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搏”外贸

　　【口述】高文伟，1960年12月生。现任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博览会有限公司副总裁。2001年至2004年，为上海市第三批援藏干部，担任日喀则地区外经贸局局长、党组书记。

　　口述：高文伟

　　釆访：张永林 吴德兴

　　整理：吴德兴 张永林

　　时间：2014年2月14日

　　关键时刻必须“站得出”

　　2001年4月的一天，公司人事部通知我，说集团要召开一个年轻干部会议，让我去参加。当时，我在公司分管业务和改革改制工作，事情特别多，听说开会就匆匆赶去了。会上，集团党委领导传达了市委组织部关于选派干部援藏的通知精神，并就做好干部选派工作进行了思想动员，主要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积极主动地报名参加援藏。

　　从集团开会回来后，对于是否要积极报名参加援藏，说心里话，我内心是挺矛盾的。一方面，对口援藏事关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党员干部应该积极响应。另一方面，我当时负责企业改革改制工作，正处于紧张阶段，我估计集团与公司都不会让我去援藏，因此对是否要去援藏想得不多。同时，由于援藏工作的特殊性，而我平时行事向来不喜欢张扬，也不想因此引起别人误解。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报名。

　　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组织上还是让我参加援藏体检。这时，我才真正考虑援藏这件事。援藏，就意味着要离开上海，离开家人，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远赴雪域高原。平时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言行不一的人。在祖国发出召唤的关键时刻，也是最能考验一个人思想觉悟的时候。我总不能言行不一吧！于是，在与家人作了商量，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后，便向集团党委表达了愿意援藏的心愿。

　　援藏如同“接力赛”

出差路上

    2001年5月下旬，当银燕升空飞离上海西行时，我与同行的第三批援藏干部一样，虽然没说什么豪言壮语，但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担心工作做不好会有愧于各级党组织的信任，同时也辜负了各级领导的重托和公司同仁的期望。

　　由于我从事外贸工作多年，在公司的业务部门和多个管理部门干过，对专业外贸公司的经营管理、业务环节相对比较了解。但说实话，政府行政部门还真没干过。还好，作为上海对口援藏的干部，我接的是日喀则地区外经贸局局长的“第三棒”，前面两“棒”分别是上海外经集团的张林发、东方国际集团的陈浩。他们干得都非常出色，为地区外经贸发展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些都为我继续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说是“第三棒”，是个形象的比方，援藏工作其实就好比是一场持久的接力赛，需要一批批援藏干部的持续努力，才能不断地推进。在工作交接中，我的前任局长陈浩也坦诚地告诉我，在这里做外贸，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与沿海地区根本没法比，这里外经贸工作的基础比较薄弱，除了受到交通、环境等因素制约外，搞加工贸易、补偿贸易、离岸贸易等都不太具备条件。陈浩要我对困难有足够的估计，他特别讲到良好的主观愿望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结合，让我很受启发。

　　送走第二批援藏干部后，我想得比较多的就是，怎样抓紧有限的时间，在困难条件下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如何推进日喀则地区外经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援藏接力赛中奋力“搏”一记。

　　坦率地说，三年对口援藏，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要做的事是很多的，问题在于三年时间毕竟有限。就我的能力和精力而言，都决定了我不可能在三年时间内做很多的事。我唯一能做的，是在前任工作的基础上把我的这一棒“接”好，力求跑出比较理想的成绩来，也为后续的接力者赢得整个接力赛的最终胜利创造条件。换句话说，给我三年时间，我就要抓紧这三年时间，竭尽所能，勤奋工作，为日喀则地区外经贸发展做好应做的工作，作出应有的努力。这都是我当时比较朴素的想法，我是这样想的，之后也这样努力地去做了。

　　因地制宜才会有成效

　　我在日喀则担任外经贸局局长，第二年转任外经贸局党组书记，是第三批50位援藏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正职干部之一，因此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到日喀则接手新的工作后，尽管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也听了一些介绍，但我对在地处雪域高原的藏区如何开展外经贸工作，怎样打开外贸出口业务的局面，心里还是没底！

　　心里没底先摸底，调查研究是法宝。于是，我边适应生活和工作的环境，边找局机关和地区外贸公司的干部职工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查阅资料，请教日喀则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地区外经贸局有20多名工作人员，地区外贸公司是地区唯一的进出口企业，有职工45名。在与他们接触交谈中，我深感这是一个吃苦耐劳、有战斗力的团队，是我做好工作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

　　藏谚道，山雪虽松软，不能种青稞。同样的道理，思路举措要管用，就得因地制宜“接地气”，就要汲取前任的经验教训，从当地现有条件出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前行。

　　日喀则地区辖1市17县，其中边境县9个。地区外贸口岸在聂拉木县樟木镇，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中尼边境，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只有90多公里，是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类陆路通商口岸，也是西藏最大的边贸中心口岸。地区外贸公司在樟木口岸设有分公司和一个保税仓库，开展有限的边境贸易。我觉得，边境贸易被列为地区三大支柱产业之一，问题是如何挖掘出口潜能、把贸易做大做强。于是，我动员以前熟悉的浙江客户，来日喀则市合作经营以日用百货为主的边贸批发市场。后来，我又利用筹集的援藏资金，建立了日喀则农牧边贸综合市场，计划将其培育成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为扩大地区边境贸易服务。经过调研，我还动员当地群众大量种植大蒜、油菜籽，积极扩大这些当地农产品的出口。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措施有一定的针对性，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

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樟木镇，中尼边境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沟谷坡地上

    在援藏的三年时间里，在自治区外经贸厅、日喀则地委行署的领导下，在日喀则地区外经贸局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日喀则地区外经贸工作有了一些新的起色。2002年，日喀则地区外贸出口额达到500万美元，2003年超过了700万美元，比我接任时增长了10多倍。后来有人把那几年的工作进行归纳总结，说日喀则外经贸工作取得了“9个突破”，其中包括远洋贸易出口、西藏大蒜出口、拉孜油菜籽出口和洗净羊毛出口等4个方面，在日喀则外贸历史上实现了重大突破；此外，在5个方面创造了日喀则外经贸的“第一”：建立了日喀则第一家为出口服务的工贸联营企业、第一家股份制的外贸企业、第一家国有企业改制组建的企业、第一家生产型的中外合资企业和第一个边贸批发市场等。

　　我觉得，这些成绩，对当地干部职工来说，无疑是个鼓舞和激励。但如果说是我的功劳，似乎不太妥当。客观地说，我们所做的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一些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握了当地的实际，采取了在当地行之有效的措施。不然的话，很可能费很大的精力也是徒劳。还有，这些在当时都只是初步做了一些工作，还有待于巩固与提高，才能取得持续的成效。尤其要说的是，这些成绩固然来之不易，但都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配合，离不开前任打下的工作基础，我就是做了一些我应该做好的工作而已。

　　“造血”比“输血”更重要

　　对于对口援藏，我始终有一个想法：援藏工作绝不仅仅在于资金的输入，也不能只限于多出口多创汇。在某种程度上，输入“新鲜血液”固然必要，但更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引进先进的管理思想、管理手段，不断增强“造血功能”，提升投身国际商海的软实力，这些可能更为重要。在上海援藏联络小组尹弘书记的关心支持下，我在这方面努力做了一些探索。

　　对于增强“造血功能”，有一件事我至今还很得意。到西藏不久，我了解到日喀则地区的羊毛质量相当好，但由于是原毛出口，好差脏净不分，卖价较低，尼泊尔客商颇有意见。我从前任局长陈浩那里得知，上海某公司原先有一个梳毛援藏项目，由于多种原因，该项目“搁浅”了。当时我觉得这个项目对当地是很适合的，援建不行，能不能改成合资呢？于是，经过与这家原先提供设备的上海某公司多次洽商，最后使这家公司看到了这个项目所蕴藏的商机，促使他们变援建为投资，与日喀则外贸公司合资成立了日喀则第一家生产型的内资联合企业“新世纪绒毛实业有限公司”。这个项目上马开业后，不仅本地区而且周边几个地区的原毛均在日喀则洗毛厂洗净后出口，使洗净羊毛的品质上了档次，运输成本明显降低，卖价大幅提高，客商、牧民和外贸公司都受益。而且，上海某公司派出多批管理和技术人员，持续七八年，保持了企业正常运转，还带出了当地的技术骨干。

　　在积极筹措援藏资金、努力推动地区外贸出口的同时，我还把比较多的注意力放在提升外经贸局的管理水平上，以实现地区外经贸事业的持续发展，促进日喀则外经贸工作上台阶。我急切地希望，尽可能地将我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西藏当地的干部，提升整个队伍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我们援藏干部是要走的，但好的经验和做法是可以留下来的。为此，我有意把上海公司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加以移植、推广和试行，在外经贸局推行了目标管理、预算管理和信息化管理。2003年，在我的申请之下，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向地区外贸公司捐赠价值10万元的外贸电脑管理软件。这套软件引进之后，为外贸公司实现现代化管理奠定了物质基础。为了发展远洋贸易，我不仅亲自联系业务，还带外贸公司业务员参加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与国际客商直接接触，并走访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外贸企业，帮助他们开阔眼界。这些工作虽然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都是打基础的工作，对长远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不过，我在西藏所有的工作中，最看重的还是当地的农产品出口，特别是大蒜和油菜籽出口，因为这对于改善当地农业结构，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当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把第一车大蒜出口到尼泊尔的时候，我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思想洗礼受益无穷

　　三年对口援藏，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固然可喜，但限于主客观因素和时间较短，我也有很多的遗憾，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工作还没来得及做。在我任地区外经贸局局长、党组书记期间，工作突破的力度还不大，与进藏时的期望值有差距。例如，藏毯在国际市场上声誉很好，尼泊尔出口的毛毯，原料大多是藏羊毛，还打着藏毯的旗号。我一直想推动这方面的出口业务，但受制于货源数量与品质，而提高产品的工艺水平绝不是短期内实现得了的，因此未能实现初衷。又如松茸，是藏区特产，又是国际市场热销食材，我曾经专门请韩国客户到日喀则进行实地考察，韩国客户很有兴趣，并空运了样品，由于各种原因，最后也没奏效。还如，日喀则地区有很好的矿泉水资源，开发前景十分广阔。我也找了客户到西藏来考察，但后来因为实在没有时间谈下去了。所以，谈对口援藏，不能讲到成绩就夸夸其谈，我们还是要看到工作中的不足，要正确估价所做的工作和成绩。

　　现在回顾援藏那段难忘的日子，我觉得最重要、最难忘的，是三年援藏让我经受了一次重要的考验和思想洗礼，感受到心灵深处的一种震撼，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修正，用现在时髦的话讲，都具有“正能量”的作用。确实，西藏干部群众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因此，我是非常尊重他们的，注意处处向他们学习。他们在工作上支持我，在生活上关心我，西藏人民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使我深深地感动。

　　在我脑海里，有三个场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永远难忘。第一个场景是雅鲁藏布江边的一个水文站。从拉萨到日喀则，我们的车是沿着雅鲁藏布江走的。在荒芜人烟的江边有个水文站，水文站的屋顶上有个标语牌。标语牌上是这样写的：“什么都不说，祖国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灵好像受到电击一样震撼。什么是默默奉献的真谛，这就是啊！“什么都不说，祖国知道我”，这句话，我将永远珍藏在心头。

　　第二个场景是边境线上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哨卡。在亚东县与印度锡金邦边境，海拔4000多米的乃堆拉山上有一个边防哨卡。坚守在祖国边防线上的官兵在山体上刻了一幅巨大的标语：“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在哨卡上，我居然还遇见了一位19岁的上海兵，他在这里至少要待两年，平时连下山的机会都没有。但在他洋溢着青春的笑脸上，我看到了部队官兵为了祖国的安宁，无怨无悔，奉献出青春和热血的精神。

　　第三个场景，是三年援藏结束，我们离开日喀则那天的场景。虽然我回到上海已经快十年了，但我还是忘不了。即将离开日喀则，既有对朝夕相处了三年的西藏同胞的依依不舍，也有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喜悦，可谓百感交集。那天，日喀则人民倾城出动，在我们援藏干部车队经过的主干道上夹道欢送。当车经过外经贸局和外贸公司欢送队伍的时候，我正向他们挥手致意，突然看到他们打出了一条横幅：“高书记，我们永远想念你！”与此同时，外贸公司的总经理把哈达送进车内，挂在了我的脖子上。这时，忍了半天的眼泪，终于再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你们想，此情此景，能不让人感动吗？看到这个场景，真的，我觉得这三年援藏吃的苦和付出的辛劳，值了！

　　西藏的经历让我有了这样一个感悟：人生的每一天，实际上都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做任何事，都是有得有失的，因此，我们都要进行选择。而决定我们选择的，实际上就是义和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义利观。选择利还是义，结果自然是完全不同。在这个“利”中，有个人的利益，也有集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把握好。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如果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应当是义不容辞的。

　　人生难得几回搏。在西藏工作的日子里，我找到了精神家园中的“香格里拉”。三年援藏期间，虽然我曾历经思念家人的惆怅、失去亲人的悲伤以及难以忍受的孤独，但我也常常享受着常人无法享受的愉悦和骄傲，我在西藏几年所取得的成绩，使我的生命更有价值，生活更有意义。

　　有首藏族民歌这样唱道：天阴下来了，不能说永远晴不了；水流走了，不能说永远回不来了；朋友分别了，不能说永远见不到了。

　　援藏回沪近十年，尽管远隔千山万水，我心依然牵挂着那里的同胞朋友，与他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各方面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援藏三年的思想洗礼，也给了我无尽的动力，始终鞭策和激励着我。回上海十年来，我的工作岗位曾几经变动，但我始终努力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那股劲，什么苦啊累啊，什么名啊利啊，只要想想西藏的蓝天和旷野，我一切都坦然处之，尽心尽职地做好分内的工作。我想，这都是我们党员干部应当具有的思想觉悟，而且应当始终言行一致，努力地实践！而这些，可以说是我三年援藏的重要收获，是我人生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