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了，长征为何常被提及，成为跨越时空的力量？| 长征精神在上海④

记者：您在《长征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一书中提到，长征历时两年，相较于中国共产党的100余年发展史、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时间上的占比并不算大。但这两年在中国革命史和百年党史上意义和影响却是非比寻常的。您怎么理解长征的深远影响？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韩洪泉

韩洪泉：长征的深远影响在于“三个转”。

第一是战略转移，这是空间变化。从建党开始，党领导革命的重心一直在南方，经过长征，就转到了北方，并把领导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陕甘地区。

第二是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第三是战略转折，这主要是通过遵义会议实现的。长征之前，党内先后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使革命事业遭遇了重大挫折。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其后虽然也有曲折，但是再没有之前那样颠覆性的错误和重大的挫败了，而是在总体上气势如虹、锐不可当地走向了最后的胜利。

长征更深远的影响就是形成了一种精神。现在，我们把重大的、长期的、困难的任务都比喻成长征。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单位、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征”。当然，今天的长征和当年的长征不一样了，不需要爬雪山、过草地。但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攻坚克难，团结一致，突出重围，赢得最后的胜利。

记者：长征虽然不发生在上海，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红色文化视域下，上海与长征有哪些关联？

韩洪泉：上海虽然不是红军长征途经的14个省份（按当时行政区划和习惯称谓）之一，但与长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对长征作出非常突出的贡献。我认为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上海直接影响长征进程的历史走向。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后，在苏区的党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设在上海的三部电台实现的。1934年，党中央曾两次通过上海的电台就战略转移的问题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同意后，中央红军开始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之路。而就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前夜，在上海的几部电台都被破坏。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才得以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从上海电台被破坏，到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体现了历史偶然性与历史必然性的奇妙联系。

第二，上海突出彰显长征人物的特殊贡献。在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上海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有两位，即张闻天和陈云，他们都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至于那些长征之前长期在上海工作的领导干部，以及后来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长征干部，数量更多，影响甚大。此外，许多身在上海的党外人士，也都对红军长征给予了密切关注和有力支援。比如，宋庆龄不仅在财力、物力上给红军以巨大支持，而且亲自掩护陈云等人从上海转往苏联。鲁迅曾对红军西征的英勇事迹予以莫大称扬，认为如能将中国红军西征情形写成文学作品，将比苏联著名的《铁流》更令人印象深刻。

第三，上海全面助力长征事业的接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70多年来，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始终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相一致，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协调，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从“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到“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再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实现了从改革开放的“后卫”到“前锋”的转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长征路上阔步向前，向全世界生动展示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风采。

第四，上海成为长征故事早期传播的主要阵地。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环境，这里成为长征故事早期传播的主要阵地，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陈云自长征途中奉命到上海再转赴苏联，大约是在上海期间，以“廉臣”为笔名，写作了《随军西行见闻录》这篇重要文献。《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是由参加长征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亲自撰写的关于红军长征的系统的纪实报告，是靠第一手资料和亲身经历写成的，因此极具史料价值。

1936年8月，毛泽东和杨尚昆联名发函，同时向各部队发电，向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展开广泛征稿，选编100余篇辑为《二万五千里》，并准备在上海出版。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现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关于长征的红色经典。他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和上海党组织的协调下去苏区采访的。该书在英国出版后，1938年2月由上海地下党胡愈之筹划，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翻译，用“复社”名义出版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即《西行漫记》。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内关于长征的公开出版物大都是以上几种文献的选编本，而且大多数是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此外，在红军长征期间及其后，上海的许多西文报刊如《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等，都对长征这一重大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

第五，上海深刻阐释长征精神的源流逻辑。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主要生成于上海的伟大建党精神和主要生成于战略转移过程中的长征精神，都居于特殊地位。长征这一伟大的战略转移，在空间上使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大本营从南方转换到北方，长征精神也成为从伟大建党精神再到延安精神的枢纽。从艰苦卓绝的长征，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传承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史。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这个谱系中，长征精神处于什么位置？相比其他精神的独特性又体现在哪里？

韩洪泉：长征被誉为“地球的红飘带”，长征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一条重要纽带。

首先，长征精神的形态非常丰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分层次的，就好像一棵大树。其中，树根是伟大建党精神；树干是重要的含有具体精神形态的子级谱系，比如，长征精神（谱系）、延安精神（谱系）；树枝是具体的、单个的精神形态；树叶则是精神的具体表现形式。由伟大建党精神出发，通过长征精神等精神的赓续传承，才最终生长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参天大树，根深干壮，枝繁叶茂。

长征精神谱系中，已经由各地各级部门或专家学者明确提出并进行过相应宣传或研究的长征子精神，已有30余种。比如，遵义会议精神、湘江战役精神、半条被子精神等等。

其次，长征精神的特质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长征精神既蕴含了坚定理想信念、实事求是作风、全心为民宗旨等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的精髓要义，又凸显了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集体主义等独特鲜明的精神元素，并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支撑。

长征精神还有一个特点，是中国和世界的统一。长征精神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长征或者说远征这个行为，古今中外都有。但是，红军长征赋予它全新的文化意涵。从红军长征之后，再说长征，再说LongMarch，就是特指红军长征了。90年来，国际上很多人都来中国重走长征路，探寻长征胜利的密码。长征精神已经跨越时空，成为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不怕一切困难精神的共性体现。

记者：长征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特殊而重要的存在。那么，从更广义的“长征文化”来看，它对中国式现代化有什么独特价值？

韩洪泉：长征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从历史演进的层面来看。从90年前的红军长征到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象征，新长征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代名词，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中国共产党长征的自然延续和必然结果。正是从这重意义上说，长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和特殊政治资源。

第二，从精神赓续的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需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撑，长征精神可以无缝衔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注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与当年的战略转移同样伟大的长征，具体的环境、条件、任务、力量虽有不同，但作为一项具有极端艰巨性、复杂性、创造性、突破性的事业则并无两样。一百年风雨兼程，新长征未有穷期。新长征路的延伸拓展，必然要求长征精神的继续在场和与时俱进，需要在新征程上弘扬长征精神、继续奋勇前进。

第三，从文化建设的层面来看。长征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建设内容和重要贡献元素。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长征文化的红色基因和鲜明特质，决定了它在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更有效力的国际文化传播等改革举措和建设目标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条件和广阔发展前景。

记者：今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您觉得我们应该从中学习什么？

韩洪泉：我觉得就纪念的对象来说，主要是三个层面：事件、人物、精神。

事件是纪念的出发点，指向长征本身，包括那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会议、会师等，比如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彝海结盟，这些都是事件。

人物是纪念的关节点，指向长征中的重要人物，包括英雄群体，如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等，他们是长征史诗的书写者，也是长征精神的熔铸者。

精神是纪念的落脚点，历史渐远，精神永恒。精神是比较抽象的，但它可以通过故事体现出来，并为今天的新长征事业提供精神力量支撑。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这是我们今天纪念长征的基本要求。

90周年这个节点很特殊。三四代人的时间，正是从“沟通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型的临界点。沟通记忆是当事人还在，可以口述，可以直接传递；文化记忆是当事人不在了，要靠学术研究、文化建设来传承。前不久，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老人去世了。所以，我们纪念的方式也要转变，要靠加强学术研究、加强文化建设来传承。

比如，长征遗址和文物正在面临不可逆的消失，所以数字化保护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其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保护，文物可能会消失，但数字化可以把它留下来；第二是利用，数字化之后可以远程传递、高效送展，利用的成本降低了，效益提升了；第三是开发，通过VR等技术运用实现数智赋能，通过可视化呈现、沉浸式体验增强受众的代入感和教育的感染力，让人真正“走进去”“沉进去”，可以收到许多传统手段无法相比的教育效果。

学习长征精神，关键要代入到历史细节里去。比如，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问他长征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工作，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回答了三个字“跟到走（跟着走）”。但这个“跟到走”不是稀里糊涂地跟着走，是在受了冤屈、受到打压的情况下，依然坚定地跟着走，一直走到了最后的胜利。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会不会撂挑子？我们会不会使性子？我们可能达不到那样高的境界，但可以反思一下，去努力看齐。

学习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革命理想高于天”这种大的口号上，更要结合自己的岗位、领域，落实落细落小。

我看到过两位读者的读书体会，一位是新疆伊犁州的乡镇基层干部，她说长征精神离我们并不远——我们走街串巷宣传政策、建强战斗堡垒、推动民族团结，何尝不是新时代的长征？用实干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一个居村社区、每一户居民家中，就是最好的传承。还有一位是山西的铁路职工，他说我们脚下的钢轨便是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每一次坚守岗位，每一次认真履职，都是在新时代长征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这些看似微小的付出，都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的动能。在他们的笔下，长征精神都被具象化了，我看了很受感动，也很受启发。

所以，长征精神不是空的，它应该也能够做到时代化、具体化、大众化。当它和时代契合、和个人岗位融合、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结合，才算真正入脑入心，才能真正落实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