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念）不仅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深刻扬弃，更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再认识、再升华。上海在“两山”转化上的生动实践，为这一理念的普适性与前瞻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都市范本。
“点绿成金”
“两山”理念是经历正反两方面实践检验后得出的辩证统一法则，体现在对传统发展困境的精准洞察、对自然生态价值的重新发现、对可持续性发展路径的清晰指引上。
一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与历史超越。
“两山”理念以直白的语言戳破了传统“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得不偿失的本质。这笔账，不仅是经济账，更是社会账和未来账。“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对发展成本与收益的重新核算。一个健康、稳定、优美的生态系统，能够降低社会运行的健康成本、灾害防治成本和资源获取成本，其本身就是最普惠、最基础的公共财富。
上海的实践证明，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优良的生态环境不再是发展的“奢侈品”，而是保障城市安全、提升人民福祉、吸引高端要素的“必需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山”理念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拨乱反正”，是扭转“重金山银山、轻绿水青山”思维定式的行动指南。
二是对“绿水青山”内在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赋能。
传统观念中，绿水青山常被视为“无价”的。这种“无价”往往被误读为“没有价格”，导致其在发展决策中被边缘化、被无偿占用。“两山”理念深刻揭示“绿水青山”作为一种特殊资产的二元价值属性，要求用“生态资本观”取代“资源消耗观”，强调保护和建设“绿水青山”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战略性投资。
从显性衍生价值看，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社会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急剧增长，为“绿水青山”的价值变现开辟广阔空间。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建设，是“点绿成金”的典范。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康养产业、体育赛事和绿色金融，将一流生态环境转化为高端绿色产业形态。“一江一河”公共空间的贯通，则是化“锈带”为“秀带”的城市更新杰作。昔日的生产岸线被改造为集文化、休闲、旅游、科创于一体的“城市客厅”，沿岸的工业遗存变身为美术馆、艺术中心，极大地提升城市品质与区域价值，吸引全球人才和资本的目光。
三是对“两山”转化路径的能动探索。
“两山”理念并非倡导消极保护，更不是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其精髓在于转化，即在高水平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上海在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环境中，探索出独特的都市型转化路径。
路径一：产业“腾笼换鸟”。坚决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劣势产业，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腾出宝贵空间。宝钢部分区域转型升级、桃浦智创城崛起都是通过产业迭代，让“金山银山”的含金量更高、含绿量更足。
路径二：空间“见缝插绿”。面对寸土寸金的现实，创造性实施“千园之城”计划，通过建设口袋公园、立体绿化、社区花园等，将绿色嵌入城市的每个角落。同时，大手笔规划建设“环城生态公园带”，为城市戴上巨大的“绿色项链”。这种精细化的“生态织补”，极大地提升了生态产品的可及性与公平性。
路径三：制度“保驾护航”。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等硬约束，并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软机制。在崇明等地开展的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试点，尝试为“绿水青山”科学定价，为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政策创新提供数据支撑。
引领跃迁
“两山”理念与现代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治理学等学科的前沿理论高度契合，构建一个严谨、开放、自洽的科学体系：
第一，“两山”理念在经济学上是对传统国民财富核算体系与增长理论的一次深刻革命，催生了以GEP为代表的新型核算体系。它让“绿水青山”的价值变得可见、可衡量、可考核，为决策者从“关注GDP”转向“关注GDP与GEP协同增长”提供了科学工具，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关键一环。
第二，“两山”理念为解决“城市病”、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城市生态学的理论指导。“两山”理念指导下的城市发展，致力于优化城市的新陈代谢过程，从高消耗、高排放的线性代谢，转向低碳、循环的代谢模式。上海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广新能源汽车、建设“无废城市”、推动产业循环链接，是对城市新陈代谢进行良性调控的具体实践。
第三，“两山”理念的最终落脚点是人，其学理内涵与社会福祉、环境正义及现代治理理论紧密相连。“两山”理念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敏锐捕捉和积极回应，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置于民生福祉的核心位置。上海将最好的滨水空间开放给公众、在老旧社区“见缝插绿”建设口袋公园、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中将公园绿地作为硬性指标，是致力于消除“环境鸿沟”、促进社会融合、实现空间正义的生动体现。
进一步看，“两山”理念超越具体实践和科学范畴，上升到对人与自然终极关系、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的哲学思考，体现了高远的文明自觉和中国智慧。
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两山”理念并非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古老智慧的简单复述，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其进行深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它没有停留在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而是直面现代化的挑战，探索在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中如何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从上海的实践看，通过精心的规划与治理，将蓝绿空间交织嵌入城市肌理，实现“城在园中、人在景中”，本身就是一种现代都市版的“天人合一”。它追求的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否定，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发展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断裂，即“新陈代谢的断裂”，并预言在未来社会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两山”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丰富发展，旗帜鲜明地将生态问题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核心议题之中，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
在“两山”理念指引下，中国积极通过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自觉地、能动地修复“新陈代谢的断裂”，朝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全面和解迈出坚实步伐。
三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引领。
人类文明的航船正行至一个需要转换发展范式的“十字路口”。“两山”理念及其成功实践，昭示了一种可行的、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新形态。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高消耗”的路径依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协调发展、并联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径。
上海作为一座全球城市，其践行“两山”理念的经验更具世界意义。它向世界证明，一个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完全可以同时是一座美丽、宜居、可持续的生态之城。这为全球城市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富有现实说服力的中国样本。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周冯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