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英灵

　　口述者：刘晓兰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袁锡发（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时间：2016年3月 14日

　　地点：上海市沪闵路6258 号 8 号楼 611 室

　　刘晓兰，1944 年 4 月出生，民盟盟员，上海舞蹈家协会会员，中学一级教师。 1957 年参加工作，历任贵州黔南歌舞团演员、舞蹈教师，唐山市歌舞团舞蹈编导，唐山市路南区文化馆文艺专业干部，上海市闵行区少年宫舞蹈老师。大地震时任唐山市歌舞团舞蹈编导。

　　我叫刘晓兰，生于1944年5月，1957年参加工作，考入了贵州黔南民族歌舞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1960年文化部在全国开办了四个舞蹈教师培训班，我有幸在云南省艺术学院西南班深造，并完成了北京舞蹈学校六年制的课程。此后，我做了专职舞蹈老师。1972年调河北省唐山市歌舞团创作室工作。1988 年8月，作为人才引进到上海闵行区少年宫艺教部（时为上海县），并任闵行区学生艺术团舞蹈指导。1999年5月退休至今。

　　我在唐山工作了15年。1976年7月28日，亲身经历了这场世界上罕见的大地震。虽然四十年过去了，但只要一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终身难忘。一夜之间，我失去了我的大女儿，失去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失去了共同工作的同事……

　　我们唐山市的歌舞团、话剧团、杂技团，都设在工人文化宫的大院里。因为那里环境优美，花红柳绿，所以唐山的人民，每天在黄昏的时候，都要到工人文化宫散步，观看各种表演。唐山歌舞团有很多来自北京、天津艺术院校的高材生，声乐的、器乐的人才都有！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政治思想比较“左”，他们都被发配到了唐山。所以，北戴河、秦皇岛那边招待外宾演出，都是调用唐山歌舞团。7月28号那天，我们团正在北戴河执行演出任务。我因是创作组成员，就留在团里编创节目了。

　　歌舞团的大楼共有三层，三楼是办公室，二楼是舞蹈大厅，我住在一楼的宿舍里。歌舞团快演完了，第二天杂技团就要去，外宾是很喜欢杂技的。晚上九点多，杂技团里的几个上海朋友来与我告别。因同是南方人嘛，我们平常吃啊，讲话啊，生活啊，都比较合得来，周末也常在一起。没想到这次的告别，上海籍演员徐斌、文凤、文荣及徐斌五岁的儿子，竟成了我们的永别。我们每个团都有家属楼和演员宿舍，杂技团大概近一半人，都没有了……歌舞团回来时，面临一片惨状，亲人死难的死难，受伤的受伤，有的父母都没有了。团里不少年轻的女演员，只得自己动手搭棚子，这本来是很辛苦的活，很多男演员就帮她们弄了，人的命运在最困难的时候互帮互助，后来一对对的也就结合了。这种例子在我们唐山很多的。

　　后来回想起来，当天晚上我送他们经过小树林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就是在我面前，我都只能听到你的声音，这种现象好像从来没有过。我想这也许是地震的前兆吧？！当天，凌晨三点左右时，我被蚊帐里的蚊子咬醒了。我开灯一看，几十个蚊子，密密麻麻地趴在蚊帐里。蚊子嘛，平时也就一个两个，今天怎么如此多呢？我赶紧爬起来去拍打，打得满手是血。我到盥洗室把手洗干净，刚关灯躺在床上，突然就听到像是从远处相对开来的两辆快速火车，“嘶”地一声，呼啸着向我冲过来—这实际上是山摇地动了，是大地在吼叫，是房子在翻滚！震感越来越强烈，猛地把我从床上甩到对面的桌子底下。我这才知道地震了。我头一个念头是：这么强烈的地震，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惊恐万分之际，我想：“这下必死无疑了。我就等着死吧！”过了一会儿，门板子“嚓”地一声掉下来了。门被卡住了。余震小一点后，我弄了好久，自己才从桌子底下爬出去。

　　我爬起来一看，楼房已经倒塌，成了一片废墟，我们团的很多人都压在里面了。这时，我就听到门卫老大爷在那里苦痛地呻吟，他的腿已经断了，流血不止。我过去把外衣脱下给他简单包了一下，便去找人救助。但大爷还是走了。渐渐地，有人相继爬出来，先是欲哭无泪，而后相拥抱头后，才大声哭喊着，奔向废墟救自己的亲人。我毕竟想着女儿，脱困后就朝铁道学院的家那边跑，是穿着拖鞋还是光脚跑已经忘记了。这时，公交车肯定没有了，沿途看到一些尸体。

　　回到家时，家已经坍下来没有了。我先生受伤出来了，女儿和奶奶还被困在里面。时隔一天，解放军来了，把女儿和奶奶扒出来，可是，他们已经……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哭泣）。那个时候天热，家家用蚊帐，遇难的人不是被砸死，就是被扭成团的蚊帐缠着窒息没了的。我女儿还有她奶奶，也是窒息没有了的（哭泣）。我的女儿要在，她今年已经四十八岁了（抽泣）。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坐着了整整一天，直到肚子鼓起来了（泣不成声）……当时的环境相当恶劣，天酷热，到处都散发着臭气，我不得不放开女儿。解放军挖了一个大坑，用塑料袋将尸体一个一个装着。我们邻居就跟我说：“你家女儿和我家女儿，平时两个人玩得很好的，就让她们在一堆吧。”这样，几十个遇难者就扔下去埋在了一道。至今，我都不知道女儿的位置在哪里。

　　我若是住在唐山家中，可能就没有了。因为我家是两室，门一般都是关上的，那么肯定全家覆没了。唐山的楼房多是水泥板的，一块块地砸下来，真是太厉害了。在歌舞团我住一楼，大地震发生时，三楼垮下来，而二楼的舞蹈房的底板是支撑着的，所以我才有空隙，才有呼吸。我觉得就是舞蹈房救了我。我娘家在外地，有亲戚在上海，地震后我就经北京回到南方。一路上，人们知道我是从唐山出来的，你走到哪里，人们都给你水喝，还有西瓜给你吃，送我们上车都是免费的。因地震中女儿死了，我的兄弟姐妹家都瞒着我母亲。后来通过广播，母亲知道出事了很伤心。

　　再看看我们歌舞团，几乎家家伤亡惨重，有的甚至全家遇难。我的邻居是一家上海人，从上海调来支援技术部门的，被解放军挖出来的时候，两个月的宝宝，还紧紧含着母亲的奶头。还有就是地震了，夫妇两个紧紧地抱着，抱在一起而死的。一位放映员压在楼底下九天被救出来，他用自己小便维持生命。一位十岁的男孩住在楼上，他妈妈不敢跳，他跟妈妈说：“妈妈，我先跳，如果我没有死，你再抱着妹妹往下跳。”所以他们获得了新生。因为地震的时候，震感很强烈，时间很长，地是有弹性的，所以跳楼的人好像基本都抢救过来了。这就是医疗队的战绩，没有医疗队，真的不知道还要死难多少唐山人。

　　奔赴唐山救援的解放军最伟大，是他们从废墟中挖出一堆堆的尸体。我看着解放军的手，满手都是血和泥。因为没那么多工具，只好用手去扒，有的解放军手感染了、流脓了……几十万的尸体，几十万的伤员，如果没有解放军，没有医疗队，哪有今天欣欣向荣的唐山城。2014年的时候，唐山在一个叫凤凰山的地方，建了一个文化宫，我们把亲人的名字都刻在那里的碑上。我每年都要去看看女儿。现在，唐山每年都在变化，门户火车站造得很宏伟，我都找不到正门在哪里了。一座座居住楼高大漂亮。我到原来的同事家里，和我们在上海的家没什么两样，很漂亮很现代。

　　在唐山地震周年纪念时，我们歌舞团编创演出了“抗震组歌”，这是一个大型的献礼节目，内容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形式有舞蹈、独唱、领唱、合唱等。我是搞舞蹈的，为了突出解放军战斗在废墟上的英雄形象，我是这样跟音乐人讲的：刚开始，远处首先传来“嘿嗬一二一一二一”跑步的声音，由远而近，然后就是一队解放军背着包，从远处奔跑过来，分散救人。舞蹈就是用一些肢体语言，表现扒呀、扛呀、抬呀，反正是比较夸张的舞蹈语汇，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地歌颂解放军。

　　为了回报帮助我们活到今天的人，我从内心感谢解放军和医疗队。同时，我认为自己是被舞蹈房救了。所以，当我人才交流来到上海后，第一个就想到办舞蹈学校。在少年宫领导的支持下，我一心一意做艺术教育工作，也培养了一些演员，有些还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上海舞蹈学校等。那一年，上海市少年宫举行汇演，我就代表闵行区少年宫编了节目《慰英灵》，获得了市舞蹈比赛的二等奖。我扪心自问，为什么到上海后第一个就想到《慰英灵》这个歌颂解放军和女医生的节目呢？因为我女儿是从塘沽那边开来的解放军用手扒出来的啊。舞蹈《慰英灵》开幕，就是一个小姑娘捧着解放军的军帽，帽上有个闪闪的红星。接着就是回忆地震时解放军救人的情景，结果解放军在余震中，把孩子救出来了，解放军却牺牲了。最后，是女医生护理女孩的同时，给她梳头的表演，以妈妈般的心怀，安慰她的心灵，使她健康地成长。在唐山，很多孤儿都是这样的。

　　我1999年退休，2000年就相约了几个老师，注册了民办的舞蹈学校和幼儿园，全力以赴为培养人才而发挥余热。尽管经济效益不错，但我们不以营利为目的。我们资助山区贫困生，回报社会的关爱。我觉得如果没有经历过这场大地震、大灾难，没有亲身见证解放军的英勇无畏和医疗队救死扶伤的精神，我的后半辈子也不会如此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