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上一朵花,纪念少年红色秘密交通员欧阳立安

来源:党史镜报  发布时间:2024-04-07

1.jpg

欧阳立安,1914年3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欧阳梅生是共产党员。欧阳立安从小就受家庭熏陶,14岁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作为中共汉阳县委的小交通员,母亲陶承每天把党报和文件折成很小的长条,围在他的棉裤腰间,用绳子捆结实,外面用棉袄盖好,一次可以捆8张;寒冬腊月,朔风刺骨,他冒着严寒和危险几次渡过汉江,赶到江对岸的鹦鹉洲,把报纸和文件送到工人住宅区,每天要跑十几里路。

父亲病逝后,欧阳一家按照组织安排来到上海。母亲陶承被调到共青团中央秘书处,以“住家”妇女身份掩护机关开展工作。欧阳立安则跟随何孟雄来到沪中区委,担任区委交通员,由此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

瞒过敌人的信息“快递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由于当时中外反动势力控制了全国的交通、邮政、电讯,中央局成立后,为加强各地党的工作,满足中央与各地联系的需要,在秘密状态下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建立了内部交通科(又称内埠交通科,简称“内交科”)和外部交通科(又称外埠交通科,简称“外交科”),专门负责领导党的地下交通工作。革命战争年代,地下交通线是党的生命线,为传递党的文件、情报、宣传品,护送党的干部,采购运送物资,运送党的经费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jpg

1929年,欧阳立安到申新五厂工作。图为该厂铜匠间

那时,传播党的声音、发动工人群众的主要载体就是党报、党刊和各类宣传品。欧阳立安经常在浦东、沪西、闸北、南市一带的纱厂和烟厂奔走,散发传单和宣传小册子。他为了瞒过敌人耳目把传单带进工厂,将传单揉成纸团塞进粗纱筒子里,工人们使用纱筒时,发现眼子不通就会用力一甩,传单便出来了;有时,他把宣传品裹在棉花团里,工人们捏着棉花团感觉里面有东西,扒开棉花就见到了。这些传单和宣传品就是通过欧阳立安等地下交通员,在上海的工人中秘密地流传,让工人们感到党组织就在身边。

1930年5月20日至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欧阳立安作为列席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位,同时担任会议的交通员,负责随时将有关的文件和材料送出去。会议期间,他认识了许多红军代表和各条战线的同志们,特别是认识了“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和冯铿。

机智勇敢的贴身“警卫员”

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和革命民主人士,也是地下交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除了传递文件,欧阳立安还兼任区委书记何孟雄的助手和警卫。

当时的浦东有几家纱厂和铁路工厂,中共沪东区委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在浦东,浦西到浦东的交通只能靠摆渡船,摆渡船上经常有国民党特务和警察。有一次,何孟雄和欧阳立安在摆渡时遇到敌人上船检查,这种检查都是挨个搜身,一般很难掩藏。欧阳立安年纪小,不易引起敌人注意,机密资料通常都放在他身上。但这一回例外,敌人似乎特别注意像他这般大小的孩子。欧阳立安看见前面有个年纪跟自己差不多的孩子,脖子上挂着小烟箱在卖烟,就跟他商量帮他卖烟,把烟箱挂在了自己脖子上,一边用上海话高声叫卖,一边往正在搜查的敌人身边蹭。一个特务发现似乎没见过这个卖烟的小孩,要搜他的身,欧阳立安就把烟箱还给那个小贩,神情自若地让敌人搜身,敌人搜了半天什么都没查到,问他问题又对答如流,就不再追问。等船靠岸后,何孟雄询问起资料的下落,才知欧阳立安把资料藏在了烟箱里面,下船时又把资料悄悄拿了回来。何孟雄见此不禁连连夸赞。

临危不乱的一线“战斗员”

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常驻上海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流动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加上租界分治,有利于开展掩护。即便如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上海,开展秘密交通工作也是危机重重,随时要面临生死考验。有一次,欧阳立安去淮海路上的一处秘密联络点送信,刚拐进弄堂口,就看到联络点窗台上有暗号,此处已经暴露,他转身就想撤离,不料被两个便衣警察堵住退路。欧阳立安拔腿就跑,拐进了另一条弄堂,但是这条弄堂仅有两百多米长,前面还有一道高墙把路封死,他无奈只得折返。突然,他看到路边有一户人家的门开着,而且一眼望进去后窗似乎连着后面的另一条弄堂。他一个箭步闪进这户人家,如火箭般穿过前堂、厨房和后间的屋子,一脚踢破后窗玻璃跳了出去。欧阳立安连续跑过4条弄堂,才摆脱了敌人追踪。

1930年初夏,经何孟雄介绍,党组织特殊考虑,欧阳立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当时中共党员中少有的、16岁就入党的少年党员。

3.jpg

1929年12月,上海工会联合会校团会议任命欧阳立安负责沪东青工工作。图为当时的会议记录

1931年1月17日,欧阳立安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一次会议后,与其他同志一同被军警逮捕。面对凶残敌人的酷刑逼供,欧阳立安毫无惧色,视死如归。他义正词严地说:“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1931年2月7日晚,年仅17岁的欧阳立安与何孟雄等24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