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以来，理论界进行了广泛学习、阐释与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更是堪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权威辅助读物。这里，仅从地位、性质、结构、层次与实践等五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体会，求教于方家。
「一」
社会是复杂的有机系统。为了工作、研究的需要，人们会按照一定标准把社会分为不同领域。于是，在文化问题上难免会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忽视文化的特殊功效，而沉迷于“物质主义”的狂欢；二是夸大文化的功效，而陷入孤芳自赏式的“文化万能论”。
正确的态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辩证看待物质与意识、社会实践与文化的关系。所谓“辩证”，不是“半斤八两”的折中，而是把社会诸领域视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视为不断变化、演进的动态过程。
回首历史，可以看到曾经有些时期，一部分中国人并未完全做到精神独立、文化自主，文化也并未像现在这样受到足够重视，“文化自信”似乎更多是空谷回音、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绝唱”。
文运不济、文脉不显，究其原因还是国运多舛、国脉衰弱。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围击，很难想象能够保持气定神闲。面对“硬实力”的差距，一些人也会消极对待“软势力”，对所谓国民性和相应的历史、文化进行否定。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力量，对于传统始终保持继承批判的科学态度。更重要的是，面对民族的危难、发展的紧迫，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立足国情、自主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道路，把一种独特而强大的精神、文化灌注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实践中，在开辟新路、创造新制、实现新治的同时创造新文化，让中国人的脊梁挺得更直。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得到了全面、大幅度跃升。这是文化自信的必备条件，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形成并引起共鸣的社会基础。
不过，“硬实力”增强，并不必然导致“软势力”提升。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有力、有效地把成功的经验总结出来、把成功的故事传播开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对内，在思想理论、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形成共识、凝聚起来；对外，打造拥有强大吸引力、感召力的文明话语、知识话语，打赢争取舆论和人心的“认知战”。
要跳出文化看文化，坚持系统观念，把文化置于治国理政、强国建设的总体格局中，充分认识文化的外部关系和外在效应，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文化建设与其他建设协同发展。
「二」
强调文化自信，把“三个自信”拓展为“四个自信”，是新时代理论创新的一大贡献。“四个自信”的完整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相应地，文化自信的全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是其他什么文化的自信。
从形成顺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三大来源：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中，也包括对“人类知识的总和”的吸纳，融入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精神、文化成果。
观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成的多重性，一些学者就认为这是一种复合文化。这种理解没有抓住本质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按照另一种顺序表述“三种文化”，即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表述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成要素中，居于首位、起决定性作用、表征其本质属性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这样，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根本叙事达到了逻辑自洽。由于当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其文化属性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有重要论述：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赋予其中国化时代化内涵和表现方式。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必须做到道不变、旗不易、志不改。因此，新时代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关乎文化强国建设性质、道路、方向的重大政治问题。
在实践层面，文化的本质属性要求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也体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旨在正确回答历史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生命力。
「三」
党的创新理论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全面、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系统全面”容易理解，“博大精深”也比较容易理解，难在“逻辑严密”四个字。
理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观念，关键在于它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构成的系统化知识体系，且这些概念、范畴、命题之间的联系是内在的、有机的。研究阐释者的任务是揭示、建构理论内在的逻辑联系，而不应简单罗列或划分若干板块，并以此作为逻辑。这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建构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一精辟论述为我们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严密性提供了方法指引。
与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应的“历史”，是“新时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方位。这是形成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也是构建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历史方位由空间和时间二重维度构成：前者是指中国，由此引出横向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后者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个发展阶段，由此引出纵向的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时空是具体的且不可分割的。
文化不是孤立、抽象地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原理，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可能性，既回答了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中的特殊意义，又回答了文化建设与其他领域建设“一体”的联系性、共生性。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看，既做到物质丰裕，又做到精神充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部分是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论述。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文化建设在国内、国际两个扇面展开：国内重点工作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进“两个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增强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舆论引导、精神食粮供给、文化遗产保护等，对外的重点工作包括展现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按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相关方面的重点工作相互促进，共同谱写新时代文化建设“交响乐”。
「四」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有结构、有内在联系，而且有层次、有理论的纵深；不仅有面向古今中外的广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高度，而且有聚焦文化内核、文化底蕴的深度。
一方面，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体用不二”本是中国思维的基本取向，但在相当长时间里流行的却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即过去的东西只能或主要是在“用”的层面受到关注和重视，而无法进入“体”的层面。对待外国的东西，情况类似。
习近平文化思想突破传统思维窠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有益文化都不再局限于“用”，而是进入“体”的层面，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机融合、贯通，在本体意义上展现出一种开放、进取、创新的姿态。文化创新跨越“物理反应”阶段，经由“化学反应”而生成新的文化形态、文明形态。
“明体达用”中的“体”还有主体之义。这个主体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原则、共产主义理想等主导性因素，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则是实际运用、实践要求。
另一方面，形态多样、重点突出。
文化多姿多彩。表层是附着于行为、物器的文化，如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等；中层是与制度、规则相联系的文化，如政治文化、法治文化、契约文化等；深层是思维、价值、品质等核心元素。
以文化人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从影响行为入手，直到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塑造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氛围。因此，文化建设要着眼于文艺作品、场馆建设、活动组织，更要发挥文以载道的功能，培育共同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修养。在文以载道的过程中，要善于用“具象”表达“抽象”，确保“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文化内核、文化底蕴的高级形态是理论，理论的更高形态是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包含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贯穿全社会的价值追求、精神境界和作风操守。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面向实践、面向时代、面向世界，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在讲好故事的同时讲好道理，掌握中国道路的定义权、中国精神的解释权、中国形象的塑造权。
「五」
文化犹如普照的光，无处不在。文化的普在性，意味着文化创造不仅仅是少数“文化人”的事，不仅仅是文化管理部门的事。实际上，在科学精妙的设计、富有创意的建筑乃至在一份精美制作的糕点中，我们都可以品味到文化气息、文化品位。这些“人工制品”是文化的融入，更是文化的再现。粗鄙、粗糙、粗放，虚情假意、假冒伪劣与文化背道而驰，很快就会被历史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建设人人有责，每个地方、每个行业都不能置身事外。
人人参与的前提是释放文化创新的活力。要重视改进政府管理方式，为文化创造者、文化产品生产者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金杯银杯不如口碑”，要更多让读者、观众和市场进行评判，注意保护和褒奖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力作。同时，完善科研评价标准和办法，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沉下心来，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打造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传世之作。
文化犹如流动的河，奔腾不息。文化的流动性，意味着文化工作不仅仅是继承前人的成果，还意味着今人有为后人留下文化成果的责任。我们读着前人写下的经典著作，唱着前人谱写的动人歌曲，欣赏着前人留下的优美乐章，使用着几千年的文化IP，更要铭记“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曾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