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设立专项课题，组织社科领域专家学者开展系统性研究阐释。本套丛书（共七本）为该专项课题的优秀成果集结，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思想汇”陆续刊发丛书作者的研究心得和专家书评，以飨读者。
上海的发展轨迹不仅是一部城市变迁史，更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微观缩影之一。撰写《精神源流与上海“三种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研究》一书，既是一次学术梳理，更是对城市精神根脉的再探寻、再思考。
本书的写作初衷，源于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层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上海，江南文化赋予其温润底色，海派文化塑造其开放特质，红色文化铸就其精神内核。这三种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历史长河中相互激荡、融合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在地方实践中的鲜活样本，也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独特的地域视角。
研究上海文化，本质上是在解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当上海这座城市在全球城市坐标系中不断进位，我们更需要思考：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持久竞争力，究竟来自何处？答案或许就藏在文化深处。
作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上海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实地走访红色遗址时，那些泛黄的信笺、磨损的桌椅、模糊的照片，都在无声诉说着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首次提及“马克思”，这颗思想的种子随后在上海的土壤中悄然萌发。当时的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各种思潮激荡碰撞，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1921年，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在这里点燃信仰之火；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首部党章。这些开天辟地的创举，共同孕育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贯穿于上海百余年发展始终的动力源泉。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蚂蚁啃骨头”的工业奇迹；从改革开放后浦东开发开放的敢闯敢试，到新时代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国家战略突破，伟大建党精神始终是上海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二十大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写入大会主题，正是对这种精神力量的时代召唤。
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是揭示三种文化的辩证关系及其在新时代的融合创新。
江南文化深植于长三角的水土之中。元代松江府“衣被天下”的纺织业、明清之际“东南都会”的人文荟萃，为上海奠定了“经世致用”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对精致精细的追求、对实用技术的重视，都可以从江南文化中找到源头。
海派文化在城市发展中汲取多元养分。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的科学精神、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文化自觉等，为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养分。值得注意的是，海派文化并非简单的“西化”，而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本土特色，这种文化自信在今天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显得尤为重要。
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结出的硕果。从《新青年》编辑部发出的思想先声，到左联作家笔下的民族呐喊，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种种创新突破，红色文化始终是引领城市发展的精神旗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三种文化的融合创新从未停止。在杨浦滨江，昔日的“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设计理念，更彰显了人民城市的红色情怀；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江南水乡的生态智慧与数字经济的创新活力相得益彰，正在书写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
当前，上海正朝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当我们在陆家嘴的摩天楼群里谈论金融科技时，不能忘记石库门里的建党初心；当我们在临港新片区布局未来产业时，需要传承“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气；当我们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扮演龙头角色时，更要发挥红色文化的引领辐射作用，以及江南文化的情感共通、文化共荣。
本书的写作，试图构建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统领，激活江南文化的当代价值，提升海派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让上海“三种文化”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的自觉行动。我们要通过深入研究，为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贡献力量。
展望未来，上海的文化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数智时代，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城市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在超大城市治理中，如何用文化凝聚人心？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本书虽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仍有许多未尽之处，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
掩卷沉思，黄浦江的涛声依旧。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的故事始终是中国故事的精彩篇章之一。作为研究者，我们有责任讲好这些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城市文脉绵延不息。这或许就是本书的使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为这座光荣之城写下新的精神注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化力量。
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继续深化对上海“三种文化”融合机制的研究，特别是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探索文化传承创新的新路径。可以相信，只要坚持守正创新，我们的文化必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为上海大学红色文献研究中心张旭、忻平）
【书评】
在都市空间中读懂上海文化密码
■苏智良
做上海城市史研究几十年，我常说一句话：上海的历史不仅是时间的，更是空间的。最近细读《精神源流与上海“三种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研究》，我最深的感受是：作者不是在书斋里“谈文化”，而是在都市的街巷肌理中“找文化”。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当作三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分别讲述。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用“源流”二字把它们串了起来，不只是简单罗列，而是揭示它们在都市空间中的叠印关系。上海的三种文化从来不是分片区居住的“邻居”，而是共用同一套都市基础设施的“共生体”。
上海何以成为党的诞生地？过去我们讲这个问题，较多从阶级基础、近代工业、交通区位等结构性因素入手。这些当然是对的。但该书的贡献在于，它补上了一块常被忽略的拼图：文化生态视角。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初心始发地，除了“地利”“人和”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海派文化中被江南文化所涵养的“开风气之先”的土壤。没有这层土壤，《新青年》不可能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石库门里编辑发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无法在此形成常态化的聚会机制，各地共产主义者也不会源源不断地涌向这座城市。
上海“三种文化”在今天靠什么机制传承创新？作者提出了几个关键机制：一是空间再生机制。工业遗产不是被简单抹平重建，而是通过场所精神的保留、江南水岸意象的修复、海派公共空间的再造，实现了文化价值的转码。二是叙事整合机制。该书提出要以红色文化为引领做叙事统合，通过挖掘三者之间的内在亲缘性，最终融合成一套自洽的、有说服力的城市精神传记。三是数字化传承机制。传承创新不能只靠物理空间的“打卡式”保护，还需要构建数字化的文化基因库，把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红色遗址、江南文脉节点、海派文化地标纳入统一的知识图谱。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跨文化语境中的上海文化源流
■陶飞亚
近日细读《精神源流与上海“三种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这座城市在跨文化激荡中如何吸纳、转化、再造文化基因的深层逻辑。
在我看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不能只讲“冲击—反应”的表层，更要进入知识社会学层面，看思想观念是如何在特定制度载体中流转、变化、再语境化的。该书把海派文化的本质概括为“接口能力”，不仅形象，也有一定的深度。“海派”之“派”，不在风格，而在机制，它是一种把异质文化要素接进来、融进去、再输出去的转译系统。
该书还有一个观点深获我心：海派文化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它的底座是江南文化，但不是那种风景化的小桥流水式江南，而是具有高度组织密度的江南——市镇网络、刻书产业、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等。江南文化对上海的真正馈赠，不是几首竹枝词或几幅文人画，而是一种实用理性的文化心智。它让上海在面对外来文明时既不盲目拒斥也不全盘臣服，其底层逻辑一以贯之：务实，但不媚俗；开放，但有锚点。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三种文化的传承创新机制置入“两个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框架下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从来不是空降式植入，而是沿着江南文化的民本经世脉络和海派文化的媒介组织网络，一步步完成本土化改造的过程。这也给我们今天带来启示：上海“三种文化”的传承创新不能仅停留在保护遗址加节庆展演的“浅水区”，而要进入制度性文化治理的“深水区”。
做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对复杂性的诚实。这部书稿最可贵的地方，正在于它没有把“三种文化”做成三道可以各自打分的简答题，而是承认它们的缠绕、摩擦乃至张力，然后在张力中寻找那根贯穿始终的主线——上海这座城市在每一次文明碰撞中，都能把外来要素转化为自己的生长养分，而不是被外来要素置换掉内核。
（作者为上海大学青云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