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训练班政策的历史考察（1925—1933）

摘要：干部训练班是一种用时短、见效快、针对性强的集中培训方式，是党内训练的组织形式之一。这一政策的提出,一方面受到共产国际与早期留苏学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共出于对革命形势的考量。基于早期党内外革命骨干培育经验、地方党团组织的前期实践，考虑到早期无法大规模公开办学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干部训练班政策应运而生。根据党内教育方针与政策具体内容的演变特征，可将干部训练班政策的早期发展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与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为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是最早且最普遍开办干部训练班的地区之一，在训练班的领导组织、教学要求、学员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实践探索。尽管干部训练班的规范性与训练实效均有待增强，且缺乏政权保护，但早期干部训练班仅为干部培养方式的一种。中共在上海当地的办学实践为此后更为系统的干部教育积累了历史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央；上海；干部教育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4.03.003

作者简介：彭冠锦，女，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自筹项目“中共中央在上海十二年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研究”（2022ZDS001）

中共在成立之初即认识到，“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41页。】。作为党内训练的组织形式之一，干部训练班通过用时短、见效快、针对性强的集中教学培训，对党员干部的思想与行为开展系统改造，以达到提升党的组织力与内聚力的成效。陈云曾用“热炒热卖”比喻短期训练班培育干部的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研究中，以“党校”为主题的学术成果最多，一般兼具对训练班、谈心谈话、创办刊物、党内会议等多种教育形式的考察【在中共干部教育研究方面，目前学界在中共党史、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方面产生了较多成果，例如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蔡有法、孟庆琦等：《思想政治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吴林根：《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九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赵理文主编：《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也有学者从“党内训练”的宏观视角探讨了1920年代中共早期训练方式的理论构想与地方实践，【许良：《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实践——以广东党、团组织为考察中心(1921—1926)》，《苏区研究》2023年第2期，第39—52页。】但聚焦干部训练班政策，就其提出与早期实践的研究稍显薄弱，【关于党员干部训练班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有王仲清的《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对中央训练班及各省委训练班的开办与中央对训练班教学经验的总结过程进行了简要史实梳理；谢武军的《20世纪20年代中共中央举办的党校与训练班》（《理论视野》2016年第1期）、路军的《试论中央训练班及其历史贡献》（《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3期）探讨了中共中央训练班的办学背景、基本情况与历史贡献；张仰亮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及运作(1921—1927）》［《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黄兆康、张春坦的《关于中共江浙区委党校若干问题的探讨》（《唯实》2007年Z1期）也对上海、四川、湖南、陕西、河南、浙江、济南等地的训练班稍有提及。】有关论述多散见于诸多干部教育的宏观性研究中，且缺乏对典型区域实践的关注。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1925年至1933年间，中共中央与上海地方党组织既开办了地方性训练班，也在早期办学基础上举办了面向全国招生的中央训练班，在领导组织、教学、管理等环节为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夯实了实践基础。1927年以后，中共干部训练班的办班模式在土地革命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白区训练班”与“红区训练班”的分野。不同于革命根据地的“红区训练班”，上海地区的干部训练班属于党的秘密工作范畴，缺乏苏维埃政权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与保护，【苏豪东、林炳玉：《闽西苏区干部教育培训的成功探索及启示》，《古田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37页。】处于干部训练班政策的探索时期。基于此，本文拟利用中央与地方历史文件，结合时人回忆录、文集、年谱、传记等资料，梳理1925年至1933年中共早期干部训练班政策形成与发展的逻辑过程，并以此时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为中心考察早期干部训练班政策的地方实践，以期呈现北洋军阀统治与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中共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灵活运用干部训练班形式缓解党内人才短缺困境的历史过程。

一、中共早期干部训练班政策的历史性成因

训练班政策的提出受到共产国际与早期留苏学生的直接影响。20世纪初期，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即对中国革命予以高度关注，十月革命后更是不断通过旅俄华工、报刊宣传、派遣代表等形式向中国传播俄国革命经验。1920年上半年，俄共（布）的特殊组成部分——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通过开设党校和各种训练班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课程包括汉语、外语、共产主义史、宣传员实践等。【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上，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据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记载，相关学员“六个月速成毕业，分往中国，专事传布社会主义”【转引自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62页。】。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亚书记处成立，并组织学生参与“许多从事苏维埃和党的宣传工作的训练班和小组”【《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关于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间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要）》（1920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为中共成立后通过训练班培训干部积累了实践经验。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明确规定，共产党的党校系统由最高的中央党校、最低的“各种各样的初级训练班（夜校、定期讲座、星期日学校等）”和“各种各样培养党员的过渡组织形式”构成。【《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匈］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61—62页。】可见，训练班是共产国际干部培养体系的关键一环。根据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其附件要求，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纲领与决议，【《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6页。】中共的干部训练班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训练班制度的影响。

此外，早期留苏归国学生也推动了中共训练班政策的形成。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中共旅莫支部对干部训练高度重视，1923年即通过【《旅俄中国Ｃ.Ｐ.（共产党）组青年团训练部纲要》强调训练工作的意义，《旅俄中国Ｃ.Ｐ.（共产党）组青年团训练部纲要》（1923年5月30日），《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0页。】并在1923年4月至1925年5月期间特别成立了负责统筹训练工作的训练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9—701页。】形成了完整的训练架构与训练内容体系。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中共旅莫支部成员在归国后担任早期训练班的负责人，陈延年归国工作后还向部分留莫同志写信，希望他们能向国内寄来学习资料供训练党员与干部使用。【《陈延年致乔年、若飞、一飞、罗觉同志信——索取学习资料，国内需要人材和广东工农运动情况》（1925年1月5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内部发行，1982年版，第9—12页。】可以推断，中共早期干部训练班的顶层制度设计沿袭了共产国际的训练班模式，部分完整经历过共产国际训练的早期留苏学生将具体的训练机制带回国内实践运行，随着革命与现实需要，中共干部训练班的具体运作方式也在国内不断调适、发展。

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党的组织机构建设尚不完善，中共对党内干部教育尚未形成清晰认知，但其创办各类补习学校与训练班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干部训练班政策的形成。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等培训学校，党在各地设立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业余学校，以及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等普通学校，都是中共培养进步工人与青年学生的重要方式。尽管这些学校的较多学员并非中共党员，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党内教育性质，但是这些学校推动了中共干部培训的实践探索。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合作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员养习所、调查员训练班、青年训育养成所等训练班，更是对培养干部、积累干部培训经验意义重大。虽然上述培训班多以国民党名义开办，但授课教师多为共产党员。例如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邓中夏等被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举办的青年训育养成所聘任为讲师，【《青年训育养成所定期开课》，《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日，第11版。】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2页。】李富春也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中担任理事兼主任，【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文物图集（1893—1949）》上，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为中共干部训练班探索了方法与机制。

中共成立以来，尽管早期党的教育工作为革命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但由于未形成规范的干部训练机制，各地在党内教育上暴露了诸多问题，党员精神面貌、思想水平、组织纪律等多方面亟须教育调整。1923年11月，在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上，湖北区委员认为内部教育训练方面的不足导致了“同志精神颇不振”，“学生好批评而不努力工作，工人思想过于幼稚，不能独立担任工作”；上海党组织也存在“内部涣散，等于没有组织”的问题。【《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报告》（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3卷，第575页。】依据此次会议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要求各地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党内讨论与讲演，并由各地教育委员会每月向中央教育委员会汇报材料及人员分工情况。【《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3卷，第591页。】1924年5月，中共中央首次正式提出“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4卷，第180页。】，强调党内教育问题的重要性。然而，此时党校面临无法大规模公开办学的困境。北洋政府等反动势力对中共革命活动严酷镇压，北方地区有京畿卫戍总司令发出安民布吿，声称“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京畿卫戍总司令之安民布吿》，《时事新报（上海）》1926年5月10日，第3版。】；江浙地区也有“帝国主义者、军阀、右派、醒狮派、工贼”【王若飞：《最近政治局面与本党各方面工作概况》（1926年4月16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7卷，第452页。】对共产党的联合搜捕。可见，在此“反动势力日愈严重”【《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1926年3月14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7卷，第379页。】之际，尽快采取与党校不同形式的党员培训方式，为举办灵活且隐蔽的训练班提供了出场的历史必要性。

面对大革命时期党员干部数量与质量不足的双重考验，先从组织上发展党员入党，再使其经受党内训练成为此时的党建思路。【袁红：《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地方党组织与青年团率先对训练班的教育形式进行了能动性探索，对于中共中央干部训练班政策的提出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为了摆脱干部匮乏的困境，1925年1月，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结合实际通过了《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要求地方委员会“按实际需要，随时设立讲习班，或个别的单独训练”【《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1925年1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年—1927年)》，内部发行，1957年版，第66页。】，中共需对团的教育与训练予以指导帮助。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地区有关干部训练班政策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25年夏。五卅运动的爆发推动了各地党员数量的快速增长，上海区委在五卅运动中增长的党员有700人左右。【《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二号——介绍同志入党及入党仪式问题》（1925年8月29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3页。】然而党员干部的数量无法随党员数量协同增长，上海地区不仅出现“工作扩大，实际负责人太少”【《上海区委会议记录——地委改组为区委、委员名单及分工》（1925年8月2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121页。】以至不够分配工作的难题，还存在“负责人大多数缺少计划，并有敷衍与欺骗之言行”【《今后上海职工运动的改进计划》（1926年10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78页。】的境况。为提高干部质量与数量、整顿新发展起来的工厂党支部，1925年7月，上海区委决议成立三个高级训练班，【《上海区委组织部关于七月份上海工作报告——关于组织发展状况和会议及发行工作情形》（1925年8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5页。】后在8月的区委会议上将“党内教育”中的“教育”二字改为“训练”字样，【《上海区委会议记录——各部工作计划及分工问题》（1925年8月2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125页。】彰显了对提高党员干部实践斗争能力、应对实际运动中人才缺乏问题的密切关注。同月，上海地方党组织在引翔港、小沙渡和印刷工会展开实践探索，并计划在浦东、杨树浦进一步开办训练班。【《上海区委会议记录——关于“九七”运动、组织报告、工农报告及妇委改组等》（1925年8月2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130页。】团上海地委也在党、团组织指导下开办了2期共40余人的暑期训练班，“有相当成绩”【《团上海地委的工作报告——关于组织、训练等情况》（1925年8月1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14页。】。此后，上海党组织多次组织高级训练班与专门训练班，通过各类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满足快速培育各类干部的需要，为后续中共中央干部训练班政策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1926年2月，【《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各级党组织必须按时按要求向中央作工作报告》首次在中共中央文件里明确提及“训练班”政策，《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各级党组织必须按时按要求向中央作工作报告》（1926年2月13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7卷，第322页。】将其视为一项党的内部教育训练工作，以时间短、见效快为特点的干部训练班自此逐步发展为中共在反动势力镇压与秘密工作环境下培育干部的主要方式。总的来说，干部训练班政策一方面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与指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共革命形势的考量，是中共在评估早期大规模党校公开办学的现实困境、早期革命骨干培育的经验与地方党、团组织的实践基础上初步提出的。随着革命局势的变动与党组织发展的需要，干部训练班政策在党、团的探索下不断发展。

二、中共早期干部训练班政策的阶段性发展

中共中央在首次提出干部训练班政策后即频频强调要求组织训练班这一“特别的教育工作”【《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8卷，第447页。】，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也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将“扩大、加紧、改进、并增强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11月），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看作中共的重要任务。根据党内教育方针与训练班政策具体内容的演变特征，可将1933年以前干部训练班政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5年初步提出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干部训练班政策的初步形成时期。此时，全国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暴露了中共在党务、工运、农运各类干部配备方面“人材缺乏的饥荒”【《中共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二号——加强支部工作与组织统计工作等》（1926年1月29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7卷，第85页。】，党内教育也存在一定“学院主义的倾向”，缺乏“系统而能合于实际生活的教育训练”【《C.Y.工作报告》（1926年），《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9卷，第594页。】。为此，中共的干部训练班注重办班类型的全面性，以满足快速培训各类运动干部及现实斗争的需要。同时，训练班仅在地方开办，统一的中央训练班尚未组织。中共中央此时并无专门文件对干部训练班政策予以详细解读，仅在涉及农民、职工、妇女、青年运动的有关决议、报告等文件中略作提及，从中可一窥党对干部训练班的政策要求。

一方面，中共认为要根据工作内容、工作目的、组织规模等实际情况分类设班，既要设立培养下级干部人才的训练班，也要设立高级训练班养成全国高级指导人才；【《职工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8卷，第460页。】既要在大的区委设立长期性的训练班，也要在小的党部设立短期的训练班；【《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年12月5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9卷，第477页。】既要结合群众运动需要设立农民运动、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干部的培训班，也要针对党的自身建设开办培养支部书记人才的训练班。【《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8卷，第496页。】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还对地方训练班的工作方法提出具体实践要求。为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中央建议通过组织旅行团的方式集中进步分子办短期特别训练班，“但人数不要多，时间不要长，宁可继续多办”【《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8卷，第495页。】。中共中央认为，各地可将理论研究会、读书会与党内训练班相结合，通过“用说书、说大鼓、讲故事的方式”开展理论宣传工作。【《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关于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8卷，第185页。】为解决训练班教材缺乏的后顾之忧，中共中央局要求中央宣传部应为各地党校训练班提供训练材料。【《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年12月5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9卷，第477页。】为保障训练班的开办成效并及时予以指导，中央指示各区委和地委定期汇报训练班的运作情况，以做好对训练效果的评估和调整。【《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8卷，第447—449页。】

第二阶段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是干部训练班政策的正式形成时期。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与各根据地建设发展的迫切要求，党组织对于干部的需求只增不减，训练班成为党内更经常、更普遍的干部教育方式，也成为土地革命初期地方干部数量与质量不足的应对策略，并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得到中央的明确肯定。

这一阶段，开办干部训练班成为中央缓解地方干部数量短缺的途径。中央要求各级党部“尽可能的开短期（一星期的)工作人员的训练班”【《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关于组织工作》（1928年1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朱德、毛泽东与前委同志占领的根据地区域也要“经常的开办党的训练班训练干部”【《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56页。】。一方面，工农干部成为训练班培训的主要关注对象。由于此时中共中央提出了用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知识分子干部、彻底改造全党的组织任务，【《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2卷，第276页。】部分地区出现了撤换知识分子干部后不能找到合适工人替换的情况。在此前统筹设班类型、办班方法的基础上，训练班的成员选择愈加受到中共的关注。广东党组织即要求遴选“勇敢工人同志”参加训练班，“以便日后派往各地主持党部工作，以期各地党部脱离机会主义之遗毒”【《中共广东省委报告》（1927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2卷，第319页。】。另一方面，随着党的组织体系的发展完善，中共中央逐步从组织建设的高度审视干部训练班政策，对基层干部训练愈加关注。中共六大将“干部人材的产生和训练”视为健全的地方党部的基本要求，指示各地通过“工农运动训练班，与弟兄党的党校”培养干部。【《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56页。】不久后中央进一步要求包括苏区在内的全国地方党组织，在必要时“开办中下级干部的小规模党校或短期训练班”【《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1928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17页。】。为避免基层党支部干部的缺乏影响支部壮大，中共中央指导各个支部选择“最积极勇敢最觉悟的分子”参与特别训练班，【《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4页。】以造就党支部的干部基础。

同时，干部训练班也成为中央应对干部队伍水平不足问题的解决策略。除了面临“干部之牺牲，旧的干部本来不多，新的干部尚未养成”【《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关于组织工作》（192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77页。】的数量不足问题，现有干部队伍水平不高也是党内建设的窘境之一，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由于大革命失败为中共带来沉重打击，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产生思想模糊与情绪悲观情况；二是受制于共产国际影响下党内“干部工人化”方针，理论水平不高、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成为土地革命初期干部队伍的紧迫问题；三是一些因党组织破坏失去组织关系、从国外回来的干部来到上海寻找党中央，【虞建安、李兆娟、汪旭东：《恽代英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部分曾被国民党监禁的同志得以获释但对国内新的形势与斗争任务都较为陌生，【方启坤等口述，王昭干、徐文博整理：《王步文故事》,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长期与实际工作脱节。从苏联回国后参加训练班的王凡西回忆，由于大部分留学生已离开中国多年，“对中国情况相当隔膜，对秘密工作的一切更是茫然”【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16页。】。

面对亟待整顿训练的干部队伍，为快速提升干部综合素质使其尽快重新投入战斗，在教学方针上，中央多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由于这一时期干部更迭较快，大批工人党员进入中共的指导机关，既缺乏革命理论也缺乏实际工作方法，因此中共认识到既要宣传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在实际工作中告诉他种种办法”【《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1929年6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236页。】，“避免注入式的教育方法，训练要力求时间短而切实有效”【《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71页。】。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此前中央训练班及各省训练班呈现的“明显的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246页。】，明确地方党部为干部的直接训练机关，强调“干部分子都应有系统地从支部中训练出来，有计划地从工作中斗争〈中〉训练出来”【《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37页。】。

第三阶段从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直至1933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属于干部训练班政策的发展完善时期。这一阶段党对训练班的体系化建设、成员选择、学员去向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认识，《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等文件对干部训练班的诸多举办要求予以阐释，是党中央总结干部训练班政策的重要早期文件。

对于干部训练班的体系建设，中共提出了“中央训练班——各省委与地方党部训练班——青年团、赤色工会及群众组织训练班”的多层级训练班体系，既要按计划经常开办，也要结合具体工作组织流动训练班，并强调流动训练班“在任何严重条件下都要不断的进行”。【《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1931年8月2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536页。】此外，中共中央认识到单靠训练班无法培养干部，党校、政治军事学校、支部工作等形式都是配合训练班的干部教育方式，“应建立地方党部的独立工作，健全支部生活，发表同志们的讨论，加重每个同志的工作和任务”【《在中国共产党湘鄂西特别委员会扩大的第一次特委全体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1930年9月24日），《邓中夏全集》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9页。】也就是说，“最广泛的个人教育工作”与“系统的训练班”【《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年9月28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487页。】必须互为补充，缺一不可。针对干部训练班的成员选择，不同于上一阶段关注工农干部的训练，此时中共更加注重因材选人而非更关注阶级成分。根据中央要求，省委训练班“应从地方党部选择人材出来”【《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1929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60页。】，而地方党部最好选择支部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支部书记与干事等。对于训练班学员结课后去向的考量，从最初主要用来扩充区域性干部队伍，到派遣学员成为群众训练班教员以扩大党的群众影响，再到后来在满足本地区干部需求基础上派遣一批干部供中央调配，干部训练班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合理配置全国干部资源的作用。

这一时期干部训练班政策在短期内受到“立三路线”影响。部分地区将工作重心集中于组织暴动，导致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以暴动为由停办了多期中央与地方训练班，“对于各级干部及新加入同志，绝没有任何政治教育训练工作”【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2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144页。】。但随着党对干部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早期干部训练班政策整体上仍在不断完善。

三、中共早期干部训练班政策在上海的地方性实践

上海是中共自1921年成立至1933年1月迁往中央苏区以前中央领导机关的长期驻扎地，因此上海地方党组织创办干部训练班具备天然的组织优势与政治基础。周恩来也在上海领导开办秘密干部训练班，分期分批组织学习，每期一二十人，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尽管政治形势险恶使得干部训练班的开办面临诸多困境，但上海地区仍是最早且最普遍开办干部训练班的地区之一，在训练班的领导组织、教学要求、学员管理等方面开展了早期实践。

无论是中央还是上海地方的干部训练班，大多训练班由各级组织部或宣传部单独举办，或是组织部与宣传部合办，部分特别训练班由中央或地方相关工作机关主办。1925年上海区委组织部曾制定干部训练班计划，决定“协同宣传部设〔实〕施特别训练”【《上海区委组织部关于中心工作和组织训练班及群运指导工作计划》（1925年10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97页。】。曾参与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的黄理文回忆，中央训练班的授课人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他参加的训练班由中央组织部开办，“班主任是恽代英（当时任中央组织部训练科科长），副班主任是余泽鸿（当时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事务工作由于德（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干事）负责”【黄理文：《一九三○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第18页。】。专门性训练班的领导与组织则与党的工作部门息息相关，例如中央军事训练班由中央军事部（中央军委）组办，无线电特别训练班由负责保卫与情报工作的中央特科设置。上海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罗亦农、赵世炎、王若飞、彭述之、尹宽等上海区委乃至中央的领导干部均曾前往干部训练班授课。

根据中央要求，训练班对参训学员素质水平与数量有一定要求与限制。参训学员主要通过选派制进入训练班，训练班采取小班化教学，每期人数少则不足十人，多则三十余人。上海小沙渡部委为促进党组织宣传工作发展而开办高级训练班时，要求各支部召集“政治知识较高，已有工作经验及各支部之负责同志”【《小沙渡部委宣传工作进行计划》（1926年4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244页。】。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举办的县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也要求参训学生要“稍识文字”，曾在县苏委员会担任重要工作，且有一定斗争经验与坚强的革命意志。【《临时中央政府开办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红色中华》1931年12月28日，第4版。】关于训练班人数，1929年8月中央军委举办的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每期十几至三十来人”【吕芳文：《陈为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1930年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由上海、广东、湖南等省、市委选派学员共16人，【张沈川:《我党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创建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第31页。】1932年下半年江苏省委组织部与宣传部合办的训练班仅收6至7名学员，【王学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第53页。】且要求省妇委每次选派1至2名女工至省委训练班。【《江苏省委对国际“三八”妇女纪念节的决议》（1932年2月24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73页。】笔者推测，训练班办学规模的减小一方面是因为地方省委举办的训练班规模较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吸取了之前训练班的失败教训。【1930年举办的无线电训练在举办期间被侦探发现，20人被捕。之后党组织认为这是因为“领导上有轻敌思想，过高估计自己‘情报万能’，在敌人统治下，集中这么多人搞训练，是违背秘密工作原则的。”参见毛齐华：《我党早期地下电台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第20页。】

上海地区的干部训练班类型比较多元化，一般根据实践斗争需要与中央政策开办。就中央层面而言，中共中央曾在上海举办党务干部训练班、军事训练班与无线电报业务训练班，还针对进步的原国民党军队官兵开设兵运训练班，旨在培训后回国民党军队开展策反工作。上海党、团组织的训练班类型则更为丰富，包括工人支部训练班、负责同志训练班、寒假训练班、学生运动训练班，以及专门针对工会工作开办的组织员训练班。其中，学生运动训练班由党、团组织合办。

干部训练班的课程内容设置注重实效性与针对性。一方面，训练班的课程内容大多结合当时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相对党校课程而言理论性有所降低，偏重讲解政治常识，专门就政治问题及党的实际工作阐明党的相关理论。上海区委组织部曾要求举办训练班时应结合“反日罢工、陈阿堂案……北方军阀正争地盘、北方人民之困苦”等群众革命教育的事实材料。【《上海区委组织部特别通信——关于整顿各支部工作问题》（1926年9月2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85页。】浦东部委也注意使课程内容“多半偏重于革命的历史”【《浦东部委十月份工作报告——关于各支部工作及群众运动开展情况》（1926年11月1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471页。】，目的是激发同志兴趣、促进课程内容的对外宣传。另一方面，中共常根据训练班的具体类型设置课程。例如，1925年12月上海区委各部委高级训练班课程主要讲述五卅运动、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帝国主义以及党的革命策略、作用、组织及纪律等革命基本理论与党的方针策略。【《上海区委党校及各部委高级训练班课程表》（1925年12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12页。】1926年7月上海区委举办的组织员训练班则主要关注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罢工战术、鼓动与训练群众、工会运动、组织员职责与应具备条件等专业性与应用性更强的方法类课程。【《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1926年7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35—336页。】

对于干部训练班的教材与讲义，根据中央要求，党报党刊是训练班的基本教材。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上海及其他地区实际上均存在教材缺少的情况，各级党组织便充分利用党内文件、自编教材等资料开展教学，部分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还会脱离书本结合经验教学。青年团上海地委在训练班上“以各种具体的事实作训练同志的材料，且亦指定书籍为讨论材料”【《团上海地委工作进行计划（地方代表大会议决案）》（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209页。】。1927年，江苏省委提出要将编印的日常生活小册子作为“对内教育训练之主要刊物”，要求“忠实分子都应互相传阅讨论研究”。【《江苏省委逊字通告第三号——党内教育问题》（1927年10月20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175页。】中央在上海开办政治干部训练班时也将有关秘密工作、宣传工作的讲稿编成了小册子用来教学。1930年邓小平曾在广西东兰县主办党员干部训练班时同样自主编写了教材《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和《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等。可见在革命形势变化较快与交通运输相对不便的情况下，各地自行印发的结合现实需要的工作手册成为早期干部训练班的主要教材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干部训练班推动了马列主义书籍在干部中的流通与阅读，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阵地，部分领导干部更是通过参加干部训练班才得以接触到马列主义书籍。陈云自1925年下半年加入中共至1926年上半年曾在上海参加过二十余次党内流动训练班，这期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对其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在实践过程中，早期干部训练班逐渐形成一套注重师生互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一是强调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并重。中央训练班的课程纲要中除了包括《政治任务及争取群众的策略》等理论类课程，还包括《各省问题实习》《支部工作实习》两种实习课。二是要求授课与讨论相结合。江苏省委曾要求训练班课程“必须具备讨论大纲，指定和供给研究材料”，首先由教员通过引言的方式启发学生讨论并提出问题，给予学生充足的讨论时间使其产生“深刻的讨论和质疑”，最后由教员总结，力求规避“讲演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教育训练工作大纲》（1929年8月15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416—417页。】上海区委训练班开办时也强调每次课程要“留十五分钟为讨论时间”【《上海区委召开各党团书记会议记录——市、区党部组织训练班、纪念“三一八”和工作问题》（1927年3月1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6，内部发行，1990年版，第322页。】。三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并结合教员的切身实践。上海区委即要求训练班组织员授课时“宜就本地区先列举事实加以说明而归纳之，切忌光说抽象的原则”【《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1926年7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35页。】。陈潭秋曾在训练班上讲解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法时联系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地下工作的经验，参训学生纷纷表示受益良多。【李维舟：《少奇同志送我们去上海学习》，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2册，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77—78页。】上海团组织在实践中发现，“把同学所犯的毛病以及其他实际问题来作材料或者提出口号”更易使学生理解课程内容。【《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299页。】四是根据学员的反馈意见改进课程。上海区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会在开课前的支部小组会上介绍开课内容，“向各同志提出征答与解释”【《上海区委关于怎样做部委组织工作的报告》（1926年10月2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42页。】。曾参与过中央训练班的李维舟回忆，班主任曾向参训学员征求意见，他提出希望增加列宁主义和苏联问题的专题报告，这一意见后被反馈至中央并得到批准，训练班遂增派教师讲解相关内容。【李维舟：《少奇同志送我们去上海学习》,《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2册，第77页。】五是注意将理论性话语转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部分文化水平有限的工人干部，在授课时若能用“生动风趣的语言一下子点出问题的实质”，可极大感染在场学员，“使大家学起来很开心，很起劲，提高也很快”。【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市民政局编：《上海英烈传》第3卷，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中共对于训练班的教学管理有严格的规定。中央训练班的课程内容与课时需事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批，教员和指导员必须按时按计划授课或指导讨论，并将课程研究大纲与参考资料在开课4天前交党校委员会审查。上海区委训练班也规定教员若有要事不能上课需自行与其他教员更换上课时间，“绝对避免缺课，以致延迟时日，希各教员切切注意”【《上海区委宣传部编拟的训练班课程表》（1927年），《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699页。】。而在秘密工作原则下，干部训练班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学员一般在夜里统一送进训练班，结束后依次统一送走。为了保障训练班在动荡局势下顺利运行，中央与上海党组织不仅在隐蔽身份、教学地点选择、教材伪装、警戒交通方面形成了保卫措施，还对训练班学员提出了诸多纪律要求，例如：上课期间不允许外出或与外界联系；提前确定好每个人的身份（例如房客、房东等）、相互关系、所住房间，并提前做好演习；课程结束后按次序分批离开，不允许告别；短期内不允许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以免被捕泄密。曾在1930年2月参加中央高级训练班的曹瑛回忆：上课期间他们佯装赌纸牌、搓麻将并喊着“红中”“东风”作为掩护，实则聆听报告并轻声讨论。“伍先生”在训练期间授课4、5次，每次3小时左右，但直到课程结束他们才知道授课人的真实身份是周恩来。【曹瑛：《在恩来同志身边》，《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第1—2页。】

对于干部训练班学员的毕业去向，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各级训练班学员通常被分派往全国各地。1925年下半年以来，青年团上海地委在半年内通过训练工作“先后派往广东、河南等处作工的有一百人以上”【《团上海地委工作进行计划（地方代表大会议决案）》（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210页。】。中央训练班更是成为干部的“集结所”和“中转站”【路军：《试论中央训练班及其历史贡献》，《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3期，第29页。】，周恩来、李维汉等曾代表中央组织部成员在训练班结束后和学员们一一谈话以征询分配意见，为中共党组织和苏区输送了一批党的干部和政工干部。曾任满洲省委临时常委的任国桢在上海参加完中央训练班后于1930年3月被派往山东任山东省临时省委书记，后改任正式省委书记，在恢复和整顿遭到了重大破坏的党团组织方面作出贡献。与任国桢参与了同一期训练班的肖桂昌曾为广东省委的交通科长，学习结束后被分配至中央发行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被调往中央交通局工作。

为进一步明确训练班与党校、地方训练班与中央训练班之间的差异，可将上海地区同一时期的党校与训练班的课程表、上海地区训练班与中央训练班的课程表作对比。【参见《上海区委党校及各部委高级训练班课程表》（1925年12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11—112页；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第45—47页。】从而可见，训练班与党校相比，总课时与政治理论类课程都相对更少，授课内容整体更为浅显、实用，与当时革命事件和干部实际工作需要息息相关；而地方训练班与中央训练班相比，中央训练班的课程内容发展得更为丰富和系统，强调理论学习、专业学习、实践训练并重，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所学内容在结课后即可应用于干部实际工作中，对于快速培育各地各级干部大有裨益。

余论

尽管中共早期干部训练班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整体而言，全国范围内的干部缺口仍然较大，训练班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团中央组织部曾在其主办刊物《团的建设》中发表文章《怎样去办干部训练班？》，总结了此前干部训练班举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不能有计划的完成——各地省委和市委对训练班的估计不足甚至轻视；2.没有充分准备与计划，没有专人负责，教员、教材缺乏；3.课程的呆板，不实际不青年化，有时只是呆板的用演讲方式一个人讲；4.部分地区办学流于形式。【锦：《怎样去办干部训练班？》，《团的建设》第18期（1934年6月6日），第25页。】

结合中共早期干部训练班的开办情况，一方面，早期干部训练班还在组织与管理方面存在较多问题。首先，训练班开办相对不规律，缺乏连贯性、系统性。这也是短期训练班的固有缺陷。上海区委宣传部在1926年7月时曾总结此前的高级训练班“因人力的关系至今未完全实行”，曹家渡、南市等部委仅实行过一届，但都在三四次后即中止，仅有闸北部委办过两届高级训练班，法租界内的训练班更是不定期举办。【《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1926年7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36页。】其次，部分训练班未能发挥适应于实践斗争需要的作用。罗亦农曾批评上海市、区党部的组织训练班“课程太长而虚空，没有感觉到目前政治紧张的潮流，只是书院研究派气”【《上海区委召开各党团书记会议记录——市、区党部组织训练班、纪念“三一八”和工作问题》（1927年3月1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6，第322页。】。由于理论教学在训练班中占据较大比重，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无法深刻领悟课程内容，部分训练班的训练效果较差。此外，部分训练班的教师数量短缺且自身水平较低。由于干部数量本身就处于匮乏状态，能承担培训任务的干部更是少之又少，部分地区的干部训练班因找不到负责人而未能成立。此外，虽然能认识到训练干部人才的紧迫性，但由于上级党组织未妥善安排教员前去讲课，部分地区的干部训练班也未能如期举办。

另一方面，党的错误路线也影响了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受到沉重打击，此时加紧举办训练班培养新的干部本应是党的重要工作，然而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影响，部分地区将工作重心集中于开展暴动工作，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例如江苏省委曾在1927年年底致信崇明县委，将组织训练班视为“现时不必要”的工作，严厉批评其“忽略了暴动时急切的情势和急切的工作”，“应十二分注意和改正”。【《江苏省委给崇明县委的信——对崇明暴动计划的几点指示》（1927年12月5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97页。】此外，部分干部训练班以宣传“立三路线”等错误理论为教学内容，未能发挥干部训练班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作用。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中央军委秘书长欧阳钦曾组织举办过一期中央军事训练班，以期贯彻“立三路线”，培养训练完后可以攻打大城市的军事干部，李立三也前来训练班授课，推进了错误路线的传播。【刘叔琴：《党中央机关在上海的活动片断及其它》，《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第25页。】

可见，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路线方针、组织机构建设、组织工作的有序开展与干部培养成效相辅相成。同时，早期办学经验不足、相关人才短缺、教学地点难以选择、部分学员思想觉悟不高以致学习能力较低、党务工作繁忙、资金经费不足等问题也是影响早期党的干部训练班开办效果的关键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训练班仅仅是干部教育方式的一种，是除日常教育之外强化学习效能的培训方式，灵活采用党校教育、组织活动分子大会、发行政治宣传大纲、出版党报党刊等形式都是培养干部的有效手段，单纯开办干部训练班无法满足党对干部人才的需求。

在革命活动受到严重限制、缺乏政权保护的国民党统治区，干部训练班的开展面临严峻的考验。1933年初，中共中央撤离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党的干部训练班及其他教育形式有了更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办学经验日益丰富，开办形式也愈加丰富多样，甚至有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部统一编撰的教材。1933年10月，已迁至中央苏区的中央组织局将此前开办流动训练班的经验汇总成《怎样去办流动训练班？——供给各级党部办流动训练班的材料》，在班级管理、时间与地点、准备工作、调查工作、教学方法、保障性组织建设各个方面都明确提出指示。【《怎样去办流动训练班?——供给各级党部办流动训练班的材料》，《红色中华》1933年10月18日，第4版。】陆定一曾在总结军队干部教育经验时提到，干部教育经历了从“临时的‘热炒热卖’的训练”到“系统的全面的从头做起的长期训练”两个训练阶段。【《军队中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1940年12月），《陆定一文集》编辑组编：《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显而易见的是，1925年至1933年初党的干部训练班政策正处于“热炒热卖”的探索时期，也是党的干部教育与训练班教育的早期实践阶段。尽管规范性与训练实效均有待增强，但党在早期对于干部训练班政策的规划，以及在上海地区开办地方性训练班与中央训练班的实践，都为土地革命后期与延安时期举办更为系统的干部教育积累了办学经验，干部训练班这一培训制度及其部分教学方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HistoricalReviewofthePolicyonEarlyCadreTrainingClassoftheCPC(1925-1933)

PengGuanjin

Abstract:Thecadretrainingclassisatypeofcentralizedtrainingthatisshort-term,effective,andtarget-oriented,whichisoneoftheorganizationalformsofintra-partytraining.Ontheonehand,theproposalofthispolicywasinfluencedbytheCominternandsomeearlystudentsstudyinginRussia.Ontheotherhand,itwasduetotheCPC'sconsiderationoftherevolutionarysituation.BasedontheearlyexperienceofcultivatingrevolutionarybackbonesinsideandoutsidetheParty,theearlypracticeoflocalpartyandleagueorganizations,andconsideringtherealitythatlarge-scalepubliceducationcannotbecarriedoutintheearlydays,thepolicyofcadretrainingclassoftheCPCcameintobeing.Basedonthe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thespecificcontentoftheParty'sinternaleducationpoliciesandguidelines,theearlydevelopmentprocessofthecadretrainingclasspolicycanbedividedintothreehistoricalstageswiththefailureofthe1927GreatRevolutionandthesecondPlenarySessionofthesixthCentralCommitteeoftheCPCin1929asthetimenodes.Asthelocation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PC,Shanghaiisoneoftheearliestandmostcommonregionstooffercadretrainingclass.TheCPCinShanghaicarriedoutpracticalexplorationsintheleadershiporganization,teachingrequirements,andstudentmanagementofthetrainingclass.Althoughthestandardizationandeffectivenessofcadretrainingclassneedtobeenhanced,andthereisalackofpoliticalprotection,earlycadretrainingclasswereonlyoneformofcadretraining.ThepracticeoftheCPCinShanghaiaccumulatedhistoricalexperienceformoresystematiccadreeducationinthefuture.

Keywords:theCPC;thecadretrainingclass;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PC;Shanghai;cadre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