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那些小事儿

　　口述者：周碧云 倪银凤

　　采访者：刘世炎（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科员）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时间：2016年7月6日

　　地点：上海市浦东区周碧云、倪银凤家中

　　周碧云，1930 年生，1954 年华东药学院（现中国药科大学）毕业，被分配至东方医院（时为黄浦区浦东中心医院）工作，药剂科主任退休。唐山大地震时，作为第一批医疗队员赶赴唐山抢险救援。

　　倪银凤，1938 年生，上海第一医学院肄业，被分配至东方医院工作，曾任黄浦区妇幼保健院医务护长，妇产科主治医生退休。唐山大地震时，作为第一批医疗队队长赶赴唐山抢险救援。

　　周碧云：

　　1976年7月28日中午，领导接到组织医疗队的通知后，马上制定赴唐山人员的名单。我们医院当时组织的医疗队比较全面，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放射科医生等，还有做行政工作的指导员。放射科的人员是技术员，放射仪器就没带了。指导员负责转运重病员，病员通过飞机被送往邢台等地进一步接受救治。队长是倪银凤，她比较年轻，挑大梁的，助产士出身，那时是妇产科医生，但也会开刀。

　　名单制定好后，医院召开紧急会议，一旦答应前往唐山，就不能离开医院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医院待命，只要卫生局来出发的通知后，我们就马上走。在待命期间，每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准备药物。我当时在药剂科工作，就准备了红药水、紫药水、酒精、抗菌素，还有盐，“乒乒乓乓”的液体不能带。我就想着把原料带足，去那边配兑，因为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情况有那么严重。骨科的话，光带药不够，还得带上器械。

　　当时是夏天，天气很热，我们工作的时候，穿白短袖、长裤，凉鞋、皮鞋也不穿，穿的是黑布鞋，走起路来舒服一点。我记得我当时连袜子也没穿。当时不能回家，我就打电话到家里，让小孩子给我送了东西过来，也就是碗、筷等简单的日用品，没有准备其他吃的。钱也不用，虽然上班有小钱包，里面也有些钱，不过当时钱没处花。我们东西都准备好了，但一直到晚上，我们都没有接到通知，那天晚上我们也就睡在办公室。

　　29日早上5点多，通知来了，医院就派车把我们送到了火车北站，车是8点钟开。火车走得很慢的，到第二天（30日）中午，我们才到天津，当时唐山的火车出问题了，进不去。到天津火车站后，大卡车把我们送到天津杨村机场，再通过飞机把我们送过去。天津是有水的，我们每人有个军用水壶，喝光了就再灌一点。那一天，我们就吃压缩饼干。凳子是没有的，要休息的话，就站着，或者坐在地上。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大概到了晚上7点钟，比较晚了，是倒数一二班飞机。飞机开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唐山。当时飞机很小，十分闷热，温度达四十度，用报纸扇了，汗还是“嗒嗒”地往下流。解放军更辛苦，把医疗队送到唐山后，得立马赶往杨村接其他队员，一整天都不能歇息。

　　到唐山之后，断电断水，一片漆黑。我们下飞机后，其他的医疗队都到机场了，我们自己找了个地方，把大塑料布铺在地上，坐着，躺着，都可以。

　　第二天早上，大概7点钟的时候，解放军来了，给我们安排了一辆卡车，一顶帐篷，我们还有一袋从上海带去的面粉，不知道是五十斤，还是二十斤。他们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吊在帐篷里的灯（可能是马灯），至于怎么加油的，我也忘记了，只记得灯一直亮着。

　　按照解放军的安排，我们的车子开到了路北区。和路南区相比，我们那个地方的情况相对好些，任务还是比较轻的。路南区有很多住宅、旅馆，火车站也在那里，是唐山当时最繁华的地方，所以地震后，灾害也比较严重。我们到的路北区，看不到商店，马路很宽，后面有足球场大的一块空地，种庄稼的，当时大概是山芋成熟的季节，我还看到有山芋藤。我们就驻扎在这块荒地上。马路旁边那栋四层楼高的房子，是唐山的煤炭研究所，里面的研究人员应该也不少。我们刚到，帐篷还没搭好，就有当地的老百姓来找我们看伤口了，我们就给小伤口涂涂药，包扎包扎。

　　慢慢地，一切也就都上正轨了。每天每个队都在路边摆个摊，摆摊很简单，用木头搭个台子，对外伤进行处理，一般两个人就够了。其他的人就背着药包到马路上去巡逻，去看望临时棚的伤员，上下午各一次。碰到急诊的话，医生可以处理。

　　我遇到过一个小男孩，大概小学没毕业，人长得也蛮好的。他脚上受了伤，被压了或者割了，口子很深。听说他父母都没了，就只剩下他。他已经没有家了，在马路边上的棚子里，和一位老爷爷一起住。老爷爷也是一个人。我说：“你的伤口挺深的。你要每天都来，我给你换药。”后来熟了些，我就问他：“伤口好了后，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我要到矿上去，打工。”脸色很凝重，很坚决。他这么小的年纪，就想着靠自己活下去，不让国家来养。我听了之后，很心酸。唐山的老百姓都很坚强，这让我很感动。

　　我们接生过一位妇女，遭遇也挺惨的。她的丈夫在地震中遇难了，她是头胎，年纪很轻。小叔子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他先来找妇产科医生，看什么地方好生产，确定我们医疗队有妇产科医生后，就放心地回去了。等到快要临盆的时候，妇人和她的母亲一道来了。当时没有床，我们就在帐篷里的地上铺了大单，她躺在上面。帐篷里很热，但也没有办法。最后，她生了个女孩。小女孩命苦啊，生出了就没了爸爸。妇人很感激医生，就让医生帮她取名字，“地震之花”，就取了名叫“震花”。

　　有一次下大雨，余震特别厉害，帐篷顶的灯晃啊晃，好像要掉下来。不过我们本来就睡在荒地上，能逃到哪里去呢？我们当时站也没地方站，坐也没地方坐，只好躺着，也就不怕了。我们之前帐篷扎好后，在旁边都挖了沟，水就顺着沟流走了。

　　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虽然带了一袋面粉，但是没有水啊。从天津灌的那壶水，到这里已经剩得不多了，还要预留些自己喝。老百姓就告诉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走过去一刻钟的路程，有个游泳池，那里的水大概不会完全干掉。我们当时带了两个高压消毒锅到唐山，两个人，一人抬一个耳朵，就去游泳池抬水。打到的水都是红颜色的，不是血，因为唐山的土是红颜色的，沉淀了一会儿之后就可以喝了。我们捡了砖头围成一个圈，把锅架上去，捡了窗户上掉下来的破木头烧，做面糊，做面疙瘩。前两三天没有蔬菜，都是吃的面糊。盐是我们自己带过去的。我们也买了些袋装的榨菜带过去，这是领导关照的，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多放几天。我记得唐山的茄子是圆的，很大一个，我在上海没见过，放在油里炸一炸就吃。后来给我们营养品，给了羊奶粉，我不要吃。解放军还给我们送了桃子，一个队一箩筐，我们晚上没事儿干就吃桃子。我们当时就像一家人，很亲切的。那时候医疗队和病人的关系，比亲人还亲的，哪像现在很多医生，都不大跟病人讲话的，我们那时候甚至会给病人做心理疏导。那时候和现在，真是不一样。

　　我觉得解放军真的很伟大，打仗的时候，用生命去抵抗；和平时期，就参与救灾。没有解放军，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展开救援工作。我们刚一到，他们就帮我们准备好了帐篷。一个礼拜后，解放军到我们荒地后头帮我们打井，路跑得远了点儿，不过解决了喝水问题。此前，我们虽然能到游泳池打到水，但洗脸成问题，只能拿毛巾浸一下水，每人揩一揩。

　　唐山有点儿好处，就是它是大陆性气候，虽然中午很热，但太阳下山后，很凉爽，不像上海这样，出汗之后粘粘的。后来，解放军来给我们发了棉毯，每人一条，够用。

　　上厕所的话，我们帐篷的泥地里头挖条沟，旁边用芦苇围起来，人蹲下去都看不见。我们不习惯太阳底下上厕所，就熬到晚上，到远一点的地方，安静一点。

　　我们是8月26号回来的（是26号离开唐山还是到了上海，我忘记了），那时候火车已经恢复了。回来的时候，听说是上海的革委会的头头徐景贤来火车站接的我们，但我们因为是区级医院，医院领导和汽车又都在等我们，我们回家心切，所以没看到他。回家后，穿的还是原来的衣裤，袜子也没穿，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倪银凤：

　　我们从杨村到唐山，乘的是装货的飞机，而且飞机繁忙得不得了，把医务人员带进去，把伤员运出来，飞行员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飞机里的温度高得不得了，在40度以上。我那时候39岁，身体还算比较好的，整个人就像浸在汗水里一样。身体稍微没那么好的，就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现象。就这样，我们进唐山了。

　　我们队在煤炭研究所，那里还好一点。有的队没地方搭帐篷，就搭在废墟上，下面都是尸臭。我们搭帐篷的地方，到处都是大便，我们把大便翻下去埋在深一点的土里，然后就把帐篷支起来了。一个帐篷，分男女两边，中间用盐水箱子隔一隔。

　　我记得我们有位队员，叫徐迟明，是内科主任，到了唐山后，因为病毒感染，面瘫了，又不得不回了上海。到唐山后，我们第一个礼拜是没有水的，也没有吃过一滴油。后来，天津用水车送水过来了，条件一点点好起来了。我们当时有一袋面粉，一包盐，早上吃面疙瘩，晚上疙瘩面，中午干酪饼。

　　我们出去就是干事的，要帮助人家解决问题。我们曾经大概接生过两三个小孩，都是我跟刘肥柳一起的，她当时是助产士长。“海生”“海花”，当时他们感激得不得了。有一个难产，我用产钳把小孩拉下来的。

　　当时闸北中心医院医疗队有位病人，他们当阑尾炎观测的，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但到后来，他们主任看了看，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就想着找位妇产科医生来瞧瞧。晚上，他们就到我们帐篷来，问我们医疗队是不是有妇产科医生。我当时是队长，比较敏感，隐约觉得有什么事，立马站出来说：“有的，我就是妇产科医生。”主任让我到他那边去看一下，我随他一道去了。一看，那位病人脸色很苍白，问了一下月经史，我才知道她有停经史。她的肚子，我一看，胀得很大，动起来又“哗哗”地很响，用针头一抽，发现里面都是血，我连阴道检查都不用做了，就判定是宫外孕。我立马决定给病人进行手术。

　　等我再回到帐篷里时，全队的成员都起来了。我们的副队长是徐伟达，我把状况跟他说了。手术包、消毒包等用具，我们当时都带着；负责后勤的是芦桦，带了个小的发电机，立马发电照明，准备手术。我们找个地方，把场子清理了一下，帐篷一搭，在地上洒上一层石灰，空气中喷喷消毒剂，就算消过毒了。开始抢救病人，我主刀，任仲芳当时是外科手术室的护士。病人需要输血，一动员，大家都是热血沸腾地献血，我当时也准备献血。当时他们让我不要献，怕献了血头晕眼花，不好开刀，后来陈医生（陈贤直）献了400CC。我们把病人破裂的那侧输卵管摘掉后，病人最终给我们抢救过来了。

　　到第二天，不得了，当地的大字报用醒目的标题写着“上海人民的献血输进了唐山人民的血管里”，看了很感人。要离开唐山的时候，我和徐队长还去访问了一下那位病人，她各方面都恢复得蛮好。

　　我还听说有一对老夫妇，他们靠吃枕头里的枕芯，里面装满了谷子蜕皮时第一道出来的壳，比糠还要粗，在废墟下面活了好多天，最后成功获救了，不可想象。

　　我是带队的，要负责把党的温暖送给大家，我们就把奶粉、羊毛毯都送给产妇，他们很感动的。但我们当时有“三项纪律、八大注意”，人家送东西给我们，我们都不能收的。解放军很关心我们医疗队，临走的时候，给每位队员都送了一套军装。我探望病人回来后，一部分人已经上火车了，我想，这怎么行，怎么能去拿军装？我就全部收回来了，让他们去还掉。回上海后，卫生局局长还来找我，说我怎么能拿别人的军装，我就如实相告了。

　　回上海后，我去很多地方作报告，把我所见到的，如实讲了出来，下面听得鸦雀无声。我一直忙着作报告，直到9月9号毛主席逝世后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