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唐山在一起

　　口述者：刘志仲 王国良 沈逢英 单凤英 薛琦禄 季关鑫 李福来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世炎（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科员）

　　张鼎（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员）

　　奚玲（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局长）

　　朱晓明（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副局长，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臧庆祝（上海市宝山区档案馆征集编研科负责人）

　　李清瑶（上海市宝山区档案馆征集编研科科员）

　　时间：2016年3月31日

　　地点：上海市宝山区淞宝路 104 号宝山区档案局三楼会议室

　　刘志仲，原吴淞医院（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医疗队队长，静安区卫生局退休，时任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革委会副主任。

　　王国良，原医疗队队员，吴淞医院退休，时任外科医生。

　　沈逢英，原医疗队队员，吴淞医院退休，时任伤科医生。

　　单凤英，原医疗队队员，吴淞医院退休，时任妇产科医生。

　　薛琦禄，原医疗队队员，吴淞医院退休，时任手术室护士。

　　季关鑫，原医疗队队员，吴淞医院退休，时任检验科检验员。

　　李福来，时任杨浦区革命委员会教卫组成员，杨浦区房管局退休。

　　刘志仲：

　　首先，借唐山地震40周年纪念的契机，“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课题组的采访，对我们这些当年的经历者来说，非常有意义。

　　唐山大地震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世界范围也是很少见的。进入灾区后，我们亲眼看见了现场的惨烈，唐山第一人民医院本是一幢五六层楼的高楼，震后在地面上只是两三层的瓦砾了；唐山最高的一家八层楼的宾馆，我们只看到四层倒塌的废墟，下面几层都被掩埋在地下了。客观上这是一场大的“天灾”，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当时国家的政治背景是“文革”后期，我们拒绝了一切外援，否则可以救出更多的生命！汶川大地震时，俄罗斯、日本包括我们台湾的救援队都飞过来呢！

　　当然，唐山地震后形成了全国的大救援，这种团结一致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对我们亲历救援的人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和洗礼。之后在工作、学习与生活中，无论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咬紧牙关去尽力克服。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是从收音机中的中央台听到消息的。当时，我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刚到医院办公室上班，接到我们吴淞医院党总支书记的通知，要我立即赶到杨浦区卫生局革委会开会，领受派往唐山地震灾区进行医疗救援的任务。区里是非常重视的，区委书记、各级分管领导全部到会，明确由杨浦区中心医院和吴淞医院各组建一支医疗救护队，由区革委会教卫组副组长郝恩同志担任总领队，由吴传恩（杨浦中心医院外科主任）和我（吴淞医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革委会副主任）分别担任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救护队队长。同时，会议要求我们立即返回医院组建每队15人的救护团队，并要求各科医疗救护人员、医疗救护物资、抢救器械、急救药品、检验设备以及生活用品等均要完整配齐，做到去唐山以后能独立自主地开展救护和生存。

　　返回医院以后，我们选配了内科主任邵友明，外科王国良、过守建，骨科蒋守宝，耳鼻喉科丁祖兴，妇产科单凤英，内科吴扣珍，伤科沈逢英，眼科吴全芝，急诊室许淑云，检验科季关鑫，药剂科忻玲娣，手术室吴金瑛、薛琦禄，一共15名各科医疗、护理、医技年富力强的骨干。全体队员接到通知后，立即在医院待命，准备随时出发。同时，我们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支持下（长海医院当时是我们的上级医院，技术上对我们进行指导），按照野战医疗救护队的要求，配齐、配全各种抢救设备和生活保障物资，比如手术包、急救药、显微镜、500CC的葡萄糖软塑袋（一般葡萄糖都是玻璃瓶装的，但是考虑到队员们的负重，另一个担心路途中瓶子容易被打碎，故选择携带轻便、安全的软塑袋）、消毒锅、消毒炉以及压缩饼干、大帐篷、行军大铁锅等等，要求达到自给、自主，独立运转。每名队员负重80斤，15个人一共携带装备1200 斤。大家意识到，多带一份急救物资，就可多抢救、多挽回一条唐山重伤员的生命！由于带的都是救命的东西，所以每位队员自身的生活用品带的很少，穿的仅是上班时的一身衣裤鞋袜，用的是一条毛巾和一个杯子（喝水、吃饭、洗漱都用它）。事实上，一听说是去唐山参与灾区救援，根本用不着做思想工作，大家都非常自豪能够去一线救援！

　　在医院待命一天之后，7月29日早上，我们从上海北火车站乘专列出发。当时上海第一批医疗队共有两列火车，记得我们这列在常州火车站停留了许久，而另一列直接走了。当时大家都心急如焚，不知出了什么问题，后来得知是列车的火车头出了故障，从戚墅堰火车机车厂里调来火车头接上，这才重新启程，一路顺利地到达了天津杨村火车站。

　　从杨村到唐山的公路十分拥挤，并受到严格的交通管制，只有解放军军车和运送紧急增援物资的车辆才能放行。我们看到增援灾区的解放军，都是徒步急行军前往唐山的。

　　过了一阵子，我们等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指令：从杨村火车站徒步前往 4公里外的杨村机场。这一段路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考验！因为队员们都十分清楚，对被埋在倒塌的瓦砾中的重伤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越快赶往灾区，就越可能抢救更多的伤员。尽管背包里就有压缩饼干，但为了尽早到达目的地，队员们饿着肚子，每人背着80斤的装备，立刻步行赶往机场。

　　我们到机场已是傍晚，没有休息，立刻就上了空军130运输机。这架飞机本是用来运送坦克的，机舱内全空着，我们的行李集中放在机舱当中，人就背靠着机舱壁站立在那里。好在听说从杨村飞到唐山机场只要半小时，我们的心也就随之安定下来。谁知随着飞机狂呼着升空，发动机轰鸣的噪声大得不得了，耳鸣得厉害，声音一点都听不清楚，我们隔了好久才恢复听力。密不透风的机舱，一时间造成舱内严重缺氧和闷热，许多人开始出现晕机反应。后来，机组人员不得不打开前面驾驶舱的窗户，然后再打开机舱尾部放行坦克的两扇大门，这样机舱内前后通风，才缓解了队员们的晕机反应。

　　当飞机到达唐山机场上空准备降落时，我们从敞开的机尾后舱向外看，一点也看不到机场的灯光，弄得心里很纳闷。不一会儿，运输机就在唐山机场安稳地着陆了。我们从机尾后舱大门下来，发现四周一片漆黑。后来才知道，唐山机场所有的导航设备，全都在地震中毁坏了！原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体验了一次“盲降”。要知道，我们乘坐的可不是相对轻巧的直升机或客机，而是自重、负重都很重的运输机。全靠空军飞行员高超的驾驶技术，我们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关。

　　7月29日晚上，我们到达唐山机场已是深夜，没有人来接待和安置我们。我们吴淞医院15名救灾队员在机场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坐，嚼着几块压缩饼干，也没有水喝。夜深人静，寒气袭人，疲惫不堪的队员们就裹着从上海带来的大帐篷和衣而睡了。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起来跑步取暖。没有水洗脸，我们就用毛巾在机场旁的青草丛上晃来晃去，用草上的露水沾湿毛巾擦一擦脸。当日，接到唐山地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我们与上海其他四个医疗队被安置在唐山机场灯光球场周围（其他四个队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杨浦区中心医院、国际妇婴保健院、虹桥医院），分别搭建帐篷，负责整个唐山灾区重伤员的中转检查、临时处理、甄别以及随飞机护送的医疗救护工作。我们的转送目的地，主要是山东，还有上海。印象中上海的瑞金、华山等三甲医院都接收了唐山转去的重伤员。

　　我们是从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借来的军用帐篷，它的特点是大、厚实、牢固。我们队七男八女，把随队的行李放在当中，男女各一边，每人一顶小蚊帐，一个简易的“宿舍”就建好了，休息时和衣而睡，直至20多天后返回上海。这对男同志来说或许还可以尽力克服，对女同志来讲，可能是一生之中从未遇到过的生活困难。平日里，医疗队都是24小时全运转，只有在中转伤员的间隙，才去打个盹。在唐山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从未有哪一位队员提出过洗澡、休息等要求。回来后，将这些情况讲给未去唐山的上海同事听，他们都很感佩。

　　我们驻地的周边没有厕所，要解手的时候都是自己临时挖一个坑，用芦席、塑料布简单围一下。大家也没有开水喝，全是喝井水。当时，我们队有个制度，每天上午八点开始有半个小时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结果，我发觉在这半小时的学习过程中，全队人员轮流上厕所。这怎么回事呢？我队检验科的季关鑫就把喝的井水拿来化验，原来这水当中大肠杆菌每毫升达到200—300 个！这是因为下过大雨后，很脏的地表水浸透到井水中去了，难怪要拉肚子了！从此，我们每天用上海背去的大铁锅烧开水喝，这才解决了集体拉肚子的问题。

　　关于我们的主粮压缩饼干，开始吃时还蛮有味道，一个星期还可以坚持，再吃下去就食欲不振了，这样，会严重影响队员们的体力。于是，我就去抗震救灾物资指挥部，申请到一麻袋（一百斤）的大米，这都是全国各地送来支援灾区的。改善一下伙食非常不容易，当我把它背回来时，队员们就商量是烧饭还是烧粥？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烧粥，因为在此救灾可能还有很长时间，一百斤米烧饭很快就要吃光的。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总领队郝恩同志来了，他一听情况立刻建议说：将一百斤大米分送给灯光球场五个医疗队共同分享。如此一分，我们就只剩下二十斤了，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受到了其他四个医疗救护队的好评。当队员们喝到第一口粥的时候，我清晰记得他们讲的话：有人说，从未吃到这么好的粥；有人说，这碗粥胜过所有山珍海味；还有人说，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这全国人民送来的第一碗粥。我作为队长，听了非常感动。

　　关于在唐山开展救援工作的情况，当年返回上海后，我曾代表医疗救护队在全区的欢迎大会上作了汇报，并专门撰写了一份汇报提纲，上面详细记载了医疗队救援的总体情况和数据。这份汇报稿我曾经一直保存着，但在这四十年中我搬了三次家，这次听说要回忆救援经历，我翻箱倒柜地找，每个地方都翻遍了，还是很遗憾没能找到它。所以关于救援的更多情况，要请各位队员一起来回忆了。我们留下的资料是一面锦旗和一张合影，在我们和杨浦中心医院两个医疗队的这张合影中就举着这面锦旗；还有一枚“人定胜天”纪念章，它们一起承载了吴淞医疗队抗震救灾工作的回忆。（队员补充：每人还发了一支纪念笔。）

　　这里，再谈点救援工作中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我当时是队长，除了负责全队的召集工作，也参与一些接送重伤员上飞机的转运工作。其中，有一位上海小姑娘让我一直难忘。这位上海小姑娘才7岁，她是趁暑假到唐山姨妈家探亲游玩来的，不幸遇到了大地震。送她来的可能是隔壁邻居的一位老伯伯。听老人讲，小姑娘姨妈家里人都在地震中死去了，只有小姑娘从二楼炕上震飞出窗户，摔到了室外，手臂骨折，万幸活了下来。这个小孩很清秀、很坚强，既不哭也不叫疼，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唐山机场已经开通了上海至唐山每天一班的三叉戟飞机，来的时候从上海运送救援物资，回的时候从唐山机场接运地震重危伤员去上海治疗。我想，这个小姑娘今年应该47岁了，经受了唐山大地震的洗礼，一定成长得更好。我们医疗队员都很想念她。如果能寻找到她，对唐山地震40周年的纪念很有意义。

　　我还经手过一个直升机从丰南运过来的重伤员，这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胸椎骨折，高位截瘫，身体动不了。我亲自将她抱上了转运的飞机。负责转运的飞机将伤病员就近送往邻近省份，远的则北到哈尔滨，南到上海，我们医疗队员都会跟机护送，当把这些危重病人交接给当地医院后，我们再返回唐山机场继续开展救援工作。

　　在唐山抗震救护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全国人民对唐山抗震救灾的大力支持。我在接转唐山市、县送来机场的重伤员的同时，看到全国各地通过飞机送来的各种救援物资，比如上海送来的毛毯、急救药品，李福来就参与这个工作，他负责搭乘三叉戟在上海—唐山之间来回送物资；我们还看到充饥的大饼，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西到新疆、东到京津沪江浙等各省市的都有，还有各种衣、裤、被、毯，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全国人民力量的伟大。同时我还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他们全靠军用小铲和双手，来挖掘抢救被埋的人。不少战士双手流着鲜血，依然坚持在第一线。另外，我们从转运的重伤员的脸上，感受到他们无比坚强，无论男女老少，从未看到流泪，听到叫疼。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解放军的英勇无畏和唐山人民的坚强忍耐，使我们这些参与现场救护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

　　最后，我们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永远牢记唐山大地震的历史教训，做好抗震救灾的防范工作，决不让唐山大地震的历史悲剧在我们中国大地上重演！

　　王国良：

　　我记得唐山发生地震那天，一位同事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针麻会。我赶到会议室坐下来一听，并不是针麻会，是要参加唐山医疗救援的工作。会上领导关照我们，因为可能要随时出发，人就等在医院里面，家里也没法通知了。我回到科室收拾出两套手术室开刀衣，穿了一套，带上一套。钞票，钞票没有；粮票，粮票没有。我就这样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刚才讲到压缩饼干。我记得每人是有控制量的，每一天、每一顿吃多少都是算好的，因为都吃光了就没有东西吃了。压缩饼干的味道刚开始是蛮好的，没有其他副食，吃下去肚皮不饱。但吃到后来就不行了，一看见压缩饼干就犯难，实在吃不下去，这个只有身在现场的人才有体会。

　　刘志仲：

　　当时，我们准备的抢救物资和医疗设备的用量是一个月，口粮储备是一个礼拜。所以都算着吃，每顿吃两块压缩饼干，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够了。

　　王国良：

　　我们在机场时，吃的是井水，一杯水有半杯是烂污泥浆。等上头沉淀一下，捋一捋污泥，我们就把水喝了。不喝没有办法，不喝就干死了，但喝的结果是腹泻，泻得厉害，还发烧，虽然我们有药，但是舍不得吃。因为药是带给灾区人民吃的，自己就得坚持到底。我记得第一次吃到的飞机空投的食品是一种小的麻球，上海叫做“开口笑”。尽管因天热这麻球有一股馊的味道，但是因为有油水，我们还是吃。

　　薛琦禄：

　　我接到支部书记的通知去开会，知道是要去参加唐山地震救灾，感到是非常光荣的。我也是穿在身上的一套开刀服，再带一套工作服，也回不去通知家人了，就在医院里待命出发。我们医疗队所带用于救护的药品、器具等东西确实很多，7月29号早上，吴淞医院派车把我们15名队员送到了上海火车站。

　　在唐山的时候，条件是很苦的。我们的帐篷是刘队长搭的，他当过兵，很会干这个。队员们几乎都遇到身体不适的问题，轮着拉肚子、发高烧，但还是坚持在岗位上。我们平时除了在机场接收、医治、中转病人，后来还去到机场附近巡回医疗，给当地老百姓看病送药。

　　有一次，刘队长给我们派任务，说抽调几个队员转送重伤员去山东德州，是我和王国良、邵友明、许淑云随飞机一起去的。记得机上有一名重伤员，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在转送途中就死亡了。等我们到德州的医院交接好病人以后，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就被安排在空军的一个招待所里住了下来，住的是一楼。临睡前房门也关好了，灯也关掉了。那个时候余震是很频繁的。半夜里，不知道是哪一个队员做梦，突然高喊“地震啦！地震啦！”我们一下子全被吓醒了，飞快地从床上跳起来，也顾不上穿鞋子，看着门是关上的，光着脚就直接从房间窗户跳了出去！那天晚上，德州又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就这样“逃”出来了，这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场景。

　　刘志仲：

　　德州我没有去，队员们回来都讲这件事。我们的内科副主任邵友明，是一个近视眼，也是半夜里跟着大家从窗台跳出来的，刚好窗台下面有一个水塘，结果跌在水塘里，弄了一身泥水，把自己的眼镜给跳没了，在那里摸索了半天。

　　薛琦禄：

　　因为住的是空军招待所，第二天早上，队员们就在那里吃早饭，那里有白煮鸡蛋。我们就想到唐山的战友，这才体会到为什么叫“战友”！就想装一点鸡蛋带回来让他们分享。我们就跟招待所商量，讲明了情况，问可不可以多带几个鸡蛋回去给队员们，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真是高兴极了。

　　刘志仲：

　　我还听到一个细节。开始的时候队员们心里念着同事，但做起来都还不好意思，偷偷摸摸地藏着鸡蛋。结果邵医生把鸡蛋放在裤袋里，鸡蛋刚刚烧出来时是很烫的，隔着一层薄薄的裤袋，烫得邵医生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

　　单凤英：

　　我们和第一人民医院、国际妇婴保健院驻扎在一起。我是妇产科医生，那时候年纪小，他们医院的医生年资高，经验足，因此很多手术多是分给他们做。但是我们医疗队的器械设备带得多，准备得充分，药房里拿了一抽屉的药，我还带了三个手术包，所以重得背不动。后来，经常是用我们的手术包，一起来接生、开刀。我们接生的小朋友是不少的。

　　薛琦禄：

　　地震时接生的小朋友，都叫医疗队给他们起名。小女孩一般就叫“震英”，英雄的英；小男孩就叫“震海”，上海的海。现在去查一查，肯定有这两个名字的。

　　单凤英：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唐山人的勇敢和坚忍。经历了那么大的灾难，基本所有幸存下来的人都失去了亲人，但是，我没有看到唐山人流泪的，他们都很坚强。

　　季关鑫：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伤情很重，要想办法从他父亲身上抽200毫升血输给孩子，不然他是很危险的。这孩子是先送甘肃医疗队的，他们没法解决，想着我们是上海的医疗队，医疗水平总归要高一点，就送到我们这里了。其实输血要求很高，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前面说过我们医院与二军大野战医院的关系，所带的抢险物品特别全，我就带了一台显微镜和手摇离心机，其他医疗队多没有这个设备，所以整个检验是我做的，输血是杨浦中心医院的医生操作的。输血后，这个小孩子马上有了好转。

　　薛琦禄：

　　唐山老百姓对上海医疗队很好的，问我们是哪里来的，一听说是上海的医疗队，都说了不起，很感激我们。

　　季关鑫：

　　我记得送过一个受伤的小女孩上飞机。这飞机是飞江苏常州的。送来机场时，这小孩是由母亲陪着的。当时指挥部有规定，飞机只载病人，不载家属。因此这个小女孩上了飞机后，按规定母亲是要下去的，因为带了母亲就要少带一个病人。那位母亲在旁边哭，很想一起去。我们看着这个小女孩，才10岁左右，一个人太可怜了，就帮着一起向空军指挥员求情，最好母亲可以一道去。负责开飞机的是一位脾气很好的飞行员，他也觉得这小女孩情况特殊，就和我们一起向上级领导求情。空军指挥员对我们上海医疗队的意见很重视，说明我们的求情很管用，指挥员同意了这个请求。我们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很开心，我就马上去和这位母亲讲，“上级领导同意了，你可以和女儿一起去了”。结果，令我感动的是，刚开始这位母亲恳求要去，因为女儿这么小实在不放心；但没想到领导同意之后，这位母亲反而主动下来了，她说，还是多让一个伤病员去吧。

　　刘志仲：

　　我们的救援人员也好，飞行员也好，唐山人民也好，在这个大灾难的环境里，都发扬了无私的精神品质。

　　沈逢英：

　　有一次，我送两个病人去西安，是乘直升机过去的。病人是严重的外伤，伤到大腿那里，一直在流血。我们不知在哪里找了两条毛巾，为他包扎起来。到达机场后，西安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已经等在那里了。我们交接好后，就跟着直升机回来。

　　季关鑫：

　　还有就是唐山的“空投”。北方白天的天气很热，空投的馒头啊、糕点啊，都是附近省市做好的，又没有真空包装，在太阳暴晒之后就馊了。但灾区艰苦，这些东西都是稀缺品，很多人都等着拿。我记得很清楚，拿食品的人太多了，机场乱糟糟的。我们的总领队郝恩，是一位很有气派的老革命，他上前振臂一呼，指挥大家优先给妇女和小孩子。乱七八糟的人群立即就听话了。

　　薛琦禄：

　　当时条件很差，不像现在有矿泉水、有方便面。在唐山一个月，我们一点菜都没吃过。后来飞机给我们运来大米、水果，生活状况就好多了。记得上海送来的东西，都是不要钞票的，统统免费。

　　刘志仲：

　　机场任务是很重的。但是应该承认，相比进入市区的医疗队来说，我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应该是最好的。我们回上海前，去市里看了一下，马路不是开裂，就是翘起来，瓦砾成堆，真可谓是地无三尺平，累了只能歪倚在残砖破瓦堆上打个盹。

　　沈逢英：

　　不管平时在医院里面，还是带我们到唐山抗震救灾，刘队长是我们的书记，他处处以身作则，以军人的姿态要求我们。当时乘坐的运输机，机舱内真的很闷热，舱门打开他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一开始吃压缩饼干，口很干。我们五官科一位医生平时很活络的，他说看见机场那边的树上掉下很多苹果，晚上去捡了一点，给我们每人一个，偷偷地放在被窝里。后来刘队长知道了，很严肃地召集我们开会进行教育。还好这些苹果都没吃，大家就赶紧把苹果拿出来，还到了原来那个地方。对这件事，我的记忆很深刻。

　　刘志仲：

　　40年过去了，你们课题组来采访，我们当年的救援者非常感动。确实要重视历史、承认历史、尊重历史，不能忘记历史。再说唐山大地震的严重程度、死亡比例，大概在世界的灾难史上也是典型的，许多经验教训应该总结。

　　薛琦禄：

　　40年了，我们很想去新唐山看看。

　　李福来：

　　我当时是杨浦区革委会教卫组的成员。我区的中心医院和吴淞医院两支医疗队出发以后，我领受的任务一是通知区中心医院和吴淞医院领导，根据市里安排，近日要组织运送一批救灾物资去唐山，要求尽快落实；同时要求医院联系医疗队队员家属，给队员们捎上一些个人必需衣物（当时医疗队员走得匆忙，就穿着白大褂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由我们统一送到唐山。二是采购食品，我带着区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到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采购压缩饼干，当时还是很紧俏的商品呢。

　　我接到押送任务也是非常紧张的。那天午饭后，领导突然通知我：赶快回家拿点衣服和洗漱物品，直接去火车站搭乘下午2点多的13次列车押运救灾物资去唐山；欲运物资另由后勤部门负责送上13次列车的邮车，挂在客车车厢后面。这项工作是由市卫生局革委会直接领导组织的，十个区统一行动，各区革委会教卫组派一名人员押运，我负责杨浦区两个医院的医疗队物资押送。市里已把我们的车票都买好了，是8月4日的13次列车，卧铺。我们在上海火车北站上车之前，每人还打了一支预防针。车上除了我们这些押运救灾物资的人员，还有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以及新华社上海记者站等新闻单位派出的记者，记得有十五六人吧。

　　列车到了天津以后，铁路有关人员叫我们下车换乘去唐山的专列，我们下来逗留了两三个小时，坐上邮车继续向唐山进发。由于地震，路基松了，车的时速控制在10公里左右，还开开停停。由于烈日当头，闷罐似的邮车里既无厕所更没一滴水，大伙们坐在邮车上，汗水直趟，口渴难忍。午夜，列车在一个大池塘边临时停车，我们几个男青年拎着一个只脏兮兮的水桶跳下火车（没有台阶，女同志无法上下）直奔池塘打水。突然听到奔跑声和拉枪栓的声音，两个民兵边跑边大声呵问：“什么人？”我们大声回答道：“上海医疗队的，要舀水喝。”一个民兵回答道：“不能舀，这水污染了，不能喝。因发生地震，这水塘里已经捞起了好几具尸体。”

　　下午2点多钟，我们的专列终于停靠唐山火车站。一下车，我就吓了一跳，车站旁边的电线杆上，绑了一个50岁左右的老头，头戴皮帽，身穿皮袄，被捆得结结实实，已呈半昏迷状态。周围的人告诉我，这人趁火打劫，抢东西被我们逮个现行。我问怎么处理？他回答道：按规定当场枪毙！他想要发国难财，就成全他，让他晒死算了，也可警告歹人。我还听说有一个人在死者身上扒手表，被当场枪毙。

　　我到达吴淞医院医疗队的驻地时，巧遇上海市救护大队驻吴淞医院救护队的老李司机，他是市救护大队派来救援的，连人带车一起来到了唐山。他说：“小李，你怎么也来了？”我说：“我是押送物资的，刚刚到。”他说：“我现在空着没事，带你去兜一圈。”因为任务已经完成，我就乘着老李的救护车兜了一大圈。这时唐山主干道已经作了清理，不过不少路段还只能一车通过，不能交会。一路上看到都是倒塌的房子，被毁建筑物达99%，有些墙壁还没倒塌，但家具都被甩出来了，掉落得七零八落，时而能看到未倒塌的残壁上还歪歪斜斜的挂着一些镜框，有浓妆艳丽的结婚照、和蔼慈祥老人的合照、活泼可爱的儿童照及全家福。当时我心情非常沉重，我想这些照片上的人有多少已阴阳两隔，这场地震毁了多少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在经过机场大道时，道路两边有数不清的大土包，老李很沉重地告诉我：这里面埋的都是死尸，头两天大多是完尸，后来整尸越来越少，挖掘时碰一下胳膊就掉下来了……真是惨不忍睹。老李还告诉我，现在大部分尸体基本掩埋掉了，重伤员也大都转运到大城市去了。后来我听说，当时用了一个团的兵力专门挖掘掩埋尸体的大坑，毕竟死了24万多的人啊！唐山地区的土质很松，我不是搞体育的，体质不够健壮，但是在医疗队驻地旁，我用铁铲一会儿很轻松地就挖了好大一个坑，可想而知一个团能挖多少坑。

　　一圈兜回来，在驻地碰到了杨浦区医疗队总领队郝恩同志。他跟我说：“我知道你们这次是专程运送救灾物资来的，明天一早就要赶到北京乘飞机回上海了，我这里人手蛮紧张的……”我感觉到领导有留我的意思，我说：“这里人手缺的话，我就留下来。”郝总队长说：“这里条件很差，非常艰苦哦，你要考虑清楚。”我说：“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我自愿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干，为抗震救灾出把力。”我就这样留下来了，其他区的9名同志第二天按原计划返回了上海。

　　这个时候医疗队的主要工作是：第一，继续转运病情恶化的伤员。第二，就地接诊。每天有百多病号涌来驻地看病，有感冒发高热的、有上吐下泻的、有心血管疾病的等各种病人，医疗队还为孕妇接生了几十个新生儿……这里简直就变成医院了。第三，外出巡诊。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为伤员换药，问病送药，安抚受伤的心灵。我们刚开始在机场附近村庄里，后来越兜越远，我曾跟着他们到了丘陵地带的农村。我看到唐山的老百姓，都很呆漠的样子，有的吊着受伤的手，有的躺在地上。一看到医疗队来了，就喊“上海医生来了，你们辛苦了”。

　　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唐山人民对上海医疗队的感情真是很深。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在医疗队撤离的前一天晚上，唐山有关部门在机场附近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欢送演唱会，台下面坐满了人，前面是老百姓、医务人员，后面是部队官兵。这台节目非常精彩，表达了唐山人民感激的心意。第二天正式出发时，历经灾难的当地老百姓，本是七零八落很难集中的，但是他们都赶到火车站欢送我们，有几十名少先队员们戴好了红领巾，敲着队鼓，吹着号子，喊着口号，让我们感动得都掉下眼泪。一直到我们的专列缓缓启动以后，他们还在那里挥手欢送。我对那个场面一直记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