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相互信任的年代

　　口述者：钮善福 黄卫民 陈仙度 侯玲毅 郭利华

　　采访者：钱益民（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焦子仪（复旦大学本科生）

　　蔡巧婷（复旦大学本科生）

　　时间：2016 年4月26日下午

　　地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政楼 808 室

　　钮善福，1927年生，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至今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肺科工作，曾任上海医科大学呼吸病研究所所长、肺病学教研室和肺科主任、上海市医学会理事和上海市肺科学会主任委员。唐山大地震发生一年后，作为第二批上海医疗队队员，在玉田抗震医院（又名为玉田临时医院）参与医疗救援。

　　黄卫民，1952年生，主治医师，1971年进黄浦区中心医院工作，直至2012年退休，曾任黄浦区中心医院外科党支部书记、外科行政主任、院医教部主任。唐山大地震首批上海医疗队员，1976年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临时医院外科工作一年。

　　陈仙度，1952年生，主治医师，1971年进黄浦区中心医院，2007年退休，曾任黄浦区中心医院内科党支部书记。1976年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临时医院内科工作一年。

　　侯玲毅，1954年生，主治医师，1972年进黄浦区中心医院，2009年退休。曾任心电、超声综合科室行政主任。1976年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医院放射科工作一年。

　　郭利华，1952年生，主治医师，1971年进黄浦中心医院，2007年退休，曾任中医科行政主任。1976年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临时医院内科工作一年。

　　我们是第二批上海医疗队成员

　　我们是上海第二批赴唐山抗震救灾的医疗队，1976年9月16号到达玉田抗震（临时）医院，和同年7月出发的第一批医疗队换班。我们在那里服务了一年，1977年6月份回上海。

　　当时是上海卫生局让上海医学院做好准备，钮善福医生当时是玉田抗震医院内科组长，正当壮年，是医生们的中坚之一，带着我们这些青年医生。1974 年不少青年医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下乡巡回医疗，插秧种菜，和赤脚医生同吃同住，1976年刚刚回来。听到唐山出事了，需要救援，大家都主动报名。当时父母反对我们刚下乡回来又去唐山，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去。

　　当时唐山的情况已经稳定。医院通知我们也不像通知第一批那么急，他们一接到通知马上就要走，我们是有时间回家准备的。我们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去世一周后的1976年9月16日，人民广场开追悼会。我们是开完追悼会后晚上坐火车走的，先到天津杨村飞机场，再乘飞机到唐山，到唐山以后再到丰南，最后去了玉田。

　　我们到的时候，第一批医疗队还有几个人留在那里，他们在第一批医疗队撤返前一个多月前到玉田，大概是8月20日。他们建立了玉田临时医院，为我们第二批上海医疗队来玉田办院，打下了一定基础。

　　为什么医院选址不是唐山也不是丰南，而在玉田呢？因为唐山、丰南地震最厉害，河北省委和上海市委考虑到，医疗队进去以后，如果再发生地震，当地医疗力量势必跟不上，需要在合适地点组建新的预备医疗机构，以备后患。另外从地理上看，玉田位于唐山、北京、天津三地的中心，不论哪个地方出问题，玉田的医疗队都可以最快速度赶到，实施救援。此外，把医院设立在玉田还可以兼顾唐山、丰南两个重灾区。我们去玉田办院，就是采用这个策略的产物。

　　第一批去的是静安区卫生局、黄浦区卫生局、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的八个医疗队共150人。在完成前阶段抢救伤员的任务后，医生们分别从遵化、迁西、丰南转移到玉田，筹建临时医院。

　　我们到玉田时，已经上午9点多。第一批医生同天11点左右要回上海，我们就在那一个多小时内交接班。当时玉田抗震医院里病人已经很多，我们人地生疏，只知道尽快把病人全部接过来，除此之外，什么都无暇顾及。医院由上海第一医学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五官科医院、儿科医院、黄浦区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到了以后分护理、后勤、医生三大组。医生怎么分科？动刀是外科，不动刀就是内科，就只分大外科大内科。也不设门诊，病人送过来不像外科就送内科，内科一检查是外科就送过去。一切都随病人需要，医生分配调度也很合理，看有哪里帮得上就跟上来。人力调度上发挥了最高效率。

　　医院里物资虽然不够，但是基本医疗设施也都有了，第一批医疗队员给我们准备得差不多了。玉田抗震医院建在一个中学里，只有空旷的22幢简易房子，与几百幅地板，其他设备一无所有，用水要到外面去拎，一下雨室外几寸厚的泥浆，室内水流遍地。医疗器械和药品也不足，在抗震救灾初期，医疗队抢救伤员随身带的少量器械，在丰南时已感到不能满足抢救需要，更不适应办医院的需要，药品也大部分留给丰南等重灾区。

　　第一批医疗队从丰南过来的时候，设备、医疗器械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第二批去的时候，医疗设备都是准备好带过去的，比如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五官科医院、儿科医院带了高压消毒锅、手术床、心电图机、麻醉机之类的大件设备。当地的医院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也支援一点。所以我们第二批医生到玉田时，医疗设备和基本药物之类，基本都有了。

　　余震不断中的24小时值班生活

　　玉田临时医院最初只是个简易棚，第一批人去的前两个星期，就在中学的足球场搭建手术室和宿舍。足球场西边搭起男宿舍，东边搭起女宿舍和手术室。手术室除了急诊不接其他病人。

　　我们住宿的条件已经比第一批医疗队员好许多。毛竹搭起来的临时房墙面是空的，窗户就拿塑料纸钉一钉。墙面要走烧火的管道，女宿舍里有张床后面就是烟囱，睡这张床的女医生就开玩笑：“烟囱倒了，你们记得把我扒出来啊！”

　　余震不断，我们到了没几天就震过一次。余震破坏力很大，内科病房里氧气瓶在地上跳个不停。氧气瓶一旦爆炸，那可要出大事了。我们一开始都没想到这层。那次余震以后，我们就把抗震台上的氧气瓶扎紧。家里人知道我们在唐山，都很担心我们的安全。大家就轮流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都说“我好好的，不要担心”。医院里就一门电话，手摇式的，大家排着打电话，所以话不能多说。

　　很多人说，地震时什么都不要拿，如果要拿就拿热水瓶。因为地震以后缺水，没有热水瓶就没有开水喝，很难受，所以热水瓶成为很珍惜的生活必需品。唐山一到晚上就很冷，我们蜷缩在被窝里还是被冻得不行，所以有时候晚上发生余震，大家也不愿跑出来。有一次余震，一屋里四个人就跑出来一个，在外面喊：“出来啊！出来啊！”可里面人不管，接着睡。频繁的余震，我们慢慢习惯了，并不感到害怕。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都不觉得苦，回忆起来也很有意思。我们读书时也吃过很多苦，有睡在猪圈旁的经历，大粪也挑过，生活环境恶劣难不倒我们。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唐山发生毁灭性的大地震，中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二话。去了以后，我们总归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所以一天到晚都在玉田临时医院里面。

　　我们这批人都勤勤恳恳，为唐山人民抗震救灾出力，为当地病人服务，哪一科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蛮主动的，有事情都是叫得应的，大家都好商量。有什么重急诊，半夜里有什么重任，拉线广播一喊，大家就跑过去了。当时是24 小时值班制，我们到底接诊了多少人？看了哪些病？准确的数字蛮难讲，也从没有仔细研究过。我们只知道重诊急诊随叫随到，一呼百应。

　　玉田一年所学顶得上平常十年

　　在玉田我们见到了很多病种，学到了很多，很长见识，很多经历在上海是不可能有的。

　　我们去的时候，地震已经过去二个月，地震抢救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常规医疗阶段，接诊的大多是当地医院看不好的疑难杂症，以及地震引起的后遗症，此外，还有狂犬病、破伤风、白血病、肺结核、脑结核等等。为何有不少白血病？有人分析认为是受地震后地光影响之故。很多病例至今仍历历在目，这些都构成抗震医疗救护的珍贵记忆，值得今天总结和分析。

　　我们见到一个四十多岁女病人，是一群人在玉米地里巡逻时候发现的，一只脚没了，送到医院时耳朵里都是血水，还有蛆从耳朵里爬出来。当时天气炎热，病人身上味道很重。中山医院的几个护士不怕脏、不怕臭，给她清洗后，给她用抗菌素，立即开展抢救。人是一度被救过来，但是伤得太重，医院条件又差，三天后，她还是死了。

　　有一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血性脓胸女病人，经过打洞、减压、切开、引流，咳出来一大盆痰，痊愈了。当地人不穿内衣，只在外面裹一件厚棉袄，用绳子一扎。这个病人送过来时棉袄黑得发亮。当地人身体素质倒是很好，生了病也熬得住，可能跟他们吃杂粮有关。

　　还有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赤脚医生给他打预防脑膜炎的疫苗，剂量过大，结果导致急性肾衰竭，小孩子尿闭，引发呼吸问题。磺胺的剂量太大，对肾的损害太严重。由于没有血透设备，这个小孩一天后就死了，如果在上海可能还有救。

　　一天马车送来一个二十几岁年轻人，瘦得皮包骨头，唯独肚子很大，一碰身体，发出咣啷咣啷的声响。我们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畸形。外科会诊后，决定给他开刀，治好了。两个月后他和家人们一起来答谢我们。小伙子长胖了，我们几乎都认不出来。看到他们一家人开心得不得了，我们也很欣慰。

　　一个年轻女孩，想买一条裤子，家里人不给钱，她就喝农药自杀。家人用马车赶了三天三夜送过来。送到时女孩已经呼吸困难，浑身大汗淋漓，是很严重的中毒，竟然也被我们抢救过来。

　　还有不少很严重的病人，都抢救成功了。我们开始都很奇怪，怎么有这么多震区的重病人？后来才知道他们都不是震区来的，而是从远方特地慕名赶过来的。当地人特别相信上海医生，一听说上海医生来了，周围城市或者边远农村，凡是家里有病人的，都想送过来。有开着拖拉机来的，也有的赶着马车来。当地医院在地震时都震没了，所以玉田抗震医院事实上承担着当地的常态医疗任务。

　　我们那一批去的人，除了钮医生这样的中年医生，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医生，黄浦区的、二医的都有，去了一年学到很多东西。对我们几位年轻医生来说，这一年学到的东西，是我们在平常的医院里十年都学不到的。

　　像黄卫民医生，在玉田抗震医院跟着中山医院的任长裕医生做手术。任医生问他，学外科多少年了，他说四年。任医生就说，“我考你三关，第一关我带你开刀，第二关你带我开刀，第三关我看你开刀”。那过三关要多久呢？任医生说，那得由他说了算。实践证明，不到一个月，开刀开到第三个病人的时候，黄卫民就开始自己主刀了。从实习医生跟着高年资医生开刀，到自己动手开刀，在平常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但在玉田抗震医院，这中间的跨度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

　　医生间良性竞争使病人得益

　　当时医生间也形成良性竞争。就这样简陋的设备和条件，我们什么复杂的手术都得做，必须做。开脑、开胸、开心脏，都开。今天你中山医院来的医生开一个心脏，明天我华山医院来的医生开个脑袋。大家就像在比赛一样，暗暗较劲，得益的是病人。

　　我们几位来自黄浦区中心医院的年轻医生，职业生涯后边都是科主任、主治医师，回想起来，这与唐山这一段经历是分不开的。因为有任常裕、钮善福等高年资有经验的医生带教，与他们24小时生活工作在一起，互相非常了解，有问题随时向他们请教，后者毫无保留地传授，加上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触大量重症患者，有大量的动手实践机会，所以年轻医生的医疗技术得到很大提升。

　　任长裕医生收治过一个风湿性心脏病伴二尖瓣狭窄的病人，他在手术台上用器械一分离开患者的二尖瓣，病人的脸色立刻变好了，浑身舒适了许多。现在任长裕医生都快90岁了。

　　有个男病人送过来已经休克，家属说是肚子痛，当时也没有仪器，内科找不出原因，医生就用听筒，敲敲手指，从声音来判断病情，医学上叫“叩诊”。一听，诊断为麻痹性肠梗阻，就送到外科。下午送过来，晚上就开刀。把病人的肠子全拿出来，也没找到梗阻所在。于是紧急叫任常裕医生过来接诊，任医生招呼我们过去看，学着怎么处理。我们记得很清楚，病人的肠子就像羊泡泡一样。任常裕主任用“扭转”的外科方法处理了一遍，回去后病人就好了。家人不久送来一封表扬信。他们觉得任医生很神奇，因为什么设备也没有，就是凭叩诊，就得出准确的病因，而且用最简单的外科方法治好了病，真不愧是上海来的高明医生。

　　钮善福医生水平很高，有一次医院来了个自发性气胸的病人，拍片子后，我们说插管。钮医生一看，说不插管，马上进行手术，然后打洞、引流。第二天，放射科再次给病人拍片，发现病人的气胸吸收了，病人就给治好了。

　　外科还收治过一个交通事故受害者。这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人，开着轿车途中发生车祸，方向盘压在他肚子上，从脾脏到胃、肝脏、胆囊、胰腺全断掉，是撞击下活生生地断掉。玉田抗震医院所有外科医生全体出动，花了很大力气，竟然把他救活了。这个病人如果今天在上海也不一定能救活，但是在玉田被救活了。到现在我们都觉得是奇迹。病人后来都开玩笑说“你们简直是神仙啊”！我们得到什么益处呢？当时毛主席纪念堂还没有对外开放，我们被允许进去参观。做医生的，尤其是外科医生，没有比手术成功、患者被抢救回来更开心的事。

　　玉田生活花絮

　　考虑到有急诊病人随时被送过来，玉田抗震医院的医生不允许出院门。医院建在学校里，就是不能出校门，我们每天就只能在足球场上活动，大家都住在这一个大院子里面，一半医院，一半宿舍，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有需要，喇叭一叫就来了，大家相互之间感情都很好。

　　我们和当地的医务人员关系也很好。当地的医院人员、卫校的同学都来进修，像玉田县人民医院，从业务院长到各科室主任，都分批到医院轮训。上海的医生在当地威信很高，没有架子，主动去接病人，都不收钱的。这在现在很难想象。

　　当地饮食和上海差别很大，当地人照顾我们，自己就吃小米，把好的都拿出来，怕我们吃不惯，整天都是面条、烙饼，在当时已经非常好了。

　　当地领导对医疗队也给予特别照顾，过年时候给我们放假，让当地的医生上班。我们大年三十聚在一起看电视。1977年是第一届春晚，马季演相声，我们就在一个棚里看，不少当地人也在医院里和我们一起看，看得很高兴。当时还组织了联欢晚会。临走时我们在凤凰山拍了张照，回上海后倒是再也没有聚过。

　　我们一生中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经历。

　　玉田抗震医院建立起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医患关系

　　那时候的领导是工宣队，是工人，医疗知识并不懂，组织领导医疗完全是靠下面医疗队医生的觉悟和自觉性。那时候大家真的是拼命。病人和病人家属对医生都特别信任，医生说东，病人家属没有说西的，哪怕是病人死了也会给医院送表扬信，含着眼泪向医生道谢，他们都相信医生尽力了，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医生的实际行动。像急诊，医生都是站立在门口，病人一到就主动出去迎接；只要一看和我科室有关，马上就接过去诊疗。不存在今天有的病人家属吵吵闹闹的现象。

　　我们今天回顾唐山医疗救灾，第一，不能把这些功劳归于工宣队领导。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方面都很混乱，你不能说那时候领导有方。第二，医务人员最宝贵的精神是什么？是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白求恩精神。第三，中山、华山的那些老前辈，如果手里没有过硬的本领，就算有这么多的机会，能看好那么多病人吗？不可能。所以，医生手上要有过硬的本领。

　　玉田抗震医院救活了那么多人，不是凭一股热情就能做到的。你光凭笑脸可以看好病吗？你的笑脸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吗？不行，还是要靠手上的功夫。为什么说玉田抗震医院做得好，因为领班的这些医生愿意做，愿意把功夫献出来。

　　我们前面说，中山、华山形成了良性竞争，不管怎么样竞争，医生要有真本事，没有本事和谁竞争？光是嘴巴说“我要为灾区人民服务”，没有用的，病人和家属看得出你有没有本事。

　　抗震救灾40年的时候到底要纪念什么？不是统计抢救了多少病人，这意义不大，而是要通过纪念来看救灾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它对后人有什么警示、启示。

　　40年过去了，历史不可能重来。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救灾条件再也不像当年那么简陋。但是严谨的态度不能丢，医生救死扶伤的本质不能丢。尽管条件差，环境差，没有很好的报酬，但是玉田抗震医院救了很多人，建立了一种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医患间的关系，这是值得今天的医生和患者学习的。病人生病了，他们是在无助的情况下来求助医生；医生要有担当，没有必要害怕承担责任。无论什么时候，再高明的医生，都有看不好的病，这是客观事实。

　　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坏的现象，颠覆了医务人员以前坚持的一句话—“只要有1%的希望，医务人员会尽100%的努力来抢救”。现在，哪个医生敢这样讲？有风险的不敢讲，没有风险的也不敢讲了。

　　一个学校也好，一个医院也罢，都是有灵魂的。祖宗留下的灵魂，不管医院怎么变，条件是好是坏，这个灵魂不该变。什么样的风格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上医出来的，这是二医出来的……像外科医生，一看你动手，就知道你是哪里毕业的。这说明，学校是有教学传统的，这种传统现在还能看出来，说明这个灵魂还在。

　　搞医的，真的不能来半点假的，不能有虚荣心，不能来假的。上医的灵魂是什么？是做事情不后退、不吹，是实干，是过硬的技术。无论什么时候，医生的灵魂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