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沪领导机构对陕西省的工作指导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与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联络各根据地党的组织和红军，指导红军开展游击战，创建苏区。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出张秀山、谢子长、阎红彦、贾拓夫、张德生等同志赴上海或受训，或汇报工作，建立起上海与陕西之间的工作联系。

“临时中央”指示：成立西北第一支红军

1932年3月20日，陕西省委欲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向临时中央申请番号。4月20日，临时中央同意陕西省委创建红军，授予陕甘游击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番号，并作出相关决议。关于游击队行动方向问题，临时中央否定了陕西省委的计划，指出：“夺取大城市，截断渭河交通，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和游击队所能胜任的，应将游击队活动的正宁、旬邑、耀县等地发展为根据地，然后再向泾渭扩大。”

陕西省委接受了临时中央这一指示，并作出《关于创造陕甘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三大任务。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32年6月26日，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以及满洲五省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代表陕西省出席。北方会议通过了《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和《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会议将创建陕甘边苏区和建立红二十六军作为北方党组织的“第一项基本任务”。

北方会议之后1个月零4天，临时中央于8月1日向陕西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坚决执行北方会议精神，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成立红军一个团。指示信要求省委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要求陕西省委重视甘肃党的工作，负责建立甘肃省委，组织领导兵变，配合农民斗争，建立陕甘边苏区。信中派孟坚（孟用潜，化名曹长清）担任陕西省委书记，李艮、王松年为常委，杜衡负责陕甘游击队，任红二十六军政委。8月25日，新任省委书记孟坚到陕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八一指示信”，正式改组了省委。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县马栏镇转角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创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为中国革命后来在西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秀山上海受训西北红军走上“井冈山道路”

临时中央继北方会议之后，又于1932年7月举办游击战短期训练班，目的是为北方五省培训骨干。中共陕西省委派张秀山参加。张秀山领导过“靖远兵变”，军事经验丰富。

受训人员首先阅读北方会议通过的文件。同时，中央局还向受训人员介绍中央苏区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经验。毛泽东、朱德在湘赣及赣南闽西地区建立了工农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以及策略、战术和政策。

张秀山

上海受训之前，张秀山和他的战友们在西北地区主要搞“兵变”，即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士兵运动，然而这些兵变大多以失败告终。上海受训使张秀山认识到：西北革命只有走毛泽东、朱德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才能取得胜利。受训结束后，他回到西安，向省委做了汇报，并提出到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工作的请求。1932年11月，获省委批准。

红二十六军成立之后，张秀山任红二团第一连连长。当时红二十六军只有这一个团，全团200多人，战斗部队只有两个连，无营级编制，连长是这支红军队伍中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后来，张秀山先后担任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兼红四团政委、陕甘边特委书记，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

谢子长、阎红彦遭诬陷上海“受训”还公道

红二十六军是西北地区第一支红军队伍。然而，在任命红二团领导班子过程中，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将陕甘游击队三个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排除在外，任命王世泰为团长。王世泰当即表示：“我干不了这个团长。在军阀部队里，我最多当过班长，打仗冲锋行，指挥不行！老刘、老谢一定要留下！”张秀山支持王世泰的意见，对杜衡说：“我们虽然在军阀部队中干过，但都没有组织打仗的经验。这支队伍是老刘、老谢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都送走！”杜衡害怕军心不稳，最后把刘志丹留了下来，给了个政治处长的职位，谢子长、阎红彦则以赴上海“受训”的名义，被强行赶走。

1933年春，谢子长、阎红彦到了上海。他们首先向上海临时中央汇报陕甘游击队的情况。不料，党组织交给他们一份陕西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陕甘游击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在干部问题上不执行省委决定，搞封建集团。显然，这是杜衡“恶人先告状”，谢子长和阎红彦不服，他们认为陕甘游击队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中有缺点，发动群众、根据地的工作做得不够，有单纯的军事观点，这些属于经验不足，不构成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的罪名。

谢子长（图左）、阎红彦（图右）

经过审查，上级澄清了是非，撤销了对他们的处分，安排谢、阎二人一边系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一边帮助中央做秘密工作。

过了些时日，中央局有关同志找谢子长、阎红彦谈话，就他们的工作安排征求意见。中央局决定派谢子长到中央苏区去，那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即将开始，急需军事干部。谢子长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到中央苏区工作，首先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风土人情、地理环境都不熟悉，恐难以胜任。中央欲分配阎红彦在上海特科工作。阎红彦以同样理由婉拒，他说，自己是陕北人，仅说话口音这一条就容易引起怀疑，不适合在上海搞秘密工作。恰逢陕北特委驻北京特派员赵通儒和在北方局工作的陕北人乔国祯联名向上海中央局写信，希望谢子长、阎红彦两位同志回北方工作。上海中央局同意。

谢子长、阎红彦回到北平，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他们到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中工作。同盟军失败后，1933年年底，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担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领导游击战争，谢子长又开始和老战友刘志丹并肩战斗，并创建了红二十七军，西北革命迎来了大发展。不幸的是，谢子长1935年2月因战伤不治身亡。阎红彦则被派到河北省委军委工作，1935年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带回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使中共和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为中国革命立下了特殊功劳。

陕西省委被破坏贾拓夫紧急赴上海

1933年7月，杜衡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逃出虎口的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贾拓夫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贾拓夫此次上海之行有两大功劳，一是于1933年11月13日和25日先后向党中央写下了《红二十六军及南下情况的报告》和《陕西工作报告》，为中央了解红二十六军活动以及陕西党组织开展的各项斗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二是随临时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这就无意中给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提供了一名“向导”。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贾拓夫是唯一参加长征全程的陕北老同志。他为中央红军最终选择陕北作为落脚点，起到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上海中央局“信使”红四方面军联系人

1933年1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刘顺元到陕西解决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六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因陕西省委被破坏，刘顺元来到陕南。他改组了陕南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张德生担任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他协助刘顺元向上海中央局写了有关陕南特委的情况报告和调研材料。

1934年8月初，中共陕南特委派张德生携带他所写的《汉南工作报告提纲》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特委还委托他向上海中央局汇报全省党的领导机关、团的组织、红二十六军、党在国民党政府警卫团的工作等13个问题的具体情况。

张德生到上海后，向中央局又写了《（汉南工作报告提纲）补充》，详细汇报了当时中共陕西党组织的情况。

张德生

张德生在上海的汇报尚未结束，刘顺元也回到了上海，他建议上海中央局派张德生赴川北给红四方面军送文件，解决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六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完成任务后回上海复命。上海中央局采纳了刘顺元的建议。

1934年9月，张德生回到陕南，不久，他带着中央文件（由上海中央局密写在一套衬衣上），在党组织的护送下，来到川北苏区。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接见了张德生，收下了上海中央局的文件，听取了张德生关于陕南党的工作情况汇报。然而，张国焘没有让他回上海复命，而是把人“扣下”，让他为红四方面军工作。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北的懋功地区，张德生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中央局机关工作。当张国焘分裂红军，强制右路军南下时，张德生坚定地跟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最终胜利到达陕北。

从1932年到1935年初，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陕西省委频繁联系，陕西省委通过派人赴上海受训和汇报工作，促进了陕西革命形势的发展。其间，上海中央局对陕西干部表现出高度信任，张秀山、谢子长、阎红彦、贾拓夫、张德生等同志被委以重任，这些同志没有辜负上海中央局的信任和重托，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