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高忠兴 汪荣义 杜爱国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笛（宝钢集团上海五钢公司党群办副主任）
张鼎（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科员）
时间：2016年5月5 日、2016年5月 18 日
地点：宝钢集团上海五钢公司 310 会议室、杜爱国家中
高忠兴，1948年8月生。1968年11月进入上海第五钢铁厂（现宝钢集团上海五钢公司）工作。1976年12月至1977年6月，作为第一批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队员，参与了唐山大地震后唐钢第一炼钢厂机械设备维修工作。
汪荣义，1950年6月生，中共党员。1968 年9月进入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作。1976年 12月至1977年6月，作为第一批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队员，负责支唐队后勤保障工作。
杜爱国，1940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 1958 年进入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作，曾担任转炉车间团总支书记、检修工段副工长、技术攻关组组长等职务。2000 年退休。 1976 年 12 月至 1977 年 6 月，担任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上钢五厂领队，参与了唐山大地震后唐钢第一炼钢厂机械设备维修工作。
杜爱国：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当地断水、断电，工业停产。我们负责援助的对象，是唐钢第一炼钢厂。该厂设备为六吨转炉，因在地震中破坏严重，加之该厂人员伤亡惨重，难以继续生产。上海冶金工业局专门组织上钢一、三、五厂和上海机修总厂的工作人员赴唐山，帮助唐钢恢复生产。
当时，我在上钢五厂转炉车间担任检修工段副工长，具体负责设备检修。我是自愿报名参加支唐队的，时年38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家属还是很支持的。其实，在组建第一批支唐队之前，我已随厂革委会领导去唐山两天，主要跟唐钢方面协商，上海方面应该派出哪些工种，支援哪些设备工具等。
高忠兴：
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我们上钢五厂团委就组织年轻人到上海铁路南站，任务是搬运橡胶，迅速腾空车厢抢运赴唐山的救灾物资。那天天气很热，我们干劲很足，上去不一会儿，衣服就全被汗水打湿了。我们五钢对唐钢恢复生产是非常支持的，曾在最短时间内，用飞机将唐钢缺少的仪器设备运送过去。
之后，上海冶金局组织工业“支唐队”，动员上钢一、三、五厂派人参加。我是轧钢车间搞机修的，年纪轻，要求上进，第一个写了决心书。我母亲一听就担心，怕那里余震不断有危险，后在我的坚持下也就同意了。领导也说把这次任务当成是组织的考验吧。
汪荣义：
1976年8月我刚刚入党，当时是没有预备期的，所以是一名新党员。厂里组建“支唐队”的时候，大概是在一个上早班的时候，书记跟我说有一项支援唐钢的任务，我就写了决心书积极报名了。
我们五厂支唐队的领队是四车间机修工段的工长杜爱国，整个冶金工业局“支唐队”的领导是上钢一厂机动车间的总支书记，叫熊振东，后来担任上钢一厂的副厂长。
杜爱国：
在我的记忆中，上钢五厂一共去了48个人，其中转炉车间有8人。上钢一厂去了43个人，三厂、机修总厂等加起来去了100多人。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成立了党支部，我是副书记。
高忠兴：
上钢五厂“支唐队”有钳工、焊工、仪表工、冷作工、起重工等各个工种的工人，其中有2个医生和2个汽车队的驾驶员。
杜爱国：
这两名医务工作者五厂职工医院的医生，参加唐钢医院工作。其中一位男医生，为了抢救病人，亲自用口吸痰，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很感动人。另一个女医生的表现也很好。他们都得到了当地人的赞扬，回来以后都入党了。
汪荣义：
为什么要派两名司机呢？我们去唐山支援时有个原则：自行解决生活后勤问题。所以我们从上海出发时，柴米油盐、吃穿用品等生活物资，都通过卡车运往唐山。
杜爱国：
厂里配备的这两名司机，驾驶一辆卡车，每个月都要来回上海，上海“支唐队”的生活供给，全靠这条运输线。
高忠兴：
我们是从上海北站乘火车出发的，时间是1976年12月15日，然后从天津转车到唐山，午饭是在天津吃的。到达唐山时天已经黑了。沿途的建筑物都倒塌了，山坡上都是坟堆，情景很惨。我当时很紧张，也很悲痛。我曾看到有人一直呆坐着不讲话，原来是家里有人在地震中丧生了。
汪荣义：
我们到达唐山时，看到的是一个新建的简易车站。然后唐钢派车把我们接到住地。
杜爱国：
我们到唐山后住的房子，是厂里前期派去的基建突击队建造的，砖墙一米高，四周是竹子编起来的围墙，再用稻草、泥和石灰糊起来，上面就是轻质的石棉瓦屋顶，它坍塌的话不会伤人。一切都是为了抗震。当时的余震还非常厉害，有时我们坐在房间里聊天，突然之间会产生剧烈摇晃，随后电也断了。
汪荣义：
在我的印象中，建造的这种简易房共有六排，包括门卫、食堂等师傅都是上海派去的，故号称唐钢的“上海新村”。那时没有手机，领导的电报，职工上钢五厂医院叶国恩等支唐结束后，前往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总理事迹展览馆参观的介绍函的家信，也都由门卫接收。
杜爱国：
唐山冬天很冷，最低气温已达零下二十几度，泼出去的水马上就会结冰。
高忠兴：
唐山的天气很冷，对我们南方人来说，真是很不适应。我们用手去碰门把手，手很粘的，马上弹开。但它是干冷，和南方的湿冷有些不同。
汪荣义：
我是搞后勤保障工作的，具体负责烧锅炉，就是需要供应上海“支唐队”一百多人的开水、洗澡和取暖。因唐钢需要的是半吨块状的小炉子，要等上海锅炉厂制造好运送过来。所以在初到唐山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先铺轨道，在食堂等处帮帮忙。取暖则由当地人在每个房间里造一座煤球炉，炉上烧开水，再弄一个烟囱通出去。锅炉运到后，我就正式上班了。
杜爱国：
我们在唐钢主要是帮助检修设备，恢复设备的运行功能。我们五厂派去的检修工水平都是很高的。比如行车上的马达坏了，我们的
师傅就利用行车的减压机，新马达就很快可以到位了。再比如，行车上的钢丝绳不能长期使用，需要定期更换。唐钢的做法主要是通过人工把钢丝绳抽离出来，然后一道一道穿进去，费时费力。我们上海的做法很简便，把两头的钢丝绳对接起来，利用行车本身的卷扬筒就可把新钢丝绳换好。
我们和冶金局支唐队还给唐钢一炼钢机动科制造了一台液压的压床。这些经验传授给唐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他们的称赞和感谢。这个厂在地震中破坏很大，上海的支援促进了生产的恢复。
1986年，大地震十周年的时候，我又去了唐山。我们援助时唐钢一炼钢机动科设备组的马天骥，已升任了唐钢二炼钢厂的设备厂长。他高兴地说：“老朋友来啦！”
高忠兴：
在唐山，我被分配到第一炼钢厂机动科工作。该厂转炉车间的设备在地震中损坏严重，转炉维修时是要用铆接的。我在上钢做钢板冷加工，铆焊没有实际操作过。尽管当地工人总是称赞上海师傅水平高，其实我在工作中也学到铆接技术等很多的东西。
汪荣义：
在唐山工作期间，唐钢给我派一个徒弟，这是个当地农村的小青年，我就教他司炉工的全套技术。我还去过这个徒弟家，第一次体验在炕上盘腿吃饭喝酒。徒弟家中也有一些亲人在地震中遇难了。
高忠兴：
据我所知，唐钢的工人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地震中遇难的。
汪荣义：
是的。但我感觉唐山人民还是很坚强的。我认识一个唐钢医院的女医生，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全都在地震中丧生了，但她还在努力工作，态度积极地继续生活。
高忠兴：
我们上海“支唐队”的队员也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事迹。有一次，我去厕所，这个厕所是露天的，就是四周围起来的一块空地。看到旁边有个一起上厕所的支唐队员，喷出来的是一大滩血水，我吓了一跳，一时错以为走进女厕所了。原来这个二车间的电焊工，因工作艰苦犯了痔疮。但他忍耐力很强，不声不响，坚持带病工作。这给我很大的触动。
杜爱国：说实话，因为参加了救援唐山的工作，我对唐山有了一定的感情。上世纪80年代，上海冶金局引进了英国的福乐康滑动水口技术，在我们上钢五厂转炉车间调试。我当时任技术攻关组组长。后来，我们设计了国产的滑动水口，冶金部在上海开了鉴定会，并在无锡、青岛、酒泉等钢厂推广。这项技术投入使用后，生产事故大大降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每吨钢的成本也节省不少。唐钢知道了这一消息，也希望革新设备，学习这门技术，我就带了几个技术人员过去帮教传送。
当然，唐钢方面有好的经验，我们也取经交流。
汪荣义：
我们到唐山后，当地的基本生活逐渐恢复，周末时，我们也结伴出去逛逛。唐山市革委会一座六层的办公大楼，地震后像压大饼一样叠在一起，从缝隙里还可以看到沙发等办公用具，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我又看到唐山的一些学校、机关、企业门前的毛主席塑像，居然没有倒塌的。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唐山最繁华的解放路经清理后，马路两旁建起了很多临时商店，在那里能够听到各地的方言，也能碰到很多的医疗队。因全国各地都来支援唐山。各种各样的商品都有销售，我还在那里买了一副眼镜，质量很好，也很便宜。总之，我感觉大灾难后，社会上有一种大团结、大爱的氛围。
高忠兴：
记得1977年的春节，唐山放假十天，主要是考虑到当地老百姓失去亲人的心情。这样，上海“支唐队”临时决定：让我们也回上海过年。
汪荣义：
我们一回家，家里人很诧异，怎么才去了一两个月就回来了？过完春节后，我们重返唐山。随着天气逐渐转暖，传说唐山有可能爆发瘟疫，且传染得比较厉害。领导叫我们每人拿个安全帽到食堂里装大蒜头，要求大家都要吃大蒜头增加抵抗力。上海人生蒜都吃不惯，于是就把它加工成了糖醋大蒜。
杜爱国：
传说发生瘟疫的消息后，大家都很紧张。于是我们支部全面了解情况后，就给大家做工作，说目前没有接到有关瘟疫的任何通知，请大家放心。唐山的党政也在积极地处理这个问题。
汪荣义：
后来又有传言说“支唐队”可能要长期留驻唐山，大家心里有波动，开始来的时候没有这么讲，也没有这种打算，很多小青年正在谈恋爱，还没结婚成家呢，要是长期驻扎唐山可怎么办？
杜爱国：
来唐山支援的地区是很多的。传说凡来支援唐山的人，都要把户口关系转到唐山。厂里来的很多同志很自然地有些想法。为此，冶金部劳动司的一位领导干部专门来到唐钢，召开了各地支唐工作的会议。我和上钢一厂的书记一起去参加了会议。这位领导说，确实有一些人想留在唐钢，比如内蒙古地区来支援的人。但对上海的同志来说，请大家放心，还是根据个人意愿来决定的。我们把会议精神传达下来以后，大家的心也就定下来了。这也是实事求是。
汪荣义：
后来，上海的第二批三十多人的“支唐队”来到唐山，我们也就明白是有轮换的。交接班后，全套运转就由第二批负责了。
1977年5月，我们第一批支唐队返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