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全力贯彻中央援藏部署的典范

　　【口述】宫蒲光，1957年3月生。现任民政部副部长。2001年至2013年，担任中共日喀则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中共日喀则地委书记、地区人大工委主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口述：宫蒲光

　　采访：严爱云 崔桂林 孙宝席

　　整理：孙宝席 崔桂林

　　时间：2014年4月3日

　　我是陕西人，但在家乡生活的时间没有在西藏的时间长，很小时候就随父母在西藏生活过几年，可能是一种缘分吧，1977年又在西藏参加了工作，直到2013年赴职民政部，在西藏一呆就是30多年。作为一名“老西藏”，我把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西藏，至今仍保留着很深的西藏情结，可以说是两代不解西藏缘，今生难忘雪域情。

　　从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上海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以来，上海援藏工作开展已20年。在这一时期，我曾先后在日喀则地区和自治区政府机关工作，见证了上海开展对口援藏、推动日喀则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伟大而艰辛的历程，并与上海援藏干部结下了深厚情谊。

　　中央五次座谈会，全国援藏功至伟

　　中央一直非常重视西藏发展和稳定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五次援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就开始动员全国支援西藏工作，陆续向西藏派去了大量的技术干部、专业干部和行政干部。虽然西藏当时还没有建立地方政权，但这些同志认真开展群众工作，开展党的基层工作，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9年，达赖集团叛乱，中央在平叛后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当时民主改革有两项任务：一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建立西藏地方政权。建立地方政权需要大量的干部，中央从各省市选调干部进藏工作，我父亲就是那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进藏工作的。同时，按照中央要求，各省市全力支援西藏搞建设。上海支援林芝地区开办了一个毛纺织厂，结束了西藏纺织工业的空白。上海还派了大量的教师、卫生人员和科研技术干部支援西藏，特别是西藏八一人民医院在上海援藏医务人员的精心指导下，首次在西藏高原成功进行了风湿性心脏病手术，填补了西藏高原心血管手术的空白。那时还没有“分片包干”援藏制度，各地都是根据西藏实际需要开展行业援助工作的。

　　“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西藏的工作步入正轨。为进一步加快西藏发展的步伐，1980年3月，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十来个人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人不多，但规格很高，形成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会后，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的经济情况，进一步加大了对西藏的援助，并相应制订了各种“休养生息”的优惠政策：包括免征农牧业税、不再派购、减轻农牧民负担、促进生产、加快致富的一系列特殊政策，还确定了年均定额补助增加到4.96亿元，各种专项拨款增加到0.9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到2.6亿元，实行比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等。这些钱现在看不算多，但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中央是下了大决心的，它为西藏开展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的来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继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之后，又一次实现了西藏的历史转折。

　　为使西藏尽快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1984年2月至3月，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进一步放宽政策，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让西藏人民尽快富起来”的目标，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实际的加快发展经济社会的优惠政策。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央还决定由上海、北京、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和水电部等部门，分两批帮助西藏建设43项涉及10个行业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包括电站、工业企业、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和旅游设施等，总投资达4.8亿元，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这些工程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被人们誉为高原上的“43颗明珠”。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1993年，当时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同志和党委副书记、人大主任热地同志在广州向江泽民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研究新办法新举措进一步促进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江泽民同志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为西藏问题是全国大局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意了他们的建议。热地同志参与筹备这次会议，我当时担任热地同志的秘书。自治区党委指派胡春华同志带领三名同志代表西藏直接参与会议文稿起草和会务筹备工作，他们吃住都在中央统战部。经过七八个月的筹备，199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是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他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以西藏工作座谈会为契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实现“三个确保”：确保西藏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从战略全局高度提醒全党进一步提高对西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指出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江泽民同志还重点讲到“两个决不能”：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决不能让西藏在祖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长期落后下去。他号召全国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都要从党的工作全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中央关于全国支援西藏决策的深远意义，从人才、资金、技术、物资等多方面做好支援工作。

　　可以说，这次会议是站在国家全局利益的高度看待西藏的工作，对西藏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落实了全国支援西藏的62个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达30多亿元。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12字方针，明确上海市和山东省负责支援日喀则地区。上海市重点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的四个县：江孜县、拉孜县、亚东县、定日县，还有20多个地区直属单位。从此，上海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的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当时确定的援藏期限是10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西藏发展、稳定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西藏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日喀则地区新貌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各省市及相关部门按照中央要求，积极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对西藏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了2000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为契机，请求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继续完善和推进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当时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是郭金龙，主席是列确，中央很快就采纳了西藏的意见，决定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前，同第三次会议一样，进行了半年多的筹备。那时我已经不做秘书工作，先是到林芝地区任地委副书记五年，2000年调任西藏驻京办主任。因为我过去长期搞文字工作，在主要领导身边工作过，了解情况，当时又在驻京办工作，便于兼顾和协调，西藏自治区党委让我牵头，带领西藏自治区政法委（阮德荣）、研究室（殷庆严）、发改委（胡新生）三个部门的三个同志到中央统战部参与会议筹备，主要任务是把西藏自治区党委的意图体现到会议文件之中。中央统战部西藏办的斯塔（后任副部长）、常荣军（后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副主任）带着我们调研论证、草拟文稿、协调各方、筹备会务等，什么都干。

　　200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西藏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快西藏发展的对策并作出战略部署。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用“四个事关”进一步强调了西藏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即西藏工作事关国家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统一和安全，事关国家形象和国际斗争。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战略高度，紧紧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藏社会局势基本稳定的良好机遇，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进一步加强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后来大家将其归纳为“一加强、两促进”，成为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髓。江泽民同志还强调指出：对西藏要采取国家和各地支持、集中力量推动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会议明确了继续坚持“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和有关原则，对口支援关系基本保持不变，延长对口支援时间，也就是原定的十年援藏期限到后，再延长十年，扩大对口支援范围。将原来没有对口支援的县全部纳入对口援助范围。根据会议精神，日喀则的萨迦县扩大到上海市对口支援的范围中。

　　到了2010年，全国新一轮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差不多快十年。为继续推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0年1月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锦涛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识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会议确立了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并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会议还确定从第六批援藏工作开始，援藏省市财政收入的1‰用于援藏，这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召开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特别是第三、四、五次座谈会对西藏维护稳定、加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明确了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西藏工作，从国家核心利益高度来看待西藏工作。其次，开创了新时期对口支援西藏的新模式，特别在第三次会议后，全国开展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对西藏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中央加大了对西藏的关心、支持，加大了各方面政策倾斜的力度。总之，中央这几次座谈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开创了西藏发展稳定的新阶段。

　　上海援藏站位高，后藏大地换新颜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支援西藏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识大体、顾大局，高度重视对口援藏工作，历任市领导都把援藏工作当做上海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把日喀则地区发展和稳定当做自己的事来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时曾对上海援藏干部提出八字要求：“建功立业，历练人生”，希望大家把对口援藏工作看作是人生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2005年，上海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亲自带队赴日喀则检查指导援建工作，并当场解决日喀则在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增加了7000多万元的援藏经费。2009年，俞正声同志、韩正同志带领上海市四大班子领导赴藏，与当地干部同志进行座谈，还专门到江孜县考察援藏项目。日喀则的同志到上海去洽谈、汇报相关工作时，也受到上海市的高度重视。我作为西藏日喀则行署专员、地委书记两次到上海汇报衔接对口援助工作，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都亲自接见我们。上海当时有19个区县，我们去上海，上海领导曾对我说，你们日喀则是我们上海的第20个区县，你们日喀则的工作就是我们上海的工作，关心之情溢于言表，让人感动不已。上海市的援藏工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是人才援藏力度大，项目资金多。除了挑选精兵强将作为援藏工作的规定动作外，上海还积极开展援藏工作的自选动作，派出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到西藏最需要的地方开展专项对口支援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日喀则各项事业的迅速健康发展。上海对日喀则地区的援藏项目资金力度在17个援藏省市中始终是名列前茅的。除了上海市财政安排的资金项目外，上海援藏干部回到上海汇报工作时，都积极为日喀则争取援建项目和资金。最初，上海的每一批援助资金大概有3亿元左右，后来不断增加，到2010年以后，每批的援助资金量已超过9亿元，并且还在逐年增加。这对日喀则的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巨大的推动力。去过日喀则的人都会看到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深深镌刻着上海援藏的印记。

　　二是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促进日喀则持续快速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上海援藏资金的灵活性和“好安排”的优势，我们将上海对口援藏资金投入到教育、医疗、卫生、旅游，以及改善投资环境等领域中，改善软环境，以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推动当地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教育领域，为提高日喀则的教育质量，在上海支援下，我们建立了一个上海中学，建设之初投入3000多万元，至今已投入上亿元，把一个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地方建设成为目前日喀则最好的中学。江孜县的闵行中学也是用上海援藏资金建成的，很有特色。此外，上海还援建了几十所希望小学，配置了课桌椅，配套了学生和教师宿舍，成立了日喀则地区及部分县教育奖励基金，对希望小学教师实行奖励，还派出一批援藏教师，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援助，着力提高当地群众的文化水平，使日喀则基础教育的软硬件在短期内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为当地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奠定了基础。

　　日喀则医疗卫生发展水平较低，上海援藏干部帮助扩建、改建了地区人民医院和县人民医院，新建了地区防疫站、地区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院、江孜县卫生服务中心、扎寺医院和32所中心乡卫生院。同时，为地县人民医院、中心乡卫生院添置了医疗设备，开通了地区人民医院与上海公立医院的远程医疗诊断服务，组织上海医疗队赴藏巡回医疗等，有效改善了当地就医环境，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的医疗水平，促进了日喀则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发展。

　　在文化建设领域，上海援建的日喀则扎什文化广场总投资3200万元，现已成为日喀则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个项目是第三批援藏干部领队尹弘同志提议，我和地委、行署同志一起研究确定的，它有机地将藏族传统风格和上海现代风格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日喀则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上海还援建了日喀则宗山城堡博物馆、日喀则主干道上海路、上海广场、上海家园、地区中专教学楼、地区大礼堂改建、日喀则给水工程、广电中心等一批集中体现民族团结、沪藏友谊的标志性项目，这些项目极大提升了城市形象，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改善了投资环境。

由上海援建、上海市第三批援藏干部协助组织实施的日喀则文化广场于2003年6月竣工，是沪藏友谊在新世纪的标志之一。图为第三届珠峰文化节开幕式在新落成的广场举行

    在旅游发展领域，为切实支持地区旅游业发展，上海援建上海宾馆二期、拉孜上海宾馆、珠穆朗玛上海大酒店、亚东上海花园大酒店、江孜宗山广场、拉孜文化广场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它们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地区和各县旅游基础设施水平，也在日喀则人民心中树起一座座上海援藏伟大精神的丰碑。

　　三是坚持两个“倾斜”（重心向基层和农牧区倾斜），着力促进基层政权建设和改善民生。上海在援藏工作中注重把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同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结合起来，使援藏工作见人、见物、见精神、见社会效益、见经济效益。我印象很深的是上海在援助日喀则的五个县（江孜、拉孜、定日、亚东、萨迦）开展了面向基层的“安康工程”。这个项目只在乡、村里实施，一方面加强村委会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乡镇和村里的办公条件，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主要包括：针对居无定所和大骨节病区搬迁农牧民的居住需求，建设了一批安居房及相关配套建筑；对部分农牧民居住房实施改造，改善农牧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安康村里实现通水、通电、通路，家家看得到电视、听得到广播；建设一些乡村卫生室、文化活动室，丰富农牧民的精神生活；为部分农牧民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配发了一些农机具等。同时，帮助当地开发、扶持、引导农牧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特色经济发展，通过发放无息贷款、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等方式，鼓励农牧民发展小型运输业、小型加工业、家庭养殖业等，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在对口县乡搭建蔬菜大棚，建设花卉、草籽和牧草种植基地，建设贝母、优质油菜种植基地，建设畜舍及牛、羊、鸡种养和改良基地等，提升农牧业科技含量。“安康工程”是上海援藏项目中的一大特色，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变。当地农牧民感慨地说，全村牲畜多了，群众的“钱袋子”鼓了，奔小康的路宽了。

　　上海干部人人夸，藏汉友谊谱新篇

　　从1994年开展对口支援以来，从徐麟同志带领第一批上海干部援藏起，至今上海已选派了七批、共有300多人投身援藏工作。我与第三、第四批援藏干部共同在日喀则工作过，对他们了解要多一些，我认为上海援藏干部政治过硬、素质很高、能力较强、作风务实，都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他们不仅是服从组织选派进藏工作，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援藏看作践行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履行自己应尽的政治责任。担任援藏干部领队的同志，从徐麟、林湘、尹弘、赵福禧、赵卫星、闵卫星，一直到第七批的戴晶斌等，还有担任县一级领导职务的援藏干部，比如担任江孜县委书记的孙培龙、张伟，担任拉孜县委书记的沈培新，先后在萨迦县和亚东县担任县委书记的纪晓鹏，担任亚东县常务副县长的吕晓钧，以及亚东县委书记梁海虹等，他们政治成熟、文化素质高、敬业务实，工作有思路、有点子、有能力，在西藏工作都很出色，是上海援藏干部的典型代表和优秀分子，在当地干部中反映很好。

　　上海援藏干部牢固树立“援藏光荣、援藏无悔”的信念，继承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把日喀则当故乡，视藏族同胞为亲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在准确把握日喀则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实际和日喀则人民所思所想所盼的基础上，形成了符合当地实际的援藏工作思路和工作部署，并找准援藏工作切入点，尽职尽责，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精心做好援藏工作，全力投身于日喀则的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许多援藏干部不顾艰苦的自然条件和高原环境，克服了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工作环境不同等带来的障碍，纷纷扎进农村牧区、田间地头、建筑工地，与当地干部职工携手并肩，共同奋斗，与农牧民群众交朋友、结对子，有的援藏干部还与农牧民同吃同住，不少同志脸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身体瘦了一圈又一圈，单从外观上看就是当地人，成为受当地老百姓欢迎的“草帽书记”“泥腿县长”，为推动日喀则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促进藏汉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对上海援藏干部有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做事很敬业、很细致、很严谨，非常扎实。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处处都考虑周到细致，很注意细节，比如援藏项目从论证选题到立项审批，从建设管理到竣工验收和交付使用，都有一整套严密的制度规定和管理办法。一些大一点的项目建成移交时，也常请我参加。每个项目都有从头到尾完整的一套资料，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上海援藏干部的这种认真负责精神，得到了沪藏两地党委、政府和领导以及日喀则地区干部群众的充分肯定和交口称赞，真正做到人走政声留，人走美名传。

　　上海援藏干部还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做事务实低调不张扬，总是干在前说在后，有时只干不说或者多干少说。日喀则干部都知道，只要上海干部说了的事，那一定是会做到的，他们干了多少，就说多少，不会弄虚作假的。

　　上海援藏干部非常注意与当地干部的团结问题，没有出现过援藏干部与当地干部发生冲突的事。当然，由于来自改革开放先行的沿海区域，上海援藏干部和西藏当地相对封闭的观念也有过一些碰撞，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存在差异。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时，援藏干部通常耐心解释，举例子讲事实，积极与当地干部群众沟通协调，努力达成共识。为了让当地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眼界，上海还多次组织日喀则干部甚至是乡村干部到沿海地区参观考察、短期培训，学习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先进理念和经验。

　　抓好队伍建设，是做好援藏各项工作的关键。上海援藏干部非常重视自身管理工作，他们的内部管理水平在各省市中也是堪称表率。他们以制度建设为先导，作风建设为保证，时刻注意抓好干部队伍建设。他们提出了“团结、奉献、务实、创新、慎独”的上海援藏精神，以此为导向，持之以恒地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他们按照市委组织部的要求，组建了以联络组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联络组对援藏干部的组织管理、教育监督作用。联络组对上海援藏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热忱关心，坚持每两个月定期召开一次联络组会议，对整体援藏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和讲评，让援藏干部对工作、学习、生活情况进行回顾自省。联络组规定全体干部在援藏期间，要严格经受“3＋1”的考验，即：要在经受住政治上、意志上、工作上的考验外，还要经受住生活作风上的考验，努力做到“慎独”，尤其是八小时之外更要自觉坚持。此外，针对项目建设的实际，又适时提出了援藏干部要经受廉正自律的要求，即“3＋1＋1”考验。上海还特别注重加强制度建设，专门制定下发了《上海市援藏干部守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援藏干部每年开年会和一年几次的中心组学习会时，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去参加，与大家进行广泛交流。总的来说，上海援藏干部是一支政治合格、作风过硬的队伍。

　　上海援藏工作是全国援藏工作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中央从党的工作全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号召全国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大力支援西藏建设。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包括上海在内的18个省市、7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17家中央企业的高度重视和努力实践，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为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多年在西藏工作的同志，我与上海援藏干部一起经历了建设西藏、稳定西藏的风风雨雨，共尝过奋斗的艰辛，也分享过胜利的喜悦，同时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虽然我现在不在西藏工作了，但我一直关注西藏的建设和发展，真心希望上海援藏工作能取得更大的成绩。我完全相信在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引下，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的援藏工作一定会开拓创新、再创佳绩，在上海援藏干部的无私帮助下，西藏的发展，特别是日喀则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定能大步前进，再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