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研究综述

本文作者：王辛刚（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的关系，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热”在事关重大，共产国际、联共（布）深刻影响了中共；“难”在错综复杂，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共乃至国民党的多方博弈中夹杂着教条与实际、理想与现实的取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得以解密、查阅和出版，促使学界在此方向掀起了研究热潮，解决了一些长期难以解释的问题。进入新世纪，相关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不再局限于传统革命史的书写方式，注重与社会史、语言学等学科或学科分支相融合；在研究视野上，不仅综合运用国内国际多语种文献，还从跨国史的宏大背景下理解和分析相关史实；在研究结论上，力求近真而如实，更加追求在互动关系中作全面和动态的分析。鉴于此，本文拟对新世纪以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在呈现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上为深化相关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建党

中共创建不仅是国内革命斗争和共产国际帮助的结果，也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背景。有学者认为，从大国博弈来看，20世纪20年代苏联（苏俄）基于推进世界革命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双重目标，对华采取“双轨”外交政策。外交人民委员部主要承担对华公开外交事务，负责与北京国民政府谈判事宜；共产国际主要承担非正式外交活动，负责对中国革命政府的支持、推进共产主义和反帝民族运动。在华盛顿体系的刺激下，苏联（苏俄）越发主动介入中国事务，在1922年至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转折年代，以“新外交”成功抓住安抚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关键时机，激发了中国民众巨大的政治动员潜力，国民革命得以酝酿。

作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的基本载体，有研究指出，共产国际、联共（布）、苏联（苏俄）政府多管齐下设立涉华机构。这些机构最初“政出多头”，但经过1919年至1923年的逐步规范，形成了共产国际与苏联（苏俄）政府外交系统两条渠道并行的基本格局。马林将之概括为对华政策的“两个中心”——世界革命中心和俄国利益中心。上述机构及其人员在广泛接触和试探中国各政治派别以后，准确抓住了在五四运动中兴起的中共力量，迅速推动中共成立与一大的召开，并使其初登共产国际舞台。有学者指出，远东书记处制定了在华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并派遣多批“密使”来华活动，而霍·多洛夫、李泽洛维奇及罗斯塔—达尔塔在华分社、俄文《上海生活报》等人员和机构，则在华协助进行革命思想传播和中国革命组织创建。鉴于上海革命局与中共创建的直接关系，其成立时间特别是职能和性质引起学界长期而激烈的争论，目前仍未就一些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如该局是否为中共早期组织、是否隶属于俄共（布）组织系统、是否为共产国际在华一级机关、是否为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的联络协调方式以及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等。上述问题的彻底破解仍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史料。

中共一大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也是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标志性成果。学界围绕共产国际、苏俄与中共建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就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和作用而言，马林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新的研究强调，他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并非以往研究所言推动中共一大召开，而是促使中共二大贯彻了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决议精神。他还与维经斯基一道，找到了与陈独秀之间较为合适的合作方式。另一位参加中共一大的外国人尼克尔斯基在近来的研究中颇受重视。其真实身份是苏俄情报机关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和经费管理者，按照指示承担与会代表中转与身份审查、经费使用监管和会议情况报告等任务。有学者注意到，共产国际在此前后注重发挥中共早期党员的作用，不仅让俞秀松替补杨好德参加共产国际三大，还提供材料让张太雷在大会上发言，推选其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此外，“张凯”还当选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委员。

相较而言，研究者更多以中共一大为中心，论析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早期组织、理论与行动的深层次影响。

首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与中共组织形态的关联。有学者认为，加入条件不仅直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也是中共认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直接来源之一。因此，中共虽在二大时才从形式上加入共产国际，但组织、经济、工作等多方情况表明，事实上自成立时就已是其支部组织。在马林的建议下，中共根据共产国际惯例与列宁建设“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要求，确立党员生活费制度，保障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此外，有学者提出，中共创建初期的“小组织”问题也与共产国际有意加速中共组织成分新陈代谢的培新策略有关，而马林的干预使“小组织”失去了共产国际支持，进而丧失了活动空间和存在基础。

其次，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理论认识及其转变的影响。新近研究主要讨论两个问题，即中共是被动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灌输”，还是主动吸收乃至与之“互动”。倾向于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马林在中共一大上传达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代表们就此广泛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是这一“法宝”的源头。此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理论，经由报界传译，已为国人所了解。中共最初冠以“联合战线”的政策表述，意在着重表达与阶级外政治势力及团体的关系。中共之所以在二大才被说服接受该理论，是因为马林等代表的个人性格，以及其误判“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直至《共产党与议会制》等共产国际文件在中国完整翻译出版后，中共才逐渐改变一大纲领中不符合国情的部分。这既为中共正确认识议会斗争、劳动立法等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也加速了其在民主联合战线框架内对无产阶级领导乡村革命问题的探索。在此过程中，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一度直接左右了中共的政策。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共在二大时已认识到一大高估了工人力量，革命理论随之转变。中共最终接受党内合作方式，表面上是迫于共产国际特别是马林的坚持，实质上是出于自身思想、理论基础与客观需要。有学者还分析了中共一大到三大政治口号的变化，认为这是中共“在对中国革命认识日趋理性、日趋深化的基础上，自己作出的一个主动的选择”。

再次，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革命行动的支持与限制。有学者指出，共产国际财政援助对中共早期生存与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其提供的经费存在不按预算和日期拨付、被挪用、提供部门与渠道不统一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援助的目的优先考虑苏联（苏俄）利益，导致援助力度和形式等不完全符合中共实际需要。在自身筹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共独立性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被长期忽视。有学者认为，幼年中共在思想、组织、政策上对共产国际严重依赖的一个明显体现是中央机关所在地在上海、北京、广州之间迁徙，一年内四易其址。特别是在三大前，中共中央在激烈争辩中满怀希望地迁往广州，却失望而归，遂对鲍罗廷改组国民党及国民党一大持观望和漠然心理。

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创建的研究在史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特别是将其置于国际政治秩序塑造与变化的宏观背景下加以考量，为深化相关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从微观研究来看，既有研究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于上海、广州、北京，而对于哈尔滨、天津、汉口等重要联络点的相关研究仍显薄弱；从人物来看，主要集中于马林、尼克尔斯基、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少数关键人物，关涉二者关系的大量人物却鲜有人问津；从党的建设来看，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一些重要纲领、理论、政策、原则乃至党内法规的内在影响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共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以往研究已充分证实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新近研究多为多视角呈现共产国际、联共（布）、国民党、中共多方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博弈。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孙中山的接近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有学者指出，双方都有很明显的现实政治动机，孙中山希望获得苏俄方面的物质援助并借鉴其革命经验，而苏俄则有在华利益与远东地区安全的双重考量。商团事件堪称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事件的发生正值共产国际、联共（布）改变世界革命战略并在远东引发革命新风暴的关键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趁机发起“不许干涉中国”运动，首次以如此规模和声势介入中国事务。鲍罗廷指导中共实施“楔子”战术并在广东引入阶级斗争，成功推动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可视为相关战略的延续。不过，有学者强调，孙中山同意接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非想按其意志改造国民党，而是想借此推动国民党组织发展，再依靠苏联援助实现三民主义。孙中山坚持军事优先、忽视政治宣传的做法，使希望通过中共发展和改造国民党的“马林路线”归于失败。孙中山处于既要允许共产党保持独立又要令其服从自己的两难境地，中共同样陷入尴尬之中——因推动国民党组织快速发展而使自身发展几乎停滞，却无法消除对方的不满与疑惧。这种“两难”与“尴尬”说明双方本就泾渭分明。有学者将其根本原因归结于孙中山基本秉承欧美政治理念，在思想体系和政治目标上与苏俄差距很大。为实现对国民党的规训，苏俄以是否保护资产阶级和对待苏俄的立场为主要标准，将国民党判定为“多阶级的联盟”，关注和引导其内部的派别分化。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苏俄党内争斗的国际延伸，在中国突出演化为维经斯基与马林、鲍罗廷的政治斗争。

北伐胜利进军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其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梳理。有学者指出，共产国际、苏联对待北伐的态度经历了由坚决反对到摇摆不定，再到部分支持进而大力支持的演变过程。最初反对北伐，是因为联共（布）中央判断国际和中国局势的变化不利于苏联，应当采取“喘息”政策。但是，在北伐军占领江南大片地区以后，联共（布）中央被迫重新审视北伐问题，开始奉行形“左”实右路线，即在理论上提出通过国民党来实现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前途过渡的激进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却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和要求不断妥协退让。有学者认为，尽管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与中共之间还存在很大分歧，但是他们仍大力援助了北伐。一方面是中共在作战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卓越的政治工作以及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另一方面是苏联派出的军事顾问和提供的物资援助。

关于中共与军队领导权的关系，学界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不失为研究中的亮点。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维护统一战线与增强中共军事实力的摇摆之中。为落实东方战略，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伊始便积极培养中共军事干部，不仅安排人员赴苏联军校学习，还对非军事院校的留苏人员进行军事培训。在国民党不顾反复劝告执迷于强化武装危及中共生存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军事部应运而生。至大革命失败前，中共虽然直接控制了叶挺、朱德、卢德铭、贺龙等3万人以上的正规武装和数万人的工农武装，但军事工作依然受到严重束缚，并且在危急关头被迫放弃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对此，有学者从新的视角提出，中共因师法苏俄而接受“先党后军”指示，前期未能足够注意军事工作，所招致的损失在短期看几乎是致命的，但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更具全局与长远的意义。以1949年为视点，“先党后军”路径是中共革命终至成功的不二之途。在认清大革命与工农暴动相继失败的残酷现实以及红军力量迅速发展的现状后，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中共由“先党后军”逐渐转向“党军并行”，开始真正注重正规军事力量建设。中共通过建立一体二元制的党军关系模式、强化双重党权等措施，树立党在红军中的权威，最终形成“以党领军”的建军准则。还有研究者指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在“要不要武装”问题上想法一致。只是因中共力量十分弱小，造成苏联对国共军事援助的失衡。在国共“分家”以后，“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正确总结了中共独立领导军事实践的原则与路径，才彻底回答了“如何武装”的问题。

先于军队建设的中共组织建设也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深刻影响。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世界性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领导人是联共（布）中央领导成员或由其任免。这从组织体系上为直接干涉中共事务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共一大至六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虽然没有达到被“操纵”的程度，但选举原则方针、中央领导人酝酿等均受到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直接作用。他们片面强调加强国民党力量、忽视中共组织建设，也是这一时期中共党员人数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另有学者认为，中共三大以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开展一次扩大党员数量的运动。至中共五大召开前夕，针对迅速增长的党员数量，共产国际使团和驻华代表最先提出党内教育问题。在其帮助下，中共组织系统和高层领导机构布局趋于合理，组织原则及规章制度建设得到发展。其间，维经斯基直接指导召开的中共四大改变了马林在三大上的论断，开启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新阶段。还有学者注意到，旅莫归国干部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主导了党组织中央集权制的改造，而俄共（布）的组织架构还为中共建立中央局与中央分局提供了直接模板。但是，对于年幼的中共而言，这种领导体制运作不好会削弱中央权威。明显的例证是，鲍罗廷控制的广东区委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之间长期关系紧张，在重大问题上屡屡步调相异。党在急剧的组织转型中因准备不足而陷入困境——陈独秀等领导层在血腥残酷的政权争夺中犹豫动摇、各级组织的工农运动组织力有限——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最重大的事变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对其原因有两种较为简单化的论断与理解，一种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种倾向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错误指导。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注重从所涉多方势力的角逐中，基于不同要素剖析事变的复杂性。

陈独秀的责任问题研究仍然热度不减。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乃至“投降主义路线”的“定论”，学者们通过实证发现其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有学者指出，作为定义陈独秀错误的核心问题，“二次革命论”的种子最早由马林播下，陈独秀在实际工作中屡屡予以抵制。陈独秀关于北伐准备、中山舰处置、工农运动政纲调整等一次次正确主张，都被共产国际、联共（布）所否定。所谓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妥协退让，更多表现为“难作为”和“不作为”。而每一次“大让步”的背后，都有共产国际的干涉、算计与退却。有学者强调，中共五大召开时，罗易已是会议的实际主导者，陈独秀能够连任总书记，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暂未找到更合适的替代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即使负有“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责任，也要将其置于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实际不了解、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内部严重分歧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后。《汪陈宣言》签署的过程与结果，同样反映了类似的问题。这意味着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于国共两党的错误认识及在政策上的矛盾与失误，严重阻碍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这是其政治思想曲折发展及至右倾的重要诱因。还有学者认为，“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对中央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他和中央的争论的性质，总的来说仍属于如何开展革命问题上的分歧，仍属于内部矛盾，只是由于反对派的攻击不断升级，中央也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组织手段对付反对派，加之受联共（布）中央严厉打击党内反对派的影响，致使这场党内斗争及其结果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因如此，加在陈独秀头上诸如“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应该摘掉。

共产国际、联共（布）的错误指导也得到了进一步解析。有学者认为，中共接受和借助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描绘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图景并确立了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方向。中共据此在不同时期不断调整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以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大革命之前，苏联（苏俄）、共产国际依据东方战略指示指导中共，制定反帝废约革命纲领且将之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促使反帝废约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识”。问题在于，反帝革命是东方战略的核心内容，与中国反封建与反帝应置于同等重要地位的实际需要不完全匹配。共产国际、联共（布）又不断将反帝革命实用主义化，屡屡要求中共向国民党让步并逼止土地革命。因而，东方战略内在的规定性是中共右倾错误的重要根源。事实上，共产国际右倾、“左”倾错误具有同源性，本质上都在于其未能准确识别国民党的性质转变，又未能将之与统一战线区别开来。把中国资产阶级视为铁板一块造成两个方面的错误——不是因维护统一战线而放弃领导权，就是为反抗国民党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学界还进一步探讨了领导权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彭述之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论”，也就是在贯彻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后者不愿自己出面，才假手于中共党员。联共（布）中央1925年基于错误判断发出的指示，更是直接导致中共在“谨慎”名义下放弃革命领导权。共产国际又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中共的控制，不惜让远东局越俎代庖取代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有学者认为，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败与成在实践层面证明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领导权的正确指导之于中共的重要意义。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层面来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各成员党之间的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也是造成上述局面的关键因素之一。

两党合作伊始即呈现不稳定、暂时性特点。有学者指出，这是“独立性”所牵扯的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权与国民党对中共组织的指挥权问题。另有学者则认为，更深层次原因还在于两党的群体性“身份认同”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内部也因该问题彼此失和，连累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卷入其中。驻华代表考察不实等多重因素，又造成共产国际、联共（布）高估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和自己对其的支配能力，进而对其援助过多，反倒赋予年轻的中共改造国民党等难以完成的重任。有学者注意到，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共产国际指示及其驻华代表内部仍存在自相矛盾的观点、盲目乐观的情绪，仍在沿用“填鸭式”的工作方式。未出席中共五大却对大会有极大影响的鲍罗廷，主张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依靠冯玉祥，罗易则抓住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寄希望于汪精卫。有学者认为，斯大林也想与汪精卫合作，只不过反对派的理论倒逼，令其在政治和理论斗争中作出非理性决策，强硬要求中共既要维持国共合作，又要开展土地革命。随着苏联被“坐实”为南京惨案祸首，武汉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联共（布）愈发激进的政策下借故发难，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终局。相关研究表明，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基本原因包括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思想中的苏联利益导向、东方战略的缺陷、过分看重国民党、自身“左”右倾错误以及鲍罗廷、罗易与斯大林的个人因素等。

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共产国际、联共（布）是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力量，但也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视点的切换可以作为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的重要方向。以1949年作为考察基点，导致大革命失败的诸多因素反而变成了帮助中共成功的重要原因。此外，共产国际、联共（布）内部的争斗对中共决策的影响也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重要内容。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苏维埃”一词最早由张君劢译自1918年苏俄政府公布的宪法，经蔡和森和中共一大、二大的使用而为中共党员逐步知悉，在大革命失败后得到大规模传播与实践。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中共调整政策，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历史随之终结。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与转型，是中共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一环，当然离不开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导与推动。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事关革命全局的根本性问题。苏维埃旗帜与中共如何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关系密切，学界就此大体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仍接近传统的一般认识，认为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突破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的结果；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不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作出的决策，而是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经过激烈争论，特别是斯大林对国民党幻想最终破灭后的决议和指示；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者之间，认为虽然斯大林最早主张“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时率先在中国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即中国的苏维埃运动虽然是从共产国际、联共（布）“移植”过来的，但凝聚着毛泽东等中共党员的智慧与创造。有学者考察了中共革命举起苏维埃旗帜的具体转变过程。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中共根据共产国际、联共（布）指示执行了“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因此仍在使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旗帜与政权形式，广州起义才公开打出苏维埃旗帜、明确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标。转变原因在于，举国民党旗帜的策略方针经实践证明行不通，加之反对意见出现并得到广泛认可，共产国际、联共（布）被迫改弦更张。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是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有学者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会议筹备总体上发挥了指导、帮助和强力推动的作用。但照搬苏联经验的结果是其与中共中央、会议筹备机构、苏区中央局之间产生隔阂与分歧，严重干扰实际工作，使筹议工作一波三折。

南昌起义是中共独立自主领导武装斗争的起点。如何理解“独立自主”，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南昌起义作为党独立领导中国武装斗争的开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可视为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伟大开篇的重要内容。也有学者强调，共产国际、联共（布）没有提供经费、军火乃至顾问的援助，因而“这种独立，不仅是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而言的独立，而且是相对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独立”。但是，有学者坚持认为，这次起义自始至终都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影响，“甚至有些国际代表对于南昌起义的打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起义爆发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北伐后的军事动向有所考量，重中之重是保持广东革命根据地。苏联顾问团也有意识地将中共党员编入张发奎部，还对如何运用张发奎部提出具体建议。在起义后革命前途难测的形势下，共产国际、联共（布）提议起义部队回师广东，计划以汕头为基地给予军事援助。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中共内部在南昌起义前因“南下”还是“东征”产生激烈争论，实际反映的是选择军事暴动还是群众暴动作为革命斗争主要形式的分野。正是罗明纳兹的介入，将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间的主副关系转变为各自独立发展，而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群众暴动成为主导形式。

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中共建立了对军队的领导体制并帮助培养军事人才。有学者提出，随着红军的存在与发展壮大，共产国际、联共（布）愈发担心中共对军队的领导力问题，遂提出把政治上保证党的领导与指战员的成分相联系、实现装备精良与正规化建设、根除游击习气等建议。根据苏军建设经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废除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授予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甚至囿于苏军经验所形成的主观错误在1931年取消了红军党委制。还有研究者注意到，共产国际要求中共选派干部赴苏联培训，由此诞生了一批现代军事理论与技术方面的优秀人才。

在大革命失败到苏维埃运动兴起的转折过程中，中共六大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而便于接受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参与是重要考量因素。有学者经过与中共五大对比后发现，六大虽受到共产国际更加全面、直接、具体的领导，但也更加注意吸收中共领导人的意见。有学者考察发现，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委派的主要指导者，贯彻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的发言及会议决议基本精神，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与党的任务，推动会议制定了基本正确的革命路线。另一位主要指导者米夫则违反组织工作原则，具体操纵了党的领导机关乃至最高领导人的选举，“米夫派”由此发端，对中国革命与党的建设“发生了坏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会议召开前后也是中共开始全面布尔什维克化的历史时期，大会决议多有体现。布尔什维克化是由严峻的现实形势、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理论三者共同决定的，对共产国际与中共乃至更大范围都呈现双刃剑的效果——中共据此度过危机并将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可是独立性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受到限制。还有学者从党的建设角度认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提高党员思想理论水平、建立健全地方党组织与改进支部生活、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等方面，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错误处理党员社会成分和党的性质关系、侵害党内民主意志、把联共（布）内部斗争方式与党建模式带入或生搬硬套到中共党内等。

党的建设存在问题，也造成中共政治上的不成熟，进而“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不敢轻易加以怀疑”。而共产国际“远处万里之外、对中国国情相当隔膜”，“许多判断和决定，已被事实证明是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关于中共出现的第一次“左”倾错误，有学者提出，这是源起于斯大林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将大革命失败归罪为“机会主义”，共产国际、联共（布）继而要求中共党员起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在“机会主义”的指责下，江西等各省纷纷积极准备暴动，中共的盲动主义由此而发。

而第二次“左”倾错误与苏联的反右倾斗争及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政治操作有关。有学者考证，1929年1月在给中共中央发出措辞严厉的指示信前，斯大林约见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三人，实际上是征询在中共党内开展反右斗争的态度和想法。此时，远东局因与中共中央龃龉不断，在决议中只字未提中共当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共多次与之交涉无果，决定派周恩来专程赴莫斯科汇报，却未能达到预期。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最初虽不支持李立三的盲动错误，但没有将之定性为“路线错误”。斯大林的绝密电报左右了共产国际的风向，雷利斯基的电报又火上浇油，立三错误很快被升级为“路线错误”。共产国际还不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处理李立三问题取得的积极效果，派米夫到上海指挥。尽管遭到罗章龙等的坚决抵制，米夫领导的远东局还是在共产国际建议下开始直接干涉中共内部事务，这成为王明操纵中央领导权的关键。有学者强调，第三次“左”倾错误影响时间之长、程度之恶劣，很大原因在于共产国际严厉批判“立三路线”，实质是为了批判不忠诚于共产国际的人和政策。“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因而进一步蔓延，窒息了党内独立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活力。有学者研究了这一时期影响中共“左”倾、右倾含义的判定标准，认为其主要因素多数与共产国际、联共（布）有关。还有研究者认为，“立三路线”的许多“左”倾错误，既是误判革命形势的结果，更是传统武装暴动逻辑的产物。受其影响，斯大林直至中东路事件爆发才逐步意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从而改变不支持武装割据方针的态度。中共终于可以解决改造传统革命形式理论以适应武装割据发展的问题。

第三次“左”倾错误几乎给中国苏维埃运动带来灭顶之灾。有学者认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共产国际在高度肯定诱敌深入方针的同时，判定其已经过时而无法适应苏区经济情况和革命形势，必须实施进攻路线。在王明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于1932年上半年指示中共中央必须注重占领大城市。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与红一方面军前方领导人因此在行动方向和军事战略上产生严重分歧。虽然共产国际实际上认可毛泽东的军事战术，但在远东局的坚决反对下，为避免放弃进攻路线的嫌疑而不得不为自己的指示辩护。共产国际特别是远东局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因果联系近来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有学者考证，第五次反“围剿”前在苏区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因为共产国际的控制，全面肯定、维护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并将其发展到顶点。红军自然无法打破敌人“围剿”。作战前夕，远东局制定的分离作战计划及主要突破方向选定错误又使红军陷入困境。有学者强调，更为严重的是，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在“左”的情绪裹挟下放弃撤离苏区预案，还在红军严重受损后幻想军事行动的反败为胜。关键时期，共产国际脱离实际和模棱两可的指示，又导致中共中央耽误了4个月的宝贵时间。在博古的逼问下，共产国际才下定决心，为中共确定了留守人数、基本任务及斗争方式等基调。不过，学界一般还是主张将上述错误形成的关键因素归结为中共“没能理顺中国革命与国际主义、苏联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从文化认同的视角分析认为，王明等留苏群体归国后就中国救国图强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与苏联世界革命战略的理想，出现了双重政治文化认同困境。“困境导致迷失”，进而使“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

有学者还注意到，共产国际在此过程中消极对待十九路军与红军的谈判及协议，在政治上全面否定“福建事变”的性质、在军事上未能提出切实有效的援助计划。中共中央受此左右未能正确应对，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而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共与陈济棠谈判中的功过，学界则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施特恩正确分析了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但共产国际仍沿用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致使谈判长时间无法取得进展。紧要关头，周恩来、朱德没有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以务实、灵活的指导方针才促使协议达成。另一种观点主张，共产国际在得知中共中央积极主动接洽陈济棠后，明确表示支持且对谈判的尺度、条件等作出指示，最终促成和谈。大体来看，在长征前期中共、粤系、蒋介石三方博弈中，共产国际对于红军战略转移的大方向和敌人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在资金和物质上也有一定支持。此外，新近研究表明，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苏区引起共产国际高度关注。共产国际积极制定输送干部和物资的援助计划，设想以川陕苏区为基地组建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展西北革命。虽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它契合了中国苏维埃运动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的整体格局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选择。

学界还进一步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土地纲领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之初。在确定农民运动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时，共产国际便试图制定土地纲领，确定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基本原则。大革命失败前后，围绕如何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了解中国农民诉求与革命实际要求的部分中共领导人并不认同共产国际的指导。在“减租”“耕地农有”“立即没收实现国有”三种主张的争议中，中共逐步形成“只有土地国有才能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以及依据革命发展和政权巩固程度来推进土地国有化力度的根本指导思想”。随着苏维埃运动的深入发展，如何对待富农成为紧要问题，一度引发中共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学界一般认为，1929年共产国际的“六月来信”改变了中共六大通过的基本正确的中立富农政策，原因是其轻视中国富农问题、过分迷信俄国经验。但是，有学者认为其中蕴含着多重逻辑——中共在没有具体定义富农的情况下就推行“反富农”策略，既是出于革命正当性的需要，也是基于革命政党对自身政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因联共（布）党内斗争而逐渐被视为有“严重问题”的小资产阶级，也在共产国际的推波助澜下被中共纳入“富农路线”定义下的打击对象。有学者还指出，到1930年下半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只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前提下按阶级成分平分一切土地。王明将这一矛盾的土地政策作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进行具体化加工并强令推行，排挤了毛泽东等符合实际的土地政策，使苏区阶级斗争出现偏差甚至走向极端。直至共产国际在七大后改变过分集中的领导方式，才为毛泽东等探索和运用符合本国实际的土地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也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

纵观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研究成果，整体上呈现对“错误”研究多、“正向”研究少的特点，即主要集中于三次“左”倾错误研究，对于影响中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的研究不太多。例如，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如何影响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政治制度、组织机构、法律制定、反腐斗争等内容涉猎不多；如何塑造了党内教育培训机制进而影响了党的建设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抗战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中确有从意识形态方面支持中共的考虑，而中共对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则主要表现在对其重大对外政策的认识和反应上，但双方的相互支持不等于不存在任何分歧。共产国际、联共（布）缺乏对中共的正确认识，主要体现在担忧并误判中共阶级基础与性质，无法正确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误解党内对王明的批判，基于苏联利益无原则地坚持国共合作而忽视双方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因此，共产国际的指示常常由于既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希望中共发展壮大而出现自相矛盾、难以执行的情况。简单来说，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抗战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其间的张力为学界讨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迫于国际形势在战略上逐步倾向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政策随之有所变化。有学者认为，在共产国际建立群众性革命组织的建议和指导下，中共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发起。在共产国际的统筹下，中共得到美国共产党等下属组织的支持创办《今日中国》等刊物，以凝聚海外援华力量。纪念史学是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有学者注意到，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开始诞辰纪念活动的，最初的一些具体活动也由共产国际组织。目的是帮助中共树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形象，提高其在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中的政治威望。

共产国际推动中共从苏维埃政策转到与国民党联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学者考证，1935年，为及时将共产国际七大调整反帝斗争任务与策略的会议精神传递给中共，张浩奉命回国并于11月19日到达瓦窑堡。中共根据指示在短时间内再次调整建国方案，放弃苏维埃方针，代之以“民主共和国”。此前，中共刚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替代“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方案。有学者从“词汇竞争”的角度对此加以解读，认为“国内革命战争长期以来的残酷经历使得新方针较难迅速统一为全党共识，反而开启了多种表述共存的局面”。这种观点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有学者认为，核心概念频繁变动“在中共中央层面仅仅持续了三个月，非但不意味着中共内部缺乏共识以致选择困难，反而彰显其在共产国际已经据有‘苏联外之第一党’的地位，其平衡国际路线与民族革命的独立自主道路得到认可”。也就是说，上述转变是共产国际要求与中共申述相互调适的结果。

这也反映了学界的共识，即共产国际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对其形成、发展、坚持和巩固也有促进作用，但“决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前途的一系列思想原则和重要决策，基本上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制定的”。这一结论还可以从西安事变处理的细节中得到验证。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指示电及斯大林“密电”是否存在、指示电是否真出现乱码，作为中共是否独立自主处理西安事变的关键性证据，为学界重点关注。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先于13日绕过共产国际直接要求毛泽东推动张学良“释蒋”，后又直接指示共产国际发出16日电，却“不见毛泽东作出正面回应，便通过宋庆龄转发致中共的电报，并提出最后通牒”。但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则表示，共产国际指示电与斯大林“密电”是同日到达的两封电文。尽管如此，他们的共识却是所谓“乱码”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与之直接相关的问题是，中共中央13日上午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是否已经知晓斯大林的态度。有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会议顶住巨大压力继续支持西安事变，体现了中共独立自主的精神。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立场转变的合理解释，正是共产国际的复电帮助中共确立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只是其中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并未得到认同和执行。在共产国际“要创造条件逼蒋抗日”的要求下，中共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依据民主原则改组苏区制度，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即使一些细节依旧待考，目前的争论也足以说明，中共绝非一味受命于共产国际，其中的策略与博弈恰恰反映了中共独立自主与共产国际促进作用的结合。

王明回国的原因与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有学者表示，共产国际既担心中共中央不能把政策真正转移到与国民党联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又害怕其在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受国民党影响迷失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本意是保证和加快中共在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王明却以其代言人身份自居，借“十二月会议”挑战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逐渐成熟的领导格局，引发党内危机。为解决危机，任弼时按照“三月会议”决定前往苏联，经书面和口头两次汇报使共产国际全面了解中国革命实际，从而作出正确决定。有学者认为，理解这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不能局限于党内斗争层面，因其只是正面阐述了“十二月会议”及中共的主张，并未涉及毛泽东、王明的冲突。也有学者认为，报告“含蓄地、有倾向性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则趁在苏联疗伤的间隙参与其中。最终，通过及时与共产国际联系沟通取得支持，同时加强内部团结稳定，中共中央成功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平息了这场风波。有学者强调，共产国际不仅肯定了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而且自遵义会议之后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这决定了毛泽东与王明在此次会议上已经不可能进行政治交锋。当然，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各自表述”方式的不同。有学者还提出，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介入与处置看上去有些逻辑悖论——一面肯定王明“十二月会议”报告精神，一面大力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实际上恰是共产国际坚持总体战略指导与尊重中共独立自主、中国革命实际的体现。在此过程中，中共两次试图调整对中国托派的政策，却被共产国际打断，遂把“反托”斗争目标对准党外顽固派分子，避免了苏联式的大规模冤假错案。此外，还有学者厘清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七大筹备之间的关系。中共将会议召开时间与代表人数及其产生、组成、要求等安排及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了支持和具体意见、建议。大会屡次拖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共自身，与共产国际关系不大。

皖南事变的考虑和处置是考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又一焦点问题，学界对此仍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国际顾全大局、指导正确，与中共相互理解与配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另一种观点则坚持认为，共产国际与毛泽东自1939年夏已在统一战线策略上渐生嫌隙。中共在事变前未雨绸缪、事变后全面反击的主张均未获支持。于是毛泽东更加坚定走独立自主之路，事变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不过，中共的成长与成熟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有研究注意到，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时，面对国民党借机发起的进攻和汪伪政权渔利其中的企图，中共可以对外依靠有理有利有节的舆论和军事斗争，对内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党内整顿，将危机转化为增强组织力和凝聚力、呈现自身政治理论的契机。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联共（布）还从物质上援助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由此而来。有学者认为，这是双方的共同需求，却令中共及红军付出极大代价而未能实现既定目标。主要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突然更改援助线路，又误判西安事变有日本背景，造成陈云运往新疆的物资延误。事实上，共产国际、联共（布）的误判、犹疑与耽搁还有考虑国民党、盛世才方面的因素。若非如此，西路军有可能避免陷入长时间滞留在河西走廊不进不退、被动挨打的绝境。有学者考察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于中共抗战的援助问题。在武器援助方面，因援建军事工业等公开方式受阻，苏军派遣代表安德利阿诺夫于1937年访问延安，开启了秘密援助之门。及至1938年中期，国民党加紧监管，秘密援助受到很大冲击。双方此后的相关探讨也无果而终。在财政援助方面，苏联自1931年至1937年通过上海分支机构为中共提供了161万美元和210万卢布的资金，1937年至1945年以汇款与委托专人转交等方式提供了一定资金，具体数目尚待进一步查证，有学者统计为承诺221万美元、实际到位180万美元；另外的考察数据是，1937年7月至1942年承诺援助341万至371万美元、实际援助约131万至161万美元。在其他方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不仅以开办医院等方式给予医疗援助，还提供了理论书籍、无线电通信设备以及帮助培训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各种援助。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存续12年的历史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研究者对代表团历史进行了详细梳理，其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仍是中心问题，包括指导东北地区党组织调整抗战策略、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路线并协助调整中国革命策略思想、积极宣传和解释中共的正确抗战路线，以及《救国时报》相关内容。有学者认为，代表团的工作并非无可指摘。其与中共中央处境的隔膜，造成双方就东北地区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出现分歧。代表团直接干涉东北党组织的做法令后者难以适从、身处窘境。而与以往研究相比，学界对王明、季米特洛夫等重要人物的研究更加全面、评价更加理性。

共产国际设立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同样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学者认为，该小组是共产国际为中共七大准备指导文件而成立的临时机构。围绕制止投降危险与加强中国抗战等重要议题，该小组展开研讨并给出了一些正确认识和建议，同时也存在局限性，如忽视中共力量的发展与独立性、在一些问题上指导意见明显错误等。

围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抗战的关系，学界近年来重点研究了其如何介入东北抗战、西路军失败、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相关内容，并就其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对中共的援助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相较而言，将二者关系置于苏联、日本、美国等多国博弈下加以考察的成果不多，而这种多国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乃至决定了二者关系。此外，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实际上仍以一种隐蔽的形态延续，并对中共有所影响。但是，学界在此着墨不多，应加强研究。

五、整体性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何评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以往研究基本建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评价之上，近来的研究成果仍未从根本上突破这一框定，只是对“好”与“坏”的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而颇具新意的是，一些学者突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单向“指导—接受”思维的束缚，关注到中共革命经验的逆向输出。关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关系的相关成果也基本摆脱中苏关系恶化后“倒溯既往”的影响。

有学者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整体情况进行了考察，还有学者从一个侧面切入探究了二者关系的重大影响，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仍受到重视，除上文提及者之外，还有瞿秋白、张闻天、鲍罗廷等。

学界普遍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深刻影响了中共革命的进程与方向。有学者认为，帮助中共创建、推进中国革命，使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宏观背景下逐步发展壮大是二者关系的主要方面。同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偏失进而低估其特殊性，使中国革命、中共自主性成长的内在逻辑及其与外部互动受到遮蔽而付出惨痛代价。从动机来看，共产国际成立的思想动因是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在苏维埃政权阶级本质仍是国际主义的前提下，苏联的国家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从主要理论和政策根据来看，共产国际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其中确有将之绝对化所导致的错误或失误，也有根据实践不断修正的理论探索，还有帮助中共诞生、成长和形成理论自觉的“功不可没”。从革命实践来看，共产国际的指导在中共创立前后、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以及全民族抗战四个历史阶段都有重大影响。简而言之，共产国际、联共（布）基本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实质和基本特点。有学者强调，面对其在指导中共发展过程中的“功过兼有”，不能因其“过”而否定其“功”，反之亦然。重新审视二者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可为今后加强共产党人的国际团结和联合提供某些启示。

二者关系在不同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有学者通过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前期的比较研究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发生了“在与中共的关系上，由‘东方支部’到‘老子党’”等重要转变。有学者则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二者关系又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由于毛泽东在此后逐渐取得领导权，中共才渐渐摆脱受制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被动情况。有学者还从作为被指导对象的中共出发，考察其认识和处理自身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曲折变化的过程。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其被动服从乃至盲从。遵义会议以后，中共看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艰巨性，在主动与之取得联系、寻求支持的同时，肃清党内教条主义影响、奠定思想基础。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但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公开和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注意到中共革命经验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影响，是近来学界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创新。有学者认为，张太雷等中共早期党员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提出以“三分法”（发达、初步发展、落后）替代“两分法”（先进、落后）作为区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理论，并最终为共产国际四大所接受。中东路事件后，中共逐步将“苏维埃”重新定义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并将之视为一个长期、稳定的革命阶段。共产国际不仅表示认可，还逐步推广，号召其他国家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将源自国际共运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率先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最终，中国经验推动共产国际转变认识，中共逐步确定思想建党并以此完成阶级与党革命领导权双主体的整合，促进了中国革命乃至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发展。还有学者提出，毛泽东思想得到共产国际认可，也是中国革命经验影响共产国际的最有力证明，源自其对中国革命的科学分析。这同样是中共革命经验为共产国际所接受的根本原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仍受重视。有学者提出，从发展脉络来看，1924年季诺维也夫所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已表达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因此，“严格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由共产国际最早提出，而中共随即呼应并逐步提出来的”，共产国际为此“付出过辛勤努力与正确的理论指导，使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思想深入传播与影响各支部国，从而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有学者则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严密的思想禁锢与组织控制，严重地阻滞了中共的发展与成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步履维艰”。直至布尔什维克化理论命题的提出，共产国际才认识到俄国经验需要与各个国家具体情况相结合。有学者还从内容上分析了这种关联的突出表现：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二是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对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三是对毛泽东在领导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中的贡献及其思想主张的关注和评价等。近年来，学界系统梳理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相关理论中国化，以及与毛泽东思想生成的内在联系等问题。一些学者还就其对中共话语体系中一些关键概念的影响进行了细致考察，如“封建”概念与中共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封建主义话语的建构、瞿秋白将“hegemony”的汉译词定名为“领导权”的曲折过程等。

总之，学界关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整体性评价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继续推进相关研究，一方面需要宏观上用新的学术理念去探讨，比如从现代国家建构等视角深刻反思外在因素之于中共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对一些关键性的概念、理论进一步加以分析、阐释。

从1919年3月建立到1943年6月解散，共产国际在不算长的历史中与中共发生了十分紧密的关系。毛泽东曾指出：“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中共的许多规章制度、经验教训、方法原则、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等都可溯源至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影响。这是中国学者长期聚焦二者关系的主要原因。新世纪以来，学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挖掘史料、拓宽视野、创新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中既有进一步厘清史实的考证，也有推翻旧有认识的订正，还有展示新面相、形成新观点的实证，但仍有大量史实、问题、争议需要继续考订、回答和辨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研究，一定会在与前人的学术对话中取得新的进展。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