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日趋复杂，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要求。在这一宏大时代背景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国之大者”，将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到战略全局高度进行谋划部署，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对我们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为我们在新征程上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6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规划纲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强调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跃升”。与此同时，202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而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些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最终都要通过千千万万个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来落实，其成效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深刻把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理论逻辑，精准对接新时期发展要求，系统构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固本培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理论逻辑与时代必然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将这一根本原则贯穿于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历史底蕴和现实考量。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当代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政权，并使其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其性质和效能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整体面貌。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领导地位决定了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国家政权的“最后一公里”。党建引领，就是要确保基层政权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基层治理的过程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理论的坚持，更是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的丰富和发展。
（二）我们党百年奋斗经验的深刻昭示。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支部建在连上”，到新中国成立后依托单位、村社建立的基层组织体系，再到改革开放后不断探索的“枫桥经验”，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基层组织坚强有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落地生根，党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党建引领，正是对这一宝贵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与制度升华，旨在将党的领导这一成功密码，系统性地嵌入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之中。
（三）应对新时代风险挑战的战略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基层社会面临着人口结构变迁、利益诉求多元、社会思潮多样、新兴业态涌现等多重挑战。面对这些复杂局面，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只有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有效整合治理资源、统筹各方力量、化解社会矛盾，确保基层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二、擘画蓝图：新征程上基层治理的战略部署与核心要求
党中央围绕基层治理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治理体系是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制度框架。“党组织领导”是核心，确立了治理的“主心骨”。乡镇（街道）党（工）委、村（社区）党组织要切实履行领导责任，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自治”是基础，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让人民群众成为治理的真正主体。“法治”是保障，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德治”是引领，要发挥道德教化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这“三治”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有机整体。
（二）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心任务。“十五五”规划的核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一方面，优质的基层治理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安全稳定、服务高效、办事公道的社区环境，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特别是民间投资的活力。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成果最终要体现为民生福祉的改善。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民生为大”，“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这要求基层党组织必须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精准对接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把公共服务资源更高效地配置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使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三）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是关键场域。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理念，其核心在于“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为城市基层治理赋予了新的内涵。基层治理不再是简单的管理，而是要围绕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目标，推动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建设、城市更新等工作中，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动居民参与，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时，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推进“一网统管”，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这也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的题中之义。
三、路径探索：构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实践创新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实现路径，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实质性提升。
（一）强化政治功能，建强组织核心战斗堡垒。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首先，要织密建强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巩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楼栋（院落）”的组织链条，确保党的领导无处不在、无缝覆盖。特别要加强对社区物业、业委会、社会组织中党建工作的指导，实现党组织在各类基层单位的有效覆盖。其次，要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实施“头雁工程”，把政治坚定、能力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选拔到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岗位上来，并建立健全激励保障和动态调整机制。最后，要突出政治功能。基层党组织的首要职责是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必须坚决防止和纠正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
（二）深化数字赋能，以系统性重塑提升治理效能。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也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必须抢抓数字化变革机遇，为基层治理插上“智慧的翅膀”。一是构建一体化智慧治理平台。整合党建、综治、城管、应急、民生服务等各类数据资源，打破信息壁垒，打造“城市大脑”或“乡村大脑”，实现态势全面感知、风险智能预警、资源统筹调度。这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的“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一脉相承。二是优化“线上+线下”服务模式。依托智慧平台，推广“指尖办事”“一窗通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线下要建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集党员活动、政务服务、便民服务、文化娱乐于一体的“15分钟服务圈”，让服务更有温度。三是探索“技术赋能+群众参与”新路径。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议事协商、民主监督的形式，如线上议事厅等，拓宽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三）优化权责体系，为基层减负赋能激发内生动力。“小马拉大车”问题会困扰基层，耗费基层干部大量精力。当前，中央持续强调为基层减负赋能。一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按照权随事转、费随事转的原则，依法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统筹协调和应急处置等职能，将人财物等资源更多地向基层倾斜。二要建立科学的权责清单制度。明晰县（市、区）与乡镇（街道）、乡镇（街道）与村（社区）之间的职责边界，厘清“属地管理”事项，坚决杜绝“责任甩锅”。三要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精简会议文件，规范督查考核，清理不必要的“一票否决”和各类创建示范活动，让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和过度留痕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抓落实、服务群众中去。
（四）培育多元共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不是党组织的大包大揽，而是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一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培育和规范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等，引导其有序参与社区服务和治理。二要激发市场主体的社会责任。鼓励和引导辖区企业、商户等参与社区建设，履行社会责任，形成治理合力。三要创新群众参与的有效载体。完善居民议事会、恳谈会、听证会等民主协商形式，推广“小区事、大家议，小区人、共同管”的模式，将“陌生人社会”转变为“熟人社区”，让每个居民都成为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就是固国家大厦之根本、浚民族复兴之泉源的战略之举。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十五五”规划和各项中心工作要求，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不断探索创新，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把城乡基层社区建设成为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从而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筑牢坚不可摧的执政根基与社会基础。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基层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2025年度上海党史专项课题“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上海的实践案例研究”（SHDSZX2025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