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做的、能做的，就去做”

　　口述者：朱培庭

　　采访者：刘胜（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党委书记）

　　周洁（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人事处处长）

　　管思思（上海中医药大学在读研究生）

　　时间：2016年2月29日

　　地点：龙华医院行政楼九楼接待室

　　朱培庭，男，1939 年生，上海人。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医胆石病医疗中心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腹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5 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医疗专业，毕业后分配至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师从中西结合外科专家徐长生、中医外科专家顾伯华教授。1976 年 7 月作为上海第一批医疗队龙华医院的队员，参与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

　　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左右，震后第二天晚上6点半，那时我刚从手术台上下来，接到工宣队的通知参加医疗队，8点半就出发去唐山救灾。中间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家远的医生无法通知家人，我离家近，骑自行车回家了一趟，和家里交待了一下，家里给了我一个咸鸡蛋。出发时我穿了一条短裤、一件短袖白大褂，背了一个黄书包。

　　因为当时唐山交通瘫痪，我们先坐火车到达天津杨村的飞机场，再由火车转飞机。上飞机前上海发给我们每人50元，十斤全国粮票和一包压缩饼干，还给了整个医疗队一斤榨菜。

　　我们是上海的第一批医疗队，一共15个人，第二天下午到了唐山飞机场。从飞机上看下去，一片废墟，一片惨景。飞机下来时地还在晃。飞机场全是遇难者，来不及处理。当地的人遭难的很多，在飞机场的基本都不是唐山的人。最早到的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河北省革委会。

　　当天，我们的医疗队留在了飞机场。没有人接待，里面什么都没有，连水都没有。晚上也没有睡的地方，上面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苇席、一条毯子、一块塑料布和一顶草帽。男的睡一边，女的睡一边，苇席上铺塑料布，再垫上毯子，草帽盖在脸上，以大地为床，天空为帐篷。

　　当时最艰难的是没有水喝，人饿三天不要紧，没有水喝受不了。7月是唐山最热的时候，中午温度能到39℃。没有盐分的摄入，人都很软，还好有一斤榨菜。最有趣的是骨伤科的杨主任，带了一把电工刀，就用刀子把家里给我的这么小的咸鸡蛋切成了15片，一人一片，这个味道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到达唐山的第三天下午，组织发给我们15个人一顶帐篷。整个道路都堵塞了，路上还有人在抢东西，之前的帐篷都运不过来。领到帐篷后大家一起撑起来，还在废墟里找到一张废桌子放在帐篷里。当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到第二天早上，雨水都漫过了脚踝，人都站在水里。还好拾来了一张桌子，毯子都放在桌上，不然毯子也湿了。

　　第三天，飞机场里打出第一口井，打出的水都是黄泥浆水。工宣队给了我们只有一个环的大钢锅，医疗队分来半锅黄泥浆水。大家喝不了生水，于是在废墟里找到了破砖头，自己搭灶头烧水喝，那水的味道非常好。地震后，还有半个飞机场能用，每天有飞机轮流运送物资，一开始有北京和上海的两架飞机，后来北京的飞机据说机翼有擦损，第二天没再来，只剩上海的了。上海每天运输一点东西，后来有饼干、瓶装水。我们在飞机场条件比较好，附近有一苹果园，我们就到那里摘苹果吃，比在市区里面的医疗队条件要好多了。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疗队在市中心，在游泳池边上，水脏得很，也只能喝，后来靠飞机场里打出的井水支援。

　　我们医疗队，一共去了三个星期，领队是洪嘉禾，指导员是工宣队的老师傅，医生包括内科的马贵同，伤骨科的杨子良，外科是我和刘铭昇，现在活着的就只有我和刘铭昇了。大概到了第一周的第五六天，油、盐都开始逐步送过来，我们搭了一个临时炉灶，大家轮流做饭。女同志厨艺好一点，男同志很多都不会做。我当时最不会做，但轮到我值班时，他们说我做的最好吃，其中还有个小故事。飞机场坏了一半，另一半空军还在用。空军里有一个做饭的大师傅有面瘫，我帮他打针灸、按摩，他面瘫缓解了。轮到我做饭，他就会来帮我做饭。他一开始准备带吃的过来，但那是空军的物资，纪律很严，我就和他说：“你来帮我烧我很欢迎，但东西坚决不能要。”最后他带了自己种的大蒜和韭菜过来。这个师傅很有本事，虽然只有简单的油盐，烧的比我们要好吃，我想关键就在这大蒜和韭菜。我们在那里也交了朋友。后来有一次，洪嘉禾和工宣队老师傅出去办事，回来后没有吃到饭，就托我想想办法。我就摸黑去找大师傅帮忙，说了情况后让他支援一点吃的。他后来煮了一大碗吃的送过来，两人吃了，说味道好得不得了，第二天才知道吃的是炒鸡蛋。

　　我们去了以后，听说地震当晚下了一场暴雨，等我们到唐山的时候，重危病人其实基本都死了，活下来的基本都是骨折、缺胳膊少腿的。我见到一个头皮裂开的，扎着长辫子，头里面都有苍蝇的蛆虫在爬，看了太难受了。那时候条件不好，我们在飞机场，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最后领导决定利用飞机场，我们做一个中转、运输。我们能做的就是过滤病人，将病人分级，轻的留下，重的转出去。一个星期后，上面规定不能带家属，病人需要医生签字后才能上飞机。很多情景很伤心，最伤心的是一个小孩，妈妈、姐姐都在地震中死了，只有爸爸还活着。小孩子胳膊没了，要转走，只有4岁，因为纪律问题，不能带家属，那时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生离死别。小孩子那么小，坐飞机出去后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我们想办法借来飞行员的笔，让爸爸把名字、地址写在葡萄糖补液的纸上，放在小孩子身上，可能还有机会相聚。当时女同志哭得一塌糊涂，男同志也禁不住流泪。

　　那时什么票都没有用，例如粮票、船票，我们进出都凭着白大褂。机场的物资如饼干等，有解放军看护，拿饼干需要河北省革委会批条子，也可以由医生开。后来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和国务院一套班子都来了。我们的帐篷附近有三个先到军区的解放军、国务院办公人员、副总理陈永贵、国家地震局人员等的帐篷。

　　地震时有幸存者，更多的是不幸的人。空军第5军边上有一陆军医院，本来有五层，地震后变成一层，到第五天还救出一名护士。她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她当天在上夜班，睡在楼梯下面的休息室，洗脚水懒得倒，正好床底还有一瓶葡萄糖输液。这五天就靠着洗脚水和葡萄糖活下来。还有从河北石家庄来出差的两人，地震时坍塌的水泥正好形成三角，两个人躲在里面，到第三天被救出，救出来的时候人还清醒，讲好姓名、地址就晕了。后来送飞机的人告诉我，两人被送到石家庄，但醒来后都痴呆了。地震那时正好放暑假，一个上海的初中生小女孩和爸妈一起去看姥姥，然后姥姥、爸妈都没了，自己也骨折，后来不知道被送去哪里。飞机场里面的几个小孩，没有一个是哭的，我们摘了苹果，拿了饼干给他们，也没有任何表情。人都像个木头一样，没有任何的感情。什么时候开始有哭声？应该是第二年的中秋节，一片哭声。

　　唐山大地震是我们国家绝无仅有的大地震，当时死的人太多，比三大战役死的还多。尸体就用被子裹一裹，埋得又很浅，经过暴雨冲、太阳晒，城里冷库都坏了，尸臭很严重。不抽烟的我也会借烟味缓解，实在是受不了。后来上海定做了一批大塑料袋送到唐山，用来埋尸，尸臭相对好一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8341部队也来处理尸体。虽然吃得很好，有罐头有肉，但味道很难受，人也吃不消。

　　我们第一批去唐山的，赤手空拳，无思想准备，当时我的想法是估计这次到了唐山可能回不来了。到那里一看，大家心都冷了，没有一样东西是动的，后来天天死人，反正死人，我们看习惯了。我用葡萄糖输液里的纸，问驾驶员借了笔，写了信，请空军飞行员带到上海贴张邮票寄出去，告知家里一声。第一个礼拜，《解放日报》记者来了。队长想了办法，做了暗语，让每个人写了首诗，说都很安全，后来登在了《解放日报》上，让家里知道一周后人还活着，家人稍微安心一点。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通讯，人也怪，也就那么回事。

　　在那里，碰到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飞机场隔壁帐篷，白天没人，晚上有人，为首的是个女的，左手臂都是手表，晚上他们会回来摘苹果吃。后来有一天，上面让我们晚上不管听见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当晚我们听到枪声。第二天领导告诉我们，这个帐篷的人，准备劫机，往日本或者台湾飞。这事之后，组织就不允许灾民进飞机场了。一开始我们一直待在飞机场，没出去。后来和军区都熟了，北京军区的解放军就开着斗篷车带我们出去看。很怪哦，震中是 S型，震中带上什么都没有，不在震中的纸板房居然还在。唐山地震先是左右震，然后上下震，很多活着的人都是住六层楼的，一觉醒来，六楼变一楼了。路过大桥，我们发现桥上有几个跪着的人，据说是抢百货公司，跪着让大家看。8341部队来管理秩序，由于情况特殊，采取绝对镇压。遇到抢劫的，抢的东西放下，就会放你走。后来拿东西的人，解放军会让人把东西挂在他脖子上给人看。还有一些抢东西的人，很多是保定过来的。

　　第三周，组织拿了电视机来飞机场，天津电视台说怎么预防地震。灾民就砸了电视机，说能预防地震，敢不敢报，一报地震就城市瘫痪了。还说能预防都是骗人的话、假话，45秒的地震是没法防御和自救的。那时地裂开了，喷砂喷了3米，传言上海外面太平洋有海啸，就怕上海也要地震。还有一种说法是还会有一次大地震，震中在北京郊区。后来其他的医疗队都撤了，飞机场的病人能转走的都转走了，飞机场的15个医疗队先原地不动。上面说如果北京有震，就会把医疗队直接从唐山拉到北京。那时我认识了杭州一个士兵，当天他在飞机场值班站岗，描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状况：首先远处亮得不得了，一道光出现，伴随着类似火车开的轰鸣声从远及近，当时人的心跳得不得了。人都站不稳，小青年就抱着树，地震从来到走不到一分钟，好像是45秒，人难过得不行。我们一开始不理解小青年说的难过得不行，直到临走前，说北京要有一次大地震，当时我们烧好饭，坐在长凳上在吃饭，突然地就震了，人动不了，站也站不起来，整个心在荡，而不是简单的心悸，没有几秒就结束了，但真的很难受。

　　后来我们坐火车撤到上海，回来时让大伙带十斤压缩饼干，但没有人要，饼干很难吃。上面告诉我们，回来路上，哪里发生地震，哪里火车就停下来。一路上，发现老百姓都住在外面，不住家里。上海也一样，上海郊区的人都住外面。回上海后组织不准大家回家，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将作为战备医疗队，所以不能解散。直到交大门口拉出横幅，才知道“四人帮”粉碎了，当时是“四人帮”把我们扣了。经历了抗震救灾后，我的警觉性提高了。那时说上海也要震，晚上睡觉，我就会把门窗打开。还告诉家里人，要准备一个手电筒，一瓶水，家里仅有的票证放在枕头下，万一有什么，拿起来方便。我记得后来有过一次地震，差不多是1976年11月，那时我值班，睡觉时感觉房子震，大伙就跑到花坛那儿，也有说有人从二楼跳下来，地震没震到，腿骨折了。

　　一眨眼40年过去了，因为条件原因，什么照片都没有留下来。当时去救灾的想法很简单，要无限忠于四个伟大，干革命就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也没有人做动员报告。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战备医疗队建立起来了，救灾物资也很及时，我看，我们国家的抗震防震与国际接轨了。那时有医生去了没回来的，如果生病的话没法救，能活着回来是命大。在救灾过程中，重要的是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生存，实事求是，该做的、能做的就去做，救死扶伤，尽力不要让病人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