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政策 功德无量

　　【口述】桑珠，藏族，1940年7月生。1970年至2003年，担任江孜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中共日喀则地委副书记、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

　　口述：桑珠

　　采访：戴晶斌 邬斌 黄俊

　　整理：黄俊

　　时间：2014年4月13日

　　援藏政策给西藏带来了第三次巨变

　　我是1959年参加工作的，正逢解放军18军在西藏平定叛乱和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当时在西藏民主改革互助组正广泛地成立，我于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乡党支部第一书记。当时的江孜党组织叫江孜工委，是同日喀则并列的一个专区，直到1964年才与日喀则合并为一个专区。西藏和平解放前，江孜与拉萨、日喀则并列为西藏三大城市。江孜地处边境地区，当时的噶厦政府主要领导人中除了达赖喇嘛，其余都是江孜人，因此江孜是一个影响力较大的地区，江孜的贵族也最多，大的贵族有36家。另外，江孜当时有500多个寺庙，寺庙多与贵族勾结。1959年噶厦政府叛乱时，贵族跟着叛乱，很多大的寺庙也都参与了叛乱，造成江孜地区叛乱严重。随着18军的平叛斗争和江孜开展民主改革工作的深入，噶厦政府的官员及江孜的贵族外逃的最多。西藏和平解放前，江孜处于半封建半农奴制社会，贵族很富，老百姓很穷，生产力也比较落后。1959年开展民主改革时，我担任了农协主任，主要任务是带领老百姓推翻三大领主，解放农奴：一是推翻政教合一，二是推翻压迫，三是消灭剥削。农奴长期深受农奴主压迫，平息叛乱使他们翻身当了主人，因此他们对党有很深的感激之情，党的政策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民主改革进程很顺利。应该说，1959年18军进藏后开展的一系列工作给西藏带来了第一次巨变。

江孜县农牧民欢庆百万农奴解放54周年

    1966年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后，西藏各地大搞人民公社，总想一步登天，那段时间整天斗争连天，老百姓被折腾，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很大，社会搞乱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农村搞包产到户。1980年胡耀邦同志到西藏视察时要求要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民族和宗教政策，这为西藏带来了第二次巨变。当时，西藏农村发展较快，但由于长期受到“左”的影响，西藏的经济是自然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城市建设。胡耀邦同志来西藏视察后搞了26个项目，日喀则饭店、江孜饭店等就是那时候搞起来的，从那时候开始才树立起了“城市建设”的概念。

　　第三次巨变就发生在中央确立了对口支援西藏政策之后。西藏当时是自然经济，搞市场经济、搞城市建设，西藏没有经验，西藏的干部搞不清楚什么是市场经济，怎么搞市场经济。1994年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对口支援关系，上海、山东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来到日喀则之后，指导怎么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逐渐被大家接受，市场经济就这样搞起来了。我从援藏干部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印象非常深刻。如果说，18军进藏的使命是解放西藏、搞民主改革，那么援藏干部的使命就是帮助西藏发展经济。这些，都给西藏带来了巨变。

　　上海援藏干部在日喀则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藏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族人民对援藏干部感情很深，对上海援藏干部评价很高。援藏干部帮助、支持西藏当地发展经济，对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上海援藏干部在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援藏干部带来了新理念新思路，对西藏发展市场经济、开展城市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援藏工作开始之前，整个日喀则地区只有一家地委招待所，招待所里没有餐饮，外地来了客人只能带到自己家里去吃饭；整个日喀则市没有一条柏油路或水泥路，全是土路。援藏干部来了之后，一方面严格执行中央政策；另一方面把内地的观念和思路都带进来了，搞了很多城市设施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惠及民生的大项目、好项目，现在看来，西藏与内地的差距比20年前大大缩小了。

　　第二，援藏干部对于西藏政局稳定、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援藏干部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优秀干部，党性强、水平高、作风好，来到日喀则后，民族关系、干群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我记得第一批援藏干部来到日喀则后，当时的日喀则情况相当复杂。1988年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班禅转世问题不仅是日喀则地区的大事，而且是全西藏自治区的大事，更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关于班禅转世，十四世达赖方面要求认定转世灵童，这涉及我国主权问题，因为每一世的班禅和达赖都是经由中央政府册封或追封的，因此斗争非常激烈。1995年5月14日，叛逃境外的十四世达赖认定了转世灵童，并在世界上很多新闻媒体上公布了，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中央政府根据历史定制、宗教仪轨合理地认定，谨慎地遴选了三个候选人，并进行金瓶掣签。援藏干部虽然不是很了解宗教问题，但工作的责任心、大局意识非常强，紧紧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参与到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保持了社会不乱。因为当时日喀则、江孜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地区，国际社会非常关注日喀则、江孜的政治局面是否能够稳住。在这方面，第一批援藏干部处理得非常好，汉藏关系十分融洽，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三，上海援藏干部特别注重在工作中依靠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上海援藏干部执行中央政策特别到位，对日喀则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上海援藏干部在工作中尊重、依靠当地干部，另一方面援藏干部也特别注重在工作中影响、帮助、培养当地干部。

　　20世纪50年代18军进藏时什么都没有，当地老百姓主要看他们团结、朴素的工作作风，18军顺利进入西藏后，有力推动了西藏和平解放。而援藏干部援藏20年来，主要是发展西藏经济。西藏经济发展变化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党中央的重视，二是西藏人民积极努力，三是援藏干部执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相当到位。所以现在看来，西藏与内地的差别大大缩小了，原来差别太大了。这一点无论国内国外，都公认西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海援藏干部在日喀则树立了良好形象

　　我生在旧西藏贫困农民家庭，是共产党教育培养了我。我在日喀则当了多年的地委书记，对援藏干部印象深，对上海援藏干部的印象更深。比如，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领队徐麟同志，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他得了重感冒，但他在生病的情况下还坚持去亚东、聂拉木、岗巴等县调研，并且都没有带输液的医生，这让我们当时非常感动。要知道那时候卫生医疗条件很差，在高原得了重感冒即使我们当地的干部都不敢带病这样长途跋涉，来回近千公里，到条件更恶劣的地区去开展调研工作。此外，记得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中有一位叫王胜扬，当时担任江孜县县委书记，他刚到县里时，当地的干部群众都很疑惑，年纪轻轻的援藏干部来了之后能不能管得住、管得好整个县的干部和群众，能不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实践证明，他在江孜县干得非常好。另外还有一位担任亚东县县长的援藏干部叫张兆田，因为亚东县是边境县，张兆田担任的是县长，其他上海对口支援县的县委书记都由上海援藏干部担任。尽管张兆田担任的是县长，但是他大局意识非常强，毫无怨言，兢兢业业地把工作干好，最终得到了当地的一致好评。我现在也经常去江孜，看到江孜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的江孜县县长，还有当地其他的一些干部，碰到我时总在说目前上海第七批担任江孜县县委书记的上海援藏干部非常能干，也经常听到日喀则当地干部群众对其他的上海援藏干部的肯定和认可，我想这是上海援藏干部长期以来，给当地干部群众树立起和留下的一个整体形象吧！

打茶的藏族姑娘

    总之，援藏工作和援藏干部对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4年中央作出对口支援西藏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应该长期坚持下去。

　　希望上海援藏工作不断提升合作交流的空间和层次

　　上海援藏干部来自经济发达地区，抓经济工作思路清、办法多。他们坚持把资金、技术、项目和工作力量向基层、向农牧区倾斜，帮助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解决道路、用电、饮水、通信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提高农牧民收入。上海对口支援让日喀则人民增强了对党、对祖国、对民族团结的热爱之情，深刻明白了是谁在为西藏人民谋利益，是谁在祸害西藏人民，同时也增强了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责任感。此外，我们当地的领导干部也是受益者，上海援藏干部带来了新的工作观念、好的工作经验和办法，对于我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能力、创新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了“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延长到2020年”的重大部署，对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将产生重大影响。从现在起到2020年，也是日喀则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日喀则人民自身努力的前提下，还希望上海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援藏工作，在干部、人才、项目、科技等方面予以新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我们日喀则地区在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业、边贸业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潜力，我们衷心希望上海与我们共同开发，不断提升合作交流的空间和层次。

　　总之，对口支援是推进日喀则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举措，援藏干部是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的重要力量。上海新一轮援藏工作的展开，必将再次为日喀则各项事业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