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复杂环境中锻炼培养干部

　　【口述】陆凤妹，1951年1月生。1998年至2011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口述：陆凤妹

　　采访：严爱云 周奕韵 赵菲

　　整理：周奕韵

　　时间：2014年3月27日

　　对口支援西藏是中央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从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工作方针，到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延长对口支援时间、扩大对口支援范围”，再到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完善干部援藏和经济援藏、人才援藏、技术援藏相结合的工作格局”，中央不断加强和改进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深受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也使西藏经济社会取得了今天这样繁荣稳定的发展局面。20年的实践证明，中央对口援藏重大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2000年开始，我在市委组织部分管对口支援干部选派工作。10年多的工作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做好援藏工作的重要意义和重大责任，也让我对援藏干部有了特殊的、深厚的感情。

　　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援藏工作历来高度重视，把援藏工作作为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政治任务，作为上海服务全国的重要政治责任，也作为上海年轻干部到艰苦复杂环境培养锻炼的重要渠道。为做好上海的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第一副组长，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专门负责统筹规划全市对口支援工作。市委还专门设立了选派对口支援干部办公室，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牵头负责，确保按中央要求选派好每批援藏干部。同时明确，由市政府合作交流办负责援藏工作的项目规划和组织实施，确保落实完成好对口援藏资金项目。

　　20年来，按照市委的要求，上海的援藏工作努力走在全国前列，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受到了对口支援地区党政组织和各族干部群众的高度评价。同时，上海的援藏干部也在西藏这一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援藏干部坚持选优挑强

　　市委要求，把援藏干部的选派与后备干部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援藏干部一般从局、处级后备干部中挑选，并要求把政治素质放在第一位，真正做到“好中选优、优中挑强”。一是选好领队。我们对领队要求特别严格，因为领队到西藏担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要直接面对县委书记、县长，综合能力一定得过硬才行。所以，上海的援藏干部领队一般从现职局级领导干部中挑选，还要进行差额比选。领队的选派条件是：政治上成熟，政治敏锐性要强，有较高的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矛盾的能力；业务上要熟悉经济和农村工作（因为西藏的农牧业比重较大）；领导管理能力强，要善于带队伍。二是配强骨干力量。援藏县委书记人选主要从区县和基层（乡镇、街道等）挑选政治上较成熟、有党务和经济工作经验、处理复杂矛盾和群众工作能力强、有发展潜力的干部。2010年选派第六批援藏干部时，中组部专门下发了一个关于做好援藏县委书记选派工作的文件。这批上海援藏干部中有四名县委书记，其中一名县委书记纪晓鹏同志，是第五批援藏延续下来的（原任萨迦县委书记，第六批任亚东县委书记），非常年轻（1971年出生），当地评价很好；还有三名县委书记（顾耀明、张伟、蒋仁辉同志）都是从正处职领导岗位上选派的，平职进藏工作，主要目的是放到援藏的重要岗位上加强历练。三是明确培养重点。把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国家意识，加强党性修养，提高处理复杂问题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作为援藏干部培养锻炼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挑选高素质的年轻后备干部，在西藏经受了三年锻炼，经考察表现优秀的，回来安置就很顺利。在轮换的时候，有些援藏干部还没回到上海，组织上就已经考虑好了他们的安置岗位。

　　打造严以律己的过硬队伍

　　上海援藏工作紧抓队伍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援藏干部队伍管理机制，坚持用好的制度、好的作风、好的工作方法建设一支凝聚力和战斗力强的援藏干部队伍。

　　首先是坚持发挥联络组在援藏干部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市委组织部帮助每一批援藏干部建立联络组，负责五六十位援藏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管理，还建立了联络组职责、援边干部守则和重大事项汇报、项目资金管理等十多项内部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三条铁的纪律”（援藏期间禁止学车驾车、禁止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禁止酗酒）。联络组还结合中央要求和援藏工作实际，定期在援藏干部中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上海援藏干部始终不放松思想建设，坚持每半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以联络小组为单位，在交流工作、学习等情况的基础上，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会前谈心和会上思想交流，不断增进内部团结。

　　其次是坚持对口援藏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开拓性。上海的援藏工作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只能一批接着一批补台、拓展、推进，决不能埋怨拆台。因此，每批援藏工作的第三年，一般不再铺新摊子、不启动新建项目，主要任务是完成好三年援藏任务，为下一批援藏工作做好前期准备。上海很重视援藏干部的轮换交接工作，指导前后两批援藏干部认真负责地完成“交班”，要求做到四个“交清”，即上海对口援藏总的任务交清；具体项目、资金和工作资料交清；当地风土民情和工作关系交清；同一地区兄弟省市援藏情况交清。这样，每一批援藏干部都是在前一批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使得上海的援藏工作总体上比较有序、连贯、平稳。这也是上海对口支援工作一个明显的特点。

　　再次是坚持一年一度的交流培训制度。每年春节援藏干部回沪休假，在重返西藏前，市委组织部都会安排集中培训。培训的主要任务是了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援藏工作经验体会，进一步明确开展新一年援藏工作的任务和要求。

　　营造以人为本的援藏工作氛围

　　援藏工作离不开上海大后方的支持，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更离不开援藏干部亲人的理解和付出。我感到，援藏工作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干部选派工作要做深做细。挑选援藏干部时，组织部门在志愿报名的基础上，注意个别听取干部的想法，还要上门征求干部家属的意见。当时市里定过一个口径，叫作“三个不派”，即本人不愿意的不派、家庭有特殊困难的不派、家属不同意的不派，比较人性化。其次，选派后的关心应力求“四季如春”。援藏干部进藏工作后，各级组织都很重视对援藏干部及家属的关心，坚持援藏干部因伤病回沪治疗、家庭发生意外、逢年过节等“六个必访”制度，对援藏干部遇到家属就医就业、子女升学就读等困难，在政策范围内尽力给予关心照顾。有的区还安排公安、教育、卫生等部门与援藏干部家庭结对，提供常年服务保障。至今全市有两万多名志愿者结对帮助和关心援边干部。再次，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在选派援藏干部中，通过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发布选派工作公告，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拓宽选人视野，扩大舆论宣传。每批援藏干部进藏时，平安、人寿等保险公司都会无偿赠送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年中秋节，工青妇群众组织都开展对援边干部及家属的慰问活动，市四套班子的领导出席，援藏干部通过远程视频对话与家人一起过节。慰问活动结束后，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还安排车辆把每位援边干部家属免费送回家，让家属备感温暖。社会各界的关爱充分体现了“援藏重要，援藏光荣”“一人援藏，全家光荣”的理念。现在每逢选派援藏干部，都会出现踊跃报名的可喜局面。至今上海大约先后有一万多人次志愿报名援藏。

每年中秋节援藏干部通过视频与家人共度佳节

    对援藏干部高看一眼厚爱三分

　　善始善终做好援藏工作的落脚点，在于妥善安排和跟踪培养好从援藏一线凯旋的干部。上海坚持按照“统筹协调、归口安置、注重实绩、人岗相适”的要求，注重用人导向，做好援藏干部安置工作。既不封官许愿做好人，又对援藏干部倾注关心和爱护。首先，认真做好援藏干部期满考察工作。在每批援藏干部期满考察时，派出由局级领导干部担任组长，各大口、区县组织部门的同志为成员的考察组，赴西藏对干部三年援藏工作表现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市委组织部分管领导听取考察汇报，考察结果及时反馈给各选派单位，作为援藏干部返沪安排使用的重要依据。当然，考察不是全说优点，还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其次，认真做好援藏干部返回后的集中培训工作。在每批援藏干部返沪安置过程中，市委组织部都会组织集中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介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二是交流三年援藏工作体会；三是教育引导援藏干部自觉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个人）。正确对待组织，就是不要太看重回沪后这一次的工作安排，因为有时候有的单位正好有职位空出来，但有时候却未必有合适的岗位；正确对待同志，就是由于各区情况不同，表现好的同志，不一定这次安排得好，以上两种情况会带来面上安排不平衡的情况，因此都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自己，就是要正确看待个人所取得的援藏工作成绩，这些成绩离不开组织的关心指导、离不开当地的配合支持、离不开团队和自己的共同努力。通过培训，引导援藏干部继续发扬援藏精神，在今后的岗位上积极努力工作。再次，认真做好骨干人员的推荐工作。对援藏干部中的骨干和表现突出的干部，市委组织部会向市委进行汇报，向有关单位重点推荐，提出安置建议。2013年第六批援藏干部返回上海后，四名援藏县委书记都得到了市委的重用，进入了有关区的党政领导班子。

　　在西藏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上海援藏干部经过艰苦条件和复杂环境的考验，在思想政治素质、领导工作能力等方面得到了很大提高，返沪工作后逐步成长为上海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的生力军。1994年以来，上海先后选派了7批、376名援藏干部。其中，2名同志已经进入市委领导班子，26名同志被提拔为局级领导干部，还有一大批干部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实践证明，对口援藏工作不仅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也为上海培养了一批肯吃苦、敢担当、讲奉献的优秀干部队伍。

　　缺氧不缺精神的上海援藏干部

　　我对援藏干部的特殊感情，现在回想起来，是从十多年前我到组织部第一次与援藏干部接触的时候开始的。

　　刚到组织部工作的时候，以徐麟同志为领队的第一批援藏干部回沪，要做好干部安置工作。当时，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太理解援藏干部工作安排的声音，立即将这些意见和想法向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罗世谦同志汇报。世谦同志感叹地说：实际上有想法的人，一是没有理解援藏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没有去过西藏，只要去过以后，就不会这么想了。当时，我就在心里嘀咕：西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我一定要去一次。

　　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上海要派第三批援藏干部，我决定送他们进藏。去之前，我正患重感冒。有人劝我不要去，感冒到那里恐怕会变成大事。我想，我只不过是去那里待几天，援藏干部却要工作三年，如果自己因为感冒打退堂鼓，势必会动摇军心。所以，我坚持要去，到医院连续打了四天点滴，感冒才被强行压了下去，第五天我们就出发了。到了西藏，虽然我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气很足，但其实高原反应还是很严重，走路很慢，洗衣服不能用力，只能靠吸氧来保持精神，好在大家都看不出。

　　不只是我，高原反应对所有的上海援藏干部都是一个重大考验。随队的医生高烧不退，出现了肺气肿症状，有生命危险。我当机立断，决定连夜先送她回海拔低一点的拉萨。他们下午5点多钟从日喀则出发，到晚上11点还没有音讯，我非常担心。我本来在那里睡眠就不好，半小时醒一次，直至夜里12点半得到消息，他们总算到拉萨了。病人被送进拉萨武警总医院，接上氧气，病情才有所好转，我这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定了。还有一个插曲，当时第三批干部刚到西藏，下飞机的时候走的是舷梯，我本想关照大家不要大声说话，也不要自己用力提行李，生怕年轻干部用力不当，引发强烈的高原反应。还没等我开口，一看那些拎着行李下飞机的同志，不仅没有人说话，而且个个嘴唇发紫，想说话也说不出来了，我赶紧让大家上车吸氧。

　　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让我对援藏工作和援藏干部有了深刻体会。在西藏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能够生活三年就不容易，不用说还要翻山越岭地去工作。像亚东，虽说县城的海拔是2800多米，但是援藏干部们经常要上到4000多米的高度，下乡就是上山，对身体的考验更大。援藏干部到西藏后，几乎人人都要瘦两圈，这个只有去过西藏的人才体会得到。所以，到西藏的干部一定要选好，援藏回来的干部一定要安排好，援藏工作是我们上海应尽的政治责任。这时候，我才体会到罗世谦同志当年说那句话的含义。

　　第一批、第二批援藏干部开展工作非常艰难，尤其是当地的地理环境、特定的风俗习惯为援建工作提出了诸多难题。比如，修建日喀则体育场，原本要铺上塑胶跑道，但是跑道需要浇水来维护，西藏严重缺水，居民喝水都很困难，哪里来这么多水？还比如，建宾馆，要有一定的客房率才能盈利。当时西藏没什么交通工具，一周只有一两个航班，鲜有人去西藏旅游，宾馆的盈利也就成了难题。第一、二批援藏干部的生活是最艰苦的，没有食堂，水都烧不开，更别说做饭了，经常会吃夹生饭。尽管这样，前两批援藏干部在徐麟和林湘同志的带领下，勇于克服困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以后的一批批干部打下了扎实基础，为上海的援藏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日喀则上海路牌楼

    第三批的同志也很不容易。领队尹弘就克服了很多困难。他体检的时候心脏不是很好。我们请医院分析可不可以进藏，医院表示“说不准”。我们就征求尹弘同志的意见。他表态：我听组织的。这时候，离进藏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再重新挑选领队人选可能会影响干部进藏的整体安排。我跟他说：如果你到了西藏感到不行，就回来。但是在这三年里，尹弘同志从没因为身体原因来打过招呼，一直坚持在吃药调整，因为他明白领队的责任重大，如果中途回来，会影响整个队伍的军心。实际上，尹弘同志家里也有点困难。他的父母在外地，从小由奶奶带大，和奶奶住一起。他进藏以后，只能把奶奶托付给亲戚照看，很不容易。

　　每一批援藏干部都有自身的特长和优点，关键要把他们用得恰到好处，把最大优势和潜力发挥出来，这是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原则。我们把这一原则也贯穿在选派援藏干部的工作中。第四批的领队赵福禧聪明务实，善于做实事。他针对当地实际情况，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操作性非常强。第五批的领队赵卫星为人处事认真、细致，统筹协调能力强，考虑事情很全面。第六批的领队闵卫星、第七批的领队戴晶斌都当过组织部长，长期在区县工作，基层工作和干部工作经验丰富。从第一批领队徐麟，到现在一批的领队，由于他们出色的工作，都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2008年，援藏干部送给我一盘自己刻录的光碟，里面收集了一些西藏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援藏大哥》，是日喀则地区文化局的藏族同志作词作曲的，我非常喜欢，放在车上反复地听学。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高山厚土上，留下你的足迹，蓝天白云下，洒着你的汗水。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每每听到这里，我的心情就难以平复，脑海里浮现出当年我接林湘同志这一批干部返沪、送尹弘同志这一批干部进藏，在离开西藏回上海的机场里的情景。我在飞机上看到尹弘同志，他个子很高，戴着一顶帽子，像万宝路广告中的牛仔一样，虽然看不到我们，但只要我们飞机没起飞，他的手就一直在那里挥着跟我们告别。我当时就感慨：他还有三年这样艰苦的岁月，心里想想很舍不得。西藏环境的艰苦、援藏干部的困难、藏族同胞的期盼，不到西藏去是感受不到的，而这首歌就是新时期援藏干部精神的生动写照！他们虽然很艰苦，但是展现出的却始终是精神抖擞的状态。这首歌充分体现了藏汉同胞的骨肉情、一家亲。

　　十年多分管援藏干部选派工作的经历，让我深深感到：对口援藏工作既是贯彻落实中央战略决策的需要，也是上海培养锻炼干部的需要。今天的干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有潜力的年轻干部，他们的经历中缺少艰苦复杂环境的磨炼，而西藏地处祖国边疆，正是培养锻炼提高他们这方面能力的重要基地。经过一轮又一轮援藏三年的实践锻炼，上海的干部培养出来了，西藏也发展起来了，国家更加和谐安宁了，真可谓一举多赢！这就是援藏工作的战略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