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从热血文人到革命战士

今年是龙华英烈胡也频诞辰121周年。这位十足“绅士式”的文人，既是女作家丁玲的丈夫，更是一位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在此，让我们回顾他那短暂而恢宏的一生，深情缅怀这位文学家和革命战士。

胡也频（1903—1931），福建福州人。早年任《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报》和《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编辑。1928年创办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等。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执行委员、工农兵通讯委员会主席，并代表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在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出版《红黑》月刊的热血青年

1928年，胡也频、丁玲和他们的好友沈从文在上海撰文为生，但微薄的稿酬常让他们入不敷出，有时窘迫到需举债度日。三人便想仿效当时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这时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答应帮他们转借1000元，每月3分利，这样办出版社的资金问题就得以解决。丁玲对办出版社，虽认为是好事，可不赞成举债来办。胡也频却不以为然，觉得拥有自己的出版社不求赚钱，只希望能出版一些好的作品。好友沈从文、郑振铎等人也纷纷赞成。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拿借来的钱在萨坡赛路204号（现为淡水路268弄8号）租了房子。楼上作为他们住所和创作空间，楼下做出版社。小小的出版社，主编杂志《红黑》月刊、《人间月刊》，出版“红黑丛书”“第二百零四号丛书”等。

《红黑》月刊封面

他们对待《红黑》月刊和红黑出版社，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胡也频出力最多，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几乎全是他。他还送稿，算账，购买纸张、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沈从文和丁玲负责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或者寄往外埠。

胡也频同时也撰写许多文章，在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方面愈发成熟，他认为艺术是对人生的表现，为底层苦难的群众发声是文艺存在的意义。因此，他在《红黑》第三期《卷首题辞》写道：

“如同凶猛的海水击着礁石，强硬地，坚实地生出回响的声音，这是人间苦的全人性活动的反映，也正是一切文艺产生的动力。

为一个可悲的命运，为一种不幸的生存，为一点渺小的愿望而奋力争斗，这是文艺的真意义。

……

要创作，必须深入地知道人间苦，从这苦味生活中训练创作的力。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出版事业遇到书店压货款、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早知道在上海这刊物不能赚什么钱；也知道外埠书业的积习，对于用一点点钱来办一个刊物，是一种纯粹冒险的举动。《人间月刊》出到第4期就停止了，《红黑》月刊出到第8期也不得不结束了。短短的8期《红黑》月刊收录了45篇文章，凝结着胡也频等3个编辑、出版发行人的心血。其中胡也频以编者、也频、沉默、白丁等署名发表的作品有19篇之多。在这小小的出版园地里，他辛勤耕耘，播种下自己的一篇篇文学的种子。胡也频在此发表作品展现了他对于创作的热情和认真，也展现出他与时代和社会的对话与呼应。

发生革命转向的作家、老师

1928到1929年，胡也频在阅读大量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等书后，对革命逐渐有了了解，明确了文学为革命服务的宗旨。他的诗歌、小说的写作，都出现了明显的风格转变。这种转变鲜明地体现在胡也频于《红黑》月刊连载的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到M城去》）上。正如胡也频在《到莫斯科去》的序文中强调：创作应“抓住这斗争底时代的现实”“深入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

《到莫斯去》初版封面

该篇小说着力塑造一位美丽且热爱文学的新时代女青年素裳，她厌倦了安逸富足的生活，渴望投身革命去寻找自己的价值。直到遇见了共产党员洵白，她的人生开始出现转折。素裳被洵白的气质所吸引，她对洵白的爱就是她对新生活渴望的一个体现，她和洵白之间的爱情无不穿插着革命的火。“在她的许多想象中，看见自己穿着平民衣服，杂在工农民众的游行队伍中间，拿着旗子，喊着，歌唱着，和他们一起，向人生的光明前进！”

这部小说以“革命+爱情”的模式撰写，在那个新旧思想交替动荡的时代，儿女情长早已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小说实现了艺术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字里行间无不透漏着作者胡也频的思想转变，以至后来在山东济南教书期间，胡也频也屡次向学生提及。

1930年2月，胡也频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看着古朴的校园和生龙活虎的学生，他有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一天中午，教务主任向学生们介绍胡也频，只见他穿着一身旧灰哔叽西装走向讲台，声音宏亮，毫不隐瞒自己的思想，略带鼓动性地在课堂上宣传普罗文学。根据胡也频的学生峰毅（又名冯仙舟）在《丁玲胡也频在济南》中回忆：“胡也频从五四运动讲起一直讲到普罗文学，并且慷慨激昂地宣传道：‘普罗文学在历史的进展中，一定会把握着胜利。’”胡也频凭借知识渊博、观点新颖、旁征博引，几堂课下来就给省立高中的学生们一个极好的印象。胡也频讲课很特别，没有课本，也没有讲义，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讲的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生们感到很新鲜，又因为讲的内容，是当时统治阶级所不允许的，讲课方式也不是填鸭式地一味灌输，而是随时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他们辩证地看问题，敢于提出质疑。他对学生非常和善，课余不时来到他们中说笑闲谈，并且他住的屋子，学生们也可以随便出入。很快，这位年轻的胡老师便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拥戴，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旧照

胡也频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他在济南简直不是在教书，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搞革命实践。胡也频根据自身的文学创作经历，来讲文学的发展，他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说道：“我以前也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信仰者。我以前的著作没有一本能使自己满意。比较着，就是我最近出版的那本《到莫斯科去》，和不久要更努力去写《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比较能够代表自己现在的思想……”

“他的死会是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

1931年2月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内，看守长站在第1弄男牢（时称天字号监）铁门外，拿了一本簿子，点一个名字，用电筒在一个被关押的犯人的脸上照一下。

被关在1弄10号的胡也频刚睡下去不久，突然听到弄堂里一阵皮鞋声，他所在监室里的一个同志，从铺上跳起来，扑到木栅和“水饭洞”旁，瞧了瞧说：“不对……来了！来了！……还带着枪。”只见月色朦胧下，许多宪兵先后在各号子里挨次提人。不一会，那一伙人来到10号，阴沉着脸的看守长喊了：

“胡也频！出来……”

胡也频穿好衣服，拖着脚镣缓慢地走出监室，狱友们纷纷和他握手、拥抱。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监狱。监狱走廊里，一个声音打破了镣铐声问道：“喂！这样晚了，还喊我们起来做什么？”

看守长诡骗道：“因为南京已造好了大牢，现在要趁最后一班车，把你们运送到南京去。”

胡也频和其他同志将信将疑地被押出去后，国民党一个连宪兵将刚才念到名字的年轻人押到警备司令部二楼的临时法庭上。

昏黄灯光下，上面高椅上坐着面目狰狞的法官、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清党委员等人。旁边两个法警拿了执行书，看看照片，对验每一个同志的脸，并要他们按指印。开始一二个同志认为这是押解自己去南京的公文，没有细看就按了。第三个轮到柔石，他在按手印时看清楚了，只见上面写着“验明正身，立即绑赴刑场枪决”几个字。柔石将执行书一推，对背后的人说：“同志们！这是执行枪决书啊！我们不按！”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法庭上一阵大乱，同志们有的打破玻璃窗，有的拿起凳子向法庭上丢过去，几个法官急急忙忙吩咐宪兵连长：“立即拖出去执行！”接着都惊慌地躲到后面去了。

宪兵们粗暴地把胡也频等人硬生生地拖下楼梯。同志们被拖下去时，身上都已被宪兵殴打得遍体鳞伤。刽子手们将革命者拖到龙华警备司令部旁边制造局的大烟囱下枪杀了。胡也频等人以自己勇敢的心坚守着革命信仰，他们在白色恐怖中同敌人英勇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为了理想，他们用年轻的生命筑起明天的希望。

胡也频牺牲后，他的好友郑振铎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凡是认识也频的人，没有一个曾会想到他的死会是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季羡林作为胡也频在济南教过的学生，称他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胡也频身上所具有的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使他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文艺的花是带血的”这一主题。如此血荐轩辕，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的烈士，值得后来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