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的经验，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全面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在制度上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回顾新时代以来社会治理历程与经验，以下改革举措中蕴含着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重要密码：
一是以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世界各国在探索现代化社会治理模式时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多方主体围绕共同治理目标有序合作。由于不同主体的目标不一，遵循的规则也各有差异，共治有序运行总会面临不少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一全球治理普遍性难题，我们的经验是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多方主体基于人民性立场达成治理共识，再运用党组织网络广覆盖等组织优势，在不同主体间建立起共同行动的治理网络，进而实现高效共治。
近年来，上海深入探索区域化党建的改革举措，推动各类驻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向街镇党组织报到，并共同参与区域内的公共治理活动，以党建联建促成多方协同共治。在平台经济快速兴起、高流动性社会日益成形的背景下，各级党组织通过创新党建网络构建方式，逐步将快递小哥、网红主播等网络社会新兴职业群体吸纳进入各类共治平台，推动社会活力迸发与社会治理有效的协同发展。这为现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经验启示。
二是以人民至上理念推动有为政府治理。
进入工业化时代，现代国家的政府形态普遍采用科层制模式，即严格遵循规则与制度，实行清晰的职能分工与结构分层。这种治理模式提升了公共部门的专业化治理能力，但也带来了跨部门协同难题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重形式规则、轻治理实效”等问题。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各级政府一方面不断强化规则导向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将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的出发点、落脚点。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重心下移”的制度背景下，聚焦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形成了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动力机制。
以上海的城市更新为例，各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在党组织引领下紧密协同，以依法依规为前提，最大限度吸纳公众意见，并惠及公众利益。通过政策协同、资源整合，有效解决了困扰上海多年的“拎马桶”难题，并推动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全面升级，为人民城市治理实践添加新的鲜活注解。这些实践在凸显中国治理智慧的同时，也为全球公共部门改革提供了重要启发。
三是探索渐进式转型中社会有序发育新路径。
从全球治理的一般规律看，社会秩序构建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秩序维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转型中国家来说，社会力量的发育往往面临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如果社会活力迸发的过程中缺乏引导，很容易引发非预期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如果单纯加强管控，又容易遏制社会力量的发育的动力。如何在活力与秩序之间找到恰当的均衡点，成为一个重要的治理挑战。
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进程中，我们逐步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经验。例如，围绕公益领域推动社会力量成长，在紧贴社会需求的同时引导社会力量有序进入公共领域；推动社会组织深度嵌入社区治理领域，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的支持下开展社会动员，从而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兼容；以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成长。相关举措既为社会力量的成长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塑造了社会力量成长的基础秩序。
总体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提供了一种破解现代社会治理普遍性矛盾的总体性思路，蕴含着独特的制度文明意涵。其突出表现为：在多维价值取向间寻求均衡的核心理念，在多元利益协调中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复杂社会整合中强调共同体思维的治理逻辑。以上价值与精神持续贯穿于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使其不仅在制度形态上展现出自身独特性，更在制度文明意义上贡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范式。
（作者为上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