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援藏是“民心工程”

　　【口述】王龙兴，1952年2月生。1992年至2013年，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1994年至1996年，参加全国援建西藏62项工程之一──西藏自治区传染病医院建设，担任项目总指挥。

　　口述：王龙兴

　　采访：黄金平 许虹

　　整理：许虹

　　时间：2014年3月11日

　　我参加的“钥匙工程”

　　1994年7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确定援建西藏自治区62个项目，上海承担了其中两个最大的项目：一个是西藏自治区传染病医院项目，在拉萨，当时投资是3680万元，在这之前，西藏没有传染病的专科医院；另一个是日喀则的给水系统项目，就是建立上、下水系统。我是传染病医院项目的总指挥，我们当时选派了比较得力的干部参加这个项目。

　　当时国务院的这些项目都叫“钥匙工程”，为什么叫“钥匙工程”呢？就是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我们上海准备好运过去的，到时只要交给西藏自治区一把钥匙就行了，因为当时的西藏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要求我们要把全套东西都准备好，我记得当时医院里的碗都是我在成都采购好后运过去的。为了这个项目，从1994年起，我们几度赴藏实地了解工程进展情况，检查施工质量，指派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组织专门班子坚守在现场第一线。那时的西藏真是非常困难，吃的东西比较少，没有大棚蔬菜。由于很少吃绿叶蔬菜，维生素C大量缺乏，嘴全裂开了，再加上高原反应，对参加这个项目的人都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有个副总指挥就因为感冒引发肺水肿，差点丢了性命。记得那时我在上海，晚上11点半，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副总指挥病危，我当时感觉高原疾病还是要西藏当地的医生来处理比较好，因为他们比较有经验，当然最终给抢救回来了。

西藏自治区传染病医院大门

    1996年8月，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传染病医院终于按时竣工。我们举行交接仪式时，当时上海是市委副书记罗世谦、副市长左焕琛去的，是真的给他们一把钥匙的。西藏自治区领导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出场的规格是很高的，是由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出面的，他当时还兼任自治区的政协主席，我记得是我去请他的，自治区的四套班子全来了，场面很隆重。这个项目对西藏地区的医疗卫生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结束了西藏自治区没有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历史。

　　西藏自治区传染病医院在62个项目中是什么地位呢？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曾说过，这62个项目，达赖极力反对，认为西藏被破坏了，唯独这个传染病医院，达赖不反对，因为这个项目给西藏人民带来了福音，包括喇嘛也是在里面做健康检查的。所以我当时担任总指挥建设这个项目时就感到，我们建设这个医院既是给西藏这个缺医少药的地方带去福音，又是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所以，我作为总指挥，还动员很多企业家捐赠了很多设备给他们。举个例子，当时在上海只有华东医院才有多导分析仪，是从德国进口的，每台约10多万美元，我们发动上海有关企业出资捐给传染病医院一台。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要交给西藏一个为西藏人民健康服务的一流的医院，所以当时我们造的这个医院是一流的医院，X光机都是进口的，血液分析仪都是一流的，而且，这些检测设备都不包含在3680万元投资内的。由于当时西藏条件比较差，传染病发病率还是蛮高的，所以陈奎元书记说这个项目是一个统战的项目，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除了医院的基础建设，我们还挑选了一批上海最好的医务人员，帮助他们培养人才，并组织上海好几批专家给他们进行培训，帮助他们规范管理医院，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这些概念，还有就是把那边的医卫人员送到上海来培养，帮助他们把医院的整个管理规范起来，这是开了上海医疗卫生系统对口支援西藏的一个头。现在，这家医院已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是一家综合性医院。

　　“健康工程”等基建和设备援藏

　　从1995年对口援藏开始，上海卫生系统从改善当地基本医疗条件入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一系列基建和设备援藏。

　　一是实施“健康工程”。“九五”期间，我们上海卫生系统共完成了包括建造日喀则地区卫生学校在内的51项“健康工程”实事项目，为30所乡镇卫生院、8所县医院和1所地区医院等无偿提供专项资金2500万元和一大批医用器械。经过“九五”期间的大力建设，已经明显改善了日喀则地区卫生资源匮乏的状况，有效地缓解了当地群众就医难的问题。

　　二是加强公共预防。西藏的公共卫生比较落后，从之前讲到的日喀则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上、下水系统就可以看出。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重点加强了日喀则地区卫生监督所、日喀则地区疾控中心、日喀则地区药检所的建设。2002年，我们出资220万元援建了日喀则地区卫生监督所，这是西藏第一个地区级卫生监督所。卫生监督所就是用于公共卫生，建成后极大改善了日喀则地区卫生监督执法条件。后来，我们投入300万元建设地区疾控中心的污水处理设施；投入200万元改建药检实验室，提高地区食品药品检测能力。这些项目为保障当地人民身体健康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是提供基建和设备援助。为改善乡镇医院的基本医疗条件，2002年我们向日喀则地区的10个乡镇卫生院赠送了包括X光机、心电图机等价值35万元的医疗设备。2003年，为增强日喀则地区的应急救治能力，我们赠送了包括多功能监护仪、进口呼吸机在内的价值50万元的医疗器械和50万元现金。2005年又向日喀则地区的乡镇卫生院捐赠了价值200万元的医疗器械。2011年我们投入350万元新建地区人民医院医学影像楼，2012年又投入930万元添置了核磁共振和电子肠镜等设备。

　　人才培养是一种智力帮扶

　　卫生援建仅有硬件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才培养。在20世纪90年代时，西藏自治区的医疗卫生基础很差，管理也很不规范，当地医务人员还没有这种意识和规范，所以加大对当地医卫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就成了帮扶工作的重点。

　　一是挑选我们卫生系统最好的干部援藏。这些同志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不仅发挥自身的医疗业务专长，随时为藏区同胞防病治病，还为当地带去了上海在卫生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为当地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带教，现在上海的卫计委副主任王磐石就是我们系统第一批的对口援藏干部。另外，上海在组织派遣医疗小分队到当地开展巡回医疗的同时，也深入基层，为当地卫生技术人员开展业务知识讲座。

　　二是做好来沪进修人员的培训。对口援藏以来，上海共接受日喀则地区卫生系统卫生管理干部、医疗技术骨干300多名来沪进修，这些进修人员了解学习了上海卫生管理或医疗技术方面先进的做法和经验，个人的专业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回去后，成为当地的技术骨干。

　　三是建立远程医学网络，开展远程医学会诊、培训。1999年，我们就委托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日喀则地区医院安装开通了远程医学网络。2006年，又为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原传染病医院）、西藏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安装了远程医学点，并开通了远程医学教育和远程医疗咨询服务。通过远程医学网络，上海专家不仅可在沪直接为西藏病人诊治，也可直接为藏区的卫生技术人员提供面对面的医疗业务技术培训，提高了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

　　我们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帮助当地建立了卫生管理的体系，从教育、预防到基层帮他们把整个体系给建立起来了，我们做的是带不走的援藏项目。

　　救一个孩子就是救一个家庭

　　儿童的先天性心脏病，是高原地区的多发病，对于西藏自治区这样卫生医疗条件相对差的地区来讲，是很难治疗的，而且患者一般很难长大成人。如果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那么肯定会使全家陷入贫困。

西藏日喀则地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来沪治疗

　　2012年2月，上海收到自治区政府请求帮助开展当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治的函，市领导都非常重视，专门做了批示。我们卫生部门按市领导要求，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并派人进藏对接。7月，上海专家组（由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医院三家医院选派）进藏开展复筛工作，9月，完成首批13名先心儿童的手术治疗。2013年7月底，我们又组织上海专家医疗队前往日喀则地区开展复筛工作，筛查后确定35名患儿赴上海手术治疗。9月下旬，35名儿童抵沪分别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医院三家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国庆期间，这些孩子手术成功后安全返藏。这些手术成功后的孩子将来的生活质量和正常孩子就一样了。所以说，我们救了一个孩子，就是救了他们一家。

　　我感觉回忆对口支援西藏这一段经历蛮有意义的，我也参加过其他地区（如新疆、四川都江堰）的卫生系统援建项目，但总感觉到援建西藏很难忘，那里真的是缺医少药，我们援建的几个县都是非常贫穷的县。我觉得中央的战略决策非常正确，只有把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稳定了西藏自治区的民心，才能真正地安定下来，而安定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医疗和教育。我们上海援建的项目，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卫生系统对西藏的援建，从房子到设备，从人才到技术，都做出了很多帮助。从公共预防到临床医疗等各方面，我们帮助他们把一个体系给建立起来了，我们形成了一个规划，搞出了一个网络，培养了一支队伍，救助了一批人员。现在那边能做过去不可想象的手术了，大大改变了当地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了福祉。我认为我们是通过医疗服务来延伸党的关怀、做好统战工作的。很多病人，是我们抢救过来的，你把他救活了，使他健康了，他就会说你好。所以说，卫生援建是民心工程的基础，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稳定的很重要的措施。经过这十几年来两地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卫生援建工作对西藏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