否则一旦出了事情，没法向组织交代，也没法向家属交代；同时呢，关心也要做好，在那里实在是太寂寞了，政策范围内允许的关心我们不遗余力。

　　8.34亿带来的挑战

　　相对前五批援藏来说，第六批是个转折点。2010年初，中央召开了第五次援藏工作会议，确定从第六批开始，援藏资金的比例是援建省市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一。2010年的时候，我们上海总的财政收入是2400多亿元，那么一年的量就是2亿多，然后每年递增8%，再加上一些其他来源，资金量一下子就很大了，三年达到了8.34亿元。有些地方说这批资金量相当于前五批的总和，这个我们倒没统计过。

　　8.34亿其实是由几个部分构成的——市里给了我们7.4亿元，这是中央决策的千分之一的部分。还有差不多0.9亿元，是市里各个单位、条线、企业方方面面支持的。一个是基于原有的惯例，第二是出于这些单位对西藏的感情，另外我们也做些争取、对接工作，主要是通过这三个途径得来的。

　　资金量一下子增了这么多，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还是挺大的。第一，项目量突然变大了，三年达到了204个（计划内146个，计划外58个）。这些项目都是先跟当地商量好，然后报自治区和上海，两地确定以后再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几经周转后，批复到2011年的12月份才过来，这对我们来说，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而且我们等不起，当地有效的施工期只有12个月，其他时间都是冰冻期，不能施工，所以时间很紧。第二，我们没有专家组，可以依靠的只有当地的力量。像北京的话，援藏干部一共50多人，但是后援队伍非常庞大，有六七十人。这是北京市单派的，不属于中央的计划。这些人涵盖了设计、造价、建筑、监理、审计等各个领域，所以技术支撑很强劲。我们呢，主要依靠当地的力量，一些重大项目只能回到上海来咨询，这样一来，战线拉得更长。第三，第六批90%都是“交钥匙”工程，建造完毕后移交给当地，一方面这是上海援藏队伍传承下来的习惯，另一方面是怕不规范。现在一般交支票的比较多，交了支票以后，项目质量难以掌控，所以我们绝大部分项目都是交钥匙，压力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第四，第六批之前，援建项目都可以直接走绿色通道，我们到了之后，政策变化比较大，绿色通道取消了，所有项目都是同样的政策。四方面综合起来看，确实是时间紧、任务重、难度高。

　　挑战之外，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8.34亿究竟该用在哪里，怎么用？

　　这么一大笔钱撒胡椒面分摊是不行的。在我们进藏之前，中央对援藏项目建设出台了新规定，提出了“两个倾斜”：一是向基层倾斜，二是向农牧民群众倾斜。所以，在资金分配比例上，我们明确了80%资金要投向对口支援的五个县，地直单位只留20%。

解决海拔4300多米的定日县中学用水问题，是第六批上海援藏的首个工程

    如何用好这笔钱？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要符合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民族特色。上海方面也提出了四句话的要求：规划为先、民生为本、人才为要、产业为重。两方面结合，项目的选择上就有了方向。日喀则的18个县市中，上海对口支援的有五个，分别是：江孜、亚东、萨迦、定日、拉孜。针对每个县的不同特点，我们各有侧重。

　　江孜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三大城市，人口总量大，农业在年楚河流域比较发达，是青稞主产区，另一个呢，有红河谷抗英的传统，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工作重点是农业和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亚东是一个开放的口岸，最大的特色是林下资源丰富，木耳、松茸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出名的，我们结合灾后重建，投入1000万打造了一个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菌类示范基地。亚东的边贸本来就非常活跃，那里的人商品意识也很强，把亚东自身的资源特色挖掘出来以后，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可观的。萨迦的地理气候条件很差。当时县里要搞绿化，我说到春天时撒点油菜籽、麦苗、青稞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种树，种不活的。因为萨迦的土质不行，硫黄含量太高，还有冻土层比较浅，地下一米多点就是冻土，树苗种下去第一年还可以，第二年根系伸下去，一碰到冻土就死掉了。那里的水也不行，饮水是萨迦县的一大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从县城九公里外的雪山口取水，然后铺设近18000米的管线，把干净的雪化水引入县城。这个工程一共投入了3560万，是上海市第六批援藏单体投入资金最大的一个项目。定日是松江对口的，海拔高，由于珠峰的缘故，游客比较多，所以它的定位是高原生态城。我们在那投入388万元建造了定日县一体化旅游服务中心，为游客提供急救、咨询、票务、边防证书办理等业务。拉孜是219、318国道的必经之处，地委和行署准备把它建成日喀则的西部中心，相对规划比较好，我们考虑着重发展物流业，在拉孜县城投入了2500多万元用于市政道路建设。

　　合理规划之外，为了确保项目的质量，我们把上海的精细化管理优势带到了西藏。“五年规划”（《上海援藏五年规划》）和“三年计划”（《上海市第六批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新农村示范点建设三年实施方案》）的首次提出，已经意味着在规范的约束性标准上迈出了第一步。在建设的具体过程中，从事前的规划认证、招标投标，到事中的监理、竣工，再到事后的验收、审计，每一步都完全按照规范来做。我们是通过精细的管理规范来确保项目的质量和干部的廉洁。拉孜县新城建设是上海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缩影，环境的整治通过《拉孜县城市环境卫生保洁责任区制度》《拉孜县城市生活垃圾清运制度》《拉孜县城市建筑垃圾处理制度》等法规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就连城管执法的礼貌用语、敬礼姿势都有相应的要求。

闵卫星（右三）在调研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改建情况

　　精细化管理的效果是很明显的。项目结束后，统一由上海市投资咨询公司进行评估，这个公司的专家本身就参与上海市的各个重大项目建设，水平很高，这些项目总体评估下来都还是不错的。

　　坦率来说，援藏工作始终一棒接一棒，第六批只是过客，但在藏三年，我们绝不当看客。第六批援藏干部曾开展过“援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的主题活动，我们当时的回答是：“援藏既为奉献、也为历练；在藏克服困难、扎实工作；离藏留下好项目、好口碑。”应该说，我们用实际行动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