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的成立——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范围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提出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为我们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党历来重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29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加强党对文化工作领导的要求。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左联”会址纪念馆

“左联”成立前的左翼文化团体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仅对工农武装进行军事“围剿”，还对进步书刊、进步书店以及进步文化团体等进行查禁。1929年，国民党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对有关党政之宣传品进行审查，把不属于国民党性质的一些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宣传品定为反动宣传品，并对其进行查禁查封。1930年，国民党政府的出版法规定报纸及杂志，有关于党义、党务或政治事项之登载的，应经由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向国民党的宣传部登记，并寄送一份给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在这种形势下，潘汉年带领的中央文委，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斗争。“左联”成立之前，他就参与到中国著作者协会、上海艺术剧社和中国自由大同盟等文化界革命团体的组织成立中，这也为后来“左联”成立起到推动作用。

据阿英回忆，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立与后来“左联”的成立有直接关系，其成立是潘汉年先找创造社的冯乃超等人商谈的。中国著作者协会的筹建大约从1928年10月开始，12月30日在上海北四川路广肇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有90余人。“选举郑伯奇、沈端先、李初梨、彭康、郑振铎、周予同、樊仲云、潘梓年、章锡深九人为执行委员，钱杏邨、冯乃超、王独清、孙伏园、潘汉年五人为监察委员。”其中钱杏邨、冯乃超、潘汉年、潘梓年、彭康等人均为中央文委成员，成员中也多是后来筹备“左联”“社联”的一些同志。由于中国著作协会开展活动较少，后无形解散了，但也促使党思考用另一种形式团结广大革命文艺界工作者，于是不久后便开始酝酿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据夏衍回忆，上海艺术剧社的成立也与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有关，他曾与夏衍说，“话剧运动在上海很活跃，青年店员也爱看，群众性很大，所以郑伯奇、陶晶荪、冯乃超、沈学诚他们打算办一个剧社，给那些很少关心政治的剧团打打气，你参加一下好不好？”而组织一个剧社来推动革命戏剧运动的建议，夏衍回忆大约是在1929年的10月下旬提出的。1929的上海，在一批戏剧工作者的宣传工作下，戏剧活动相当热闹。“所有的重要团体都举行过公演，而且形势越来越高涨，大家都高兴的把这一年称为‘戏剧年’”。上海艺术剧社很快便组织起来了，有创造社的郑伯奇、冯乃超和太阳社的钱杏邨、孟超等人，还有从日本回国的许幸之、叶沉和一批爱好戏剧的文艺青年。上海艺术剧社实际上成为“一个进步戏剧工作者的统一战线组织”。在郑伯奇的回忆中，“在‘左联’尚未成立之前，艺术剧社在团结革命作家和活跃左翼文艺运动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冯雪峰回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和成立，是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30年2月间，也是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发动和主持的，鲁迅是发起人之一。”潘汉年担任中国自由大同盟的执委会委员和负责宣传工作的常委。成立的时间和地点约是“1930年2月13日在当时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法国教堂”，具体时间可能有偏差，但应是在2月中旬。在冯雪峰的回忆中，该同盟的实际负责人并不完全清楚，但是记得与他联系并让其与鲁迅和柔石等人相谈的就是潘汉年，潘汉年大概是主要负责人。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以后，曾在学生中开展过宣传工作，在此期间，潘汉年曾经陪同鲁迅在大学里进行宣传讲演。

“左联”成立前的系列讨论、筹备会议多在上海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交叉口的公啡咖啡店举行

中央文委推动“左联”成立

回顾1927年底到1929年10月间，上海文艺界与鲁迅等的论战中，潘汉年虽然没有直接表示出对鲁迅的不敬，但是在他1928年主办的《战线》周刊上，也曾刊载有攻击鲁迅的文章。在党调解这场革命论战的命令下，潘汉年很快改正了自己的想法，并为调解这场革命文学论战立下汗马功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潘汉年所写的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还讲到：“有人以为鲁迅这种笔法，过于尖酸刻薄，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李立三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一方面指派中宣部的干部潘汉年、吴黎平等人直接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说服大家，另一方面也把这一任务布置给江苏省委宣传部，让省委宣传部也出面工作”。潘汉年为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论，首先从扭转创造社、太阳社中党员的思想着手。钱杏邨回忆，在1929年的五六月间，潘汉年就同他谈过党中央有成立一个组织联合左翼文艺界的打算，还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将这次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并说打算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周围的一些作家为基本队伍，再扩大一点。除钱杏邨外，潘汉年还同创造社、太阳社中其他几位成员也说过类似的话。

钱杏邨认为：“代表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去做鲁迅工作，夏衍更能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两个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于是在同太阳社内的几位同志商量后，便正式同潘汉年提出这个建议。根据当时文化界的情况，潘汉年接受了钱杏邨的建议，特意让没有参加“左联”成立前的这一场革命文学争论的夏衍参与筹备“左联”的工作。据夏衍回忆，在1929年9月下旬从第三街道支部调到文化支部后不久，潘汉年就找到他谈话，谈的主要内容便是要他与冯雪峰、柔石等人合作，“对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先生之间的隔阂做一点工作”。“潘汉年在与创造社党小组成员阳翰笙商量后，主持召开了由冯雪峰、夏衍、柔石、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等参加的党员会议”，这次会议使得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就文化界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统一行动等方面基本取得了共识。

潘汉年一方面对太阳社、创造社的党员进行思想工作，另一方面还撰写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一文，提出：“在普罗文学的范围中，不是仅仅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根据普罗自身的阶级意识，还要去理解去批判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切现存的社会生活，它应当反抗压迫阶级的凶残……总之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正是与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及其任务是一致的。”同时强调：“只有奋勇的去参加普罗的实际斗争，在这种实地的生活中，才能够得到无产阶级生活正确的经验”。除此之外还发表了《新兴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对不与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相同，他绝对不容许从个人的利害关系或私人的情感出发”。这2篇文章使得争论双方分清了这条文化战线上的真正敌友，加深了双方的理解与沟通。这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战，至少在表面平息下来。

冯雪峰回忆，在1929年10月以后，就开始了成立“左联”的准备，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为争取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多次登门拜访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虚心倾听他对“左联”筹备工作的建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这个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称中是否用“左翼”二字等具体事宜征求鲁迅意见，最后请出鲁迅担任“左联”统帅，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条件。鲁迅是同意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的成立的，对于左翼二字，“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后李立三找到鲁迅加以确认。

吴黎平回忆，约在1929年11月间，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潘汉年谈了关于尊重鲁迅、革命文化工作者必须团结一致、成立革命的群众社团，统一和加强党对革命文化运动各个方面的领导的意见。而潘汉年对于这些意见十分同意，文委也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潘汉年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意见，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他还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给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样”。

为筹备组织“左联”，当时还成立了“左联”筹备小组，据夏衍回忆共有12人，即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钱杏邨）、蒋光慈、柔石、戴平万、洪灵菲、阳翰笙（华汉）、冯雪峰，而这些人中，除鲁迅和郑伯奇以外，都是中共党员。据阳翰笙的回忆，筹备小组这12个人里没有戴平万，而是李初梨，筹备小组成员中有不少中央文委的委员。约在1929年10月中旬召开了第一次“左联”筹备会议，地点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厅二楼，参加此次会议的除筹备小组内的10名党员外还有潘汉年。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由潘汉年传达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战’，组成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的意义，并且也讲了一些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话”。1930年1月底的时候，中央文委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靠近外滩路口的一座红房子的二楼，召开了一次“左联”的筹备会议，由潘汉年主持。鲁迅也到会讲话，“大意是要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为推进我国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艺而努力奋斗”。

当时，中央交给“左联”筹备小组的任务是尽快拟出“左联”发起人名单和起草“左联”纲领。筹备小组在第一次筹备大会上决定，“这两个文件拟出了初稿以后，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定”。筹备会议一般是每周开一次，有时也会隔两三天就开。据夏衍回忆，潘汉年还要求筹备小组把每次筹备会的情况，通过冯雪峰、冯乃超和夏衍经常向鲁迅报告。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3月2日，当天的下午2时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成立大会。而“开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筹备小组几个人商谈后由潘汉年决定的”。而且在“左联”成立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下午，潘汉年仍然放心不下，还与闸北区委的一位负责人一起找到夏衍，说“走！我们上会场去看看”，想要事先观察会场的情况。他们仔细观察了从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交界处到中华艺术大学二楼的进口处的地方，甚至考察了全校的房间。潘汉年对夏衍说，因为这次的会议筹备时间久，到会的人数多，怕国民党方面已经得知风声，因此要特别谨慎。潘汉年还在会场内外，从北四川路底到窦乐安路，一直到中华艺术大学的门口安排了约20个纠察队员来保证会议的安全，尤其对鲁迅的安全进行了安排。潘汉年让夏衍与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两个人陪着鲁迅首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我们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他们会一直保护鲁迅先生的。”潘汉年还拉着夏衍等人，把中华艺术大学里所有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并一一作了周密的筹划与检查。“诺，这屋子没后门，万一出事，千万别往这里跑……这个出口不惹人注意，到时可以利用上。”

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代表党组织出席大会并作《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对“左联”成立的意义、“左联”的任务等都进行深刻阐述。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载有潘汉年此次讲话的全文，是我们党指导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在一丁所写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一书中有篇关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回忆，其中讲道，“鲁迅演讲之前：有几个人演讲，现在都记不起来。只是潘汉年演讲的姿势，到今天还灵活地现在眼前。他是模仿列宁的，……都是身子向前倾，右手向上直指出去的姿势”，而潘汉年当年演说的大意是：“红军正在大发展，谁说现在不是革命高潮到来了？”在钱杏邨的回忆中，“关于筹备‘左联’的指示几乎多是由潘汉年，有时还有朱镜我传达下来的。”1930年春，“左联”成立后不久，原任中央文委书记的潘汉年调任中央特科，由朱镜我担任中央文委书记，因此，后来许多与左翼文化运动有关的指示为朱镜我传达，这也说明了中央文委实际上领导了整个左翼文化运动。

中华艺术大学旧照

在中央文委领导下

左翼文化运动走向联合

作为第一任中央文委书记的潘汉年，不仅在“左联”筹建过程中，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左联”成立不久后相继出现的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等组织的筹备过程中，潘汉年也有贡献。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后，经过潘汉年与中央文委的讨论决定，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1930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成立大会中，“潘汉年代表文委作了筹备工作及社联今后的工作计划的报告”。据夏衍回忆，筹备社联成立工作的李一氓、吴亮平、杨贤江都是中央文委的委员，筹备工作实际上是和“左联”同时进行的，在1930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成立之时，潘汉年与王学文、彭康等人也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对“社研”的工作时常予以关心和指导。1930年7月中旬，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召开成立大会时，中央文委还曾委托夏衍代表中央文委去参加。因此可以说，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实际上都是在中央文委的指导和筹备下成立的。

随着文化界各个系统左翼文化团体相继成立，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统一领导这些革命团体。并于1930年8月26日召开成立大会，“左联”“社联”“美联”“剧联”等十多个左翼文化团体都出席了大会。阳翰笙回忆，中央文委的成员同时也是文总的党团书记，而中央文委的书记同时也是文总的党团书记。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实际上都是在中央文委的指导和筹备下成立的。统一领导指挥这些左翼文化团体的“文总”，也是以中央文委为最高决策机构。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左联”成立后，逐渐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系统，形成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

（节选自《中央文委与“左联”、左翼文化运动》，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