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出席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时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强调：“这是我们为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一个重大部署。这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开发浦东开放浦东》，《人民日报》1990年4月19日第1版。自此，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帷幕拉开，上海城市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终于到来。
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开发开放浦东后，浦东在短短数年间，便发生令世人惊叹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一个伟大而成功的战略必定需要系统、周密、严谨的前期研究和论证。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追寻，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蓝图，在1990年前已基本绘就，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对于浦东开发的研究过程，向前追溯，竟有十年之久，诚可谓“十年磨一剑”。在此过程中，几届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和关心下，本着谨慎、稳妥的原则，持之以恒地关注、思考上海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将浦东地区的开发视作上海实现突破与突围的“引擎”，并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并推动了方方面面的科研力量和有识之士参与浦东开发方案的设计与论证。从自发研究到有组织研究，从单项研究到系统研究，从民间研究到政府组织研究，由国内研究到国内外联合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反复推敲、集思广益的过程，为1990年后势如破竹地推进浦东开发开放作了充分的准备，从而使最终形成的方案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和实践的考验。
回溯浦东开发的前期研究和准备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起步研究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至1984年9月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世界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对策”等大讨论的展开，上海逐步兴起了对发展之路的讨论，关注并思考浦东开发的研究文章随之增加，直至1984年9月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关于浦东开发的研究论文数量已较为可观，并形成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西方国家对新生的中国政权采取了集体封锁的政策，上海丧失了原有的外向型、多功能、国际化的地位。在“全国保住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发展模式下，上海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贸易中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步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全国保上海”的原材料供应链不再理所应当。计划内的农产品和原材料供应出现困难，计划外的原材料因其价格的自由浮动致成本大幅提高，作为支撑上海经济“顶梁柱”的工业装备严重老化，长期得不到更新和升级。长期高积累、低投入的发展方式，使上海的工业发展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建设滞后，基础设施老化，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膨胀病”日益严重。上海这个曾经在计划经济年代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城市，面对广东、福建两省特区城市的迅速发展，无论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1980年2月，市规划局办公室负责行政管理的陈坤龙受到南方城市对外开放的启示，有感于上海城市建设偏于浦西一隅，跳不出工厂、住宅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恶性循环，设想在浦东建设一个带状形新城区，以有效地解决老市区“乱、挤、脏”的困扰。于是，在工作之余，他思考并撰写了《在浦东新区建设“新市区”》1980年2月23日市建委《基建情况》第41期。一文，不仅分析了浦东在地理位置、交通、用地、发展余地四方面有利条件，还提出了构建“新市区”的六点具体设想，成为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开发浦东的建言。随后，他又以《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为题，再一次深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反对者说“异想天开”、不切实际；赞成者说，开了个好头，上海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确实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观点，再也不能照老样子走下去。
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峻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讨论》，文章还分析了这十个全国第一和五个全国倒数第一同时并存的原因，主要是综合平衡遭到破坏、比例失调突出，导致了上海城市的“畸形状态”。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思考和讨论。上海该往何处去？上海该如何摆脱困境？上海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上海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在哪里？……上到政府，下至百姓，对上海未来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1981年3月，时任上海城市经济学会会长的叶进明与专家欣兆生联合撰文《在浦东沿江建立新的市中心》，提出了“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贸易港口城市”的论断，呼吁上海的城市建设要在全市6100平方公里上大做文章，建议在浦东沿黄浦江建设新的市区中心城市，并把上海建设成一个由中心城市和若干个专业经济城市相结合的群体城市。
从1981年到1984年，陈坤龙、王纲怀、陆怡椿、董鉴泓、顾泽南、高柳根、钟淳昌等上海城市经济学会成员围绕着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浦东的开发，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包括《开发浦东地区建设上海新城——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探索》、《开挖浦东运河——综合解决上海城市改造问题》、《开发浦东的几点看法》、《对上海城市发展方向的探讨》等，从城市发展战略的角度，就开发浦东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和论证；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参照国外城市的发展，提出了沟通黄浦江两岸，缓解岸线不足、港口拥塞的矛盾，疏解老市区、解决市区“膨胀病”的措施与设想，为浦东开发的前期研究贡献了真知灼见。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为贯彻落实邓小平在2月24日在与中央有关领导的谈话中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开放由北至南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5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首任院长金瓯卜应邀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专家讨论会上，分析了上海的城市性质，指出了主要问题和矛盾，在述及上海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规模问题时，系统论述了开发浦东的十大好处以及如何筹措建设资金等。他认为：“开发浦东是疏解上海中心城臃肿的一条最经济最方便的捷径”。
由于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对开发浦东建设新市区的议论日益增多，逐渐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形成共识，引起了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市科委等政府部门的重视。自1984年起，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很快成为整合各方力量，广泛开展浦东开发开放研究的平台，并开启了更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二、决策咨询研究阶段：
1984年9月至1987年6月1984年9月，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沪召开，浦东开发成为研讨会的议题之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和讨论。此后，浦东开发被纳入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范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84年8月12日至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上海的改造振兴问题。会议着重讨论了恢复和提升上海经济中心功能等问题，决定成立国务院调研组，由国务委员宋平、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洪带队对上海的发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9月1日至21日，国务院调研组先后听取了上海市政府各委办局关于上海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多次召开了理论界的座谈会和专题工作座谈会，分头走访了部分专家、学者，参观了部分工厂、项目，进行了深入、广泛地调研。在此基础上，9月22日至25日，调研组与上海市政府联合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这是集国内各路专家的智慧帮助上海解决前进中难题的一次会议，实际上也成为进一步解放上海干部思想的动员大会。研讨会后，市委、市政府和调研组形成了综合各方意见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并上报国务院。1985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中，中央对上海提出的战略目标有“三个突出”：一是突出上海作为国际中心城市，特别是亚太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二是突出多功能作用，上海不仅要发挥传统工业基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发挥科学技术优势，向高、精、尖的新兴工业发展，从而带动贸易、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突出带动经济区以至全国经济起飞的作用。批复还要求：“重点向杭州湾和长江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以实现上海的“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由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起步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初，而《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则批准在后，为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务院批复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一年后，由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带头，联合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等单位发起、组织了全市120多位城市建设方面的专家、学者，于1986年2月和3月，先后召开了两次“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本着“敞开思想、端出问题”的精神，根据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目标和要求，进一步研究了城市建设如何与之相适应，包括老市区怎样改造，新市区如何选址和建设；要不要扩建卫星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如何摆脱困境，走上良性循环等。会上，大家认为，必须要用建设新区的办法来支持老市区的改造，并形成了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北上”方案——沿长江南翼开发宝钢、吴淞地区；
“南下”方案——在金山区沿杭州湾北翼发展；
“西移”方案——向虹桥机场以西拓展；
“东进”方案——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振兴上海。
其中，“东进”方案的意见较为集中，仅提供的论文就有10多篇。此次会议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制定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修改和完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把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纳入到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加以考虑。
大会结束后，为使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更具体、更深入，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根据会议要求，确定了三个课题，分别是：“开发浦东新区为主的城市新区建设”、“以疏解中心城区为目的的卫星城镇建设”、“解决越江交通为主的市内交通网络建设”。在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组织、协调下，这三项课题分别由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王纲怀、华东师范大学严重敏和上海城市经济学会负责。1987年初，这三项课题先后完成，其中，由九三学社上海市委负责的《浦东新区建设方略》由一篇总报告、八个专题报告和附件、附图组成，从开发浦东的战略意义、规划设想、总体布局、人口扩散、土地利用、过江交通决策分析、黄浦江大桥方案、资金筹集、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从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开发、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的方案和设想。该报告不仅直接地、系统地对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而且对“南下”和“北上”方案也作了比较研究，使“东进”方案日渐成众望所归。
在课题进行的过程中，1986年4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汇报提纲》。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审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部出席。经审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上海城市规划方案的汇报提纲》和《上海市城市规划方案》，同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补充意见。6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审议意见。随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将原上报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送审稿）》、《上海市城市规划方案的汇报提纲》综合修改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修改稿）》。其中增加了“重点开发浦东新区，在陆家嘴形成新的金融、贸易中心，成为上海市中心的延续部分”的内容。7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修改稿）》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10月13日，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不仅要求“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还特别强调：“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城为现代化新区”。
1986年10月前后，市长江泽民组织召开了一系列浦东开发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在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后，江泽民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以及各类专业规划，并亲自抓了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和开发区详细规划编制研究工作。12月，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了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由副市长顾传训任组长，并聘请汪道涵同志为顾问，同时交由倪天增副市长组织各委办进一步研究浦东开发问题。12月11日，副市长倪天增主持召开了由各委、办及有关区、县、局负责人参加的浦东开发专题会议，研究和制定浦东新区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及内外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纲要。会议分成两个课题组（即软件和硬件），一个由市计委、市科委和市经济研究中心牵头，负责浦东新区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纲要的编写工作；另一个是由市交通办、市建委牵头，负责浦东新区内外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发展纲要的编写，最后汇成浦东新区发展纲要。
课题组一方面进行实地调查，掌握浦东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汇集全市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成总体设想、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科技、外贸、文化等专题，以及资金、政策、组织领导等综合性课题，分别由相关单位负责，作深入的研究并写出报告。整个研究历时三个月，最后，由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综合汇总形成《浦东新区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纲要》草案，提供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定稿。《纲要》成稿后，经1987年2月19日倪天增主持召开的各委、办、局负责人和部分专家、学者会议讨论，予以原则通过。《浦东新区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纲要》从空间和时间上界定了浦东新区的地域概念，较为客观地分析了浦东地区开发开放的优势和劣势，概括扼要地阐明了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主要指导思想，为浦东新区工、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改造方针，对新区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同时，对资金的筹措和对政策的制定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对浦东新区的管理体制，提出了统一管理、独立经营两项原则。此外，对浦东新区的港口、铁路、机场、地铁、内河航运、越江交通、电力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对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防洪防涝、水资源保护、邮电通讯以及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也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设要求。就当时来说，这个《纲要》为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勾画了一幅尽可能清晰的蓝图。
此外，由市科委浦东地区形态课题组牵头，由同济大学和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合作完成的《现代化浦东地区发展形态的研究》于1987年4月通过专家验收。该项研究包括20个专题研究报告和一份形态规划方案图，可谓庞大的系统工程。在研究过程中，市科委浦东地区形态课题组编制了浦东新区规划纲要及第二轮六个新区规划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现代化浦东地区发展形态的综合研究报告》及浦东新区规划方案。该报告系统论述了发展浦东地区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浦东新区的性质、发展目标与内容、规模、现代化浦东地区的发展形态、新区开发阶段与步骤、新区开发政策与资金来源，为进一步开展浦东开发的可行性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预可行性研究阶段：
1987年6月至1988年5月决策是行动的开始，重大战略决策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因此，在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前，需要认真开展可行性研究，形成可靠的行动方案。在完成浦东开发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后，关于浦东开发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为了对已形成的方案进行更为深入、细化地研究，1987年6月，江泽民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进行预可行性研究。此后，浦东开发的思路逐步形成。
（一）组建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
早在1985年5月，汪道涵访美期间，国际著名桥梁专家、第一位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的华裔科学家，有“预应力先生”之称的林同炎教授就向汪道涵建议，用成片土地批租的办法，尽快把浦东这块宝地开发出来，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新市区，用以加快实现现代化大上海的建设目标。林同炎教授也因此成为倡议开发浦东的海外第一人。1987年5月下旬，林同炎应邀到上海，汪道涵一方面请他在国外帮助组建一个专家小组，为浦东开发出谋划策当顾问，另一方面又请他一起去北京，向中央领导阐明他对开发浦东新区的设想。林同炎欣然接受了组织专家顾问小组的委托，并一同赴京作了汇报。6月1日，江泽民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会议讨论了浦东开发问题，强调要在科学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本着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综合政治、经济、技术各方面情况，抓紧进行调研，及早提出开发方案，报送中央。7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明确由汪道涵顾问与林同炎建立联系，分别推动双方研究人员密切合作。
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由高级顾问组、中方研究组、国外顾问研究组和专家咨询会议组成。高级顾问组由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李国豪、赵祖康等五位市委、市政府的老领导组成的，由汪涵道任总顾问。中方研究组即上海市政府开发浦东研究小组，由倪天增任组长，市规划局局长张绍樑任副组长，原世界银行雇员、世行上海专家小组顾问、同济大学彭运鹗教授任顾问，成员有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市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於品浩、上海外贸学院国际经济法教师周汉民、研究土地制度改革的专家俞汉卿、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总体规划室副主任李佳能、上海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泽浩。国外顾问研究组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林同炎为主要负责人，T.Y.L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顾问陈乃东任助手，T.Y.L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顾问迈克尔·梅耶和梅尔·莱恩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伯特·阿克尔、城建规划系主任阿伦·维格布斯，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许乃炯等为组员。作为国外顾问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林同炎在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工作中，倾注了极大热情。他自己出钱，邀请上述专家共同研究，并和陈乃东先生亲自动手，前后七易其稿，撰写了《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大上海》计划。为使研究成果更接“地气”，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设立了专家咨询会议，成员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社科系统，市政府有关委、办，企、事业单位等专业研究机构和基层单位。专家咨询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研究组提出的专题报告、阶段成果报告和预可行性报告进行讨论、评议和鉴定。
（二）制定《开发浦东咨询研究提纲》
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成立后，立即着手制订研究提纲，经市政府批准后，于1987年7月正式下达。这份提纲明确了开发浦东咨询研究应确立高瞻远瞩、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突出重点、稳步前进的基本观点；在开发战略的研究方面，明确了浦东开发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的研究内容；在政策与立法的研究方面，明确要加强开放度的研究，并将重点放在当时国内尚未形成或尚不完善的法规上，如：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新兴产业地位法、知识产权保护法、涉外公司法等；在实施方案的研究方面，包括了资金的筹措与偿还、浦东新区的发展规划、新区管理体制的设置和改革方案、实施步骤中起步条件研究、进一步展开的设想以及基本建成后的新区规模、形态、内涵及特点综述等内容。
与此同时，研究小组将各方面研究浦东开发的材料集中起来，整理提出了15个分专题，委托相关单位组织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再作进一步研究，为联合咨询小组提供更扎实的专题研究报告。
（三）撰写《开发浦东的预可行性报告》
市政府浦东开发研究组作为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的中方研究组，不仅担负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许多具体问题的组织研究任务，还要把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汇总起来，代市政府草拟向国务院呈送关于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请示报告。
1987年11月初，研究小组在15个分课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到南方城市实地调查研究的收获，开始撰写《开发浦东的预可行性报告》。为了使报告更准确、更切合实际，又能符合中央和市领导的意图，先写了一个总报告的《大纲》，以便征求市委、市政府领导和专家们的意见。《大纲》包括了绪言、战略目标和方针、规划和布局、政策和开放度、立法、组织机构等六个部分。
在广泛听取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各方面的意见后，研究小组于同年12月，完成了《大纲》第二稿，即《关于开发浦东几个主要问题的汇报》，这个报告内容包括了发展战略、目标、方针、改革、开放度、规划设想、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组织机构，前期开发资金的筹措及请求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等七个方面，并针对最后一条，提出了12项具体内容。这份报告被分发至更大的范围征求意见，除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外，还送给了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的各位高级顾问，咨询会议的所有成员以及各委、办、局的领导，甚至非正式地征求了中央有关部、委、办的意见。
1988年2月，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小组撰写了《关于利用外资开发建设浦东新区的报告》，报告先后在市委常委会上讨论了三次，作了五次修改，最后在6月，获得原则通过。这份报告在战略构思上，将上海的发展方向定位于国际化、枢纽化与现代化，并指出开发浦东对此起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也必使上海的发展产生质的变化；在政策开放度上确立了六条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向中央提出了外贸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房地产政策、人员流动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的放宽要求和具体内容；在规划方案上，将浦东的开发面积定为350平方公里，并确定了“三点一线”（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花木贸易区和外高桥新港区三个主要功能区，加上联结这三个功能区的主干道——杨高路两侧的生活服务区）的起步规划方案；在建设时间上，提出总跨度为20年左右时间分三期建设的建议以及要按照统筹规划、分期实施，由点到面、稳步展开的原则做到有序发展。此外，报告还提出在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关键时刻，用举办世博会的办法来全面推动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对浦东开发的资金筹措和运行以及体制、机制、干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四）召开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
1988年4月，浦东开发开放的预可行性研究已到了瓜熟蒂落的重要时刻，研究小组全体人员开始精心准备“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如何使以国内专家为主“背靠背”研究的方案更能符合吸引和利用外资的要求，研究小组迫切需要“面对面”听取国外专家和实业界的意见。
1988年5月2日至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经市政府批准在西郊宾馆召开。出席开幕式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新当选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市政府高级顾问汪道涵、赵祖康、李国豪、副市长倪天增等。出席会议的国外专家除了国外顾问组的十名成员外，还有世界银行中国局、中央有关部、委、办研究改革开放的专家、本市代表、各委、办、局负责人等，共计140多人。江泽民在会上阐明了开发浦东的必要性。他说：“上海要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建成社会主义时代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不开发浦东，只靠老市区改造是不容易实现的。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是世界闻名的都市。上海现在作为全国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城市，应该更进一步改革、开放，所以开发浦东，建设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是这完全符合十三大精神的，我们表示坚决支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成。”在这次会上，有40多位中外专家和实业界的朋友发了言，他们充分肯定了开发浦东的前期研究成果，同时在浦东的发展战略、开放度、开发度、对浦东现有基础的认识、新老市区的关系、开发资金、新区体制、干部因素等八个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汪道涵在会议的闭幕词中将这些意见和建议，归纳为八个方面：
一是在开发浦东的战略上，一致同意开发浦东一定要联系老市区、成为一个整体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在整个上海统一规划之下，从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要把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联系起来，把地区战略和全国战略联系起来，把出口和进口替代联系起来，把发展经济和技术进步紧密地结合起来；二是在开放度方面，会议认为其实质是要使国际资金和国外资本有兴趣来投资，同时上海和国内要能与之配合并能接受；三是在开发度方面，浦东350平方公里面积，其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开发；四是关于浦东现有基础，已不是一块空地，不能忽略它的工业和其他产业的现状，要认真研究现有基础，在考虑如何改造、利用的同时，也要考虑浦西的改造和发展多功能的问题；五是关于新老市的关系，大家认为浦东与老市区是密切联系着的，老区的改造任务相当繁重，新区开发不宜给老区以更多负担，另一方面，没有老区的人才支持，新区也开发不起来，要依靠老区，配合老区的改造与发展；六是关于开发资金，与会专家认为，在当时国际资金出现过剩的有利条件，筹措资金的难度并不大，关键是考虑要如何使用并能及时偿还；七是关于体制，新区要有新的体制，但要进一步研究与改革中老体制的关联与交替；八是关于干部问题，大家建议一定要很好选择，必要时向外招聘，包括招聘专家。
此次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开发浦东的热潮。
四、深化研究与论证阶段：
1988年5月至1990年4月浦东开发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召开后，浦东开发问题被提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为解决浦东开发的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间存在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又展开了深化研究与反复论证。
1988年7月21日，市委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浦东开发专题会，听取市政府浦东开发研究组汇报，要求根据他和朱镕基市长的意见，把研究报告再进行修改，争取尽快向中央领导作汇报。同时，要着手建立开发浦东的筹备班子，边做可行性研究边试点。7月23日，副市长倪天增向朱镕基汇报了有关研究情况，朱镕基指出：浦东是建设新上海的希望，开发浦东要抓大交通和基础设施，目前主要抓好越江工程。要从整个上海的改造和发展来考虑浦东开发，要以综合开发的思想来进行浦东开发，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上海最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9月30日，江泽民、朱镕基、汪道涵进京向中央领导专门汇报了浦东开发的准备情况，获得了中央原则同意和一系列具体指示，如：上海不能象深圳那样搞特区，在浦东主要搞独资企业，要着重改造老企业，要改善交通、在投资环境上下功夫以及建立浦东开发的筹备机构等。三位领导回到上海后，立即组建成立了开发浦东新区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委派两位副市长担任正副组长。1989年初，上海市城建规划部门遵照朱镕基的指示，把浦东若干重点开发区的局部规划工作列入工作计划，加快了工作进度。
1989年的六四风波之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对中国实施制裁，海外资金纷纷撤离。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始思考如何突破西方七国集团的封锁与制裁，向世界宣示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变、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动摇。1990年1月21日至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期间，他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2月13日晚，邓小平乘专列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同朱镕基谈及开发浦东时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及形势时深刻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的建设，不要耽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审时度势，把浦东开发开放提高到了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捷径”与政治的宏观战略高度，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1990年2月上旬，新上任的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生产委员会主任叶青受中央委派，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来上海现场办公，为浦东开发上马作统筹安排。邹家华在沪考察期间指出，上海要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抓好浦东开发工作，开发浦东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并同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等人详细探讨了浦东开发中有关土地批租、外商投资等一系列问题。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3月28日至4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受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委托，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到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论证。上海方面分成特区、投资、财政、外贸、商业、金融六个专题组，向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了详细的汇报。经过紧张工作，大家在浦东开发的规划设想、政策设计、资金筹措等方面取得了重要共识。经过深入研究和交换意见，国务院工作小组起草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4月10日，李鹏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姚依林的汇报，并就浦东开发开放中的若干问题逐个做了研究。4月12日，江泽民主持政治局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
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期研究，在1990年之前，尚局限于地方性的发展战略构想。1990年4月18日，当李鹏总理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以后，这个构想上升为重大的国家战略，中央“一锤定音”，上海从此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形象的排头兵。
纵观浦东开发前期研究的过程，可以看到，上海市委、市政府视浦东开发视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系统工程，并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来研究其未来的发展战略。同时，在对浦东开发开放进行前期研究、决策的过程中，尽最大可能延揽人才，吸纳国内、国外各路专家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反反复复、几上几下地征求意见，修改方案，最终形成了具有前瞻性、综合性和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为浦东开发开放迅速打开局面，为上海一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