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无悔的壮丽征程

　　【口述】陈云彬，1966年6月生。现任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党委副书记、镇长。2007年至2010年，为上海市第五批援藏干部，担任中共江孜县县委书记。

　　口述：陈云彬

　　采访：陈亮 朱晓明 臧庆祝 经瑞坤 郭莹吉

　　整理：郭莹吉

　　时间：2014年2月26日

　　刚接到援藏报名通知的时候，我心潮澎湃。从年轻时我就渴望到艰苦的地方摔打磨炼，总想着到外面去开阔眼界、增加阅历，而现在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弥补年轻时的遗憾。怀揣着对西藏的无限憧憬和投身高原的满腔热血，我义无反顾地报了名。2007年6月，经过组织的挑选，我作为第五批援藏干部来到西藏江孜，带着“有志而来、有为而出”的理想抱负，开始了为期三年零三个月的援藏征程。

　　“江孜交给你了”

　　应该说我和江孜是有一种缘分的。江孜一直以来都是浦东和闵行轮流对口支援的，但当时由于人员调整，宝山的援藏干部被派到了江孜，而我也就成了宝山第一批到江孜的援藏干部。

　　2007年6月8号下午，我们来到了日喀则。当时支援日喀则地区的有四省市、两企业，其中上海和山东的援藏干部同时到达。10号晚上，日喀则地委、行署领导宴请我们上海、山东的援藏干部和陪送团。当时发生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主桌上是地委的领导班子和上海、山东的陪送团，我们10位援藏县委书记坐另外一桌。吃饭的时候，当时的地委书记格桑次仁过来敬酒，他拿着酒杯，没说敬你们10位县委书记，而是先问了一句：“谁是江孜县的县委书记？”我马上举手说：“格桑书记，是我。”他说：“我先敬你一杯，江孜很复杂，江孜很重要，我把江孜交给你了。”当时我心里“咯噔”一跳，顿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按道理来说一般都是10个人一起敬酒的。这杯酒敬好以后，他才说：“各位辛苦了，未来三年你们都是各个县的大员，你们不是来挂职锻炼的，你们是自治区党委任命的。”后来当我了解了江孜的历史，才深刻理解了它的重要性：江孜是西藏的人口大县、后藏重镇，历史上寺庙多、僧尼多、旧贵族多，现在仍是西藏的粮仓，所以它的地理交通位置、社会经济发展在西藏都是举足轻重的。

　　环境的复杂、领导的重视让我备感压力，也深感责任重大，一句“江孜交给你了”不仅是一份重托，更承载了无数的信任与期盼。责任就是使命、压力就是动力，我暗下决心：既然来了，就要在江孜这片热土上干出一番事业。在日喀则休整三天后，我们便启程前往江孜县。江孜县平均海拔4040米，高原反应对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直感觉头重脚轻，头痛得厉害，整个人昏昏沉沉，经常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走遍每个乡镇

　　到了县里以后，伴随着高原反应，我们迈开了援藏工作的第一步：下乡调研。山高路远、路况艰险是县镇道路的最大特点，每次下乡调研都是对精神与肉体的一次严峻考验，但为了深入全面了解情况，我坚持走遍全县每一个乡镇。江孜县有19个乡镇，最远的加克西乡距离县城约100公里。早上天蒙蒙亮就出发，回来时天已经黑了。加克西乡是江孜县唯一的纯牧区，海拔高、地处偏远，老百姓居住得也很分散。相比其他农区，那里自然条件恶劣，土质、气候条件较差，水资源紧缺，老百姓完全靠天吃饭，条件十分艰苦。干部长时间在那里工作生活，身体上多多少少都会出现问题。所以后来我一方面考虑给加克西乡多配几名干部，让他们能够轮番休假，做适当的调整，另一方面组织县里四套班子领导和干部轮流到加克西乡慰问，关心他们身体状况，为他们带去新鲜的水果、蔬菜和肉类，为他们补充营养、增强体质。

陈云彬（左二）在农村实地调研

    江孜县有个规模不小的奶牛场，我去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还在用手工挤奶，就建议他们扩大投资规模，发展机械化挤奶。可是毕业于西南农大、时任县长的达娃卓玛告诉我：“在西藏，由于气候环境恶劣导致花白牛奶量减少，如果用机器吸，会把奶牛的血都吸出来，导致奶牛受伤、死亡。并且就算把内蒙古品种好的奶牛运过来，在这里的成活率也只有50%左右。”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本来我想把好的奶牛品种引进过来，扩大规模，批量生产，但就是这些原本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变得极为复杂。开展援藏工作需要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要量体裁衣因地制宜，不能自己想当然。如果项目不切合当地实际，就算愿望再好、投资再多，也不会成功。为了实现项目与当地特殊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结合，做到对症下药，我坚持多听、多问、多走动，每个乡、每个村一个不落地去跑，全面深入地调研了解，力求为江孜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特色发展道路。

　　为老百姓办实事

　　通过对江孜的环境特点、生活条件、风土人情、干部队伍等基本情况历时半年的调研，我开始真正了解到老百姓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为了真正用好3800万元的援藏资金，就必须坚持从为老百姓办实事出发开展民生项目，做到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我当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投资建造自来水厂。6月份到江孜以后，我发现当地饮用水都是从年楚河里打上来的泥浆水，当时正值雨季，河水浑浊、污染严重，水质很差。大部分单位基本都是靠打井取水，但哪怕是30米深的井中依旧是受过污染的地表水，而老百姓则只能去河里打水。面对水资源匮乏、用水质量差的实际情况，当务之急就是要建造自来水厂。但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就招来很多反对意见，因为江孜曾经先后两次投入大量资金建自来水厂，却至今滴水未出，大家不愿意再浪费资金了。为了把原因弄清楚，我找到当时的地区发改委，把六年前造水厂的事情经过问清楚，并把得出的结论向大家公布。我告诉大家：“过去的水管已经腐烂，这次要重新建造，而且绝不会出现以往的问题。”最终，这个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要建水厂首先就是要找到稳定的深井水源。我请自治区地质勘查院过来勘测，勘测队要勘测深井周围100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流向。当时我听了吓一跳，原本以为打井很简单，但勘测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如果不这样做，贸然挖下去没有水，资金就白白浪费，当时打一口深井大约要20万。经过专业勘测以后，我们先后打了四口80米的深井。之后我更加谨慎，专门请上海自来水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帮我们设计管道铺设方案，包括水流的压力、管线的直径、海拔的位置、用户的数量都通过严格测算，并用电脑进行模拟演示，不断修改完善设计图纸。为确保万无一失，我还委托县城建局局长和县委办主任到上海，请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确认。这个项目总共投入1300多万，其中自来水主管就铺设了16公里。接下来，通过自治区人畜饮水工程配套安装水管通到居民家门口。居民只要买个水表、接根水管，就能用上自来水。

由上海援建的自来水厂正式通水

    自来水厂于2009年9月14日正式通水，这天用上海话讲刚好是“就是要水”的意思。自来水厂投入运行后，解决了全县城1.2万人的用水问题，为他们解决了一个最直接的大难题，也让他们对我们援藏工作有了高度认可。

　　第二件让老百姓认可的事情就是建造“幸福小区”。西藏当时正在开展安居工程，通过“四个一点”（国家出一点，贷款贷一点，自己筹一点，援藏出一点）来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但江孜的情况有点特殊，安居工程主要是针对农牧区的老百姓，而江孜县城的居民无法享受补贴政策。当时这些县城老百姓还住在上世纪50年代的破旧老房子里，大部分房子已是三面透风，有的上面没有房顶，有的就是搭个棚。而且他们生活上也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妇女靠织卡垫、藏毯谋生，男同志就在县城里面骑三轮车、卖小商品，根本没有能力掏钱买房子、修房子。看到这种场景，我心里十分难过，并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恰好当时县委老党校搬迁，留下一块空地，于是我想就利用这块空地建一个居民小区，来解决老百姓的居住问题。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大家都十分赞成。

　　这项工程从调研到完工历时三年，先后建造了三十几套房子，独门独院，像连体别墅一样，房间里自来水、电话、有线电视等配套齐全，小区道路也全部硬化。我给它取名叫“幸福小区”，就是想让居民生活幸福。当时，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刘云耕主任、冯国勤主席等上海市四套班子领导专门来到江孜县，为我们“幸福小区”揭牌剪彩。

　　在分新房给百姓的时候，我们没有收取一分钱。但为了把这三十几套房子分到真正需要的老百姓手里，我们规范了项目程序，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进行摸底调查，了解居民的实际住房情况，最后对符合条件的家庭进行公示。江孜的老百姓在拿到自己新房的时候，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一幕让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建房子只能暂时解决居住问题，要让他们真正富裕起来，还是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援藏不仅是带去资金和项目，长久之计还是帮助当地群众开阔思路，找到增收的渠道。在“幸福小区”建成后，我们把群众的老房子回收，通过市场途径维修后进行旅游开发，出发点就是增加县城居民的就业岗位，也使江孜县多一个增收渠道。另外，我在援藏期间还和当地群众一起做了11亩的蔬菜大棚，利用菜叶养猪，利用猪的粪便施肥并做沼气，也算是小型循环经济。我们还把老的村委会腾出来，帮助一家氆氇加工厂扩大生产，为一个村70%的居民解决了生活来源。我觉得去西藏就要做最基础、最能让老百姓得实惠的事情，但又不是那种高不可攀的技术，要普及和推广群众力所能及的项目，这样他们的生活才会慢慢好起来。来自各方的支援

　　从建造水厂到发展经济，援藏工作之所以开展顺利，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还有就是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拥护，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援。在我援藏三年中，宝山区委、区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除了当初市里给的援藏项目3800万元资金以外，区委、区政府另外支持我300万元资金。第一笔是2008年，时任区长的斯福民同志带着宝山代表团来到江孜，给我们带来150万元捐助款。当时考虑到江孜县的老干部很多，却没有休闲活动的地方，我就用这150万元捐助款建了一个老干部活动中心，深受老干部的拥护和认可。2009年，时任区委书记的吕民元同志因为上海正在筹办世博会不能亲自来慰问，就委托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带队到江孜慰问，当时的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宣传部长袁鹰、组织部长盛亚平和区人民法院院长姚荣民等一同前来，并且又带来150万元捐助款。后来我用这笔钱给公、检、法、司、统战部等单位以及19个乡镇各买了一辆皮卡车和桑塔纳轿车，帮助他们解决了办公出行难的问题。300万元援助款虽不是一个大数字，但这在宝山援藏历史上是第一次，代表了组织上对我工作的特别关心和支持，时至今日都我非常感动。

　　在江孜县工作时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编制了江孜县2010年到2030年总体规划。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县级总体规划，并且是通过西藏自治区政府批复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这份规划发布以后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它不仅指导江孜县整体产业结构布局，而且明确规划了县城中每条马路、每个节点的设计。当然做规划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多亏了多方领导和各部门人员的帮助和支持。从规划编制的一开始，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邓小刚听了我做规划的汇报以后，便极力赞成我的想法，给了我许多的支持。后来在编制过程中，宝山区规划局局长邵雷明牵头帮助我们，住建部卢英方司长当时在自治区建设厅分管规划，也给了我很大支持。规划编制完成后，自治区政府和地委领导都非常认可，经过县、市、自治区的层层审批，最终得到法定通过。

　　可以说援藏期间，我们受到了各级领导、各个部门源源不断的帮助和支援，解决了我们在工作、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让我们在离家万里的西藏真正感受到来自组织关怀的温暖，更加坚定了我造福江孜的信心和决心。

　　抓好基层组织建设

　　要想真正做好江孜的发展建设光靠我们县一级领导是不够的，要靠各级组织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发动基层组织和群众力量，只有各级组织积极努力和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效推动江孜的发展建设。在江孜，我深感党的群众工作要从最底层抓起。村一级组织部门与群众的联系最直接、最紧密，关于老百姓的事情，村委会要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并及时汇报。因此抓好村一级的党建工作是加强基层力量的重点。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当时许多村没有像样的村委会，大多是一个很破的小土坯房，办公条件很差。所以我在十几个最困难的村分别投入20万元资金，完善部分硬件设施，建造了办公室、学习场所，拓宽了宣传教育的渠道。硬件到位以后，软件也要跟上，而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当地的党员数量较少，党员比例不高，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增加人才储备，我坚持主张挑选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纪轻的或者退伍回来的人员，优先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和支部书记的后备人选，并对他们重点关注和培养。

　　在乡镇层面，我关注的重点也是干部队伍。江孜县的干部队伍缺编十分严重，很多该有的职位都空缺。有些单位因为干部空缺太多，连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调研以后，我把一些年轻干部派遣到乡里进行两年的挂职锻炼，并从基层挑选一些优秀干部到县里帮助工作，让干部队伍流动起来。经过三年的调整，不仅解决了干部空缺，也调动了大家工作的积极性。作为一名县委书记，如果不去研究、不去考察、不去培养干部，最终干部队伍断层，就会降低大家工作的积极性，所以我坚持一级带动一级，努力使各级各层面都转动起来。

　　县一级在行政序列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组织建设当然要更加规范。作为县委书记，我在这方面责无旁贷。到江孜以后，我对县委议事规则、常委会议事规则、全会议事规则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对照基层组织建设的标准和要求，也参考我们上海的成熟做法，提出了一些修订和完善的想法。县长也赞同我的观点，于是我们在集体讨论后开始实施，既规范了班子正规运作，让大家的日常工作更有条理性，也使班子成员受到了组织观念的教育。

　　当时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江孜是西藏的两个全国督导单位之一。我们结合活动要求，根据县、乡镇、村各个层面的实际情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抓好制度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大胆举办达玛节

　　达玛节是江孜的传统节日，至今已有580多年的历史，活动内容主要是赛马、群众活动、物品交易等，于每年藏历四月十日至二十八日举行。2008年西藏“3·14”事件刚刚结束，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达玛节，维稳工作面临严峻形势，给我接下来的工作增加了很大压力。当时日喀则和拉萨所有大型的节日活动都停掉了，达玛节到底办还是不办？我内心也在激烈斗争。后来县委常委会上，我大胆提出这个活动还是要举办，当时说了三点原因：一是达玛节历史悠久，不能在我们这届断掉。二是我们完全有能力掌控达玛节的整个活动。三是我相信江孜老百姓是信任我们共产党的，闹事的只是个别极端分子。但考虑到情况特殊，我也提出将时间缩短至五天。

　　既然决定要办，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经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我一方面向地委请求警力支援，一方面精心筹划活动方案。为了这个活动，我们连续奋战几个昼夜，布置活动现场，制订安全防范预案。活动期间还组织公、检、法的人员到现场维护秩序。活动开幕当天，我把原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桑珠请到县里来，请他为我们压阵主持开幕式。最终活动举办得圆满成功，在当地的群众中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对我来讲，援藏是一个挑战。因为在进藏之前，我没有干过一天党委书记的工作，更没有体验过强烈的高原反应。任江孜县委书记以后，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就是“以人为本”，只要是老百姓需要的，我就去想办法解决；只要是老百姓认可的，我就去努力做好。三年援藏经历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这是一种历练，更是一份财富。时至今日，我还时常挂念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