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推动党史研究进入新阶段。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共党史党建学升格为一级学科。2024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提供制度保障，愈发凸显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性。
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党史是党的百年实践的生动记录。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形成地、中共中央的长期驻扎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地和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可以说，上海党史也是一扇洞察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的重要窗口。新时代上海党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形成了很多研究热点。
一、渔阳里、“一大”“二大”“党的诞生地”与“四大”等党的早期发展研究
一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熊月之认为上海具有一种奇特空间和超强集聚功能，使得大批仁人志士自觉聚集到上海投身建党活动。在外接式与内嵌式两种不同国际性促进下，上海在建党方面有着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齐卫平认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两大要素合力下使得党诞生于上海这一革命圣地。苏智良主编多本专著展示了这一特性。
二是渔阳里研究。“渔阳里街区”包括老渔阳里——南昌路100弄2号和新渔阳里——淮海中路567弄6号，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创建时期的重要活动场所。然而，老渔阳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鲜有人了解其在党的创建史上重要意义。新时代以来，老渔阳里重新焕发光彩。2017年至今，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研究专业委员会连续举办多届“渔阳里文化论坛”，为党的创建史与渔阳里研究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渔阳里研究”对于“我们从哪里来”拓展了全新的视角。渔阳里专委会主任李瑊有多部研究著述和多篇论文，获2023年上海社科奖。关于发现渔阳里，李瑊、忻平、杨阳等就这一曲折过程有较为详细论述。有关党的发起初建，张云认为渔阳里曾处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舞台中心，承担起党的创建活动的时代使命，杨宏雨、郭晨璐提出，这里是党的发源地和青年团诞生地，是革命先驱们筑梦启航的原点。
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认为宣讲陈望道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高明新发现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首版本。
三是“一大”研究。中共一大开天辟地，正式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尚存争论。在参会人数上，有学者认为各地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一大。金冲及提出包惠僧本人并非“一大”代表，代表人数实为12人。关于闭幕时间，有人认为在8月2日闭幕；沈建中认为因8月1日下雨，“一大”赶在了8月1日下午台风前闭幕；陈水林认为8月3日是中共一大闭幕日期；邵雍认为8月2日到5日开会不现实，8月1日续会说更为合理。
四是“二大”研究。2022年中共二大百年之际研究达到高潮。邵维正认为中共二大在建党伟业中具有“五个首次”的贡献。叶笃初认为二大党章凸显了正确理念和切实可行措施。陈自才提出二大宣言就是党纲。周晓辉认为，二大党章是在删减和压缩俄共八大党章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学者们从百年党章发展，多角度解读了党章作为“中国之治”基础规范的主题与变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党的纪律建设、民主集中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等，拓宽了党章研究的纵向和横向视野。2024年1月《中国共产党章程》研究中心在上海成立。“二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李绍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二大”。丁晓强、王连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发展的三重逻辑。2012、2017、2022年上海分别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徐光寿提出历经“两年三会”完成建党伟业。
五是“四大”研究。过往研究多集中于“四大”主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新时代有了新认识，以中共四大纪念馆为代表出现一批新成果。经多年研究，四大纪念馆提出了中共四大是党的“支部建设历史起点”这一观点。最醒目的成果是查实了“四大”唯一一位无相片代表阮章的身份。纪检监察方面，王佩军等认为“四大”延续了“二大”以来的党内纪律检查与监督，纪检监察制度是重点。群众路线方面，李忠杰指出这是中共四大富有特色的建树。2015年纪念中共四大召开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中共四大纪念馆、虹口区委党校等编著的《中共四大史》即将出版。
二、伟大建党精神研究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后，学界掀起了研究热潮。2019年，中宣部委托上海学者承担重大研究课题“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党实践”，历时两年完成上报。2021年后上海学者相继获得三项相关国家重大课题（陈挥“伟大建党精神及其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关系研究”、忻平“伟大建党精神研究”、曾峻“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精神建设规律研究”）。市教卫党委成立“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10所高校设分中心；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市委党史研究室成立“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
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为上海党的诞生地研究开辟新视角。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耿磊认为随党诞生，伟大建党精神随之孕育形成；张士海认为创党之初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果，伟大建党精神在历史镜鉴中升华形成；忻平、韦博认为理论基础、阶级基础、国际联系、国情基础四大要素在建党过程四个节点中逐步凸显，伟大建党精神也逐渐形成为党的精神标识。
关于精神谱系，陈晋最先提出“精神谱系”概念并进行论证，张明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母体机制”，赵凤欣分析系列革命精神依据不同的时代任务呈现出不同的具体样态。忻平、陈铿认为精神谱系形成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内在联系。
关于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李征、刘建军提出教育引导机制要将伟大建党精神“是什么”“为何来”“如何来”“怎么样”的问题吸纳为教育内容。
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的内涵，贾彦提出上海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上海文化滋养了伟大建党精神，在此过程中上海也不断传承和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梅丽红认为上海创党过程中所蕴含的敢为人先、追求真理、甘于奉献、严明纪律的精神内涵，是上海百年历史进程的血脉根基，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动力之源。
三、中共中央在上海研究
从1921到1933年的12年间，中共中央长期驻扎在上海指挥全国革命。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设立“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专题教室”。华东师大与浦东干部学院合编“中共中央在上海系列丛书”15本。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修订2006年版《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用翔实可靠史实叙述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主要活动，《荆火：1933—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研究》根据新史料进行历史还原。2023年曹文泽领衔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共中央在上海历史研究(1921—1933)”。
2022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十二年”学术研讨会在浦东干部学院召开。李忠杰指出，这12年是党在探索中成长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为百年奋斗开辟道路和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总结了党在这时期12个伟大成就：完成了建党过程、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雏形、确立了党的建设基本框架路径和规则、领导和推进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浪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确定并加强了红军建设、领导和推动了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步规划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雏形、领导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开辟了党的地下活动和隐蔽战线工作、组织开展左翼文化运动。
徐建刚认为，要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把握党在上海产生和中央在上海12年必然性。忻平提出，此与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和与上海作为当时工人阶级中心、文化中心、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经济金融中心等因素密切相关。杨凤城认为这一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典运用引用具有两重性：既有明显教条主义特征，也拓展了对马列主义原理尤其是列宁主义的认知范围，为未来清除党内教条主义铺垫了道路。
忻平、张仰亮认为中共中央长期驻上海是“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合力，因革命主题转换，国民党及租界迫害加剧，诸有利因素逐渐消解，导致中央迁离上海。姜楠、忻平统计了中共中央4次驻扎在上海的总时长计126个月左右，论析了变化原因。王新生探讨上海与中央苏区建立秘密交通线及贡献。钟长洲分析了九月来信的背景。苏智良、方奇系统梳理了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工作。万立明探讨了特科第四科的历史作用。杨阳、刘越讨论了中央军委驻沪期间指导各地武装斗争与军队建设的工作。
四、新四军与上海研究
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方新四军对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是研究“新四军与上海”主力。2021年习近平给研究会回信，希望老同志们“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新四军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一是出现大量新成果。从2012年起，每年出版《新四军研究》。2013年起出版《新四军与上海》（第1辑到第3辑）、2016年出版《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全书》、2021年推出《新四军与上海》（第4辑）、《新四军研究》（第11辑）等。
二是围绕上海是新四军组建孕育之地、支援新四军的重要基地。研究会先后召开了5届“新四军与上海”研讨会。朱文泉总结上海人民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重大贡献“五地说”。陈彩琴论述上海与新四军相互支持关系。邵雍指出上海人民的支援是新四军越战越强的主要因素之一。韩洪泉认为上海的国际性和文化中心的地位的支援，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
三是铁军精神研究。张云、刘苏闽、曹宁、戴锐等分别从新四军铁军精神与上海城市文明、伟大建党精神蕴育新四军铁军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在盐城时期的主要特征及历史作用等方面对铁军精神进行了新的论述。
五、抗日战争与上海研究
上海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8月成立的张云为会长的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是研究中坚力量。
一是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2022年老一辈学者龚古今、唐培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出版。余子道主编的《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相继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10卷本）《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抗战名人在上海纪念地》《上海抗战论著目录》等。余子道领衔的《上海抗日战争全史》及由苏智良领衔的《上海抗日战争志》即将面世。
二是两次淞沪战役研究。出版《淞沪抗战史料丛书》（5编共66本）、《上海抗战研究》《当代学者论淞沪抗战》（三卷本）、《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三卷本）。洪小夏研究国民党敌后抗战衰落和失败的原因。
三是上海是抗日救亡发起地和中心。韩洪泉述论了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出1931年至1937年三次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都是由上海发起或以上海为中心开展的，“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期中心”。
四是史料汇集与发现。《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杨奎松主编的《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中国社科院牵头创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涵盖大量上海抗战史料。忻平、张智慧、吕佳航根据新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第一手档案，首次发现和研究了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对旅居上海的欧美侨民赔偿问题。
五是研究视角扩展。除以往芜湖米市研究、战时上海新闻史研究，学界也关注战时上海社会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王小平研究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善后工作。苏智良指出1937年法国神父饶家驹建立的上海南市难民区，使30万上海难民避免了被日军屠杀的厄运。张云将上海抗战置入海派文化视阈下考察。张鼎以社会史的视野考察了中共领导的上海民间难童救济机构。经先静研究了战争时期上海女工的日常生活。
六、上海解放与接管研究
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和接管关乎新政权巩固成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心议题是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毛泽东曾说，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他先后发了19封电报指导上海解放、接管和改造。2019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学界推出了不少新成果。
一是上海解放。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1949上海解放日志》《上海相册：70年70个瞬间》《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等书。刘统、张皓、马建萍对上海战役进行研究。甘伟忠研究了党在1946年摊贩事件中所起作用。衣慎思考察了抗战胜利后中共上海起义计划与取消原因。
二是解放上海前党的秘密调查。1949年毛泽东作出“完整保全上海”决策，中央社会调查部和华东局社会部请上海党组织对上海做了全面秘密调查，编印百万字多本内部书。上海解放迅速高效与此有关。201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浴火新生——庆祝上海解放七十周年馆藏文献展”，展示了部分内容。其中有中央调查部《上海概况》、华东局社会部《上海调查资料》、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城市常识》《淮海战役》《渡江一日》等文献。
三是接管上海。2019年马学强、朱亦锋《从工部局大楼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大厦：一幢大楼与一座城市的变迁》出版。被毛泽东称之为两次“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的上海银元之战和“两白一黑”之战有了新研究。张晓俊认为解放上海前，中央在入城政策、组织机构、物资货币、接管干部等方面的充分准备，对恢复生产、促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关于国旗、国歌研究。朱彦、闫树军考证了曾联松是国旗设计者和上海是国旗设计诞生地的历程。吴海勇《起来——<风云儿女>电影摄制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程纪实》，用生动的笔法揭示了国歌历史。
七、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研究
作为经济中心，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与否关乎全国。一是公私合营研究。学者们重视1956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关注微观个案研究。赵晋以刘鸿生家族上海章华毛纺公司为个案，提出私营工商业本质决定了最终必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姬凌辉认为上海安裕钱庄在新中国后迅速消亡，体现了“大时代”与“小历史”的变奏。赵爽以大中华橡胶厂案例，认为和平赎买理论有助于上海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
二是上海各阶层人员改造。江文君认为上海中产阶级积极配合改造原因有自发也有传统思想延续。龙伟认为加强私营报业党的领导是通过整党建党运动进行的。刘亚娟以时任上海《大公报》副主编党员李纯青为例，探讨党员在私营报业改造中的作用。
三是上海的改造与重建。杨丽萍论析了党对上海的认识及在接管上海后付诸实践，认为形成了全新的城市管理框架和制度。杨丽萍、安俭认为通过阶段性政治运动和构建党群联系渠道、完善信访制度等措施，形成了防范、治理和追责三位一体的反官僚主义模式。
八、社会主义建设研究
一是“十县入沪”后的上海卫星城与城市结构调整及社会转型。“十县入沪”后促进了上海城市和经济结构调整。黄坚分析上海“高精尖”方针的提出，认为其为上海建成先进工业和科技基地打下坚实基础。吴静专著聚焦于上海卫星城规划和史料整理研究。赵凤欣、李如瓛划分了上海卫星城建设的发展阶段、类型与特征。包树芳、忻平、陶雪松认为上海卫星城成功形成南方重工业基地与国家支持和上海努力有关。这是上海百年发展第二个关键时期，要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战略下去认识。贾彦认为1949—1978年上海工业形成了中心城区工业点和工业街坊、近郊工业区、远郊卫星城三个工业圈层。忻平、吴静、陶雪松、丰箫论述了上海城市建设与工业结构布局带来的社会生活、人口结构变化。闫艺平研究了上海卫星城工业三废污染对农副业的赔偿情况。
二是小三线研究。徐有威主编《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第一辑8卷）《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7辑）《三线建设研究四十讲》；参与《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上海小三线建设在安徽口述实录》等。李云、杨帅、徐有威认为小三线建设给当地留下了宝贵的国有资产和设备，为后续发展作出较大贡献。
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社会治理和社会文化的宏观研究。代表性著作是：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研究》《上海文化建设1949—1966》等。张济顺提出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必须克服碎片化的倾向，防止跌入“集权主义论”误区，需要对以后史料重新发掘解读。张励研究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再造。孙晓忠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文化改造充分展现了灵活性和主动性。
九、上海红色文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最鲜亮的底色。党长期奋斗实践所孕育的红色文化也在上海形成和发展为宝贵财富。2016年上海全面启动“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2019年成立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2022年3月上海市政府公布《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包括红色文化资源612处。
对上海红色文化的起源，王元提出上海敢为人先的源头性、开放包容的都市性以及融通中外的国际性孕育了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特性。对上海红色文化的载体，褚劲风等认为，上海不同历史阶段红色建筑与红色文化资源共同形成了城市红色文化品牌鲜明的特色。对上海红色文化的影响，孔亮、高福进提出对上海市民的思想文化修养和上海向外展现的城市风貌有巨大影响。对上海红色文化的传承，张磊提出要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加强红色文化统筹。
十、上海改革开放与浦东开发开放研究
2019年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肯定浦东开发开放30年走的是一条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之路、面向世界、扩大开放之路，打破常规、创新突破之路。浦东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发展，成为上海党史学界研究热点。
一是上海改革开放的地位。《中国道路：上海实践》研究了上海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周振华以重大问题为主线，阐述上海发展目标、思路、路径选择与经验。严杉初通过上海七个五年规划，研究了上海确立发展主线推动改革发展的五个历史启示。
二是浦东开发开放总体性研究。景亚南汇集研究资料7000余条。《浦东开发开放30年大事记1990—2020》记述了浦东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大事要事。《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上、下）》《奇迹：浦东早期开发亲历者说》再现了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标志性事件始末。
三是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与实践研究。张东保梳理了浦东先行先试战略实践和经验。沈开艳分析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核心特征，提出新常态下的新定位。沈开艳、周小平聚焦浦东开发开放与国家战略和新一轮改革开放研究。
作者忻平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钱浩予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姜楠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原标题为：《新时代上海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4年第1期，本文为部分节选，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