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援藏显真情 不辱使命结硕果

　　【口述】林湘，1961年7月生。现任中共上海市合作交流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主任。1998年至2001年，担任上海市第二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中共日喀则地委副书记。

　　口述：林湘

　　采访：严爱云 杜伯伟 潘健 吴万根 许璇

　　整理：吴万根

　　时间：2014年4月11日

　　与对口支援工作有缘

　　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就是要求东部沿海发达的一些省市派干部对口支援西藏，上海和山东承担对口支援日喀则的任务。日喀则共有18个县，其中8个县和上海、山东对接——上海4个，山东4个。2001年上海增加对口支援萨迦，增加到5个县。

　　说起来，我跟对口支援工作很有缘，是上海第二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从1998年至2001年在西藏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回来不久担任奉贤区委书记，之后又在2005年1月到市合作交流委办工作至今，合作交流委办的一项主要职能就是负责上海对口支援工作。我在书记、主任岗位上工作了将近十年，所以对这段对口支援工作的历史，尤其是对对口支援西藏这项工作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记得是1998年5月17日，市委、市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为我们第二批援藏干部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作为领队，我在仪式上表了决心：请市委、市政府领导放心，请上海人民放心，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们一定会视日喀则为第二故乡，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贯彻落实好中央的精神，把日喀则建设得更加美好。为什么会清晰地记住这个日子呢？当然，援藏出发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还有一个，这个日子有一个谐音，“517”即“我要去”，很巧，也表明了大家的决心。

　　我们去之前进行了培训，请第一批援藏的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日喀则经济、社会、民俗、风情、气候和环境等各方面情况。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领队徐麟同志特地从西藏日喀则赶过来，给我们培训。他给我们培训完以后，马上就赶回去，准备第一批援藏工作收尾，并准备接我们进藏，与我们进行交接。西藏这个地方海拔较高，上上下下对身体伤害比较大，所以他来我们很感动。我们培训是住宿的，因为大家要去那边工作，要适应当地生活，所以有很多问题，徐麟同志给我们介绍过情况以后，我们第二批即将进藏的干部还问了他许多问题，徐麟同志一一作了解答，深夜才回家。

　　我们到西藏后，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欢迎队伍有好几里长。此景使我感受到：一是当地干部群众对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认可；二是当地干部群众对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工作的肯定；三是觉得我们身上的担子很重，既是对我们的欢迎，也是对我们的期盼。去了以后，大概用了10天时间进行工作交接，包括部门、岗位、人与人之间的交接，岗位基本是对应的，地点还是江孜、拉孜、定日、亚东四个县。市委、市政府当时要求我们第二批工作要承上启下，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开拓性，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

　　工作交接完以后，我代表第二批去送第一批援藏干部回沪时，戴着墨镜、毡帽，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日喀则干部。我们是5月份进去，第一批援藏人员6月份出来，这十几天时间里人已经晒黑了。看着满载凯旋的第一批援藏干部的飞机升上蓝天，我心中感慨万千，心里暗自下了决心：未来三年，我们要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日喀则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理解，第一批援藏干部是开创者，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万事开头难。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对口支援以干部为主，当时也没有什么机制保障，包括资金、项目等支持，去就是挂职。我之所以表态要视日喀则为第二故乡，就是因为我们去后都挂实职，在西藏三年，就是日喀则的干部。我担任地委副书记，分管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科教文卫和地委办公室。我们第二批援藏的50名干部中，不少是担任正职，比如县委书记、县长、经贸局长、医院的党委书记，大家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不是挂个虚职，而是担任实职，即使副职也有分工。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地缺医少药，小孩子上学困难，交通很不方便，经常断电断水，工作生活保障方面与上海反差很大。说到高原气候，有这样一个计算方式，海拔每上升10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下降10%，温度下降6度。我们刚去，从海拔四米到海拔三四千米，对高原生活很不适应。日喀则地区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亚东低一点，县政府所在地是2800米，但在那里工作要“上山下乡”，上上下下对身体损害更大。还有定日，在珠峰脚下，那里海拔4300多米，我们在日喀则市睡得着，到定日就睡不着。因此，我们内部有不成文的规定，对定日的同志要照顾，譬如过春节回上海，定日的同志先走，其次是其他县，地区的同志最晚。过完节后按照要求统一进藏，但定日的同志可以在日喀则再待一个星期再回驻地，那是后话了。

　　定下援藏的“六大工程”

　　虽然我们进藏之前，在上海作了些准备，也看了很多有关日喀则的资料，但到了实地以后还是感觉有差异。我们感到，我们分管的工作仅仅依靠当地的财力，推动是有困难的。另外，要加快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要用我们的工作理念、思路、方式和经验，还要有资金项目来支撑我们的工作。

　　于是，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分了六个小组，四个县各一个，地区分了两个。按照援助日喀则的总体要求并结合各自岗位职责，了解当地对我们对口支援工作的希望和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对口支援日喀则三年工作大纲，之后慢慢形成了对口援藏的“六大工程”。当时，我们把教育卫生放在前头，第一就是希望工程；第二是健康工程；第三是培训工程，不仅培训党政人才，还包括专业技术人才；第四个是造血工程，通过增强当地自身的造血机制来进行良性的循环，促进当地自身的发展；第五是实事工程，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第六是形象工程——这个名称是经过讨论的，用现在的要求看，好像这个提法不是很恰当，包括援建项目用上海冠名。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是有必要的。只有让日喀则的广大干部群众能看到、感受到相关省市在用实际行动支援当地发展，他们才能认同中央的英明决策。我们这批干部搞了一条上海路，还有日喀则上海体育场、科技馆、外贸楼等，都用“上海”冠名，这让群众有很直观的感受，包括希望工程，我们帮助援建了上海小学、上海中学。上海广场是第一批援藏的一个大的项目，我们去时尚未竣工交付使用。我们本着工作的连续性和开拓性，进行了项目装修和经营管理，开始部分对外招商。我们回沪的那一年，引进了一个证券交易营业部，日喀则从事股票交易的股民，都在上海广场做。现在上海财政资金援助的项目都不以上海冠名，但当时就是通过这些项目，深深地将“上海”两字印在了当地干部群众的脑海里，一条条路修建、一幢幢楼拔地而起，一所所学校、卫生院新建，让当地群众感到了上海干部确确实实在为他们干实事、做好事。

　　六大工程提出后，我们都相应地做了一些专项规划。比如，健康工程，我们对整个地区卫生系统作了规划，地区有中心医院，县有人民医院，乡镇有卫生院，重点放在最薄弱的地方，就是乡镇。加强乡镇卫生院的布点建设，有些乡镇面积上千平方公里，一个点是不行的，布点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因为六大工程的实施时还没建立统一的资金筹措机制，所以除一部分市财政资金外，大部分是援藏干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派出单位和个人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最后结算下来，我们三年的援藏资金加物资共计1.9亿元。

　　通过对口支援，对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起到了积极作用。民族的团结、融合、相互沟通理解特别重要。西藏比较特殊，它是高海拔地区，又是藏民集中居住的地区，95%以上是藏族，汉族很少。我们与藏族同胞搞好团结、交朋友，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认可。西藏有前藏、后藏之分，班禅在后藏，以日喀则为主。当时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达赖搞独立、搞分裂，境外达赖有活动，我们旗帜鲜明地与达赖集团的分裂势力作斗争，维护了日喀则地区的民族团结和进步。这当然也与发展有关，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另外，彼此的交流、沟通增强了大家对中华民族、对祖国的认同感，相互都会有影响。比如，机关里很多藏族同志平时不穿藏服，只在节日时穿，觉得还是穿汉服比较方便。饮食方面也有很多变化，尤其是年轻人。藏医藏药对有些疾病的治疗非常管用，汉族同志也去藏医院看病、吃藏药。所以说，大家生活工作在一起会相互影响。总体来说，我们的工作增强了民族的融合，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通过对口支援，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2000年日喀则地方财政收入突破了一个亿。那个时候，这算大事了，我们对口支援的四个县，发展速度超过地区平均增速。另外干部交流也很重要，西藏干部到上海培训、挂职，每年都有，他们感到开了眼界、开阔了思路，能力和水平都有提高。现在上海这方面力度很大，每年要投入三四千万元，用在西藏干部培训、挂职上面。以前觉得硬投入是实实在在的，但慢慢地大家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医生、教师过去之后，像日喀则上海实验中学，我们做好规划，每批都投入资金，建设得很像样。医院也是，通过逐步建设，医技楼、病房等都建起来了。然后上海再派一个校长，到那里一下子就把日喀则上海实验中学带起来了。这个学校现在在西藏各个地市里面升学率排名第一，一下子就产生了很大的正效应，学生家长都想把孩子送进这所中学读书。所以，智力援藏也是很重要的。原来西藏方面希望外省市多派党政干部，因为他们能量大，能带来较多的资金，而技术干部这方面能力差一点。后来不一样了，西藏需要技术干部，像好的校长、院长，能带动他们一个方面、一个领域的发展。对此，我的感触很深，对口支援工作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包括人的思想、理念等都有改变。

　　对口支援工作对我们上海干部的培养、锻炼是一个极好的平台。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原来在上海工作，仅了解上海，到西藏以后，确实能感受到国家之大、地区差距之大，感受到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深刻含义和正确性。还有就是了解了民族、宗教政策，包括参与反分裂斗争，尤其是在西藏高原特殊的环境里，得到了意志的磨炼和精神的升华，这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西藏精神。我们加了一句“特别能团结”。在这种环境下，团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旗帜一面、军舰一艘、友情一场”。“旗帜一面”就是在总领队的带领下，要树立好上海干部的良好形象；“军舰一艘”是指我们同命运、共呼吸，在这个环境里面，要相互支持、相互关心，大家是一个团队；“友情一场”，就是经历过三年的艰苦生活、工作、学习，我们援藏干部之间的友谊深厚。大家都在“老西藏”精神的指引和感召下，努力付诸实践。

林湘（中）带领援藏干部在下乡调研途中

    在西藏，冬天最艰苦，含氧量低，放眼望去，山头上都是雪，白雪皑皑，天空是蓝蓝的，万里无云。冬天，在日喀则确实做不了什么事，再加上是春节，西藏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节日，因此我们平时不回去，集中精力干工作。到冬天，我们回上海，把需要支援的事项集中带回来，如联系项目设计、项目资金，或组织当地人员来沪培训，当地各级党政代表团也会此时来沪考察访问。因此，我们和当地干部的休假制度不一样，每年一次，三年就三次，每次两到三个月，一般是12月回上海。

　　我们这一批最大的遗憾就是牺牲了一位同志——邵海云。海云同志很年轻，才30多岁，是松江区选派的。当时担任定日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是在随县委书记到地区开会的途中因翻车事故牺牲的。这件事使我们很痛心。

　　我们这批干部遇到的另外一个重大事件是2000年的时候，遭遇了一次洪水灾害，年楚河河水泛滥，水都涌到城里来了。那时候很危急，地委、行署领导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一人管一段，像打仗一样，调兵遣将，硬是用人海战术，用砂石包筑成堡垒，挡住汹涌的洪水，直到水位降下去。这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件事。

　　为了西藏的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当地希望援藏干部在那里干的时间长一点，但市里考虑时间太长了，干部身体受不了。确实是这样，我的体会是：第一年是吃老本，大家都是经过体检，挑选出来的；第二年是靠精神，靠精神支撑把各项工作做好；第三年是靠药物，安眠药是离不开的，实际上刚去的时候已经就有需求了，晚上像翻烧饼一样睡不着，真难过啊。白天有大量的工作，晚上想睡睡不着，吃一粒安眠药不行，就吃两粒、三粒。高原上可能人的器官也反应迟钝，大家觉得在西藏酒量好了，其实不是酒量好了，是器官反应迟钝，很伤身的。吃安眠药，在上海可能一粒就够了，在那里就要吃两粒、三粒。还有心脏，在高原上面超负荷工作，下来后，医生说我这个心脏的收缩功能不行了，就像橡皮筋，回到内地就松弛了，跳不起来了，我的心脏在睡眠状态最低一分钟才跳35次。医生建议我装起搏器。我说我在西藏工作，快要回来了。医生说那就先不装，但要配合吃中药，还建议吃人参，人参是养心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藏红景天也可以克服高原反应，那边人喝酥油茶，是为了缓解干燥。冬虫夏草对呼吸系统、肝脏有好处，对肾脏也有帮助。当地的一些草药，像红花是活血的，当地人的血黏度比较高，为了增大红细胞的含氧量，就要吃点红花。这些都是当地的一些生存之道，就像湖南、四川因为潮湿吃辣椒一样。

　　总体上，当地党委、政府对我们非常认可，老百姓也非常满意。每批干部回来的时候，场面都非常感人，群众献的哈达身上都挂不下，只好拿掉再挂，体现了一种真情。大家走的时候都很感动，依依不舍，大家有这么一个共识：“三年援藏，终身难忘；真诚奉献，无怨无悔。”

　　创新对口支援体制机制

　　2005年1月，组织上把我从奉贤区委书记的岗位上调至市合作交流委办工作，实际上又回到了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这条战线。市委、市政府对这块工作非常重视。我们合作交流委办主要有六大块工作，对口支援工作虽然是六分之一，但我们花的精力很多，多于六分之一。

　　对口支援工作，我觉得必须统筹兼顾，从体制、机制、制度上，通盘考虑，积极推进，做好保障。我们在体制上有变化，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上海成立了“上海市对口支援西藏工作领导小组”。1996年中央明确对口支援新疆后，该小组更名为“上海市援藏援疆工作领导小组”。2005年，市里把当时的援藏援疆工作领导小组、对口支援三峡领导小组、对口帮扶云南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内合作交流工作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等整合起来，成立上海市合作交流与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我们这里。2011年，名称又作了调整，对口支援放在了前面，改为“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原来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分别担任正副组长，更名后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市长任第一副组长，还有三个副组长，除了市委、市政府两位分管领导外，还加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成员单位有很多，主要的部委办局和区县都包括在内。通过这几次体制上的变化，特别是市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说明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对口支援工作很重视。

　　另外一个是机制。中央对上海的对口支援工作要求高，新的任务不断增加。2005年以后，增加了对口支援抗震救灾工作，支援的地区还包括都江堰，都江堰作为长效帮扶地区留了下来。后来增加了对口支援青海果洛州，2013年又增加了贵州遵义。为了充分调动区县和部门的积极性，增强各方面的责任感，根据市委主要领导的意见，2013年我们对结对帮扶机制作了一些调整。在对口援藏方面，刚开始时是以干部为主，除崇明县以外，上海原来18个区县全动员了起来，各个区都派干部。以往上海对口支援日喀则四个县，基本一个县和上海三四个区结对，从派干部的角度看有好处。从一个区派的话，有难度；几个地方派过去的话，相对容易。这次结对机制调整的时候，就全部一一对应。现在西藏日喀则五个县，由浦东新区、徐汇区等五个区对应。一一对应的好处，一个是有利于进行统筹安排；另一方面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增加责任心。在选区结对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到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问题，但主要是要增强区县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相对固定一段时间，看当地在原来的基础上是不是有发展、有进步。各区相互也有比较、有竞争，也有了工作的动力和压力。还有就是带队伍相对容易。集中在一个区派干部是有难度，但是反过来派过去的同志，特别是到西藏日喀则的县里面担任县委书记、县长的同志，他管理援藏干部会相对比较容易，因为都是一个区出去的，大家彼此都熟悉。区委、区政府发个指令、提个要求，能很好地抓落实，否则的话相互之间还有磨合的过程，这对干部的管理以及今后对干部的使用是有好处的。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对机制进行了调整。

　　还有一个机制是资金筹集机制。开始的时候，对口援藏的大项目是通过当时的市协作办向市财政申请资金。后来建立了区县两级统筹机制，把区县资金统筹上来，放在一个平台上，根据一定的基数和需要使用。现在中央在资金这一块有比较明确的说法，有好几个地方是有要求的。新疆先开始，是6‰；接下来是西藏，1‰，然后每年递增8%。当然增长要根据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如果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超过8%，按照8%来；如果低于8%，按实际增长比例来；若负增长，那就不增长。接下来是青海的果洛，是0.062‰。财政资金列入预算这个机制建立后，对对口支援干部是非常有好处的，他们的精力可以聚焦到自己的分管工作上，不需要再为了资金而四处奔波，去筹措了。

　　现在资金量大了，对项目的管理要求严格了。如何用好财政资金，用到当地老百姓急需的项目上，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制定了对口支援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办法明确了从项目选项、立项开始，然后项目的建设、监理、验收，都有章可循。从资金的角度就是预算、结算、审计，到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绩效评估，这样对整个项目就管起来了。我们也强调，我们的对口支援工作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包括项目建设，这有很丰富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充分发挥对口支援干部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作用。譬如选项目，当地上报后，我们听取联络组的意见，在我们办公室初审后，报市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审核，审核后立项。建设环节我们还是依靠当地政府，他们的部门健全，例如项目可行性报告有发改委，建设施工有建设局，如卫生项目有卫生局，是甲方单位，最后审计有审计局，财政资金拨款有财政局等，这些现存的资源要全部用起来，有利于调动当地的积极性，得到当地的认可。

日喀则上海体育场大型电子计分器

    对于选项目，我们的评判标准有三个，就是：中央要求、当地需求、上海可能。“上海可能”含义很深，这里面要考虑到资金的匹配，能不能发挥我们的优势等。还有就是中央要求是什么，譬如项目向基层、向农牧民倾斜；中央不许做的项目，譬如楼堂馆所，我们就不搞。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实际上确定了一批项目。上海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自来水厂，还有一个是拉萨的传染病医院。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是分片包干、对口支援、定期轮换，主要指干部。我们当时没有带资金、建项目的要求，是后来当地给我们提的要求。我们分管工作确定后，当地政府、当地老百姓有需要、有期望。上海的项目、资金支援，是促进西藏跨越式发展、长治久安的需要。

　　另外通过对口支援这种形式，让藏族同志感受到汉族同志对他们的支持。让这个地区感受到，这是上海的支持。实际上这点资金，中央完全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去解决，为什么上海要这样做？我觉得有深层次的含义在里面。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拉近民族之间的感情和距离。我们现在去西藏的话，因为在那边干过，大家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有号召力的，做什么工作的话，人家还是会支持的。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好，是有实际意义的。从今年(2014年)开始，支援西藏一年资金有三亿多，量很大，光靠我们干部去干肯定不行，就要依靠当地的机构。我们那时候比较辛苦，但那时候我们成立领导小组，小项目划到县里面，让他们自己干，一些重大的项目，像我经手的几个大的项目，一个是体育场，一个是上海路，都是两千多万元的项目，就由领导小组负责。我们成立了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当地分管的专员担任副组长，把相关部门，譬如发改委、建设局、教体委（体育场项目）、质监、消防等的分管领导纳入。领导小组在立项、论证的时候开会讨论，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教体委在操作。整个体育场是我们上海设计的，我们还派了监理，施工队伍是当地的，就让他们干。

　　当地干部工作非常认真，碰到问题了，我们一起研究解决。比如修建上海路，交通局是主管单位，也是这样一个体制。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划拨跟着进度走”，我会在重要节点上带队检查把好关。

　　进一步明确对口支援方针

　　我们对口支援工作包括对口援藏工作，主要的工作方针，就是“规划为先、产业为重、民生为本、人才为要”。

　　所谓“规划为先”，就是制定好对口支援规划，三年一轮的话，有三年对口支援规划，跟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衔接起来。从上海市对口支援这个面上，对七个省份十个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怎么做，有一个大体规划，到了具体点上，就是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如何结合都有个规划。

　　所谓“产业为重”，就是要扶持对口地区的造血机制，创造就业机会。我们援建西藏的三亿元资金是输血式的，是真金白银，实质上要实现当地长治久安、加快发展，自身要有造血机制。但我们对口支援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是可以做到的，有些地方就不一定能办成。譬如西藏形成一个造血机制难度就很大，实际上第一批援藏干部就进行了尝试，搞过矿泉水厂，后来不成功。5000米高山上的山泉水，水质很好，简单处理就可以灌装了，但运输成本很高，当地市场也很小，当时西藏才240多万人。也有成功的尝试，如农业方面，现在那边大棚也有了，光照好、温差大，靠着年楚河，种出来的东西都很好，西瓜都种出来了。工业项目的话，可以结合旅游业的发展，搞一些民族手工制品、纪念品等。

　　所谓“民生为本”，就是我们对口支援的项目当中，资金安排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到两个倾斜：一个倾斜到基层，一个倾斜到农牧民，并且要求项目资金要80%以上放到县以下单位。特别是后结对的萨迦县，要多投点资金，实现后来居上，把那里经济带起来。另外就是要着重围绕解决农牧民的基本生活、基本生产、基本教育、基本医疗问题。尤其是教育很重要，搞一些寄宿制的中心小学，从小学开始，要能够住校，否则路途远，小孩坚持不了，还是会辍学，能住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一个星期回去，可以一两个月回去一次，有些甚至一个学期回去一次。现在国家对小学生还有午餐补贴等政策保障，我们想在这方面多花点资金。通过几代人努力，教育上去了，生产发展了，才可能彻底改变一个地区的贫困状况。假如这一块不抓上去的话，我们战略上就是重大的失误。

　　所谓“人才为要”，就是要注重培养当地各类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充分发挥上海在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做好智力援藏工作，加大智力帮扶力度，安排日喀则地区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到上海进行短期培训；组织上海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展农牧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多领域、多行业的送科技、传技术活动，积极为当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2005年以来，本市财政累计安排援藏资金19.3亿元，实施项目800个；先后帮助培训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2.4万余人次，上海赴藏短期技术援助共113批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以帮助日喀则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为目标，注重经济援藏和社会支持相结合、硬件建设与软件配套相结合、干部援藏和人才培训相结合、近期帮扶与长期发展相结合，着力帮助日喀则地区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今后，我们将继续传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立足于日喀则地区实际和当地群众的需求，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央交办的对口支援任务，为促进日喀则地区和重点支援的江孜、拉孜、定日、亚东、萨迦等五个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作出应有的贡献，续写沪藏情谊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