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做好援藏干部选派工作

　　【口述】周缙，1952年6月生。1995年至2001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综合干部处副处长等职。

　　口述：周缙

　　采访：严爱云 谢黎萍 黄啸 周炯

　　整理：黄啸

　　时间：2014年3月5日

　　1994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迄今20年了。当年，我先后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人事报社和综合干部处工作，亲历了江泽民号召“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和选派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第一、第二批干部的过程。自1995年5月17日随陈士杰副部长陪送干部离开上海，到1998年11月7日再赴日喀则参加第二批援藏干部邵海云同志追悼会，先后五次进藏慰问和了解情况。随着与日喀则藏族干部、汉族老进藏干部和对口支援干部的交往、沟通多了，每每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和孔繁森式干部对西藏的深情厚意。正是在与他们共同探索建立干部选派和援藏工作可持续发展机制中，我和当地的藏族干部、援藏干部结下了深厚的真情和友谊。

　　承接援藏任务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研究西藏稳定和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颁发的两个重要文件，传递出新时期国家治理西藏的方略,对建设发展西藏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会议首次提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选派对口支援西藏干部的指导方针。

　　这次工作会议明确上海承担两大任务：第一，在全国援建62个国家级大项目中，上海对口援建两项“交钥匙”工程，一个是西藏自治区传染病医院，由上海市卫生局在拉萨市郊建设，项目负责人是王龙兴同志；一个是日喀则市自来水厂，由上海市公用事业局在该市郊区建设，项目负责人是陈寅同志。第二，在10年内，由上海市与山东省共同负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项“分片负责”任务的核心是，选派一批干部到日喀则参加建设工作。当时，我是市委组织部《组织人事报》的记者，正在为宣传山东省两次援藏干部孔繁森的事迹作报道工作，往返于北京中组部与山东省委采访，而上海正在积极准备选派第一批对口支援西藏的干部，我也参与了采编选派工作对象、文案等资料的积累。

　　刚开始，大家对西藏的了解远没有像今天这么熟悉，总觉得对口援藏工作10年，任务很艰巨。至于怎么选派一批干部，如何选对、选好干部心里没底。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黄菊明确指示：干部选派工作从一开始，就要有持续稳定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干部的选拔、管理、家属、轮换、后续的安排使用等问题，都要考虑周全。

　　为不折不扣做好中央赋予上海的政治任务，当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结束一个月，上海即派出一个由相关市领导组成的考察团飞赴西藏，实地考察安排上海援建项目和干部选派工作。考察组中，调研选派干部需求的工作由时任组织部综合干部处处长龙万里负责。他和有关同志在拉萨、日喀则先后拜访自治区和日喀则地委领导了解情况，还花了5天时间，行程2000多公里,对日喀则的1市8县1口岸做了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考察组结合上海城市特点及干部特长，形成了初步设想，与西藏方面进行了有效沟通。

　　首先，上海作为直辖市，行政区划与兄弟省市设置有别。上海计划拟由一区一县，共2个地级区县“分片负责、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的1个县。

　　第二，上海是个沿海城市，农业占比较小，几乎没有牧业。上海干部比较熟悉经营贸易，擅长商业企业管理。如果让上海对口日喀则中南部地区的县，可能更有利于发挥干部的专长。

　　第三，亚东县是西藏与南亚大陆的通道。历史上，上海、亚东都是贸易口岸，两地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当地商业，联手打开印度洋口岸通道。

　　第四，日喀则原本希望上海和山东各派150名干部，分两批进藏，每批各70到80人，一批工作5年。上海方面提出建议，拟每3年零4个月“定期轮换”一批干部，每批轮换50名干部左右。这个方案如能实现，同样可以确保10年内有150名干部在日喀则地区的总量。

　　综合以上各条，上海向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日喀则地委组织部表达了选派干部本着“突出重点，保质足数”的指导思想，希望选择日喀则中南地区的江孜、拉孜、亚东、定日4个县，每县选派7名干部，这样就是28名；加上22个地直单位各选派1名干部，第一批对口支援西藏的干部正好是50名。

　　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日喀则地委组织部，都充分肯定了上海选派干部的诚意，认为上海的设想既符合沿海直辖市的实际，又灵活执行了中央“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方针。西藏方面表示，涉及具体县市及口岸的分配调整、干部选派批次及人数，待山东工作组来日喀则考察时，由他们负责协调、决定并正式告知上海。

　　考察团回沪后，相关援藏工作紧锣密鼓地运作起来，市里成立了上海援藏工作领导小组。为做好选派干部工作，市委决定由组织部和人事局牵头，成立上海援藏工作领导小组选派干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选派办”），这个办公室就设在市委组织部综合干部处。我随着新闻采编工作的延伸，奉调其中成为一名专职工作人员。

　　选派援藏干部

　　市选派办的同志，个个投入到紧张的选派干部工作之中。适逢1995年春节，大家任劳任怨、加班加点，先后完成了调研制定选派工作计划、拟定对口区县方案、起草报名资格条件、协调援藏待遇政策、遴选带队领导人选等一系列工作。

　　春节刚过不久，日喀则传来了好消息：西藏自治区党委完全同意上海选派干部的意见。按照最后定下的方案，上海为日喀则地委选派1名领导干部，拟任地委副书记；为地直单位选派17名干部，其中处级干部12名；为江孜县选派8名干部，其中县处级党政干部4名；为拉孜、亚东、定日各选派7名干部，其中县处级党政干部各4名；为日喀则编制“九五”规划选派2名专业技术干部，任职期限视编制工作进展而定。这样，上海第一批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需选派49名干部。

　　1995年3月13日，上海召开了为西藏选派干部动员大会。大会按照黄菊书记的要求，本着干部要“选得出、干得好、回得来、用得上”的精神，提出在自愿报名和组织推荐选拔的基础上，“选优挑强”，就是选优的、挑强的干部援藏。

　　当年，干部报名援藏的热情很高，在报名宣传发动的2个月中，有3000多个报名者通过组织或其他渠道申请援藏。经各级党组织逐个资格审核，一些优秀的年轻干部进入组织视野，按日喀则选派干部的任职条件和体检要求，确定了基本人选。

　　不过，要真正做到“选优挑强”实在不容易。首先，就是要为援藏干部这支团队物色一个优秀的带队人。在众多候选干部中，既年轻又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历的徐麟同志，进入了各级党组织的视线。当时他年龄虽不足32岁，但已在南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岗位任职多年，此前还当过教师，干过县团委书记，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也是组织上一直关注、重点培养的对象。1995年3月，徐麟任嘉定区区委副书记时，离32岁还差3个月。经过反复遴选比较，市委最终决定由徐麟同志担任援藏干部的领队。其实，徐麟家中也有不少困难，但当他接到这项光荣任务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听从了组织的安排。后来他在各种岗位经受实践考验的事实，证明了市委当初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批对口援藏49名干部人选确定后，在出发前两个星期的5月3日，上海为即将进藏的干部举办了培训班。黄菊书记在培训班上与大家谈心并临别赠言，要求援藏干部“认识新意义、经受新考验、作出新贡献”，希望同志们以孔繁森为榜样，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为西藏的稳定发展、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作出贡献。在培训班上，西藏驻沪办副主任吴伟益、西藏社科院党委书记卢秀章介绍了西藏概况和进藏注意事项；曾在西藏长期工作，当时已在上海担任重要职务的几位“老西藏”干部，也和大家交流了各自援藏经历和体验。而长期担任县领导的市农委副主任潘龙清，则以“怎样当好县委书记和县长”为题，和援藏干部一起分享自己曾经走过的路。

　　临出发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原计划拟任日喀则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的人选，在参加完培训班后，因故不能出征了。此时离5月17日出发进藏没剩几天了，西藏方面都已经收到上海陪送团按时、足数、健康地把49名同志送达的电报。为填补空缺，5月14日，市农委紧急启动了备用人选，通知崇明县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顾伯铭援藏。出发前一天，顾伯铭同志的父亲还在崇明医院的手术台上，他在县委领导的精心安排衔接下，匆匆告别慈父，于下午4时乘渡船赶到市区。17日上午，在友谊会堂与市领导一起合影留念后，随团出发。他成为最后一名列入第一批对口援藏干部团队的同志。顾伯铭说：一个人一生能接受党组织的一次挑选，十分荣幸。而我们几个亲历此事的人，也都为他的奉献精神所感动。

　　1995年5月17日，是第一批援藏干部出发入藏的日子。我作为陪送团的一员，时至今日还依然记得第一批干部进藏时的画面。当时，49名干部都激昂地提议：5月17日用上海方言来说，就是“我要去”，建议把这天定为对口援藏干部进藏的纪念日。这个“我要去”，不正是道出了“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繁荣西藏谁来保边疆”的共同心声吗！

1998年赴西藏日喀则途中与徐麟同志（右一）合影

    陪送团为了做到一个不少地把援藏干部送到“家”，团长陈士杰望着依恋不舍的“孩子”，决心破一破以往陪送只到成都、拉萨的惯例。他诚恳地与日喀则地委组织部商议，把每个“孩子”送到工作单位的“家”。这样可以亲眼看一看、实地体验一下，回上海也好转告援藏干部的亲人。于是，陪送团安排一条线路送达地直各单位，一条送达江孜、亚东两县，再一路送拉孜和定日两县。我随团长和地委宋部长送路程远、海拔高、风沙大的拉孜和定日这条线。

　　当车一离开日喀则市区，才真正领悟这里的“飞沙走石”“跋山涉水”，绝非文学作品中的描写：逢沟，人下车，车越沟，人再上车；遇水，只能像蜗牛般地慢慢过；见山，车顶着45度左右的陡坡，轰大油门翻越过去。人最难熬的是在爬越海拔5220米的嘉措拉山口，两座高山之间开了两个多小时。连当地的陪同人员都感到头痛难受，何况我们？从早晨天刚刚亮就出发，到下午1点，才到定日县城。看到当地在有限条件下，为援藏干部安排了食堂、办公室、宿舍和被褥，这让我们十分感动。

　　由于还要赶到拉孜看望干部，我们惜别留在珠穆朗玛山峰脚下的7名上海好男儿，心中泛起锥心的酸痛。下午，陪送团折回拉孜，看了7位干部的办公室和宿舍，并在县委食堂用晚餐，开始赶回日喀则。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天刚才还瓦蓝瓦蓝的，一下就漆黑一片。这时，车一不小心陷入泥潭动弹不了。多亏遇上两位善良的藏族老乡，他们用铁锹填沟、拴绳拖车，花了一个小时帮着找到硬路。车总算又能跑起来了，到半夜，才回到了日喀则。事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巴桑顿珠得知陪送团当天来回赶了800公里路，感叹道：连老西藏都不敢这样玩命赶路，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上海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

　　不断完善机制

　　规制建设总是滞后的，机制形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选派对口援藏干部初期，大家都缺乏经验，尤其应对突发事情，往往始料不及，基本处于“摸着石子过河”的状态，然后再回头进行总结。

　　有些机制的形成，是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比如在拟制对口援藏鼓励政策时，我们充分考虑自觉奉献和适当奖励两方面，同时还要兼顾历年上海援藏政策的延续和兄弟省市的平衡。从日常管理、职务补贴、在藏休假、住房困难、入托就读、家属探亲等六个方面予以明确。

　　有些机制的形成，则是在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有一次随慰问团进藏，恰逢中秋佳节，看到援藏干部聚会的情景，感慨无限。扪心自问，自己做的工作还有考虑不够细腻、安排不够到位、运作不够人性化的方面。于是，我们就请市总工会、市共青团和市妇联轮流牵头组织活动，在中秋节时慰问援藏干部家属，并逐步形成了在春节等重要节日的慰问机制。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中秋慰问活动，是由市总工会负责，在外滩的海鸥饭店进行的。

　　再比如，接待机制的形成。最初一次，是1995年国庆刚过不久，日喀则行政公署专员平措率队来沪。当时，大家对如何做好接待工作都心中没谱。但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并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后，做到了宾主尽欢，并为以后的接待工作提供了初步规范和模式雏形。

　　在经历过第一批之后，在第二批的选派过程中，一些机制也得到了完善。为保障干部选派机制科学持久运行，在市和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最初制定的选派干部规制的基础上，作了许多新的补充完善。比如，在干部选派资格环节，在组织推荐和个人报名过程中，更加注重“本人自愿、家庭支持、自觉奉献”。对干部进藏后，在原先要求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基础上，细化成树立全方位的“大安全”观念，确保干部在藏期间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生活安全和身体安全；逢干部集体回沪休假，安排体检一次，到市委党校“充电”，学习新形势、新知识、新科技。对联络组职责要求，从要求处理好上海干部内部、与藏族干部、与山东干部的三种关系外，还增加处理好另外四种关系：与驻藏军队武警、汉族老援藏干部、中央部属系统上海干部和每一批对口援藏干部衔接的关系；把10年甚至更长年限内的对口支援工作看作一个整体，都是党中央赋予上海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绝不允许有第一批或第几批之分。

　　规制建设即使考虑再周到，也难免遇有疏漏。邵海云同志的意外，就让我们经历了一次考验，更体会了一次震撼。第二批对口援藏干部邵海云进藏才半年，就不幸因公牺牲。大家听到这个噩耗后，心情既悲痛又沉闷。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这是全国实行十年对口援藏干部中首例死亡事故，该如何稳妥办理此类丧事？市委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世谦和松江区委、市民政局一起了解安抚家属，研究善后工作；一路则由陈士杰副部长、松江区区委副书记金杏兴带领，和家属一起在邵海云牺牲后第三天，赶赴日喀则参加邵海云同志追悼大会。我随队再一次来到西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邵海云为西藏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而牺牲，死得其所，值得崇敬。邵海云同志的家人通情达理、思想境界高尚；松江区委选派工作基础扎实，区和镇政府及组织人事部门关心照顾家属真情到位，抚恤工作做得很好。上海的办理结果，得到了中央组织部干部调配局的充分肯定，此后兄弟省市遇有类似情况，均参照上海的做法。

　　我们上海的一些制度还是很有特色的，比如援藏干部联络组制度。在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培训班上，市委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建立上海援藏干部联络组，并由领队徐麟任组长。联络组下设六个小组，各小组组长任联络组副组长。当时有些同志还有顾虑，善意地提醒道：援藏干部的党组织关系和行政工作关系都在日喀则，上海搞联络组是否合适？日喀则的领导知道了会怎么想？其他兄弟省市的援藏干部有没有联络组？根据这些提问，市委明确解释说，上海选派的49名干部是一个整体，他们内部的联络组，是在地委领导下配合地委管理干部的学习和事务，同时还接受市选派办的指导。只要我们主动向日喀则地委说清楚这个情况，还是能得到对方认同的。按照市领导的指示，市选派办和援藏干部联络组一起，制定了联络组的各项规制，作为保障选派援藏干部工作长效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往后的实践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凡联络组有年度性总结等集体活动，地委主要领导都会亲临指导，发表重要讲话。他们都很肯定联络组具有上海特色，发挥作用很大。有一位当地领导称赞联络组是地委管理干部的好帮手、好参谋，也是49名干部在日喀则的“家”。随着上海对口支援日喀则专项基金和藏族干部、儿童来沪培训学习机制的逐步建立，联络组又成了地委的好桥梁、好纽带。

布达拉宫巨型经幡

    这些工作内容，都是沪藏两地干部与亲人在实践中，经过汗水和泪水的激荡，换来人间真情的结晶，才渐渐形成一系列实在有效、可以持续的工作政策和规制，极大丰富了上海选派对口援藏干部工作的科学机制。实践证明，上海确实选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既保证援藏任务按任期目标实现，又为援藏干部回沪安排使用打下了基础，形成培养使用优秀干部人才的科学导向；也为后来上海根据中央要求，选派援疆、援滇、援三峡干部提供了参考样本和运作模式。

　　援藏干部集体改词《说句心里话》，道出了每个援藏干部真实的心境：“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既然来西藏，就知责任大，我懂得援藏路上风吹雨打；说句实在话，我也有情，浦江的那个乳汁把我抚养大，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繁荣西藏谁来保边疆……”当1995年8月24日，我随组织部秘书长姜亚新进藏慰问并了解相关突发事件，三个月没见的徐麟，脸颊两边陡添标志性的高原红，他挥舞有力的双手打着节拍，指挥48名同伴唱响这首歌，慰问团的同志听着悲壮铿锵的歌声，憋不住的泪珠潸然而下。联系每次进藏的亲历体验，带着心灵震撼的领悟，重温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目标有了，信心更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