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上海兵”（四）

　　口述者：益福明 王壁新 陈官辉

　　采访者：刘世炎（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科员）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采访时间：2016年6月22日

　　采访地点：虹口区四川北路海军411医院政治处会议室

　　益福明，1936年生，1963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964年被分配至海军411医院任外科医生。唐山大地震时，任海军上海基地第二医疗队副队长，赴唐山参与抗震救灾。

　　王壁新，1936年1月出生，1951年参加工作，1964年从湖北省中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海军411医院，1976年参加411医院的抗震救灾医疗队，在唐山工作一个半月，荣立三等功。

　　陈官辉，1952年生，原海军411医院护士，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参加海军411医院医疗队曾赴唐山救援，负责转运伤员，荣立三等功，获邀参加全国抗震救灾英模会。

　　益福明：

　　7月28号唐山大地震那天，我没有值班。医院接到通知后，动作很快，马上组织医疗队。我爱人也是411医院的，大概29号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她回来通知我，让我做好去唐山的准备。我们很仓促地准备了一些东西，有床单和换洗衣物、个人生活用品，但都很简单，根本没想那么多。

　　上午8点钟，医院派了两辆汽车送我们到大场机场，乘海军运输机前往唐山。当时，海军上海基地组织了两支医疗队，一个医疗队以海军411医院为主，各科人员比较全；另一个医疗队由海军吴淞门诊部、海军上海基地门诊部、海军大场机场卫生队三个单位组成，医院派我去那里当队长，加强那里的力量。

　　一个队成员大概有20人。由于我们是部队医院，一接到命令，就直接打开仓库，动用战备物资。要是临时准备，肯定没办法做到这么齐全的。私人的东西都带得不多。

　　由于唐山机场受损，我们不能直达唐山，所以先到杨村机场中转了一下， 29号下午两三点钟才到达唐山。唐山大地震以后，房子倒的倒，伤员瘫的瘫，少数人比较贪小便宜，发国难财。陆军38军赶到唐山当晚，开始实行戒严，主要的交通要道、大楼都派有哨兵，物资只能进不能出。那个时候没有生命探测仪，只有靠部队战士用手在废墟里扒。

　　到唐山机场以后，我们把自己带的医疗器械、帐篷搬下来后，找了块地势比较高的空地，把帐篷立起来。机场虽然还有些房子没倒，但我们不敢住，因为余震太多，不一会儿房子就震得“哗哗哗”地响。我们晚上躺在地上，余震都可以把人抛起来。如果房子塌了，我们都要别人来救了，还怎么去救人？所以我们还是住外面空地上，因为除非地裂开，像包饺子一样把人包进去，不然我们还是住高地安全些。我记得8月4号下了很大的一场雨，还好我们帐篷的地势比较高，所以药品器械没什么损失。我们队当时带了3顶帐篷。一顶帐篷住男的，一顶帐篷住女的，还有一顶帐篷放我们带过去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我们弄了些干草铺在地上，再把床单一铺，床就算搭好了，然后，马上就开始抢救伤员，该包扎的包扎，该固定的固定。

海军参加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纪念册

海军参加“唐山、丰南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先进人物代表会议”的代表证

陈官辉在唐山抗震救灾中荣获三等功的荣誉证书

　　我们刚到机场的时候，有伤员，但不是特别多。过两天伤员就多了起来，大部分是解放军送过来的，也有居民自己送来的。当时唐山的医疗系统瘫痪了，环境恶劣，物资也比较缺乏，所以只能对轻伤进行清洗、包扎的处理，重伤员没办法进行手术，即使开刀，也怕感染等一系列的危险。当时，铁轨已被绞成了麻花，火车运不出去，很多伤员因此都聚集到了机场，靠飞机将重伤员转运到其他地方，进行后续治疗。听说当时全国只有5架三叉戟飞机，中央安排了3架用来转运伤员。那时候是夏天，地震又发生在夜里，因此很多伤员都衣衫不整，有光着身子的，也有的只穿一个裤衩。

　　因此，上面就安排我们驻扎在机场（411医院的医疗队，则到了离机场比较远的乡里），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分离出当地没办法处理的重伤员，通过三叉戟飞机转运出去，到北京的伤员比较少，到上海的有，还有到东北沈阳那边的，到天津的，到西安的，等等。第二是对滞留机场的、伤势相对较轻的病员进行伤口包扎、清洗。好多伤员肚子胀得像孕妇，其实只是小便解不出来，膀胱胀得鼓出来了，我们马上给他们插导尿管。我记得我们带了一二十根导尿管，一下子用完了，那些都是留置导尿管，也不可能重新拔出来。晚上我们还要打着手电筒到外面巡视，我记得当时看到有个伤员躺在草堆里面，找到了之后，我们马上给他处理伤口。这样一来，当时的飞机也有两个任务：第一，出去的时候，运送伤员；第二，回来的时候，运输救灾物资，包括药品和食品，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们去的时候断水、断电，吃的是压缩饼干。断水的话，后来军队派了水车到农村里面，当时农村有灌溉用的水井，他们把水抽到车里，再拉过来。机场的水塔都倒掉了，没有水。后期好些，物资相对充裕了，地方慰问的东西也多了，食品得到改善，上面还给了我们半片猪。再后来，余震少了，机场有食堂，我们就在那里烧饭吃。

　　我有一次到唐山市里去，看到马路边上的尸体，五个四个三个两个一个，一堆一堆，都堆成小山。整个空气中都是尸臭，我带了两只口罩，没有一点用。我往口罩里喷过酒精，没有一点用。唐山很少看到哭哭啼啼的人。

　　大地震之后，最怕出现瘟疫。机场的伤员转运和处理得差不多之后，我们就到农村去做了些防疫工作。当时看到死的驴啊、马啊，都在河里漂来漂去，里面也有人的尸首，景象很惨。尸体到处都是，还有狗吃人肉，如果咬了人发生狂犬病就不得了。我们一部分的工作是打狗，然后消毒，药品是上面统一配发的。我们到农村去了，防瘟疫之外，还帮老百姓看点小病。农村里是土房子，他们睡炕，地震后上面的东西掉下来，炕还可以帮忙撑一撑，所以他们能活下来，存活的人比较多，但整个人都黑不溜秋的。

　　当时有位女同志要生孩子了，可是没有妇产科医生，叶君南就说：“我来帮她接生吧。”可见我们医生的知识面要相当广，不能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现在的医院就是分得太清楚，脑外科的只知道脑子，只知道神经，外科的只知道自己的东西。

　　王壁新：

　　我们海军411医院的医疗队是7月29日出发，从上海大场海军机场乘飞机到唐山，中间停了天津杨村机场，下午两三点钟到的唐山。一下飞机，就乘解放牌大卡车从机场进市区，看到路边很多用棉被裹着的尸体，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们最后到了唐山市郊的梁家屯，在那里进行医疗救援，待了一个半月左右，到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作为英模代表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然后回到上海。

　　当初，我们出发的时候，没有想到地震那么严重，生活上带的东西比较少，我只带了两个馒头、一个咸鸭蛋和一壶水，到唐山时，天气非常热，水喝光了，我还喝了阴沟里的水。

　　从机场到驻地，由于都是废墟，道路堵塞，直到30号的早晨才到达梁家屯。我们一到，人们就喊：“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我们就立刻开始投入战斗，一部分人架设帐篷，医护人员开始抢救伤员。

　　我记得，第一个接诊的是腰椎截瘫、尿潴留的伤员。我用导尿管帮他导尿，当时灾区有大量的尿潴留伤员，我们带了一百多根导尿管，很快就用完了，后来还用了麦秆。我接诊的第二个伤员是大拇指掉下来了，肌腱断了，我印象很深。我说要打麻醉，他说不要麻醉了，我痛苦几天了，你帮我剪断吧，这样在无麻醉状态，我就把它剪断，然后包扎。那时，看不到当地人悲伤，看不到眼泪，看不到你哭我哭，他们见面时说话：“还好吧？我还好，我家只死了6个。”大家都是一样的，各家无非是死得多还是少。

陈官辉赴北京参加“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的出席证

陈官辉赴北京参加会议，火车上偶遇郅顺义，图为郅顺义的文章手稿

陈官辉在唐山期间，曾给上海医院领导写信汇报唐山情况，图为领导回信的信封

　　梁家屯是唐山郊区的农村，房子不太好，灾民没有市区的多。我们在梁家屯的一个麦场里面，搭了四五个帐篷，生活工作都在这里，旁边的青纱帐就是我们的厕所。我们带的医疗器械比较全，还带了一台30瓦的X光机。我们医疗队有骨科、脑外科等医生。灾民见到我们，不管是外科还是内科的，都是医生，伤员送来，先处理，进行包扎、固定、转运。好像没做什么手术，只做了一个接生的手术。

　　有一天，当地灾民突然送来一个孕妇，要求接生，我们都是男的，没有妇产科医生。当时，只有一个手术室的护士叶君南，她不是妇产科医生，她去把孩子接生了下来，是顺产的，起名字的时候，我们就叫“抗震”，姓什么不知道。接生的时候，手术条件很简单，但我们带了自己的发电机，所以还是很顺利的。后来叶君南荣立了三等功。

　　当时，我们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业务水平低。记得当地群众用平板车拉来的伤员，大多是脑外伤的，对脑外伤的处理，特别是清创工作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当时我们医生的业务水平也不高，现在看来可以救活的人，在当时救不了，虽然我们也尽力了，抢救不回来，也没有办法，那时死人太多。

　　有一次，一个小孩高热、惊厥、抽筋，我去看病，这个病处理不好，会抽筋抽死的。我给他冷敷，用酒精擦澡，用冰袋降温，打退烧针，我就守着他，直到这个小孩情况稳定下来。那时真是忘我的，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时的医患关系和军民关系都是极好的。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背着药包走乡串户，处理一些发烧、感冒、胃肠感染等问题，有时一个人出去，有时两个人出去，不仅仅抗震，还要救灾，就是治病。最远也就三四里路，不能走远，怕走不回来。

　　那时信息也不灵通，跟家里没有联系的，是在封闭环境下工作的。我爱人还在湖北老家，不知道我去唐山后的情况，只有到人武部去看有没有“王壁新烈士”，非常担心我。在唐山抗震救灾，我荣立了三等功。9月6日，我们离开梁家屯，立功的同志到北京参加庆功会，医疗队则乘海军飞机回上海。离开的时候，梁家屯的老百姓都高呼口号，争相往我们的口袋里塞鸡蛋，跟电影里一样，使我真正认识到：人民的军队为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不能辜负老百姓。到北京第二天，毛主席逝世了，庆功会也不开了，改为瞻仰毛主席遗容，然后就回上海。

　　40年过去了，当年去唐山的经历，给我受的教育很深，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我始终记得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不能辜负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1996年时，我在411医院急诊科当主任，还成为了模范人物，十台九报来报道我，就是因为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病人当亲人。当医生要对病人好，不能冷漠，你对病人冷漠，病号死了难道不找你吗？现在医患关系打官司都是因为冷漠。那时我为什么那么红，现在看来是厚德载物，实际上一是部队长期的培养，二是唐山抗震救灾的锻炼。

陈官辉给上海领导写信汇报唐山的情况后，领导的回信

　　陈官辉：

　　我想，所有参加过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的人，都对这段经历记忆深刻。唐山大地震的残酷、惨烈的灾情，我是第一次见到。1976年7月28号，我那天正好上夜班。医院的领导接到上级的通知，说国内不知道哪个地方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领导让我们出了夜班后，不要走远，待命准备。没想到第二天（29 号）清晨，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部队有一个传统，不管出去救什么灾，所有的医药品、干粮，都准备得很好的。一声令下，我们马上打开战备仓库，“哗—”，物资很快就被运送上车了。于是医院很快送我们到了大场机场。因为当时海军上海基地以我们 411医院为主，组织了两个医疗队，我们就从大场机场分乘两架飞机去了唐山。我记得，我们411医院医疗队的教导员是马玉忠，队长是赵进喜，副队长是王锡琦，我是团支部书记。当时，开进唐山约十多万解放军，供应、抢救、运输，全都是解放军撑起来的。解放军是一声令下，部队马上就出发，步行的，坐飞机的，坐火车的，都有，一拥而上，一下子赶到了唐山。我们到唐山机场下飞机后，对看到的景象都吓了一跳，因为北方人睡觉，晚上连裤衩都不穿，那些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人，只看到两个眼睛在动，全都是黑不溜秋的，有的身上甚至啥都没有。他们就这样拥到机场来，因为饿，就抢我们的压缩饼干。机场有士兵背着枪在维持秩序，但大家都饿啊，没办法维持。那个场景，真是可怕极了。

　　在那里，我们找到临时指挥部。临时指挥部就设在马路边废弃的公交车上，在那里进行人员的调配。穿过唐山市中心，我们看到整个城市都是废墟。马路旁边到处躺着活人和死人，受伤的人遍地都是。有的伤员爬出来的时候，还有气息，但因为重伤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就死在路边了。有的伤稍微轻点儿，也有完好的人，他们就拦着我们要东西吃，给了饼干他们就让路，我们一路准备了很多饼干。我们的车不可能压着路上的尸体过去，所以，一路上，还得将路中间的尸体拨开。我们开到指定地点梁家屯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梁家屯在市郊结合部，当时有个面积很大的打谷场，我们在打谷场支起帐篷，很快就听到了驴车、马车的声音。人们把伤员运到打谷场来，我们马上开始抢救，非常紧张。

　　刚到时，主要困难是水的问题。我之前看电影《上甘岭》时，觉得人吃饼干咽不下去的场景不可思议，到那里之后，我才发现，人没有东西吃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没有水喝才真的受不了。那时候方便面是没有的，我们带过去的都是军用的压缩饼干，很小一块饼干，吃下去，再喝点水，整个人都会很胀的。没有水的话，这个压缩饼干是很难咽下去的。北方是沙地，很难找到水，我们找到一个猪圈的水泥槽里还有点水，这个水我们还不能喝掉，毕竟医疗救援的消毒、针剂都需要水。7月30号、31号这两天非常炎热，水供应非常困难，我们很多医疗队员的嘴都起泡了，还有人热晕过去了，抬到帐篷里面凉快凉快，醒来后继续开展抢救伤员的工作。到后来，我们在高粱地找到一口井，七弄八弄，用一个拖拉机头把水抽出来，才稍微解决了喝水的问题。

陈官辉（左四）参加北京海军庆功会前，在天安门的合影

　　地震时，很多人和牲口被砸死了，尸体遍地都是，在高温下，尸体很快就开始腐烂，苍蝇因此迅猛地繁殖出来。我们帐篷顶全都叮满了苍蝇，我们都不敢进去，一进去，毛皮疙瘩就出来了。我们的手一拍过去，地上立马黑了一片，这绝对不是假话，整个唐山市都是苍蝇。后来，飞机上开始洒药灭苍蝇，情况就好了很多。

　　我那时25岁，还不会理发，不过我还是带上了理发工具，因为伤员的头皮被砸伤了后，头发必须全都剃掉，不然没办法包扎，我就在那时候学会了理发。给伤员剃掉头发、清洗好伤口之后，我们就帮伤员包扎好。当时，有可能我在这里抢救病人，后面顶着我屁股的，就是一具尸体。场景确实非常残酷！

　　唐山刚开始准备建抗震临时医院，后来发现这得有个过程，等医院建好，很多伤员都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因此决定将重伤员用飞机、火车运送到全国各地进行抢救和后期治疗。我们医院的马林当时去唐山就是负责建临时医院，后来临时医院还是建了，只是床位由3000张缩到了300多张。

　　我专门负责我们医疗队的伤员转运。他们给我派了几个士兵和两辆军用大卡车，归我指挥，我每天就起早摸黑地来回跑。需要转出去的人，全都装到卡车里面。那些被砸伤的小孩子，有些还不会说自己父母的名字，身上光光的，连衣服都没有。我们就把绷带拉开，问他们：“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了？你父母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们把这些信息都写在绷带上，然后把绷带捆在他们脖子上—因为这些人最后会被送到哪里去治疗，当时是不知道的，我们怕他们到时候找不回来。

　　我们的车刚开始是开到火车站，后来开到飞机场。但究竟什么时候能到火车站或飞机场，我们是无法预知的，因为有很长一段烂泥路，而且堵得不得了，路上到处是遇难者遗体，我们得下去把遗体抬开，碰到其他车，我们就得排队。路上没水，吃的也不能带出去，两大车的人可怎么活？我于是组织医疗队员，让他们把水壶都交出来，灌满水。然后，我们把车开到总指挥部，向他们报告我是某某医疗队，我这里有多少伤员需要运送出去，让他们给我们一些吃的。没办法的，我们自己可以不吃，但伤病员不能饿啊，他们的生命交到了我们手里，我就要负责把他们平安地运送出去。水不多，我当时是扣住的，定点、定量地给他们分水。后来我们对仓库也熟悉了，到了总指挥部，就直接到相应的地方拿东西。在运输过程中，还有伤员死掉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他们抬下车；我还碰到过刚开始很好的小孩子，到半路上不得不抬下车。

　　火车站是人员最密集的地方。候车室啊，旅馆啊，招待所啊，地震后坍下来了。解放军掀开废墟后，一层层的，全都是遇难者。遇难者被放在一条条被褥上，用电线，把头、脚扎一下，中间也扎一下，就给抬下来了。尸体放在马路旁边，堆积成山，路两旁，血水流成河。我们医疗队在城乡结合部，我来来回回跑了很多趟，见惯了这种惨酷的场景。那种臭味，就是烂咸菜的味道，哪怕戴十个口罩也没用，真的，臭得一塌糊涂。

　　很多医疗队的伤病员，都集中在火车站和飞机场，大家都要争先恐后地把伤病员送上去。如果不抢先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上不去，耽误了病情怎么得了？所以，我们的战士一出去，就开始战斗。粮食要抢，到目的地后，位子要抢，抬伤员上去也要抢。伤员送上去后，才算完成任务，马上开车调头往回开，接送下一批伤员。

　　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专门的休息时间，连吃饭都很仓促，面条烧好了，大家“哗—”地涌上去，“吧唧吧唧”一下子就把面条扫光了，然后立马去抢救病人。最糟糕的一次经历，我记得那天下大雨，车正好跑到了烂泥地段，车子像陷在沼泽里一样，整个都往下沉；越开越往下沉，以致最后车都动不了了。大家就下车推，身上被雨淋得湿透了，烂泥溅得到处都是，但还是推不动。我就跟驾驶员讲，不用开了，不然车子会越开越往深处陷，我们就在车里等到天亮吧。北方的气候不稳定，虽然中午很热，但早晚都很冷，我就让战士都躲到驾驶室里，将车子发动取暖，否则我们要被冻死了。到飞机场后，我们看到飞行员穿得笔挺干净，而我们穿的却是混合血水和烂泥的军装，真是一塌糊涂。

　　我们在城乡结合部的驻扎点，那里老百姓居住有个特点，一个院子有三代、四代人都住在一起。我们问老百姓家的情况，有的说“俺家还好，俺家只死了8口人”、“俺家只死了9口人”，有的则是全家覆没。我当时就想：人真是奇怪，平时家里死了一个人，伤心得不得了，可是在那种场合下，反倒没人哭了，可能因为大家情况都差不多，一样惨。活着的人，将死去的亲人埋在房前屋后。但活着的猪啊，狗啊，很快就将尸体挖出来吃，一方面是因为尸体埋得不深，同时，大雨一冲，尸体上的土就没了。有的尸体甚至直接被丢到公路两旁的沟里，用土稍微掩一掩。我每天来回运送伤员，到处看到的都是死人。后来，通知下来，猪要定期杀死，马啊，驴啊，狗啊，全都要杀光，不然传染疾病可就不得了了。

　　当时，附近老百姓杀猪后，来不及吃，就送肉给我们医疗队。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解放军有个“三项纪律、八大注意”，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老百姓以为是因为猪吃过死人所以我们不要，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硬要我们收下的时候，我们也等价交换，给他们一点我们带去的食物。北方人最喜欢吃饺子，到处都能听到“咚咚咚”剁肉包饺子的声音，猪肉和白菜混在一起的馅子。

　　后来通知下来，所有房前屋后沟槽里面的尸体，全都要挖出来，重新安葬。唐山开滦的煤矿是中国非常有名的煤矿，煤矿里的煤挖掉以后，下面的空间没有及时填塞，地震后，上面的土就坍下去，形成了一个大水塘。尸体就往里面堆，把水塘堆满了，推土机再从上面填土掩埋。我觉得这就是“万人坑”。后来唐山搞市政建设，重新挖出来很多尸骨。尸体必须埋多深，土必须多厚，当时都有特定要求，否则泥土一被冲掉，尸体又重新露出来了。

　　在路上，我还看到有些没有受伤的人在抢劫。当年，手表算是很稀奇的，家里要是有台缝纫机，可以称得上富裕。有些坏人，假惺惺地去救护伤员，一旦旁边没人了，脱下伤员的手表就跑了。后来有些被抓到的坏人，甚至两个胳膊都戴满了手表。当时，只要两个解放军同意，就可以把他们枪毙。

　　最苦的是挖尸体的战士。当时天热，他们是重体力劳动，尸体味道极其熏人，环境很恶劣。很多战士上去挖掘，没两个小时就晕倒了，战友们把他们抬到阴凉的地方歇一歇，缓过来之后，继续上去挖。相比而言，我们抢救病人，轻松很多。如果唐山地震后，没有马上派进去十多万解放军，恐怕很多不死的人，也要死了。解放军行动非常迅速、果决，遇到问题马上解决，能够有效地缓解次生灾害。不仅仅是地震，其他像水灾一样的灾害，解放军同样冲在最前面，即使要搭上命，他们也得服从命令往前冲。

　　我们第一次集中去北京参加庆功会的时候，在唐山市中心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幼儿园，是木结构的建筑。地震的时候，木头虽然往下砸，但有一部分是拱起来的，留有空隙，后来解放军往里挖，看到孩子们一个个趴着、躲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没有被砸死，最后却是被饿死的。一个个都肿起来了，简直太可怕了。手不能去碰，一碰，就像豆腐一样破了。

　　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他们给我们发了盒点心，很漂亮，还有两个很红的苹果，我舍不得吃，带回来了，结果都坏了。至于开会，给我的感觉就是，拍掌拍得手心都肿起来了。开完会后，我又回到了唐山。之后又开海军庆功大会，刚到北京，恰逢毛主席去世了，我们就在北京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然后直接回上海了。我们的教导员马玉忠，是一位非常勤恳、负责的同志，安排整个医疗队的工作，吃苦在前。每一次评选先进人物，大家首先推荐的都是他，但他一直推辞不要，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同志。

　　刚开始不能写信，不能把当时的情况透露出来；到后来慢慢松一点了，我就给上海的医院写了一封信，医院的支部书记还回复了我，现在我还保存着这封信。

　　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唐山救援的队员还聚过一次，一晃，十年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