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窝端！解放初，上海破获系列敌特案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10周年。4月15日，迎来了第9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10周年”，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国家安全方面的挑战一直存在。以上海为例，解放初期的上海面临众多困难，渗透在上海各个角落的间谍网络就是其中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严重的敌情对城市治安造成很大威胁……

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解放前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主要基地。国民党为了维护反动统治，竭力强化特务机构，在上海建立间谍、特务机构40多个，另有由其控制的大小外围组织近百个。解放前夕，间谍网络渗透上海各个角落，还有许多地方上和外来的匪顽，严重的敌情对城市治安造成很大威胁。为了有效打击隐藏在上海的敌特，上海解放后唐连勋（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和他的战友们参加了群众性的反特斗争，破获了许多大案要案。

1950年6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正式成立社会处。该处成立时有126人，唐连勋在情报科工作。

6月初，社会处破获国民党“无锡独立团”案。14日，社会处又破获国民党一批“保密局”潜伏组、台案（分别是指人员和通信设备）。这次破案中，厉培明立了大功，他原是国民党保密局杭州支台中校台长，因为他提供的情报，经侦察共破获国民党6个潜伏组、台，又说服部分漏网人员自首。

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根据潘汉年副市长的指示和对敌斗争的需要，经过研究，决定将控制条件较好的“特3组”“特8组”两个台，分别于6月16日、21日予以逆用，以及时了解敌特机关对我战略意图，这样既掌握了敌人动向，又利于发掘敌特线索。

上海刚解放不久，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的11个情报组、台，就有10个被破获，唯缺毛人凤亲自布置的间谍一组、台。公安局副局长扬帆要求尽快破获。侦察组长朱德明率唐连勋等人迅速展开对间谍一组的追踪。

厉培明的情报显示：“保密局潜沪间谍一组，建立于1948年底。组长叶某，报务员李徵，两人为夫妻关系。李是军统老电讯人员。叶通过李的关系参加军统。电台设在开森路(今武康路)、愚园路两个地点。叶某常州人，曾为伪救济总署上海分处在沪西某公路七号洋桥附近所办的某小学执教。”但经过数月侦查，叶某、李徵踪迹全无。

根据厉培明进一步回忆：1948年11月，他被调任“保密局”杭州支台台长，布置工作已由“保密局”四处李侍育负责办理。在他即将离开“保密局”四处前，似曾听人说，李徵丈夫服务的小学，是在“保密局”四处处长杨震裔的老家附近；并建议说，杨震裔老家就在上海附近，“军统”有些特工是知道的，只要通过他们获悉杨震裔老家具体地址，就可以查到这个学校了，找到学校再查叶某的行踪就容易了。这时，对间谍一组久侦未破非常关心的扬帆副局长召集有关侦察干部一起研究，并传达了公安部关于抓紧侦破国民党特务组台的指示，指出前一段工作大家是努力的，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线索，要求继续抓紧侦查，尽快查明破案。一声令下，侦察员们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

1950年1月4日，朱德明、唐连勋等侦察员分头通过有关方面寻找熟悉杨震裔情况的“军统”老电信人员，很快找到了原上海第三无线电学校出身的案犯胡文建、张志鸿，他们都知道杨震裔的老家，是在上海附近的曹行镇。

曹行镇当时属江苏省松江管辖。1月5日，朱德明、唐连勋访问当地政府、教育局和有关部门得知，该镇没有小学，空手而归。翌日，朱德明又和技术研究组的副组长葛尚丰，身着解放军军装，再次驱车去曹行镇实地调查。据当地农民反映，解放前在曹行镇附近的金家塘原有一所鸿英小学，原鸿英小学的校长叫叶英，还有个教师李某，与叶是夫妻。学校关闭后，叶、李夫妇已不知去向。经进一步了解，有人曾在徐家汇看见过叶英，但住址不详。

从初步查明的情况看，鸿英小学的叶、李夫妇可能是潜伏特务。侦察员们很是高兴，大家信心倍增，经过研究决定：挥师徐家汇，普查徐家汇地区各派出所户口；指派认识李徵的起义人员在徐家汇一带巡逻搜索。

1月7日，葛尚丰、朱德明、唐连勋等人去徐家汇公安分局天平路派出所，细心翻阅了全所所有户口册，终于发现在一本户口册的一页上赫然写着：“华山路1101弄余庆坊21号，户长叶英，常州人，原鸿英小学校长，妻子李素珍。”虽然李徵的名字与厉培明提供的情况略有出入，但主要情况基本相符，初步认定他们就是要查找的特务分子。

当时上海面临敌情极为严重，敌机不时空袭。为了及时打击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扬帆副局长决定立即收网。

1950年1月10日下午6时，侦察科长钱明率领破案小组出发了。抵达目的地点后，为防止罪犯逃跑，周围布置了警戒控制。侦察员化装成邮递员，以送信为名，敲开了21号门，钱明、朱德明两人立即冲上二楼，将李徵捕获。今现场讯问，李徵供认自己是“保密局”潜伏特务，其丈夫叶英也是潜伏特务，1950年1月3日考入华东粮政学校，并在该校住宿。侦察员们随即去华东粮校将叶犯逮捕。当时李还交待，李原名李增（原线索“徵”字有误），解放后害怕人民政府发现，已将电台及附件砸毁，密码本14册亦已烧毁，其他零件砸坏后丢入晒台夹弄，毁弃在一条阴沟方棚里。经搜查，缴获CMS小型收发报机机壳一只，电台真空管两只，特务经费黄金6两，人民币40万元（旧币），都被丢弃在阴沟方棚的一个角落。次日又在21号晒台夹弄，找到一批砸坏的收发报机零件，证明李增的供述。至此，“保密局”布建在上海的11个潜伏台组全部歼灭。

1951年1月5日，上海开展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关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规定从1月10日起在全市进行登记工作。到8月底基本结束，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26896名。

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的综合报告上批示：“你们准备在一月份中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有力打击，望你们对此进行周密的侦察布置。布置好了，同时动作，做一次准确的逮捕……”

唐连勋、陈冲、冯一等情报人员立即翻查有关敌特档案。很快社会处侦察人员就再立新功，破获了敌保密局“沪区情报站”案，捕获留用警察唐俊杰、冯守俊、梁健3名罪犯。

唐俊杰、冯守俊、梁健3名罪犯解放前都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任职。唐俊杰是军统谍报人员，历任国民党少将参谋、国民党提篮桥分局刑事巡官等职，多次残害革命学生，曾伙同国民党警备部逮捕复旦大学革命学生30多人。上海解放后，依照我们对敌伪人员的政策，将他留用改造，希望他悔悟自新，立功自赎，市公安局还把他调到专业学校学习。但唐俊杰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在学习期间继续进行阴谋活动，对黄应龙（国民党提篮桥分局局长，解放后曾送改造）秘密逃往台湾知情不报。唐俊杰学习期满后，被派到嵩山分局任司法股股员，在任职期间，他肆意挥霍，敛财聚赌，1950年4月受到开除处分。同年10月，唐俊杰接到刘焕宝的来信，要他投靠台湾黄应龙。刘焕宝也曾是国民党警察局警士，解放后曾被录用，后因横行不法被开除，逃到了香港。刘焕宝在信中还说黄应龙在为台湾效力。唐俊杰于是决定再度投靠国民党。1950年11月间，唐俊杰偷偷去了香港，面见黄应龙，黄应龙要他在大陆打入中共机关内部收集各种情报，并以在港沪之间跑单帮为掩护，将情报送到香港再转入台湾，还命令其物色“可靠的同事、同学”，发展间谍组织，进行破坏活动。

唐俊杰接受黄应龙的指令后，于1951年1月5日从香港动身，9日返回上海。当时正值上海进行反动党团及特工人员登记工作，唐俊杰于5月14日即开始阴谋活动，先后吸收冯守俊、梁健两人参加其“沪区情报站”，自任站长。

唐连勋、冯一等侦察人员经进一步翻查敌特档案，了解到冯守俊、梁健的恶行。

冯守俊同样是军统谍报人员，先后在戴笠的兰州训练班第六期、美蒋谍报机关中美合作所刑事警官班第二期接受特工训练，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提篮桥分局巡官，一贯对人民敲诈勒索。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留用人员采取教育改造方针，令其到专业学校进行短期学习，之后派到新市街分局军工路派出所任股员。梁健是黄应龙旧部，1942年起进入国民党警察局任交通警察。解放后被留用改造学习，1950年2月派到水上分局当便衣警察。这两人都顽固坚持过去的反动立场，在登记自己身份后又去参加敌特组织。

唐俊杰、冯守俊、梁健还订立所谓同盟誓言，要求“谁泄露秘密，绝子绝孙，被捕服毒自杀”。他们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秘密收集公安机关股长以上的人员名单，准备送到香港。冯守俊还收集各个机关的内部资料情报，向唐俊杰保证将搜集到的情报资料立即送到他的手上，并表示要协助他发展特工人员。

1951年1月20日，唐俊杰让妻子用数两假黄金冒充纯金去抵押，骗去某妇女人民币400万元（旧币），作为间谍活动经费。唐俊杰等人的罪恶活动被上海公安侦察人员掌握，在大量事实面前，这些罪犯无法抵赖，只能束手就擒。所谓的“沪区情报站”终告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