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救援的经历和思考

　　口述者：殷祖泽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燕佩（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郭晓静（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张鼎（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员）

　　时间：2015 年 12 月 16 日

　　地点：上海市隆安公寓 25 楼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医卫专委静安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殷祖泽，1941年生，中共党员，主任医师。1964年参加工作，历任静安区中心医院外科副主任、副院长，静安区卫生局副局长、局长。大地震发生后，作为第一批上海医疗队队员，赶赴唐山参与抗震救灾。

　　一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是静安中心医院的外科医生，作为第一批上海医疗队队员赶赴唐山参加救援。当时我已从医十年，属于高年资医生，专业是普外科和胸外科，这就决定了我参与救援大灾难，义不容辞。

　　记得是7月28号，我刚做完了一个大手术，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去理了发。回病房的途中，外科支部书记找到我说：“唐山发生大地震了，组织已经决定让你加入抗震救灾医疗队，赶快回去准备一下生活用品、换洗衣服，到院部集合待命。”当天晚上我们全区的医疗队员紧急集合，等待指示。在领导动员以后，大家当夜都没有睡好觉，有的人干脆在凳子上坐等到天亮。第二天清晨六点半，我们就赶到火车站，乘上了北上的火车。

　　当天从上海发往唐山的火车，应该不止我们一列。市级层面的医院应当更重要，比如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市六医院等，可能出发在我们之前。我们这列火车上，共有56个上海小分队，每个小分队有十多人。我们静安区是两个小分队共32人，大部分都是中心医院的，还有区属卫生系统的一些其他单位，包括区卫生防疫站和地段医院的医生。

　　这一夜我们在火车上根本没有睡觉，大家都非常兴奋，是等待任务的那种状态。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上火车之后，组织学习的喇叭就不断地报道一些情况。第二天早上九点半，我们到达了天津的杨村车站。其实快到杨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天津郊区有些建筑已经倒塌，有些建筑墙壁上有大的裂口。在长江以南没什么动静，到长江以北，地震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了，我当时就在想，北京怎么样？中央怎么样？

　　从火车站下车以后，我们到达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那里聚集了很多人。我首先看到的是各种飞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轰炸机，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飞机。各单位的医疗队救援队伍人数很多，到处都是穿白大褂的。这时我们就看到了来自上海的市级医院的医疗队，然而我们相互之间也没什么交谈，因为大家的心情比较焦急，不像平常一样看到后嘻嘻哈哈打个招呼。尽管他们可能比我们早到天津杨村车站，但因为包括河北、天津的交通全部堵住了，也进不了唐山。这是唐山救援的一个教训，来自北京、上海的高水平救援队伍因交通拥堵，进不到唐山去，结果耽误了一天，给救援造成了很大损失。

　　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水泥地犹如烤箱一般，杨柳树旁边的荫凉下肯定是人最多的地方。机场不可能有很多树荫，我们就在飞机的机翼下乘凉等待。下午，有人说北面生活区有个水池，就有很多人过去避暑冲凉，我也跟着去了；结果冲凉后，毛孔闭塞，感冒发烧了。当天晚上七时多，我们接到出发的命令，便从这个军用机场飞到唐山机场，用时很短，大概半个小时以内。机舱内十分闷热，在我前面坐着的一个检验科的女同事就昏倒了，且大汗淋漓，惊动了身边很多人。当时我们只能用掐人中穴位的办法，这才慢慢地让她苏醒过来。

　　医疗队抢救垂危伤员

　　到了唐山机场以后，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就在路边安营扎寨，把塑料布往水泥地上一摊，“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我们身上带有压缩饼干，据说这种压缩饼干还是科研成果，在抗美援越战斗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当然更多的就是医疗药品、设施器械等。那时晚上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什么都没有。压缩饼干干得咽不下去，喉咙像冒烟一样，也都没有地方可以找水。

　　大家都没办法睡觉，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找水，因而有幸在途中就碰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他很早就起来了，用毛巾扎着头，显得很朴素。但我们没能靠得很近，他旁边围了很多人，有人保卫着，不可能接近。当时看到中央领导，我们都感觉很兴奋，后来有人说还看到华国锋了，我们没有看到。这时正好遇到空军的车辆从水库拉来了水，我们就满载而归了。

　　然后，我们沿着飞机场步行，到了生活区，那边有苏联专家留下的别墅。当时因为地震的缘故，我们看到房子就害怕。于是就在这个区域附近选择一个地方，搭起帐篷、灶头和厕所。这些设施都很简陋。厕所就是挖一个坑，上面扎一扎，然后拿木板搭上。我们把土层挖得很深，北方土质比较干燥，污水容易被吸收，用完后就覆盖一层土上去。至于烧饭的灶头，也是先挖好一个坑，然后再搭建。好在我们医疗队的指导员冯其林同志是转业军人，部队野营的一系列做法他都熟悉。还有一个工宣队的屠师傅，也是部队转业的。他们为主干，我们就做一些小工来帮忙。那时没有人是闲着的，不管什么事情都争先恐后地去做，从来不计较。只要事情能做出成果，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光荣。

　　医疗队全体队员合影

　　我们住的帐篷则要搭建在地势比较高、旁边有条件挖排水沟的地方。这样，下雨的时候，帐篷上流下的水可以顺着沟排到远处去。但是，作为医疗救护队，更重要的还要搭建一些用于工作的帐篷。工作帐篷搭建好后，我们就把从上海带来的医疗器材设施安置进去。同时，因地制宜，设置了十分简易的诊室和抢救室。我之前因为冲凉感冒，浑身酸软，但是看到队伍里的同志积极性都很高，我也就奋力坚持工作。天黑时下起了大雨，雨水渗进帐篷，不少睡觉的床铺都浸湿了。我们又赶紧把器材和药品都转移到高处保护起来。大家忙前忙后，身上都被淋湿了，而且都还饿着肚子，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就是我们到唐山第二天的情况。

　　上海医疗队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还没等我们喘匀这口气，伤病员就集中而来了。于是我们马上就开始接待和诊治大量患者。作为第一批赴唐山的医疗队，队员们一般都是年富力强、医术纯熟、能吃苦、政治素质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里，一共接待治疗了五千多人次的各类伤病员，平均每天要有三四百个。来就诊的人也不可能像平时在医院一样，从一开始就能分科就诊。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律来者不拒，热情接待，并首诊负责。来到唐山实行医疗救助的早期阶段，我们的处境的确是比较艰难的，然而，我们医疗队同事们从一开始就能发扬大协作的精神，把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的勇气，以及体能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病人来了以后，我们就凭医务工作经验来判断。能够自己来的，伤病应该是比较轻的。被抬过来的，应该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我们根据轻重缓急，分别妥善处理。遇到重危病人，我们就需要判断是否有条件和能力治疗，没有条件和能力的就赶快转移。其实，分类判断是马上抢救还是转院，这是一门学问。当时也必须这样做，否则要耽误病情。想抢救想治疗，但是没有条件和能力，一定会延误治疗。一个星期以后，情况有所好转。生活问题和医疗问题也都差不多解决了。

　　二

　　接下来我想重点讲讲医疗方面的事情。当时国际风云变幻，国内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比较猖狂的阶段，整天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斗争。从去到回来的火车上都是讲这种大批判的东西。而我们作为医疗队员，在赶赴唐山的时候，既要明确我们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去的队伍，是去救援唐山大地震的；还要明确我们是受上海这座英雄城市和一千多万上海人民的委托去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以白求恩为榜样，高扬救死扶伤、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那时我们还很年轻，血气方刚，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和决心进入抢救现场的。有了这些，我们不会畏惧生活方面和医疗方面遇到的各种困难，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在去唐山之前，我们队伍中不少人都经过了“四清”运动的锻炼，经历了医疗队下乡为贫下中农看病，支援边疆也去过了，所以应该是有一定基础的。在困难重重，生活还没有安顿好的情况下，我们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诊。就是要接待病人，就像刚刚讲到的那样，这种接待是全方位的，可以说来者不拒，所以人数是大量的，而且是不分科的。能看好的就及时治疗，不能看好的就赶快转院。

　　第二，抢救重危病人。当时病情以伤痛为主，各种外伤、骨折病人是很多的，也有一些小伤小痛的病人，以及大灾之后的传染病、流行病，还有就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其中还有一部分需要抢救的是脏器损伤的重危病人。

　　有一天晚上，手扶拖拉机送来一位中老年病人，现场诊断为腹部外伤、肠外露、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病人已经中毒性休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决定马上进行手术。大庆人王进喜有句话叫“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也必须有技术专业的支撑，没有训练有素的外科大夫的话，就变成口号和空话了。在医疗器材设施很不匹配的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后来经过努力，病人抢救成功。做完手术后有专业护士二十四小时陪护。这位病人抢救成功后，当地很震动，大队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等人都过来感谢，讲了很多好听的话。这是我亲历的事情。

　　我们静安区医疗队还在大震后的第九天，在一个芦席棚里，安全地接生了一个女婴。这个婴儿的父亲在地震中遇难了，母亲被压伤了。一个受过挤压伤的产妇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生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当时，我们医疗队一无产科医生，二无设备条件，但有一位区中心医院妇产科的青年护士。在全队同志的鼓励和协助下，她勇挑重担。此时，棚外骄阳似火，棚内热气逼人，苍蝇乱飞。我们有的队员忙着赶苍蝇，有的拿着扇子为大家扇风，有的队员为产妇擦汗。经过二十多分钟紧张的战斗，婴儿终于顺利地出世了。

　　给婴儿起个什么名字呢？棚内棚外，我们的队员七嘴八舌，争着为婴儿取名。婴儿的母亲看着、听着，泪花扑簌簌地往下淌。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大家决定给婴儿取名为“李重建”(注2)。婴儿出世后，她母亲的奶水不足，万航地段医院的章国良医生为此四处奔走，从解放军那里弄来了棉毯、奶粉和饼干。

　　另外，我们静安区中心医院的骨伤科医生操作闭合性骨折复位的能力比较强，因此大多对骨折病人采取闭合性手法复位和石膏固定，对严重的骨折也能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第三，护送病人。外来的病人送到我们医疗队的时候不分科，也不分轻重缓急。有的病人病情比较严重，但是没有表现得很明显，一旦耽误就十分危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进行筛选分类，这是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专业基础的。分好以后，有些病人就需要立即转院。我曾多次担负转送病人的任务。我们负责把病人送到可以停直升机的地方，直升机再把病人送到大飞机上，转运到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等大城市进行治疗。也有些病人，不一定要送到大城市去，通过直升机接到医疗队里来救治也可以。转运危重病人也是分秒必争的，往往直升机还没有停下来，螺旋桨还在转动，我们就猫着腰，找到飞机出口，把病人从直升机里抬下来就跑。这种情况有一定危险性，但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病人接过来以后，医疗队就开始进行抢救治疗。有些我们没有条件治疗的病人则需要转移，有时送到直升机上，有时送到大飞机上。

　　有一次我转送病人，闹出了笑话。我负责把一个胸外伤病人送到大飞机上。从专业角度讲，由于对这类病人比较熟悉，我就主动守在病人旁边，不知不觉耽误了一小段时间，结果飞机门就关上了，我也被关在了里面。飞机起飞了，被送到了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市，我就在飞机上照顾他。飞机降落后，当地的医务人员也是赶紧冲上来接病人。作为转送病人的我，因为任务完成，也松了一大口气，然后又跟随飞机飞回来。唐山机场基本上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可见效率之高。当时我就深深地感到，转接病人的任务很艰巨很重要。因为病人的生命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中途病人死亡，这就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虽然不会追究我的责任，但是内心会十分愧疚。

　　第四，组织巡回医疗。第一阶段需急救的病人数量减少后，我们医疗队便不再单纯地等病人上门，而是主动外出寻找病人。我们根据分科、人力、技术和需要，组织了巡回医疗队，到群众家里，到田间，到车间，为病人服务。我们的带队领导和队员都想把工作做得细致一点，做得好一点，不辜负上海人民的期望。看到农民在白杨树旁的农田耕作，我们就主动送医；还有一些受了轻伤的百姓，到医院就医不方便，地方偏僻没有车经过，我们就赶到百姓家里为他们治疗。所到之处，当地老百姓都自发地鼓掌。开展就地医疗，就是针对不同的病人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我们还对有些病人运用了针灸和推拿，把队伍里中医医生的力量发挥得非常好，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第五，首长保健。我们医疗队的驻地在机场别墅区附近，有不少抗震救灾队伍的帐篷与我们毗邻。当时还有一个总政歌舞团的队伍也驻扎在那里，进行战地慰问。随着救灾情况的好转，露天电影也放映了，慰问演出也有了。每天早上，我们医疗队的领队还带领我们打太极拳，做广播操，很整齐的队伍，天天如此，雷打不散。旁边总政歌舞团同志就跟我们说：“你们这支队伍，一看就是有战斗力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除了总政歌舞团之外，附近还有类似解放军的指挥所。我们医疗队也会主动为非医疗队的抗震救灾队伍服务，也会出诊，给司令部里的首长看病。这一般不是需要抢救的病，但也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次，我接到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看病的任务。那天晚上我们主任不在，我和其他几位同事正在值班。从外面进来两名解放军战士，很威武的小伙子，夹着公文包，跟我们说：“我们首长得病了，想请你们出诊一下。”因为他的病属于外科范围，于是我就去了。我进到了首长的帐篷，帐篷很大，让人眼睛一亮。首长看到我后，马上就站起来，非常和善，跟我握了手，寒暄一下。然后我询问了首长的病情，看到他的右上臂部皮肤有一块红肿区。我又问了病史，得知他刚打过预防针。我根据病情和打针的时间，判断该症状属于打完预防针稍微过度的反应。我把诊断结果告诉了他，并叮嘱了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首长当即表示满意。约莫两天后，部队就来人跟我说首长病好了，并向我表示感谢。我觉得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碰到北京军区的空军司令员，并为他治病，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以上这五点就是我和医疗队亲历的工作。

　　热烈欢迎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胜利归来

　　三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

　　我参加抗震救灾时36岁，还很年轻，很多事情不大懂。40年过去以后，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也经历了很多，从一个外科医生走上了管理岗位。有句话叫“人生如梦，往事如烟”，我却认为“往事并不如烟”。有些事情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但是救援唐山这件事情在我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绝不会像烟一样散去。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永远都在我心中，只要一讲起这件事情，我就会变得非常兴奋，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回忆，可以讲述。

　　当时，为了保证完成救死扶伤的医疗任务，我们必须克服医疗条件差和生活条件差的困难。于是，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办法，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条件发挥到最大限度。当时生活上的困难很多，断水、断电、断粮、断交通。举个例子，当时好不容易找来的水也担心不卫生不安全，我们有个队员自作聪明，在水中滴两滴碘酒消毒，但是一喝非常苦，难以下咽。仅有的一点水，大家都相互谦让，留给最需要的同事喝。在用水紧张的时候，上海人民关心我们救护队员，运送来一些苹果，我们则把大部分苹果分给病人，自己留下了一小部分，但大家都舍不得吃，推来推去。

　　最艰难的时期就是刚来唐山的前三天，因后勤跟不上，一时没有东西吃，我们就出去挖野菜。当时我正感冒生病，吃到这种野菜的味道，回味无穷，至今难忘。我们吃到的第一顿饭是小米粥。有解放军空军部队到我们这里来看病，知道我们临时断粮了，就把自己带着的小米送了大半袋给我们。那顿小米粥也是吃得至今难忘。后来情况有了好转，蔬菜、大米、面粉等粮食源源不断地供应上了，交通也开始恢复了，小卖铺也开起来了，身上有些零用钱还可以去买点东西。因为不适应气候和劳累，我们50%的队员都得了病，主要是肠胃炎和感冒发热，但队员们全都带病工作，没有人躺下休息。

　　在大灾难面前，在救死扶伤的神圣责任面前，我们医疗队的队员们不分彼此，每有一点好处都尽量让给其他人，真正做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正是在这种局面下，我们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物尽其用，人尽其力。一个人，一个团队为什么能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既有勇敢又有智慧，宗旨就是一心想着要把病人抢救过来。

　　我们第一批医疗队撤离的时候，静安区第二批医疗队75人也都整装待发。医疗救治也开始进入比较有序的状态。

　　当时，唐山市委领导到火车站送我们，和我们每个医疗队员握手，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非常感谢你们，唐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每当回忆起唐山那段经历，这句话都让我记忆犹新。回到上海后，单位党组织对我们非常关心，进行家庭慰问、组织座谈，开各种会议进行表彰等。我的儿子1974年出生，我赴唐山时他还不到两岁，迎接我的时候，我看他满头都生了疖肿，整夜都睡不好觉，我回沪后正好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悉心为他治疗，随后就又马上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

　　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时任静安区食药监局局长的丁宪(上海第一批赴唐山医疗队队员)曾组织当年包括我在内的部分医疗队员去唐山故地重游。我们一路北上，登泰山，望日出，访孔府，途径天津，来到唐山，一路上感慨万千。国家经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发展，昔日落后的面貌一去不复返，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唐山市卫生局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大家参观了唐山大地震纪念馆和相关遗址遗迹，以及我们曾经的驻地—昔日的唐山机场，由于触景生情，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们还去了曾经搭建帐篷的地方，那里有一座房子，房子上有烟囱，当年大地震后就矗立在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座烟囱的时候都很好奇，在准备跑进房子里面一探究竟的时候，突然余震发生了，吓得我们赶紧跑了出来。后来当地人告诫我们不要乱跑，千万谨防余震。

　　故地重游，让我感慨万千。第一个感慨，是唐山人民的贡献和情谊。唐山大地震以后，当时的“豪言壮语”实现了：一个“新唐山”屹立在冀东平原上。唐山用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形象，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唐山市卫生局的领导热情地接待我们，指引我们到各处去参观，也讲了很多好话，其中记忆最深的，就是那句“唐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时隔三十年，熟悉的话语重响耳旁，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眼睛也湿润了。

　　第二个感慨，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文化大革命”造成极度混乱的时期，天灾和人祸加在一起，我们能够挺过来，能够站起来，这离不开人民的坚强，解放军的勇敢和“全国一盘棋”的支援。

　　我曾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他们那边遇到一些大事，做起来就比较拖沓。“911事件”是2001年发生的，直到现在才全部处理好。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重创新奥尔良，造成大量房屋倒塌，农田被毁，到现在还有不少无家可归的人。资本主义虽然有其自救能力，但是已然显得老态龙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这三十多年来的成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和城市重建也印证了这一点。

　　当时我们拒绝了外援。我认为，在大灾大难面前，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人类的良知，也是人类互助的最宝贵的精神体现，这是可以分享的，而不应因为政治制度或其他原因放弃，否则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当时能够接受外援，应当能够抢救更多的生命。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去反思。

　　第三个感慨，参加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让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包括世界观的培养，意志力的锻炼，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体能等方面的考验。这些都是受益无穷的，都是客观实践的结果。1989年甲肝大流行，我已经在静安区卫生系统的管理岗位上工作，那时疫情十分严重，医院床位非常紧张，老百姓每当看到有病床空出来，就急匆匆地抱着铺盖铺上就不走了。当时我就想：即使是再大的困难，难道比抗震救灾时的困难更大吗？于是我就在深夜给区长打了个紧急电话，说明情况。第二天一早，区长马上召集相关单位开会，商定妥善的解决方案。当时正值寒假期间，经过商议，决定将五四中学（静安中心医院隔壁）教室征用为临时隔离病房。会议召开的当晚即着手安排病人陆续来此住院治疗，并且以此为例，不久又在全区办了多个临时隔离病房，最终很快有效地控制了全区疫情的扩散。当年的大年初一，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同志和副市长谢丽娟同志来静安区慰问，充分肯定了静安区的甲肝防治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为什么能克服、能战胜呢？靠的就是坚强的意志力，就是来自于参与唐山抗震救灾经历的锻炼。对我来说，这真是一笔宝贵财富。有了这笔财富，我的思想更成熟，性格更坚强，才能够为党为国家好好地做一些事情，不愧对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