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不仅是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应对百年变局、驾驭复杂局面、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我们正加速步入一个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显著特征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更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全过程，重塑着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生态。在此背景下，正确政绩观的树立与践行，面临着“唯数据论”“数字形式主义”“算法偏见”等新风险，同时也获得了借助数字工具更精准感知民需、更科学评估绩效、更长效跟踪效果的新可能。因此，仅从传统伦理或理念层面探讨已显不足，必须将正确政绩观置于数字时代治理变革的宏大场景中，进行兼具历史纵深与未来向度的再审视。
一、价值逻辑：坚守“人民至上”的数字治理伦理内核
政绩观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空前强大，若缺乏价值理性的牵引，极易导致手段异化目的，使政绩追求偏离本位。因此，数字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且根本的是筑牢其价值基石，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1.超越“数据至上”，回归“人心政治”的本质
数字治理带来的一大错觉是“一切皆可量化”。然而，真正的政绩，尤其是“潜绩”，往往存在于那些难以被简单数据化，却深刻影响人民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的领域，如社会公平、文化认同、生态价值、心理疏导等。数字时代的正确政绩观，必须警惕将“数据好看”等同于“政绩过硬”的误区。它要求领导干部具备一种“数据素养”之上的“价值洞察力”，善于透过数据看民情、察本质。例如，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时，不能仅追求接入设备的数量和响应速度的“显绩”，更要关注数字鸿沟是否缩小、老年人等群体是否被排除在便利之外、市民隐私是否得到充分保护等“潜绩”。这要求决策必须融合“技术判断”与更深层次的“价值判断”，始终以人民是否真正受益、是否长远受益为最终标尺。
2.从“管理者本位”到“服务者本位”的立场转换
数字技术赋予政府更强的社会管控与资源调配能力，但正确政绩观要求这种能力必须用于服务而非控制。它推动治理思维从传统的“我要管什么”向“人民需要什么”深刻转变。数字时代的政绩，应体现在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民生痛点、预测社会风险，而非简单用于考核加压；应体现在通过政务平台打破信息壁垒、优化办事流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而非制造新的数字官僚主义。这种立场转换，本质上是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数字语境下的具体化。它要求干部提高与群众的“共情”能力，即使面对的是海量、抽象的“数据民情”，也能感知其背后鲜活个体的期盼与焦虑。
3.追求“包容性发展”的数字正义观
数字技术具有天然的马太效应潜能，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必须将推动“包容性数字发展”、维护“数字正义”作为重要价值取向。这意味着，创造政绩不能只盯着数字经济增加值、独角兽企业数量等光鲜指标，更要关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就业保障、中小微企业的数字赋能、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与数字素养普及。政绩的“含金量”，必须同时包含增长的“速度”与共享的“温度”，确保数字红利惠及全体人民，防止出现新的“数字贫困”阶层。这体现了对“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时代呼应，是将正确政绩观落到统筹发展与安全、把握客观规律上的必然要求。
二、实践逻辑：构建“数据驱动、系统治理”的政绩创造新范式
正确的价值导向需要科学的实践路径来承载。数字时代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法论工具箱，推动政绩创造从经验主导、局部感知向数据驱动、系统治理升级。
1.从“经验决策”到“循数治理”：提升政绩科学性的数据基石
传统政绩创造容易受个人经验、短期信息甚至主观偏好影响。数字技术通过汇聚多源数据、构建分析模型，能够实现对经济社会运行更全面、实时、动态的感知，使决策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基础之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善于运用数据思维，将“信息含量”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例如，在规划产业发展时，不再仅仅基于区位优势和领导判断，而是综合分析全球产业链数据、区域人才流动数据、企业信用数据等，做出更精准的布局；在评估一项民生政策效果时，不仅看总结报告，更通过社情民意大数据分析、政务服务“好差评”数据等，进行多维度、后评估的检验。由此，“坚持问题导向”有了更锐利的工具，能更早发现真问题、更深剖析问题根源。
2.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拓展政绩整体性的协同网络
相比之前，数字时代的问题愈发具有跨界性、关联性、复杂性。正确政绩观反对“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的短视行为，强调“多打大算盘、算大账”。数字技术，特别是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平台，为打破部门壁垒、实现系统治理提供了可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主动拥抱这种变革，推动政绩创造从追求单个领域的“亮点工程”，转向注重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等各子系统协同发展的“整体最优”。例如，推动长江大保护，就需要集成环保、水利、交通、工信等多部门数据，实现从污染源监控到产业布局调整的全链条治理，这样的政绩才是“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实绩。
3.从“静态考核”到“动态跟踪”：贯穿政绩全过程的管理闭环
数字技术使得对政策执行和项目成效进行全生命周期、动态化、穿透式跟踪成为可能。这为矫正“重开头、轻过程、虎头蛇尾”的政绩弊端提供了技术方案。正确政绩观要求将政绩管理贯穿于事前论证、事中监测、事后评估的全过程。通过构建数字化监管平台，可以对重大决策实施、重点项目推进进行实时监控、风险预警和效能分析，及时纠偏。这不仅能有效遏制“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更能推动干部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把“规划图”切实变为“实景画”。这种动态跟踪机制，本身就是对“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的强化与赋能。
三、制度逻辑：健全“激励相容、长效保障”的政绩观塑造机制
正确的价值与实践，需要稳固的制度来保障和固化。数字时代，技术逻辑应与制度逻辑深度融合，构建一套能够有效引导、激励、约束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制度体系。
首先，构建“显潜并重、远近结合”的数字化考核评价体系。考核指挥棒是塑造政绩观最直接的制度工具。传统考核有时过于偏重易于量化的经济指标和短期可视的工程，导致“显绩”挤压“潜绩”。数字时代，应利用技术手段，设计更加科学全面的考核指标体系。一方面，要将绿色发展、民生改善、风险化解、基础研究投入等体现长远效益的“潜绩”指标进行数字化建模，纳入考核，提高其权重和可见度。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数据、社会感知数据（如网络舆情、市民满意度调查大数据）、长期跟踪数据等，构建多维度、长周期的政绩“数字画像”，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局面。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使其更精准地识别那些甘于“铺垫”、善于“打基础”的干部。
其次，建立“数据留痕、责任可溯”的数字化监督问责机制。数字技术的可追溯性为强化监督、压实责任提供了利器。通过政务数据全流程记录、区块链存证等技术，可以实现决策过程、执行环节、资金流向的清晰留痕和不可篡改。这大大增加了搞“虚假政绩”“数字造假”的成本和风险。制度设计上，应强化基于数据证据的审计、巡视和监督，对违背科学发展、盲目举债、破坏生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无论其时过境迁多久，都能依托数据链条追责问责。这种“长牙齿”的监督，是督促领导干部“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的硬约束，能有效净化政绩创造的环境。
再次，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数字化治理容错环境。数字时代治理创新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求担当作为，也需防范“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惰政思维。因此，需建立健全与数字治理特征相适应的容错纠错机制。对于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服务群众中，出于公心、履职尽责、未谋私利，但因客观条件限制、政策界限不明或难以预见的因素导致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或出现偏差失误的，应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宽容，帮助总结教训。这能解除干部探索“数字潜绩”的后顾之忧，激发干部“干”字当头的内生动力，营造敢于善于运用数字技术，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政绩的良好氛围。
最后，深化“以学促干、知行合一”的数字化学习教育模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离不开持续深入的学习教育。数字技术可以为学习教育提供沉浸式、案例化、互动性的新平台。例如，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重大决策场景，让干部在模拟中体会不同政绩观可能带来的后果；建立“政绩观典型案例数据库”，正反对比，增强学习的针对性与震撼力；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开展常态化、个性化的政绩观测评与辅导。这能使学习教育更入脑入心，推动广大干部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完成从“知”到“行”的深刻转化。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数字浪潮澎湃而来的今天，这项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要求。在上述三重逻辑中，价值逻辑是“魂”，确保数字技术运用不忘初心、不失方向；实践逻辑是“径”，借助数字工具将正确价值转化为高效能治理；制度逻辑是“盾”，通过机制创新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常态长效。唯有实现三重逻辑的贯通与协同，方能推动正确政绩观从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全面转向行动自觉，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数字浪潮中行稳致远。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基层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