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金融中心之一，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也有其光荣的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尤以人才荟萃、社会联系广泛而闻名海内外。上海有8个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到1992年底，有党派成员3万多人，其中80%是中高级知识分子。有各界知识分子86万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占70%。有38万归侨、侨眷，他们在海外的亲友也有38万人，分布在150多个国家。去台人员10多万人，有22万台属。还有6万余名少数民族成员，近50万名宗教信仰群众。广大的统战对象分布在上海各个领域，是发展经济振兴上海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文仅根据上海特点，叙述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重点工作，并不能概括这一时期上海统战工作全貌。这一时期，政治领域的突出成绩是恢复并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也为数量庞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搭建了为国效力振兴上海的平台；经济领域的突出成绩是汇聚了各界人士满腔热情服务经济工作的正能量，尤其表现为大力调动了广大原工商业者、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统战对象的积极性，并开拓了海外统战工作，促进本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效果愈来愈明显。
一、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激发各界人士的积极性
作为“文革”的重灾区，上海的统一战线工作遭到严重创伤。因此，拨乱反正、全面落实政策成为上海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最初几年的重点工作和基础工作。
1977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恢复重建市委统战部，由张承宗任部长，各区县局相继恢复了专职机构或专职干部，为复查平反落实政策准备了条件。1978年7月和8月，分别为遭“文革”迫害而死的上海市委统战部原部长陈同生和原副市长、政协副主席金仲华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11月28日，市委统战部召开全市揭批大会，郑重为“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黎照寰、沈尹默、颜福庆、刘念义、郭琳爽、应云卫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伴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海从1979年起开始了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各项统战政策的工作：
1.政治上平反昭雪和区分对待
上海拨乱反正的任务很重、工作力度很大、成效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是平反冤假错案。247名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市人委委员、市政协常委，经全面复查，彻底平反，落实了政策。民主党派成员、原工商业者、归侨侨眷等，在“文革”中被错误审查处理的，都平反纠正。
二是全市16000余名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得到改正，恢复了原来的工资待遇。其中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孙大雨的改正问题阻力重重，历尽争议最终解决，成为实事求是的一个案例范征夫著：《两个批示和三件难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9辑下册，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8年出版，第142页。。
三是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全市2541名有关人员获得中央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颁发的起义投诚人员证明书。其中曾因历史问题受到错误处理的1178人获得平反，工作与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四是在工商界区别“三小”，把58300多名公私合营时带进私方人员范畴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划归劳动人民的队伍。
上海的知识分子集中度很高，其中不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崭露头角的知名人士以及五六十年代的留学归国人员。据统计，“文革”期间全市知识分子被用各种方式审查的有3万多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有1600多人。1978年以后，经过政治复查，凡属冤假错案都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文革”之前的冤假错案），推到一切不实之词。已去世的，分别举行追悼会或骨灰安放仪式，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当代中国的上海》，《当代中国》（上海卷）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版，第193—194页。。
2.经济上退赔补偿
首先是发还被抄存款，补发扣减薪金。1979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后，上海对落实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作了研究和讨论，发还了他们在“文革”中被查抄的金银财物、定息和存款，补发了“文革”中被扣发的薪金，恢复了原来的技术或行政领导职务。
其次是全面清退被占私房。据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负责落实政策工作的范征夫回忆，全市在“文革”中被占用的私房达50万平方米（全市需要落实政策的私房面积达124万平方米），被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有关部门重新分配给780个单位和18500多户人家居住，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分配给部队干部居住了。市政府在房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连续三年共计拿出84万平方米房源，用于落实私房政策。同时，积极向中央领导反映实际困难，中央军委派出工作组来上海，以党的大局为重，指导部队的落实政策工作，给了地方党委很大支持。曾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上海市侨联副主席简日林的私人花园洋房终于归还原主，就是部队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突出事例，在上海及香港都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三是清退被查抄的文物及财物。“文革”期间，全市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被抄走文物41万件、工艺品291万件、图书547万册、黄金80多万两、白银200多万两、银元240万枚以及许多珠宝饰品。大批被查抄的图书、文物、工艺品，经过清理核实，尽可能地做到了物归原主。部分找不到失主的文物、工艺品，则组织开仓认领。对原物查找无着落的，折价赔偿。市财政局向25万户居民归还了“文革”中没收的价值6亿多元的黄金、白银、美钞及人民币，占应还总数的99.3%范征夫著：《推动落实政策促进改革开放》，《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9辑下册，第154—165页。。
3.向中央提议允许继承遗产，并得到中央肯定
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1956年清产核资的结果表明，上海公私合营企业中私股投资总额约12亿元，占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半。根据赎买政策享受高薪的人数比例更大，1964年统计，当时全国资本家月薪300元以上的1004人，上海占937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总数达到84126名。毫无疑问，上海如何全面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对全国有示范效应杨叔铭著：《中央解决遗产继承权问题始末》，《世纪》2011年第1期。。
早在1977年7月，上海市委就向中共中央请示，提出退还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查抄的财物。中央批复同意，并指示对其它受干扰破坏的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要继续调查研究，逐步加以解决。
1978年4月，中央统战部派副部长童小鹏来上海开展专题调研，将落实政策分为查抄财物处理、“高薪”、病假工资和医疗待遇、私房、安排使用等五个问题，先后召开了统战部门、市属局、基层企业干部职工和工商界、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取得许多共识，也有一些问题相左，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如果夫妇已经去世，发还被查抄的巨额存款时子女能不能继承？
1978年8月24日，上海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为慎重起见，责成中央统战部到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再次广泛听取职工干部的意见，大多数工人赞同支持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197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简称《八项规定》），但对于工商业者的定息问题，原报告提出“本人已去世的，退还给家属”，上报后改为“夫妇已去世的，不予发还”，说明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
1979年9月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中央统战部的工作汇报。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华东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会议。汇报到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子女有继承权问题时，政治局领导不断插话，会议气氛严肃活泼。邓小平提出，港澳到内地投资的资本家就提出子女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不允许遗产继承权，即使老子赞成，儿子也反对。我们应该在法律上作出规定，解决继承权问题。李先念、耿飚等都同意应该有继承权。胡耀邦也认为，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要教育工人阶级和干部，要有改造社会改造人的远大眼光和伟大气魄，赎买、继承权的问题，是涉及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问题，要提高我们自己的政治水平。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1979年10月11日，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的精神重新作出规定，夫妇已经去世的，子女及其他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至此，一个棘手难题终于破解，此后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从法律层面巩固了这项规定。
那些年有句话常挂在统战人士嘴边：没有三中全会，就没有我们今天！市政协委员、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徐铸成听了落实政策的文件传达后激动地说：“二十年的经历（指被划为右派到改正历经20年）,我都决定把它抛入东洋大海，在党这样的英明决定和关怀下，个人的遭遇算得了什么？俱往矣！”由此可见：拨乱反正，全面落实统战政策，安抚了人心，夯实了开创新局面的基础。
二、恢复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上海是全国较早成立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还曾经是民进、民建、台盟的中央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顿和发展，各民主党派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十年动乱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受到严重破坏，各民主党派市级机关和区县机构先后被“封门缴印”，扫地出门，机关干部被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接受劳动改造。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受到迫害。民主党派处于“各挂牌子、合署办公、有庙无僧、名存实亡”的境地。
197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重申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了恢复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会市级民主党派、工商联的活动。
1977年11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邀请各民主党派市委负责人共同协商提名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市政协委员候选人，成为“文革”以来中断了十年之久的党派政治协商的新起点《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1.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并逐步吸收新成员、充实领导班子
1978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恢复了“文革”以来中断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双月座谈会，重申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听取民主党派对重大市政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消除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顾虑，调动了民主党派的积极性。
1978年底，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也都陆续恢复了活动，据1979年底统计，全市7个民主党派共有成员9022人，比1977年10月市级组织恢复活动时的7384人略有增长（这个数字，在1966年“文革”之前是10789人）。1980年6月底，102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市级民主党派人士得到改正。同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全市统战工作会议，重申贯彻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平等”的方针，并提出了搞好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加强民主监督的具体措施，为民主党派知情和参政议政创造了条件。
1980年上半年全市民主党派成员达到9710人，中国致公党于1980年12月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直属小组，并迅速发展为上海市支部，至1984年4月正式成立了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
1980年1月，上海市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回顾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分析形势与任务，动员全体成员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至此，多党合作制度在上海已经全面恢复。
1984年恢复了作为民主党派联合党校的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由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担任院长，为培养民主党派成员提供了教育基地。
1987年5月，上海市委统战部、市社会主义学院、市工业党委、上海电视台和《联合时报》社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民主党派知识竞赛，引起了上海和各地的强烈反响。
1992年底，全市8个民主党派成员共31000多人，并且领导班子经过1984年、1988年、1992年3次换届，逐步实现了新老合作和交替林远主编：《新时期上海统战工作》，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8页。。
2.关注民生促进发展，民主党派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社会
上海的民主党派人才济济，汇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企业家，各党派市级组织的带头人均为其中精英，如民革的赵祖康、徐以枋，民盟的苏步青、谈家桢、李国豪、赵超构，民建的刘靖基、刘念智，民进的吴若安、赵宪初，农工党的周谷城、吴文祺，致公党的董寅初，九三学社的卢于道、杨槱，台盟的郭炤烈等。其成员基本为中高级知识分子，还有部分系原工商业经营者，他们的智力优势不但体现在本职工作中创造出优异成绩，还体现在关注民生服务社会。
1984年上海民盟多学科咨询中心建立，它是民盟市委下属的具有法人资格、面向社会的咨询服务专门机构，以灵活多样、讲求实效的精神接受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委托，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咨询服务、智力开发以及科技、经营等活动，几年间就完成了1200多个咨询项目，其中大部分落实在乡镇企业，业务涉及工、农、经济、法律、文教、卫生各个领域，服务对象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创造经济效益约1亿元。1990年被评为“上海市十佳咨询单位”陶人观主编：《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以经济界人士为主的民建市委不断向市政府反映企业经营发展遇到的“瓶颈”，提出解决难题的建议。如1988年他们调查了上海的饮料工业生产与销售情况，发现有125年历史的“正广和”汽水，受到合资企业所产“雪碧”、“芬达”的巨大冲击，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
究其原因，主要为享受的政策有差异。民族工业不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也不能因原料涨价而提高产品出厂价。商业部门销售雪碧、芬达的利润是销售正广和的1倍，所以不积极。上海汽水厂运货车所需要的市区通行证数量，不及对方公司的1/10，影响了销售网点布局。民建市委向市政府递交了《引进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的调查报告，建议对国内能生产能满足市场需要，又不属于高精尖的产品，应严格限制进口。市长朱镕基迅速作出指示，由主管副市长在上海汽水厂召开现场办公会议，邀请民建代表参加，会议解决了厂方一些具体困难，帮助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陶人观主编：《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以教育界人士为主的民进市委则把办学讲学作为突破口，并于1982年和1984年先后发文，规范、指导下属区（县）委会创办各类学校。这些学校大体经历3个阶段： 1980年至1984年初，以文化补习为主，如高考复习班。1985年以后以专业培训为主，有业余艺术进修，以及家电、摩托车修理、财会、英文打字等班级，在校生总数超过1.4万人。1987年以后重点转向外语和职业培训，有托福、英日德语、涉外会计、国际贸易等班级以及推拿、针灸、烹饪、书法、绘画、舞蹈、围棋、吉他演奏等专业培训，至1992年业余学校17所，在校生超过6.8万人。1983年暑假期间，民进市委首次组织本市师范学校特级教师分成4支队伍，分赴云南4个地区开展智力支边，帮助当地学校提高教学水平。这样的活动此后又组织了多次陶人观主编：《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09页。。
其他民主党派也根据各自优势选好发力的领域，提高自身素质扩大社会影响。
3.参政党地位确立后，政治协商制度逐步完善林远主编：《新时期上海统战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7页。
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一位民主党派成员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上指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执行。”为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与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组成小组研讨方案，产生了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讨论稿，经过中央的指示多次修改，征求意见，1990年2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这个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在《意见》公开见报之前的2月6日，就举行常委会，具体部署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意见》公布后的两天内，中共上海市委连续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谈心，就贯彻《意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沟通思想征求意见。2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又召开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各委办、区县党组织书记会议，部署贯彻。
3月1日，市政协审议通过了《上海市政协提案工作条例》，新增了各民主党派可以党派名义提出提案的规定。7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提出并向市委报告了从制度上保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常务委员参政、议政的措施。8月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座谈，通报《意见》公布以来的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并就推荐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司法部门领导职位等问题进行协商。12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并在与民主党派反复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施意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证《意见》的贯彻实施。
（1）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上海市委就恢复并坚持了“双月座谈会”，定期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就国计民生、有关领导人选举等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协商，《意见》公布后，市委对民主协商会、双月座谈会的形式、内容、召开的时间都做了具体规定，努力细化并完善民主协商制度。从1989年底到1993年9月，市委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双月座谈会共有28次。市委领导还多次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小范围的谈心。全市各区县也先后制定了与民主党派区县级组织民主协商的制度。在人大常委会工作中，加强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比重，还聘请部分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咨询员。
在市政协工作中，重视民主党派的提案，凡以民主党派市委名义提出的提案，规定直接送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阅，并由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督办落实。如台盟市委的建议被市委领导采纳，产生了上海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张英文报纸《上海英文星报》，民盟市委的两份提案被采纳，催生了浦东发展银行以及上海市证券管理委员会。
在市政府工作中，制定了《关于加强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与民主党派联系的措施》，从6个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一，政府的一些重要会议可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列席；第二，政府在组织一些检查评比活动、开展调查研究以及举行一些重要纪念活动时，可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第三，市政府有关文件、资料、简报要抄送民主党派市委；第四，市政府每年不定期召开一、两次座谈会，由市长或副市长主持，邀请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就政府的全面工作或某项工作通报情况，征求意见；第五，为加强组织领导和协商工作，决定由1名副市长具体负责与各民主党派联系工作,并由1名副秘书长协助；第六，政府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监察等部门分别与民主党派建立对口联系，并逐步形成制度。
这些规定和措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无疑为民主党派知情出力，发挥协商监督的参政议政作用提供了条件，推动了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2）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及部门领导职务人数明显增加，参政渠道拓宽。
1986年统计，上海的民主党派成员中有各级人大代表413名，各级政协委员1418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4名，全国政协常委10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人、常委11人，市政协副主席7人、常委58人。农工党周谷城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刘靖基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谢丽娟任上海市副市长，还有105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了市、局的领导。
《意见》公布后，中共上海市委将举荐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但做好政治安排，还在安排实职时强调要切实保证他们有职、有权、有责。至1993年9月，全市31000余名民主党派成员中，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领导职务的3人，全国政协委员51人，全国人大代表11人；市政协委员240人，市人大代表108人；区县政协委员848人，区县人大代表235人。《意见》公布前，上海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处级以上实职的仅93人。《意见》公布后，1991年底达到173人，1993年达到195人，其中副市长1人，局级20人，处级174人。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工作范围内，都有职有权，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渠道的拓宽，还表现在特约参政方面。根据《意见》规定，从1990年8月起，市、区、县的监察、检察、教育、审计等部门陆续聘请了一批精通专业知识、有工作经验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还有一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活跃在基层，担任党风监督员、廉政建设查访员、物价检查员等。这种特约参政方式灵活，与实职安排起到互补作用。特约参政员在宏观上提出政策性建议，协助执政党做好法制建设，使政策、法规日臻完善，微观上按照已定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查证、落实、处理，以取信于民，有效地发挥了参政和监督作用。同时，特约参政员本身通过联系群众，接触社会，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经验，为民主党派成员正式进入政府各部门担任实职领导工作准备了条件。如致公党上海市委第一副主委俞云波就是先被聘任上海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后于1991年被任命为上海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3）民主党派参政机制逐步完善，群体参政作用得到加强。
《意见》公布后，各民主党派市委采取组织生活、干部轮训班、政策讨论会、专题讨论会等形式，组织成员学习领会，显著增强了大家做好参政党成员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少党派成员不再认同“相敬如宾，相安无事”就是多党合作“最佳状态”的观念，积极主动地投入参政议政活动，履行参政党的职责，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相知、同声相应、同志相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意识的更新和提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健全和完善参政党机制是发挥参政党作用的基础，也是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必要条件。
组织机构方面，各民主党派市委大多设立了教育、科技、文化、医卫、经济、法制等专门委员会，分头负责联系各自的界别人士，及时汇总整理他们反映的情况、问题、意见、建议，组织研讨，形成有针对性的提案或建议，提高了民主党派参政的质量和水平。
健全组织中也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干部，逐步充实到领导班子中去。有的民主党派还建立了对干部培养、考察、使用等一系列制度和规划，保证了民主党派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在制度建设方面，各民主党派分别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逐步保证了参政议政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减少了临时性和随意性，改变了“两会（人大和政协会议）前忙一阵，两会后松半年”的状况。如民盟市委制定了《专门委员会工作简则》，九三学社市委制定了政协委员“活动日”制度，民建市委建立了“议政日”活动制度。
各民主党派为了更好地发挥组织的群体作用，以多种形式建立和加强了信息网络。如民盟定期出版《区县民盟参政议政专辑》，密切了基层单位之间的互相交流；九三学社市委通过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信息库，了解并积累委员们参政议政情况。
有些党派还根据自身成员的特点，分别与市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对口结合（如民建与经济委员会，民盟、民进与教育委员会，农工党与医卫委员会），共同选题参与调研，使调查的内容更专业更深入。各民主党派还合作开展专题调研。1992年的“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经济”这个专题，便是由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通力协作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上海有9个专题，都由一个党派牵头，几个党派参加。这种多党合作、优势互补的调研，创新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形式，促进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参政议政的质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日趋加强。
4.人民政协工作重新开展，出现了新的局面
上海的政协工作曾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影响下，将学习改造当作工作主要内容，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之后，才逐步恢复与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主要职能，并将主题逐步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重大改革的决策讨论。
1984年9月，市政协组织委员为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出谋划策。1985年，市政协组织近30名委员对上海重要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崇明岛考察调研4天，为该县制定“七五”期间的经济发展规划进行论证。1984年下半年物价改革初步实施后，市民非常关心议论较多。市政协于1985年9月起，组织委员分组调查考察了市场副食品、原材料和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及市场，委员提出的加强市场物价的检察控制、对个体户加强管理和引导、发挥国营商业平抑物价等意见，大部分经市政府采纳实施。为了搞活大中型企业，市政协在1985年组织委员深入轻工系统3个工业公司和10多家企业调查，向市政府提出报告。为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市政协在1986年和1987年组织经济、金融界委员和有关人士考察和研讨，提出了发挥银行集聚、融通资金的作用，改革条条管理的金融体制的专题报告和19篇论文。市政协还调查了本市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就该公司转亏为盈过程中外销品核价缺乏自主权等问题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促成有些问题得到解决，帮助该公司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市政协也经过调查考察，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如1985年组织部分委员参与制订《上海市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草案）》，组织委员对上海杂技团、上海歌剧院、青年话剧团和上海木偶剧团调查，对文艺单位体制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看法，引起宣传、文化部门的重视。1986年，文艺、新闻、出版界的委员经过调查，对国家花上千万外汇进口《四库全书》提出批评，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决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落实付印。
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内容。市区发生铁路道口火车与公共汽车相撞的重大伤亡事故后，市政协委员立即建议研制采用光、电、声及自动化的多种保护措施，市政府和上海铁路局十分重视，投资160万元，在特别繁忙的40个道口安装了自动报警信号装置。上海发生陆家嘴轮渡事故和因食不洁毛蚶导致甲肝流行事故时，市政协也及时组织委员与政府部门调查座谈，提出专业意见。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用，市政协改进了提案工作：一是把办理提案定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提案随时收集、整理、登记、编目、催办、复文以及接待委员来访、查询。二是改变原先被动接受提案的局面，主动组织、主动联系，及时转请有关部门研究处理，使提案工作真正成为委员行使民主权利和对两个文明建设献计出力的渠道。三是召开见面会、座谈会，组织委员考察现场，走访有关负责人等，帮助提案人与承办单位沟通情况，增强信任和协作。
三、积极开展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
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做海内外工商界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工作，它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面。1979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把统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上海市委统战部和统战系统各部门，从上海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十分重视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1988年之前，着重恢复和健全工商联，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恢复和发挥工商联的作用，同时调动广大统战人士的积极性，为现代化建设服务。1988年以后，进一步解放思想，追求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局面。
1.原工商业者“脱帽”“加冕”后，决心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文革”期间原工商业者普遍受到严重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了在全国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通知。1978年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代表党中央宣布进一步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政策的决定，指出党的赎买政策是有始有终的，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上海市根据中央精神，成立了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办公室，认真贯彻执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关于查抄处理。“文革”期间全市工商业者被查抄的有48000多户，涉及金额4.8亿元，到1980年6月底，已经发还4.6亿元，尚余2千万元的原因主要是本人死亡、子女配偶为遗产发生纠纷尚未取得协议，或少数人在海外尚未办妥公证手续。此外还补发被查抄的银行存款利息1.5亿元；补发被扣高薪1.6亿元；发还应领未领的定息2000余万元。加上“文革”期间被“暂列编外”，后改为退休处理的差额补发部分，总共发还原工商业者将近8亿元。
关于私房问题。全市在“文革”中被冲击的原工商业者私房共有5304户，58700平方米（居住面积），其中原属自住部分46300平方米，自住有余出租11800平方米，按统筹兼顾原则逐步归还。
关于安排使用问题。全市在企业工作的原工商业者近2万人，很多已经下放劳动，经过落实政策，恢复原工程师技术职称的201人，对非所其长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工作表现好的同职工一样受表彰。到1980年，原工商业者中就有6名成为市劳动模范，18名成为区县局先进工作者。被本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的有509人林远主编：《新时期上海统战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8—72页。。
凡年老退休者，都按照国务院规定办理。
随着新时期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党的工作重点战略的转移，1979年6月18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宣布，资本家阶级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一部分。同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1979年7月起，原工商业者在填写“现在成分”时，是干部就填“干部”，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的就填“工人”。在职的原工商业者，政治上应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安排使用；可以加入工会；其病假、医疗、退休、死亡以及其它生活福利待遇，分别按干部职工办法办理。上海市积极贯彻了这项对民族资产阶级最大的政策落实，原工商业者都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感谢党中央给他们“脱帽”、“加冕”，表示要“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
（1）工商联恢复活动吸纳新人，利用自身优势发挥了重大作用。
上海市工商联成立于1951年，在团结教育广大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
从1977年11月份起，市工商联恢复活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工商联执行委员中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改正错划右派等工作。到1986年7月，22个区县工商联全部恢复，20个局成立了工商联基层工作组。1985年8月，试点吸收新会员。1986年4月，市委统战部和工商联召开了“工商联发展新会员工作研讨会”，强化了工商联会员结构必须改革的共识，推动市区县各级工商联相继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到1989年6月，市工商联已经吸收新会员4004名，包括团体会员130名，工业企业会员724名，其它国营企业会员1386名，国集合营企业104名，集体企业1365名，三资企业81名，个体户19名，私营企业35名，个人会员87名，虽然仍以原工商业者为重要成分，但已经发展为包括各种经济成分的工商企业和团体以及工商企业经营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
工商联是全国性组织，可为上海工商业开展横向经济联合提供有利条件。上海市工商联拥有一批经营、技术、金融、贸易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上海有近百年商会的历史，历来和海外经济界、工商界交往密切，老会员中不少人的子孙和亲友在境外，通过工商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潜力很大。市工商联利用上述优势，做了许多实效明显的事情。
第一，发挥参政议政和民间商会双重职能，为经济建设献计出力。
市工商联通过双月座谈会、高层次座谈会、列席市长办公会、对口协调、专题调研等形式参与国家和上海的经济方针、政策的研究、协商和决策，并通过各级人大、政协向政府提出大量的提案、议案。所提关于完善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稳定金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设外资银行等意见建议，都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第二，利用工商联网络，举办展销会，组织会员参加，洽谈业务推销商品交流信息。如1987年的“企业会员首届名优特新产品展销会”、1988年的华东六省一市会员企业针织纺织品展销会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组织会员赴外地考察，促成横向经济联合。
第四，开展经营咨询服务、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据1981年至1983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有4123名原工商业者（大部分已退休）参加经济咨询服务，涉及项目2210个，其中能计算效益的有427项，金额达8000余万元。
第五，开展工商专业培训。1979年起为搞活经济并安排知青就业，各区工商联和民建联手陆续举办各种培训班。1981年秋季，上海工商专业进修学院成立。1983年又增设了上海工商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2）创立爱建公司，直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张亚培主编：《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52—554页。。
爱建公司的全称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创建于1979年9月，是上海广大工商界成员，在民建上海市委和市工商联推动下筹建成立的。它是统战工作与经济工作密切结合的产物，是原工商业者第一次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身份、主人翁的态度为参加祖国现代化建设而组办的第一家民间企业。
上海全面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原工商业者获得可观的经济补偿。时任上海市工商联主委的刘靖基便倡议用这笔钱办个企业，做些利国利民的事情，得到许多原工商业者的积极响应。公司确定“以爱国建设为唯一宗旨”，“公司经营业务所获得的利润，除依法缴纳国家税金外，全部作为公积金，继续用于发展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资金的利息，明年结算发付一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五年定期存款年率计算”。用保本、保息的筹款办法办公司堪称是意义深远的创举。
爱建公司的资金总额原定5000万元，贯彻自觉自愿、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因原工商业者及其亲属认款踊跃，到1984年集资总额达到5750余万元，一些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闻讯后也踊跃参加。与此同时，400多名原工商业者运用自己的技术特长、经营管理经验为创建爱建公司作出贡献，刘靖基亲自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时任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张承宗在爱建公司成立大会上指出：“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成立，是新时期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以后，上海工商界的一个实际行动。这一实际行动是革命的、爱国的，是扎扎实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
爱建公司因其特殊性，较少受到旧体制的限制，经营管理比较灵活。所办的企业初建时规模小、上马快、往往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又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因而经济效益较好。
爱建公司也为充分发挥原工商业者的才能创造了条件。他们大都具有丰富的经营能力和管理经验，不少人还掌握生产技术。落实政策后，他们精神振奋，不满足于“抱抱孙子、看看报纸”的安逸晚年生活，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身出力。爱建公司让他们“报国有门”，他们担任工厂领导或顾问，参与经营管理与技术指导。他们的市场意识很强，主张“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多我翻（指新花样、新品种）、人翻我转”的灵活经营方针，大大提高了竞争能力，提高了信誉和经营服务的成效。
1980年代初期，市爱建公司及其所属37个企业，为社会解决了7000多名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受到国务院和上海市领导的高度评价。
到1989年，爱建公司创业10年不断发展，逐步成为外向型企业，与香港工商界以及海外侨胞、华商的联系更密切，经过几次认款，来自香港和海外工商界的比例高达31.6%，有80多位认款人和三分之一的董事监事定居香港、欧洲、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爱建公司在海外树立了较高的信誉，也积极为对外开放牵线搭桥。上海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联合毛纺有限公司、闵行开发区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海环球玩具有限公司等在组建过程中，爱建公司都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并参加了部分投资。这些企业在发展中曾遇到困难，爱建公司从中协调，会同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提出意见，经政府采纳后使得企业迅速转亏为盈，并带动了其他港商来沪办企业的积极性。
爱建公司成立10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内到外地逐步发展，先后开展了基建房屋、实业投资、对外经贸、金融信托四个方面的业务，市区两级公司累计利润6100万元，全系统累计为国家上缴税金21亿元，直接间接创汇2090万美元，取得一系列丰硕的成果，走出了一条由民间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运用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对外民间渠道而创办起来的综合性、外向型企业的新路。它既是上海发展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也是开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窗口宗之琥著：《也谈爱建公司的创建》，《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9辑下册，第205—210页。。
2.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国有大中型企业，强化了上海的经济支柱
据统计，在1992年底，上海共有749家大中型企业，仅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7.2%，却占据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6.62%，销售收入的5243%，实现利税的55.46%，上交税金的66.7%。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0.71万人，占全市的78.3%，每万名职工拥有工程技术人员782人，是全市平均数的113.9%，在全国和上海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显然，做好这个领域的统战工作，不仅有利于广泛争取、吸收和团结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及其亲属，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范围的联盟，也有助于推动企业深化改革、增强企业实力。
从1989年4月到1991年1月期间，市委统战部先后召开了4次国有大型企业统战工作研讨会。起初重点放在研讨国有企业中如何搞好中共党员与民主党派、非党人士代表的合作共事关系；如何考察选拔非中共人士担任企业各级领导职务；企业党组织如何支持民主党派工作；如何做好“三胞”工作，加强海外统战工作和三资企业工作，为统一祖国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等，逐步过渡到从体制机制来探讨大型企业党委如何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如何健全工作机构配备干部，如何调动企业统战人士的积极性，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
围绕这4次大型企业统战工作研讨会的传达、研讨、总结与交流，产生了一批经验和典型，全市的企业统战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积极创造知情条件，使企业统战工作为中心任务服务。市经委和市工业党委每年组织2次形势报告会，下属工业局也纷纷效仿。不少单位邀请包括民主党派的党外人士参加党员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扩大他们知情权。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及有关知识由此得到普及，“统战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意识渐渐被基层干部群众知晓并接受。
（2）提供施展才能的天地。一是积极培养和选拔党外干部，如上海纺织局党委先后任命黄关从担任二纺机和中纺机的正职厂长，突破了当时党外干部一般只能任副职领导的惯例。黄关从不负重托，紧紧依靠企业党组织和全厂职工，大胆改革,推行全员承包责任制和科技兴厂、放开经营，使二纺机成为经济改革中的明星企业，使中纺机转亏为盈，跻身上海“十佳”。黄关从本人也成为全国著名的优秀企业家。二是适当作政治安排，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据市工业党委1992年统计，统战人士中担任全国和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118人，担任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的有12人，担任市级民主党派主委、副主委的8人，担任市政府参事的6人。还有5人担任了市级特约审计员、特约检察员等，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上海整流器厂副总工程师罗宗英，自1990年被聘为市政府参事后，连续两年成为市政协的“提案大王”。
（3）积极开展企业劳动竞赛活动。工业系统的“同舟共济”主题活动持续多年，深入基层，党外知识分子成为促进科技攻关技术进步的骨干力量。
（4）教育引导与关心照顾相结合。企业党组织对统战人士政治上关心、工作上信任、生活上照顾。在改善住房、提高待遇、评定职称等方面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在企业出台改革措施时，慎重对待统战人士的诉求，既一视同仁，坚持改革，又区别不同情况，适当照顾。
许多大中型企业领导都深切感受到统战工作确是一个法宝：工作做好了，就能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他们就可以在企业重大问题上发挥参谋作用，在科研、技术攻关上发挥主力军作用，在扩大经营渠道、开拓市场上起牵线搭桥作用，在维护企业的安定团结方面起配合作用，在廉政党风建设方面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3.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就能够释放出统一战线的巨大能量。
（1）通过政协、党派、人民团体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来出谋划策。上海的一些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和经济决策，都有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及各界代表人士、党外专家积极参与，诸如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制定，建造南浦大桥的科学论证、住房改革方案的出台等。
（2）利用社会力量办学，为经济建设培养专业人才。1980年以来，上海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共办校85所，学员75万次。声誉较高的有农工党的前进学院、九三学社的沪东科技进修学院、民建、工商联的工商学院、职教社的工商进修学校等。
（3）开展智力支边、科技扶贫，帮助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如市工商联和民建市委会从1979年到1991年为29个省市提供咨询服务和培训人才总计4000多个项目，参加智力支边服务的会员达2万多人次，实现经济效益4.9亿元。1988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集体”。
（4）适当兴办经济实体，作为对内对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窗口。各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纷纷建立经济技术咨询服务机构，逐步形成与经济部门密切联系的信息网络。
4.海外统战工作广交朋友，帮助上海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
海外统战工作涵盖了港澳台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本文仅限于叙述海外统战工作对经济工作的推动与帮助。
“左倾”思想盛行时，“海外关系”被视为“反动的政治关系”，与海外亲友通信往来被视为“里通外国”，侨务工作陷于瘫痪。拨乱反正后从1979年逐步恢复海外统战工作，到1985年期间的主要特点是：广交朋友、落实政策、穿针引线、铺路搭桥。
（1）标志性事件
1981年，港商唐翔千来沪创办上海首家沪港合资企业——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市委统战部还直接促成了闵行开发区第一家合资企业——环球玩具有限公司。
到1984年底，全市引进的48个中外合资、合作项目中，由统战对象投资或牵线促成的达16项，引进外资达1亿1千多万美元。在上海的三资企业中，约70%的项目和60%的资金是由侨胞台胞港澳同胞投资或引进的。通过投资，把他们的命运与祖国建设的成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85年以后，党中央多次指示要“大胆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上海因此加快了步伐，出现新的变化：由个人交往发展到社团之间的交往，由“等客上门”到主动“请进来，走出去”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局面。
1985年12月，上海海外联谊会成立了，这是全国第一个高层次的海内外人士联络友谊的民间组织，把海外统战联谊工作推向新阶段。下设文化体育委员会、中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和民主妇女俱乐部，并成立俱乐部，具体负责各项海外联谊活动。它一方面积极发展上海各界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外籍华裔人士的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大批会员和来自各行各业的40余名理事，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的横向联系，并通过他们结合各项业务，开展友好联谊工作。到1986年底，该会会员已经发展到500余人，并与法国上海联谊会、美国中国联谊会、澳大利亚上海联谊会、加拿大上海籍华人联谊会等建立了联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说：“在太平洋的这一边，我享受到像在耶鲁大学俱乐部享受到的欢乐友情，但‘血浓于水’，上海海外联谊会的友情比海外任何联络组织都使人感到更近、更亲、更浓！”
（2）标志性人物
上海是我国历史上对外联系最为广泛的城市，据1990年代初期不完全统计，全市有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和外籍华人亲属40万人，他们在大陆外的亲友分布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乏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如香港东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刘浩清，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荣鸿庆，董氏集团董事长董建华，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菲律宾华人实业家朱德俊、朱德康兄弟，香港半岛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翔千，香港影业大王邵逸夫等。香港居民中的“上海帮”，主要是四、五十年代从上海出去的工商界人士，他们带去了资金、设备、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他们的实力、地位和影响，对于香港从一个转口贸易港口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是香港工业的中流砥柱。对他们的工作成为上海从事海外工作的重点。由张承宗带队的上海工商界访问团于1979年3月来到香港，成为“文革”结束后全国工商界第一个出访团，轰动了香港。
同年10月，香港工商界26人回访上海，除参观、游览、了解内地情况外，还进行了贸易座谈会和18次对口业务洽谈，同时酝酿了今后两地经济界人士共同开展活动的设想，为扩大沪港两地和海外交往奠定了基础。
这次互访会活动，实际上是将统战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的开始，此后港澳同胞陆续不断来上海探亲、访友和洽谈业务，不少人在互利原则下，愿意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围绕发展沪港经济这个中心，上海方面与港澳朋友在广泛接触交往中，既看重“上海帮”，也接触了一些“广东帮”、台商和外商。到1984年底，上海已先后接待了台港澳同胞、华侨、华裔10000多人次，其中绝大多数为港澳及海外实业界、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也有原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的子女。
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香港南洋集团常务董事荣鸿庆（原上海申新九厂董事长荣宗敬之子）离开上海40年，经海联会几次邀请，终于在1991年海联会成立5周年之际来沪访问，故乡之情和浦东开发的前景，使他决定投资2500万美元，创办上海中南纺织有限公司。他的合伙人王云程受到影响，另在上海兴办了2家公司。1991年香港已故船王董浩云之子、董事集团董事长董建华偕夫人、弟妹等董氏家族一行17人，于4月访问上海。董氏集团在1989年就设立香港邮船公司驻沪办事处，并向上海江南造船厂订制多艘货轮。
原籍上海宝山县的香港著名实业家刘浩清及孔爱菊，除了在上海、深圳等地投资项目，还多次向家乡的学校、医院捐资建造图书馆、教学楼，培训中心。原籍江苏启东、出生于上海的菲律宾华人实业家朱德俊、朱德康两兄弟，1979年主动捐赠一条当时国际上比较先进的玻璃瓶生产线。香港半岛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翔千，不但在内地投资办厂，并于1989年捐资设立中国纺织大学“唐翔千教育基金会”，用于中纺大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合作，培养我国的机械设计、材料和制造三位一体的技术、科研和教学人才林远主编：《新时期上海统战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3页。。
改革开放起步之初，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重镇如全国一样，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思想领域内传统的政治观、价值观、人生观受到严重冲击，弥漫着反思、疑虑与焦灼。在这样的形势下，统一战线能否继续发挥优势来凝聚人心凝聚力量，从而最广泛地团结大多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最大考量。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出：正是拨乱反正、全面落实统战政策的工作，不但直接抚慰了受迫害群体的心灵创伤，也让广大群众看到党的实事求是好传统在回归，奠定了统一战线数量庞大的成员群体继续跟共产党走的坚实基础；正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旗帜重新高举，并通过建章立制，确立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性质与地位，增强了民主党派的信心和责任，丰富了他们发挥优势。帮助执政党坚持改革开放的渠道，政治协商制度呈现逐步完善的态势；正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作，成为统一战线内部各党派、各团体、各类组织各种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表达了各界人士迫切希望国家发愤图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强烈愿望。我们认为，抓好这三个方面重点，犹如纲举目张，既促进了上海统一战线其它方面的工作（如城市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工商界的非公经济工作、侨务和海外统战工作、对台宣传和联系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也为全国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