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团队

　　【口述】张明，1963年1月生。现任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定点医药监管处副处长。2001年至2004年，为上海市第三批援藏干部，担任中共日喀则地委副秘书长。

　　口述：张明

　　采访：郭继 周炯

　　整理：郭继

　　时间：2014年3月24日

　　凝聚团结是我们的精神品质

　　我们这个团队还未成行之前，大家在各自的单位工作，各忙各的，思想也不统一，说实话，家里都各有各的困难，我们的领队尹弘书记身体也比较差。但大家都有相当的觉悟服从组织安排，我们都做到了听从组织召唤，危难时候临危受命，去之后能积极肯干。

　　我们这个团队的氛围非常好，我们进藏后分了七个组，最初是六个组，其中日喀则地委两个组（我们叫市直一组、二组），我是市直一组的组长，组织部的杨建国副部长担任二组组长。我们这些同志大多被安排在日喀则地区的地委或行署里面及各委办，主要做协调、衔接工作，将近一半的力量集中在这里。还有一半的力量安排在下面的定日县、拉孜县、江孜县、亚东县，以及后来增加的萨迦县。我们这五个县的县委书记加上我们地区的尹弘书记、我、另外一位副秘书长李荣华（当时是尹弘书记的秘书），还有组织部副部长，我们九个人组成了联络组成员。应该说，尹弘书记对这批同志凝聚得比较好。这九位同志下去后把自己的团队团结得也比较好。

　　我是4月份才真正知道自己一个月后要去西藏的，原来还不是很清楚，有些稀里糊涂，单位里还在忙碌着本职工作。当时组织部门也跟我直接沟通过，说需要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人员，去体检的时候，我血压不是很好，但身体状况应该说属于“矮子里算长”的，还可以。那时，我夫人正好在做大手术，而且我们共青团符合条件的19个干部都报名了，我想估计应该轮不到我去。后来，吴建融（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时任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找我谈话，说组织上需要一个熟悉办公室工作的同志，我们团市委符合条件的就你一个人，虽然你的身体条件不是最好，但组织上考虑让你去，你有什么困难、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我说既然组织安排我去，就去吧，服从组织安排。没过几天，时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的胡春华同志来上海，胡春华同志我原来比较熟悉，因我在团市委主要做办公室接待工作这块。组织部领导就找我说，你的工作来了，今天晚上春华书记要和尹弘书记碰头，你马上就进入角色干工作吧。

　　尹弘同志非常细心，全面了解了西藏的有关情况，包括管理的模式、方式方法，当地的工作情况以及怎么开展工作等，那天晚上搞得很晚。给我的感觉，尹弘同志事先很早就开始接触、了解和思考援藏工作了，在未去西藏之前，把整个联络组成员的情况都作了非常仔细的了解，还和个别联络组成员座谈沟通，先让我们联络组成员在思想方面有了一个高度的统一。因此，我们这个团队的团结精神特强，凝聚力好，一叫就出去了，所以当时，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艘战舰，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要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我们当时制定了第三批援藏干部守则，提出“四个过硬”，即政治过硬、作风过硬、工作过硬、纪律过硬，形成了对干部的约束机制，加上我们的领队时刻以身作则，产生的影响非常好。

张明（左一）和同事们在认真研究工作

    我们50个人来自各个方面，大家开始都不熟悉，领导为我们作了好的表率。我们是2001年5月27日出发的，到成都以后，尹弘同志就一个个找同志谈话。大家刚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感觉似乎很放松，但心里还比较紧张，毕竟高原么没去过。一般组织会安排援藏干部在成都稍作休整和过渡，因为要是一口气进日喀则，很多人身体会适应不了的，对大家来说心理压力也比较大。到成都那天，正好是定日县县委书记姚建峰同志的生日，我们就借此为他举办了一个简单的生日庆祝活动，同时让整个团队的同志有机会相互了解和沟通。晚上，各小组又开会通了个气，鼓鼓劲，告诉大家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我们可以通过组织给予帮助解决。

　　进藏后，和山东同志是分开坐车进日喀则的，在车上，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大家在纪律方面做好工作，同时关心好身边的同志，因为有些同志是硬熬的，人么，都有争强好胜的一面。到日喀则后，我跟着尹弘书记住地委小招待所，其他大队人马则安排到山东大厦宾馆里住，尹弘书记很急，所以车一到地方，他就让我赶快与他们联系。住宿方面对我们也是一种考验，尹弘书记住三楼，我和秘书住底楼，在高原上爬三楼是很累的。因此，不论是开会还是吃饭，尹弘书记都要爬楼梯，很苦的。

　　我们团队的成员在领导的影响下，围绕这方面做得很好。比如，姚建峰同志，到日喀则身体就不适应了，他原先陪杜家毫同志去过西藏的，知道自己到西藏是有反应的。他倒下来的状况很不好，浑身无力瘫在那里。他倒下来的第四天，所有县里工作的同志要下县轮换。尹弘书记很担心，希望他在地区养好病再下县，他对书记说我肯定下去，肯定跟团队走，你放心，我对自己有把握。虽然尹弘同志对他说了，你可以缓点进去，但他说我是做县委书记的，不可能不进去，所以整整八天，他是在担架上躺着下到县里去的。他这样做，对他带领的小团队的每个队员都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我们团队的所有成员都下去后，我和尹弘书记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就是要把第二批援藏干部送走。尹弘书记、我和当时的一位政法委副书记崔铁军，我们三个人陪送着第二批援藏干部到拉萨，把他们送到机场，看着他们飞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站在那里，感觉非常孤单。尹弘书记给我们说以后的工作就要靠我们自己了，我是马上就下乡调研，你要把拉萨的所有后勤保障都落实好，要抓紧时间。因此，从那一天开始，尹弘同志就几乎天天下乡。最后我们走了以后，当地认为我们这一批的战斗力、凝聚力是蛮强的，认为我们做得非常好。在各大活动、援建项目，包括大的抗灾抢险工作等都表现得不错，当地对我们评价都很好，说你们这支队伍纪律非常严明，管得很紧，因为尹弘书记一听到风言风语，就赶快去了解情况，把有些小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整个团队始终感觉很正、很强。如在纪律方面，要求所有饭店吃饭不能赊账，不能到时候一次性给钱，该付的必须立即付掉，如果听说谁赊账就查处谁。但尹弘同志也十分关心大家生活方面的问题，经常利用双休日拿出家属朋友寄来的食品在自己宿舍里为大家改善生活。他对我说你要动动脑筋，关心好大家的吃饭问题。我就从我们团市委下面的城市酒店，请了一个管理人员、一个厨师到日喀则工作半年，教会当地厨师提高业务水平，帮相关人员提高管理服务能力。我们整个团体伙食改善了不少。

　　筹集资金是我们最大的压力

　　在援藏项目资金来源方面，我们上海和其他地区不一样，第一、第二、第三批援藏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援藏干部个人筹集的。因此，我们援藏干部在筹集资金方面做得很苦很累，一回上海就要想办法去筹集资金项目。

　　我在那里主要是完成援藏项目、完成书记交办的任务。尹弘书记跟我说，你做地委办公室工作，要打开局面，总得给他们提供些服务吧，可以在信息化方面做些事情，比如买些设备、搞点培训。我说书记，提供服务需要经费啊，我没钱啊。书记说那就先到他那支吧，我真的很不好意思的，因为这些钱也是领导从各地方争取来的，最后一共支了35万元给我。我亲自到拉萨反复比较价格和质量，自己装车、搬运，能省的就省，还请老师来做培训，工作局面是打开了，但也真的很辛苦。9月30日，我们到西藏后第一年的国庆节，我们机关党委要搞活动，我到日喀则后就被任命为地委机关党委副书记，搞活动自然落到我的肩上，可是搞活动需要经费，活动结束一结账6.7万元，我哪有那么多钱，找尹弘书记，书记就说那你到我那拿吧，就从他争取到的援藏资金中先借了6.7万元给我。回来之后，为解决这类花费都很累很难，单位不好报销的。

　　我们每人回上海至少要筹集200万元援藏项目资金，很艰难的，我是团市委派出去的，到哪去筹集啊？没办法就拼命盯着我们领导，说你就给我希望工程项目吧，团市委领导说希望工程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200万啊，我说我作为联络组成员都完成不了，别人怎么办？可以说是到处讨钱，甚至到企业里厚着脸皮跟人家说能不能给点钱啊。当时去的时候真没想到，需要个人去筹集那么多的钱，同时还得自己付出那么多的钱。更困难的是，少数领导是不理解的。因此，我们小组每个人拉来的资金有时是在小组内匀的，谁拉不到资金，或拉得不够的，就把其他同志拉到的资金匀给他，强调我们是个整体，也体现了团队的关心。尹弘同志每次回上海，也一家一家跑，汇报工作、了解情况、争取资金。真的很难，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

　　求实效、善创新是我们的工作特点

　　我们第三批开展的重点项目主要有扎什伦布寺文化广场项目等。

　　扎什伦布寺是后藏最大的寺庙。关于这个项目中央统战部都有些要求，尹弘同志很慎重，找郭金龙等同志都了解过情况。后经与多方联系沟通，对该项目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如设计风格、旗杆等，寺庙方面提了很多细的要求，我们调研后，也感觉扎什伦布寺文化广场要符合西藏的特点，不能建设得不伦不类，毕竟那里是日喀则重要的文化、宗教及重大活动的集中区域，为此，尹弘同志前前后后做了很多工作，花了很多心血，对相关内容做了调整。应该说，最初定的很多项目都作了合理调整，很多重大项目都分摊到各个组，要比一比、赛一赛，形成竞赛。

日喀则扎什文化广场

    我们还搞了几个项目，是我们第三批援藏干部自己选定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我们援藏干部筹集的资金中，拿出相当多的资金搞“安康工程”，就是要惠及老百姓，惠及农牧民。为什么叫“安康工程”，开始我们也不理解，实际上，江泽民同志曾说过一句话，叫“西藏稳定，必先安康”，我们呢，从促进西藏发展的角度出发，用了“安康”两个字，希望通过援藏资金的注入，以小规模扶贫开发、小额信贷、村级集体积累，以及村容村貌建设和村级党组织建设为主要内容，促进当地的发展。于是，我们对我们对口援藏的五个县（其中萨迦县是2001年加进来的）做了布置，提出要把五个县里最差的行政村拿出来搞“安康工程”，要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让农牧民切实体验到对口支援带来的实效。当地对该工作也很支持，后来在西藏广泛推广。

　　关于萨迦县，刚到日喀则就有声音要让我们上海对口支援，一年后正式移交给我们。2002年2月下旬，我们开好“三干”会议，就去那个县调研，那个县条件非常差，交通不便，我们把四个对口支援县的县委书记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商议支援萨迦。征得市委组织部同意，决定不从上海再召集人员来西藏，各个小组抽一个人，组建萨迦县工作组。其他县还有第一批、第二批打下来的基础，他们则是完全从头开始。什么应有的基础信息都没有，必须全部从头开始。县里的人也很少，分布很分散，有时跑一天都碰不到一个人。有些同志抽去萨迦县工作，原来的援藏任务还没移交，如发改委、教委的同志。

　　第二个比较好的项目是日喀则上海家园的建设。西藏老百姓的住宿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是老百姓自己搭建的藏式房子，很少用水泥的，多是用土夯的；一种是政府建造的房子，比较现代点，和我们汉族群众建的差不多。那时，我们内地的房地产已经开始有所发展，我们就请同济大学帮助设计了一种像帐篷样的别墅式房子，投资近2000万元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空地，建造了一个别墅风格的生活区。我前年回去看了一下，我们这种做法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后来老百姓慢慢开始接受这种建筑，逐渐有了买房子的意识。

　　另外，我们觉得应该设计些项目让当地老百姓去做一些东西。当时就引进了上海太平洋机电集团的一个羊绒羊毛加工项目——新世纪毛绒公司发展基金，当地盛产羊毛羊绒，但最初没有加工的，要么是发给尼泊尔，要么是发到内地加工企业，这些成本都很高。我们当时花了很大的心血，把公司移到日喀则那里，同时组织西藏方面的管理人员到上海进行培训，后来我们把该企业移交给当地的发改委。应该说，一直以来，藏族地区自己的东西很少，第一、第二批也帮助他们搞过水泥厂、矿泉水厂等，我们也去调研、考察过，但感觉很难。后来我们经过考虑，帮他们搞羊毛羊绒加工，还有一个就是种大蒜。我们先去和尼泊尔方谈好，拿到订单，回来再发动农牧民种大蒜。我们科协的同志还与新疆方面联系，拉来了价值200万的速生杨苗，在日喀则地区发展速生杨，虽然没有像新疆地区长得那么快，但比内地好得多。这一方面改善了西藏地区的植被，一方面也为老百姓提供了一种经济植物。后来政府很重视这个工作，政府出钱鼓励老百姓去种植。我们还尝试着推广太阳能到牧区，但没敢做得太多，一是电池用完不好处理，不环保，牧民用完后不一定会主动送回来，我们当时去排查过，老百姓没有环保意识，多是乱扔乱丢，会对局部环境造成污染。

　　此外，很多大的中央项目我们也积极去争取的，记得拉孜县的县委书记沈培新趁领导到基层考察之际，就向当时自治区副书记汇报，因为拉孜县没有电，而电力项目属于国家项目，需要国家批准的。该县的同志还去北京跑，在我们这批援藏工作结束时，这个项目最终批准下来了。我在日喀则是分管机要的，那边的机要主要是密码传真，需要秘钥且每年要换，所以我每年都要花一段时间把下面的县都跑一遍，我因此也有机会了解基层情况。后来，他们跟我说有一个全自治区的机要调研和考察工作会，中央说参加这个会可以送两个海事卫星以供试用，会议是在阿里开的，我说我去，只要你们把那个机器给我试用，之所以会想着要这两台卫星，是因为当时日喀则地区的手机还没有很好地通，好多同志外出公干主要靠单边机报个平安。记得有一次，镇里的领导来地区参加“三干”会议，结束后15人回去路上车子坏了回不去，别的同志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到哪了，后来还是派部队去大搜索才找到他们的。所以，我去阿里跑了一个月，争取到两台海事卫星电话，说真心话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可以说，我们整个团队的成员，包括自己当时都时刻想方设法做好工作。

　　我们这批干部在援藏期间，一直努力把上海做的项目、工作树立成注重质量的典范，因此，我们尽量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接地气。为此，我们搞了项目管理，搞了项目的监理、验收，要求所有项目全部合法合规后再移交，这一点也一直是尹弘书记严格要求的，他说我们要做就要做正规的，宁可多出点钱，但所有监理都必须到位，到时我们拿出来的东西要让大家都能自己心里亮堂，把道理讲清楚，这样大家做起事来也都很认真。我这块接触比较多的就是希望工程，为了保证质量我自己亲自督建，要求把所有的相关项目审批等程序都纳入监理范围，都要有审计，都要事后能说清楚。当时，我们选了一个建委的处长（本身就是做质量监管的）和几个援建县的县长来做监理，为了保证质量，他们很辛苦，往往在施工半夜三更的时候，去现场监理。事实证明，这些实打实的工作保障了上海援建工程的质量。

　　我们支援的几个县都在边境，尹弘同志每年都会去在定日县的海拔最高（5000米）的哨卡，慰问战士。至于慰问送什么东西，尹弘书记考虑得很实在，考虑哨卡生活的艰辛，说他去慰问就拉猪肉、蔬菜，从生活方面关心他们，和睦了军民鱼水关系。我们还很注重支持寺庙建设，寺庙方面需要藏传文化、艺术、医学方面的发展，我们都给予钱和物资的支持，寺庙方面感觉我们对他们很尊重、很支持，因此寺庙和我们的关系也比较融洽。

　　我在西藏三年体会最深的是，以前边境上跑出去的人比较多，现在外面的人往我们国内跑的比较多，还有很多出去的又回来的，很多尼泊尔人来我们这边，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老百姓的生活改变确实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