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领先一步 造福藏族同胞

　　【口述】王迅，1957年8月生。现任上海科学院纪检组组长、机直党委书记。1998年至2001年，为上海市第二批援藏干部,担任日喀则地区科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口述：王迅

　　采访：周炯 郭继

　　整理：周炯

　　时间：2014年3月7日

　　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全国各地“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支援西藏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按照市委的部署和要求，在人员、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予西藏日喀则地区和地区科委大力的支援，对支持日喀则地区科技援藏工作提出了新思路，以突出农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着重扶持市场前景好、“造血”功能明显的短、平、快项目。三年内，组织完成科技援藏项目15项，累计援助资金达650万元，物资15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同时，也体现了第二批科技援藏干部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

　　响应国家号召 克服诸多困难

　　当年第二批援藏人员选拔时，上海市科委领导对机关同志有这样一个要求，只要符合条件的同志都应积极报名，参与援藏工作。当时，我在市科委机关工作，与我想法一致的很多同事都主动报名，应该说上级领导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1995年5月，第一批科技援藏的同志是由基层单位选派的，科委领导希望第二批能派一位科委机关的同志去援藏。经过政审、体检，最终选定我参加援藏。然而，事情确定后，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我父亲在我即将进藏前半个月去世了。组织上找我谈心，希望我对援藏的事情再考虑考虑，对父亲去世所带来的家庭困难再作一个全面评估。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还是去援藏。首先，我深知选派工作相当复杂，前后经过了近5个月，好几轮的筛选，涉及方方面面，不想给组织上增添麻烦；其次，我父亲是个军人，军人天职就是服从组织的决定，他病重期间已经知道我马上要进藏了，他是赞同的，而且还谈了他对我进藏后工作的想法，因此去援藏也是完成父亲的心愿；再则，组织上也考虑到当时我母亲一个人带孩子的实际状况，把我的小孩安排到一个住宿的学校读书，这就基本上解决了后顾之忧。这样，1998年5月17日，我与其他49位援藏同志一同按时进藏了。

　　到了拉萨，走出机舱，我就被西藏美丽的风光给迷住了，除了清洁的空气和起伏的大山，最大的感受就是阳光强烈，整个西藏就像在“烧电焊”，非常耀眼，与上海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自然景象。

　　第二天，一些同志就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这才感觉真是来到了高原。晚上，我脑袋开始涨痛，就像炸开锅一样，严重的高原反应使人痛苦难当。

　　当时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日喀则市是西藏第二大城市，但由于地广人稀，再加上电力供应结构性的矛盾，一到夜晚经常停电。我从上海带了一条电热毯，本想晚上躺在床上可以暖和点，可是没电，晚上非常寒冷，也只好死撑着。当地的干部对我很关照，帮我扛来几麻袋牛粪，让我烧牛粪取暖。可刚开始不会烧，虽说有通风管道，但味道还会外溢，这让我有点接受不了。在西藏，夜晚的寒冷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打个比方，我做过一个小试验，当年10月在房里滴的一滴水，会一直到来年5月才能融化。所以刚到西藏时，睡觉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说到饮食习惯，由于我平时生活比较随意，适应能力也较强，个人感觉还可以接受，但有些同事就受不了。西藏饮食大多是牛羊肉、吃糌粑、喝酥油茶，那股味道，很多人不习惯，有些同志甚至一闻到味道就想呕吐。

　　刚到西藏，移动信号还没接通，要打个电话给家里，或因单位的事情与上海市科委联系，要靠长途电话，或发明码电报。记得那时，想与家人报个平安，我在邮局连续拨了一个多小时才接通。而长途电话是靠基站转接的，一站一站转过去，如果中间有一站断线了，就得重新拨。听我们一位在县里援藏的同志讲，星期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守在电话机旁向家里拨电话，有位同志甚至拔了九个小时才接通一个电话。

　　进藏工作后，就有当地的同志跟我们说，在日喀则做什么事都要慢一点。刚开始时我很不理解，我想干工作就应该雷厉风行、全力以赴。其实，这是当地同志的一番好意。由于当地气候环境恶劣，对新进藏的同志来说，节奏过快，很容易产生高原反应。身体如果垮了，从长远看反而会耽误工作，这就是我们刚到西藏工作所感悟的高原工作“辩证法”。经过半年高原适应期，一切就顺利了。当然我进藏后反应不大，对当地气候条件适应得较快。进藏之初，我四个月里已跑完了整个日喀则地区，对来西藏干什么、怎么干，有了些粗浅的认识，为今后的科技援藏工作打下了基础。

　　面向农牧民 大力推广实用先进技术

　　第二批援藏工作，林湘书记要求我们始终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线，科技援藏工作要着力为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寻找动力。如何开展工作？首先，在援藏联络组和林书记的带领下，开始了深入而全面的调研。我把日喀则地区的18个县的科技工作逐个考察了一遍，走了约4万公里路，了解了地区科技工作的基本状况和农牧民的生活情况。在进藏之前，上海农学院有一位教授说，在三年里只要培育一个新种，或者改良一个新种，你就是功德无量了。开始，我觉得这话有道理，集中精力攻其一点嘛。后来，经过调研考察，了解了当地农民的真正需求和自然条件的客观情况后，我发现因为西藏气候的复杂性，决定了很多新品种无法大面积推广。我与当地的农科所联系，与他们的所长成了好朋友。在实际了解了西藏气候的特殊性后，我决定放弃原先新品种的研究工作，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现行优良作物的保种、防退化、提纯复壮和农业科技推广及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上来。

王迅（左一）赴基层调研万亩青稞高产示范试验项目

　　进藏前，日喀则地区曾对当地农牧业生产提出一个目标，就是“东技西移”战略，就是把东边的技术往西边转移。西边气候环境恶劣，耕作技术相对落后，而东边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农业精耕细作、田间管理等技术落实得都比较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向上海市科委和林湘书记提出在西部拉孜县搞“万亩青稞高产示范试验”项目，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在拉孜县，我与县科委工作人员制定了项目的实施规划和技术路径、技术手段，实行了从种子、肥料、耕作方式的统一布置、统一管理，按东部的耕作方式进行田间管理，想通过实施形成一套可行的经验，使“东技”在西部农牧业生产上扎下根，大幅度提高西部地区的青稞单产。

　　此项目由日喀则地区科委立项，得到了上海市科委50万元资金资助，当然还有拉孜县的配套工作方面的支持，包括种子、化肥、劳力等。由于是包干到户，各家要做到统一管理、统一耕作，前期工作比较复杂，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打消农户对实行新耕作方法的疑虑，在项目的实施上我们采取“三三制”，三分之一的前期资金由援藏出，县里出三分之一的配套费用，还有三分之一由项目成功后超出原产量的各家农户出，如果项目达不到预期，损失仍由援藏经费填补，丰收超额部分归农户所有。项目实施办法得到了农户、县里的肯定，打消了农户的疑虑。

　　拉孜当地青稞亩产一直在300多斤左右，实施“万亩青稞高产示范试验项目”的单产指标为亩产800斤。通过一年的工作落实，随着广大农牧民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田间管理的自觉性也在不断提高。在县科委同志的示范带头作用和手把手的示范下，最终，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经日喀则地区农科所严格测产，项目当年达到了亩产831斤的好收成。

　　项目的实施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当地农牧民感到田间管理、精耕细作、保土保肥、防止病虫害，并非难事，只要用心做，西部也一样能做得好。援藏结束，我回到了上海，与当地科技人员仍保持着联系，“万亩青稞高产示范试验项目”的做法，他们还在继续推广。

　　发展科普事业 提高公众科技素质

投资340万元援建的日喀则上海科技馆

    科技馆的建设，标志着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科学文化意识的发展程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地的科技发展水平。日喀则市每年都有大规模的“科技下乡”“科技宣传周”活动，活动形式大都通过街头设摊、科普长廊，向民众传授一些农业科技和生活常识，同时，也组织日喀则地区农科所、科委开讲座，传授耕作知识、进行解惑释疑等。“科技宣传周”等科普工作大多是分散、临时的，地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一直盼望着能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活动园地，使科普工作不仅限于每年的“科技宣传周”和“科技下乡”，也为了有个固定场所让民众可以随时参观。为契合日喀则地区城市规划改造工作的需要，日喀则地区科技馆建设应运而生。在上海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下，在林湘书记的关心下，一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总投资金额360万元的科技馆开工建设，这是当时西藏的第一座科技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左焕琛还特地为“日喀则上海科技馆”题写了馆名。我脑海里还依稀记得这样的景象：科技馆开馆第一天，日喀则地区来了好多小朋友。他们看到了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展品，东看看西摸摸。有些孩子一看就是半天，不愿离去……此情此景，使我深深地感到西藏科普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建设科技馆的必要性。

　　我当年还做了一个项目——“江孜县人工防雹雷达站建设”。西藏夏天的冰雹灾害非常严重，一片眼看丰收到手的庄稼只要遭受到一次冰雹灾害，作物80%以上的产量将受到损失，有时甚至是颗粒无收。而江孜县又是自治区主要商品粮基地，有西藏“粮仓”之称。每年的雹灾就成了农牧民的心头之患，防雹消灾就成了当地农牧民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往，当地农牧民对冰雹灾害的应对办法是请寺庙里的喇嘛来念经，祈求苍天保佑、消灾。因此“冰雹喇嘛”在当地应运而生。预防冰雹、消除冰雹在内地而言是一项较成熟的技术，在听取上海市科委、气象局及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的意见后，决定在该县建设人工防雹项目。该项目建设资金200万元，上海市科委支持了70万元购置小型气象雷达，县里配置了高炮、土建，地区科委、县科委专门开发了防雹消雹的专门软件系统，通过消雹为雨的办法解决雹灾。这个项目的建设当年就收到了成效，在项目覆盖的区域内，当年基本没遭雹灾……老百姓戏称“防雹项目上马，冰雹喇嘛下岗”，当年此项目也算是创新的典范了。项目成功后，很多县都要求我们帮助建设人工防雹系统，这让我感到科技引导示范工作对当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调查研究 按需发展

　　前面提到过日喀则地区缺电是由于结构问题所造成的，电力短缺给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对民众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援藏联络组在林湘书记的带领下，做了大量的调研和考察，发现大规模的发电机组只适合对像日喀则这样的城市供电。西藏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偏远乡村多，有些自然村庄也就5至10户人家，从电站到住户有上百公里，每年在线路上损耗的电量是他们实际使用电量的几十倍。但是，西藏日照强，日照时间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解决当地偏远山区百姓用电问题，没必要搞大电站，更适合搞太阳能发电。你想，一个3000多瓦太阳能电站解决10至20户的自然村落的百姓生活用电已绰绰有余。于是一个在日喀则偏远山村搞太阳能村级电站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当年，我与811所太阳能方面专家袁晓同志联系，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我在日喀则选好点后，采取了“先示范，后推广”的办法，在示范点里建设了村级电站。当我们的村级电站发电成功时，农牧民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电灯把屋子照得如同白昼，电动酥油机不停地转动，祖祖辈辈没用过电的农牧民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样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使我难以忘怀。

　　通过太阳能援藏项目的实施，使我对太阳能在西藏的推广使用有了新的认识。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中，日喀则地区科委把太阳能推广利用项目简称为“光明工程”上报中央，得到了中央支持。第二年，一项投资1.8亿元的太阳能发电项目在日喀则地区落地，40个自然村的农牧民从此告别了无电的痛苦，迎来了光明。

　　“1+1”结对助学 让希望工程落在实处

　　西藏经济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技落后，而科技落后，原因又在于教育的落后。逐步改善当地的教育问题，是我们历届援藏的重要工作。第一批援藏干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援建希望小学，在硬件设施方面投入较多。我作为第二批援藏希望工程小组组长，在继续完善建设学校任务的同时，想更多地帮助在校学生解决后顾之忧。当时，日喀则地区绝大部分地方虽然已经实行五年义务教育，孩子读书可以免学费、住宿费，不过还是需要交些杂费。经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当地农牧民最缺的是现金，很多小孩因为没有现金而辍学。普五教育，五年内每个学生一共所需的杂费约500元，即使这点钱，当地偏远山区的家庭也很难承担。根据这一情况，第二批援藏“希望工程”工作，除了继续建校外，我们把重点放在“结对帮扶”工作上，经过发动上海各区县的共同配合，以及援藏联络组的支持，我们在上海对口支援的四个县里，开展了“1+1结对助学活动”。三年中，四个县里我们共资助了近4000名在校学生。其中，荣玛乡是地区科委对口的扶贫乡，第一批援藏干部在科技党委的支持下，建造了荣玛乡上海科技希望小学。我们第二批援藏在此基础上，通过上海科技界“中青年专家联谊会”的支持，整个学校所有学生都实现了“1+1”结对助学，彻底解决了贫困生因交不起杂费而辍学的情况。

　　第二批援藏希望工程工作，我们还针对当地紧缺师资和薄弱课程开展了师资培训。这项工作得到了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地区师资培训结束时，音乐班、美术班学员通过文艺汇演、美术展览的形式来汇报培训后的收获，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希望这些实用的培训以后要多开展，这是有长久意义的工作。

　　身处险情 不辱使命 立志造福藏族同胞

　　西藏那个地方，自然环境非常恶劣，高寒缺氧，冬季时间长，平时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三分之二，冬季则更少，有些高原县全年无霜期只有二十来天。西藏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在西藏工作三年，我感触最深的是公路路况太差，那时沥青路、水泥路只有大城市里才有。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西藏的路难行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有一次去谢通门县，汽车晃得就像船，车子几乎就在碎石上翻滚着前行。有一次，我从拉萨回日喀则，车在雅鲁藏布江边行走，路面很窄，两边山峰陡峭，山上细小碎石不断向下落，打在车顶上当当作响。开着开着，突然一块巨石从崖上滚了下来，驾驶员紧急刹车。车停下了，那块石头落在路面当中，足足有两三个圆桌那么大，离我们只有三米远。假设驾驶员紧急制动稍晚点，后果就不堪设想。

　　还有一次，我去定日县（也就是珠峰所在地的县）扎西乡检查农牧业生产，早晨去的时候，经过处还是一片滩涂，下午四五点返回时已经成了一条大河。因赶路急，试水后，我跟驾驶员说，我们冲过去吧，否则停在坝子地里，又是风口处，一个晚上怎么过？当车子涉水过河的时候，车体突然间漂了起来，失去了方向，在紧急关头，我把车门给撞开，水一下子涌进来了，车子停了下来。我下车时一脚踏空，还好手疾眼快，一把抓住汽车保险杠，才未被大水冲走。上岸后，才发现距车子七八米处有多个大漩涡相互搅动，这时我真感到一丝后怕，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天黑了，我与三位下乡同志全身湿透，在羊圩（这是临时圈羊的矮土墙）中蹲着，天黑起风了，还飘起了雪花，冷啊，牙齿不听使唤，上下打颤。这时，我对琼达（我们科管处的藏族同志）说：因为我们不会藏语，我得再把你送过河去，到乡里找人。凌晨2点多，我们看见远处的灯光，听见有拖拉机的声音。后来，我们被载过河，接到了一个藏族道班工人的家里，那户人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住下。当我们要付钱给他们，他们坚决不收，夫妻俩反而打酥油茶、烧水给我们喝。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经过这一夜又冻又饿的折腾，第二天，我们四人居然全没发烧，也没感冒，西藏这个地方就是这么神奇。

　　还有一次，我从日喀则押运一百多台电脑到格尔木，当车到达昆仑山山口时，突然碰到一个大坑，颠了一下，底盘下的平衡杆销子断了，车头瞬间塌了下来。那时已经是晚上了，气温很低，手碰车面，已经有黏的感觉了，非常寒冷了。为了不在山口过夜，我和同事躺在车底下，找了根细钢丝绳，将车子和平衡杆用钢丝绳死死地捆住，继续向前。翻过昆仑山，经过五道梁，在第二天早晨到达格尔木。

　　在藏三年遇到的险事、趣事、奇事和艰苦环境的经历，算是一种人生的历练吧，即使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我从不后悔。现在回想一下，这三年中我们对当地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发展作出了一些贡献，推动了日喀则地区经济社会的进步，同时我们自身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我们更加懂得了祖国、民族的含义，统一、和谐的珍贵，艰苦、奉献对人生成长的重要，使我日后在工作中受益无穷。藏族人非常淳朴，当地的干部也很实在。比如，与我搭档的藏族书记白玛同志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藏族干部，他人缘非常好，也很理解、支持我们的科技援藏工作，他和班子里其他汉族同事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其实西藏文化的大部分，都有藏汉融合的因素。在西藏，藏汉通婚是非常普遍的，当地人把他们的后代称为“团结族”，多么美好的名字。在西藏，藏汉一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

　　前年，我又回日喀则地区一次。仅仅十多年，西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近乎与内地没什么区别了——高楼大厦、玻璃幕墙、四通八达的公路、豪华饭店、餐饮娱乐样样齐全，内地有的，这里一应俱全。但在现代化的背后，仍保留了西藏特有的文化品味、建筑风格和城市风貌，西藏已成为旅行者心中的圣地、人间天堂。看到这里移动通讯的普及，使我们又想起援藏之初，坐在电话机前拨号几个小时的尴尬。西藏的现代化进程，使我们这些曾经的援藏人，真正体会到“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的深刻含义。

　　三年援藏经历，使我对科技管理工作也有了新的体会。在西藏，我一直强调科技示范的作用——什么事情先做出来。好的，大家会学，不用你喊破嗓子。干事，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再干，千万不要为求新而“创新”。我们开展应用性科技工作，只能“领先一步”（超前不行，落后也不行）、“创造一步”，这点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重要。

　　在西藏，我们付出了很多，甚至有些同志还献出了生命。同时，我们也得到了许多。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幼稚，我们成熟了，越来越体会到“西藏的收获”在持久地发挥作用。这让我更理解了中央把这一轮的援藏称为“对口支援”的真正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