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洒雪域

　　【口述】许一新，1956年1月生。现任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1995年至1998年，为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担任中共定日县县委书记。

　　口述：许一新

　　采访：谢黎萍 黄啸 周炯

　　整理：黄啸

　　时间：2014年2月12日

　　1995年5月17日，我作为上海49位援藏干部之一，响应中央号召，毅然惜别家乡和亲人，来到雪域高原，一干就是三年。

　　1994年，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改变了以往援藏的方式，采取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新形式。分片负责，就是承担支援任务的省市分片负责西藏的一个地区。当时确定了15个支援的省市。对口支援，则是具体到县，上海对口四个县，比如确定我担任定日县委书记，就由我原本所在的松江牵头四个区派出干部进行对口支援。定期轮换，就是一批干部进藏工作三年，期满后回来，再换一批去。

　　当时，中央广泛地宣传孔繁森的事迹，以此来推动全国的援藏工作。孔繁森两次进藏，代表了老进藏干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当时，我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学习孔繁森座谈会，听了他的事迹后很受感动。我们很多同志就在孔繁森精神的感召下，主动报名参加援藏，有的甚至以写血书的形式来表达决心。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组织选派，成为第一批援藏干部。如今一晃已19年过去了，至今回忆起来，不少难忘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经受考验

　　要去的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在哪里？当年我是在地图上找到它的。去了以后我才实地了解到，定日县地处珠穆朗玛峰的北麓，南麓是尼泊尔，它是一个农牧大县。整个区域面积有两个上海那么大，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共是13970平方公里，21个乡镇，182个行政村。定日还是一个边境大县，跟尼泊尔接壤的边境线有180多公里。

　　进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遽然面对的高原恶劣自然和生活环境。西藏地区的含氧量是平原的三分之二，去过的人都知道，一到西藏就会有高原反应。定日的海拔很高，平均是4500米，相当于50个佘山那么高。我常说定日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日照光线很强，有的援藏干部回沪以后脸上的“高原红”成了永久的纪念。在这样的高原缺氧环境下，人会很难受，像生重病一样。有人说，援藏干部一辈子的药，会在这三年里吃完。我算意志力比较强的，还是吃了不少保心丸。脑袋胀痛难以入睡时，就用两条毛巾连起来把脑袋扎紧。上山不能跑，下车不能跳，晚上枕头抬得高，最关键是要小心得感冒，一感冒就可能会引起肺气肿。我还有两句顺口溜叫做：干巴巴的气候不下雨，光秃秃的山头不长草。当地日照时间长，非常干燥，雨水就格外珍贵，看到下雨，我会情不自禁冲进雨中淋一下，感觉很好。山是光秃秃的，少有植被，经常会有石头滚落到道路上，所以在西藏很容易出交通事故。冬天气温可达到零下二十几度，晚上要把牙膏放进被窝里，不然第二天就挤不出来。所以，恶劣的自然环境便造成了艰苦的生活环境。米饭在高压锅里蒸出来，也才有八分熟，尤其初到定日没蔬菜吃，有时到日喀则出公差时顺道捎来。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们自己想办法，从上海寄来菜种，搭建起大棚，总算根本上解决了吃菜难的问题。这个大棚一直到现在援藏干部还在受用。

许一新（中）在基层调研

    西藏基本上是单一民族聚居的地区，藏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5%以上。藏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饮食起居、风俗习惯上与汉民族有很大的差异。到基层尤其是农牧区去，存在巨大的语言交流障碍。县委班子开会，我要求都能讲普通话（当地藏族领导干部一般都能讲），这样就不会造成他们讲藏语我们听不懂，我们讲上海话他们听不懂的局面。在藏工作期间，必须得时刻牢记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并适应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生活饮食方式，还得学会简单的交际语言。

　　定日县是一个与尼泊尔接壤的边境大县，又是1959年达赖叛乱时的重灾区，政治环境比较复杂。我们那年去的时候，达赖分裂集团正在推进“和平挺进”西藏的计划，而后又制造班禅转世灵童事件，阴谋失败后又从所谓“非暴力斗争”转向“暴力斗争”。对此，我们在自治区党委和日喀则地委的领导下，守土有责，积极应对，组织也给援藏干部配备了最先进的手枪用以防身自卫。

　　进藏起始，给我强烈的“刺激”是：西藏苦是次要的，最最严峻的问题是恶劣自然环境对人生理的伤害考验、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人心理的考验。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工作，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保持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才能去拼搏奉献。

　　为民情怀

　　有人说，援藏干部在西藏，即使不干任何事，待着也是一种奉献。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全面的。我们去都是担起责任肩膀的，组织派你去，如果在三年里，没有给当地带来发展进步，没有给藏族同胞带来收入增长，是说不过去的。而且，身临其境，会越发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工作重任，内心深处会升腾起一种强烈的为民情怀。

　　定日县是西藏的贫困县之一，而全县最穷的乡就是尼夏乡。我第一次到尼夏乡，受到了极大的心灵震撼。当地的房子都是泥堆成的，墙上还敲了很多牛马粪。因为，当地很少有木材，取暖烧的都是这些牛马粪，甚至有的农户是和牛羊混居在一起的。我当时见到这个情景，拿出了身上携带的650元分送给几户最贫困的人家，却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居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随同的藏族干部就对他们说，许书记给的这些钱可以买多少酥油，买多少奶茶，还有青稞酒。他们听完，居然跪了下来，我眼泪也就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尼夏乡的自然条件实在太过于恶劣，种下去的青稞，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哪里来的收成？于是我和县委一班人决定，尼夏乡要从根本上脱贫致富，需要进行整体搬迁。接着，我们就在其临近的长所乡搞水利建设，造房子，挖水渠，开荒地。每所房子补贴一万元，当时的一万元也是笔挺大的钱了。有了水有了地，便可以种树苗和青稞了。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就动员尼夏乡的居民搬出来。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开始的动员工作很艰难。因为，那些农牧民觉得世世代代在这里，不愿意搬离老家故土。为此，我们就让党员干部带头搬。一年后，再让其他农牧民去长所实地查看。当他们发现长所与尼夏的生活条件相比，实在好太多了，这才陆陆续续搬出来。2002年，我带队慰问后续的援藏干部，又一次去了定日，还专门看望了尼夏乡的乡亲。一位老妈妈还认得出我来，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连说谢谢。我告诉她，不要谢我，你们日子过好了，我们也很开心。

　　当时的定日县城，也就一公里长，我们刚去的时候，没有一条水泥路，也没有一条柏油马路。信息也都不通，打电话要到邮电局，通过卫星，有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才接通就断了，话都讲不上一句，心情特别难受。为此，我们就想制定一个县城建设规划，于是，我请了上海松江建设局的规划设计专家来定日勘察搞规划，又不遗余力积极筹措资金，沿着县城的协格尔河两边进行建设。把原来一条一公里长的沙土路改建为柏油马路，在政府大楼前面，建了一条水泥路，逐步发展县城里的集市和商业娱乐设施。这一规划为以后县城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值得欣慰的是此后的几批援藏干部都没有折腾，坚定不移实施这个规划，使县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珠峰是定日县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每年都有很多国内外游客前往。但是，此前珠峰的旅游收入，都要上缴到自治区旅游局的。我们认为这个做法不合理，因为旅游资源是定日地方上的，为此，我和县长专门去自治区旅游局进行协调。比较幸运的是，当时的旅游局局长汤正琪是松江人，所以，商谈得很融洽，同意把这项旅游税收划归定日县。紧接着，我们又成立珠峰经营公司，搞住宿小宾馆，搞物资供应点，组织藏民牦牛队为中外游客提供服务，以此增加藏族老百姓收入，同时县级地方财政的收入也增加了。我们刚去的时候，整个县一年的税收才24万，而我们临走时，已经达到了246万，贫困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二，定日县被评为全自治区农牧业先进县。

乡间小道

    援藏办实事最关键的是筹措资金。我们第一批去的时候，和以后几批不一样。当时，我们的资金都是靠自己筹措的。我在定日三年，和援藏同伴们一共筹措了650万元。在来西藏前，我在松江叶榭镇担任党委书记，当地不少企业都是我帮助引进建成的，所以，我就到这些企业去拉赞助。我还曾从时任静安区副区长的张国洪同志那里筹措了40万元，用于建设定日希望小学。此外，我们还积极争取财政扶贫资金。当时自治区财政厅厅长杨晓渡同志，也是上海的老进藏干部，我经常去他那里寻求支持。筹措到的资金全部用在定日扶贫开发上，由此也欠了不少“人情债”。三年援藏下来，我们认为，依靠个人筹措援藏资金的方法仅是权宜之计，于是，我们第一批援藏干部总领队徐麟牵头主动向市委打报告，希望市里能够统一解决资金问题。我们的意见很快被采纳，从第二批起，援藏资金纳入市里和各区县统筹，这样对口支援就有了资金的保障。

　　另外，我们在加强党的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重视政法工作、维护边境稳定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应有努力，情况大为改观。

　　在定日，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抗击雪灾。1995年底，也就是我们去的那年年底，西藏地区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大雪。而我正好在聂拉木县的樟木慰问边防部队。与我同去的还有另一位援藏干部和县公安局长。回来途中，天降大雪，一下子就把道路封了，此时已无回头路。但我想这么大的雪灾，如果县委书记不在定日现场，就是失职，我必须要尽快赶回去。所以，我们只好靠两只脚走路。其过程非常惊险，路上还遇到了因雪灾而冻死的武警战士。见此情景，当地的向导也害怕，不敢继续前行，但在我们劝说下，总算领着我们继续向前走。凭着体力和意志力在雪地里走了大约六七个小时，当走到聂拉木县城时已经是晚上了。看到前面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后，人就瘫倒下来，等醒来后，发现自己已躺在了一家小旅店里。第二天，我们依仗着铲雪机，在一米多厚的积雪中，开出一条道路，历时一天多，总算赶回了定日。回去以后，我马上紧急部署抗灾救援工作，奔赴抗灾第一线。自治区副主席杨松也第一时间赶到县里指导救灾行动，对我们能最大限度减少人畜伤亡给予了充分肯定。

　　真挚感悟

　　三年援藏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所有的收获，总结为这么几句话：心灵的净化，境界的升华，为民情怀的强化，对国情了解的深化，能亲身为西藏的建设、为藏族同胞的民生福祉作点奉献，至今想起来，也深感自豪。

　　在西藏的时候，我时常用写文章的方式来滋养自己。其实刚进藏时，倒没有考虑过写东西。但每到晚上，特别是冬天，连水力发电都没有的时候，面对的只有一张床、一盏灯、一个取暖烤火的烟囱，闲下来不出门的时候，做什么？靠打牌打发，久而久之也乏味了。于是，我就用自己的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记录下来，不少文章在《西藏文学》上得到刊发。在我回沪数年后，将这些对西藏同胞情真意切、对西藏生活富有质感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之为《情洒雪域》。回沪以后依旧保持着读书学习和记录心得的习惯，去年两本散文集相继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现在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与藏族同胞打成一片的情形。来到农牧民家里，他们总是非常热情，半斤多的青稞酒就端到了你面前，那怎么办呢？只能喝。你喝了，农牧民就觉得你“本不拉”（藏语），这当官的可以，没有架子，老百姓的信任度就是这样来的。有时，你不喝，藏族姑娘在边上一根针一下子就戳过来了，这就叫友情。酥油茶倒上来，哪怕它时间放久了有点变质，可是你“咕咚咕咚”必须喝下去。开春以后，乡野搭起帐篷来，我们援藏干部们一块儿钻进去，与藏族同胞说在一起、乐在一起，吃糌粑和生的风干肉，不能说不习惯，民族之间的情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工作作风真的是既朴实又扎实。工作中，也得到不少当地藏族干部和老进藏汉族干部的指教，“扎西德勒”的问候语时时嵌入心田。总之，这段援藏经历始终伴随和激励着我在回沪后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乐于奉献。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西藏的土地和人民真好，在西藏工作和生活虽然是短暂的，但人生的体味是浓烈的，这片高原厚土施予我的宽阔宽厚宽容宽松，终身受益，终身享用，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