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规划“新唐山”

　　口述 者：谭企坤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孟艺婷（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办公室秘书）

　　张鼎（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员）

　　时间： 2015 年 12 月 18 日

　　地点：上海市政大厦 28 楼市建交委会议室

　　谭企坤，1940年4月生。1963年参加工作。曾担任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上海市土地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地铁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1976年赴唐山参与城市重建规划工作。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上海医疗队承担救死扶伤的任务，早于我们赶赴唐山。

　　8月中旬，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到上海来，希望上海能派出一支城市规划队伍赴唐山，帮助唐山做震后恢复的规划工作，开展建设新唐山的规划。上海城市建设局革委会接到任务后就组织了一个13男2女共15人的城市规划工作队伍开赴唐山。其中，有10位是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当时叫上海城市建设局规划室）的技术人员，有2位来自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建筑管理处，还有3位来自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当时我是作为普通的技术人员去唐山的。我们的领队是孙平（后来担任市规划局副局长），副领队是周镜江。

　　我们15人在去唐山之前做了几天的准备工作，因为所有物资都要从上海带去。我们每人统一带了一个很大的布袋，里面装有被子、大衣，还包括理发工具，就是准备时间长了自己动手理发，唐山的同志看到后都说我们的理发工具比他们的好呢。因为当时唐山通讯中断，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领导来的时候跟我们说，唐山处于很困难的境地，没有货币交易，实行供给制，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带钱，只带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及开展规划工作的工具和图书。

　　我记得应该是8月20号左右出发的，就是大地震发生的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们一行是坐火车去的。先抵达天津市规划局，再由他们派大客车送我们到达唐山。当时路况很差，一路上花费了很长时间。到了唐山市丰南县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变得很沉重，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丰南县城全部坍塌，只剩下一堆建筑垃圾堆在那里。后来我们驱车开到唐山市。实际上当时唐山市也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建筑了，即使有，也只是残垣断壁。

　　我们被安排住在飞机场里面，那是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地震时这个飞机场之所以没出问题，是因为整个飞机场建在一个地壳板块上，不易受地震影响。当时国务院派来的工作组也住在里面。我们15人住一个大帐篷，大家都睡帆布床，中间拉一块帆布，把13个男同志和2个女同志隔开。在旁边另一个小帐篷里住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过来的四五个人，其中就包括著名规划设计师上海人周干峙（后为中国工程院、科学院双院士，建设部副部长）和时任规划局局长的赵洪涛。还有其他帐篷里面住的是什么单位，我们没有接触，因此不太清楚。

　　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把“新唐山”的总体规划做好。除了我们这支规划队伍以外，辽宁省也派来了一支规划队伍，大概也是十几个人，主要做唐山郊区煤矿的规划，和我们是兄弟单位。做“新唐山”的总体规划，从我们的专业角度说，首要条件就是要了解情况，了解唐山市的地质、矿藏、水系和历史、现状，以及规划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于是，我们首先展开了现场调查，为期大约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条件很艰苦。飞机场里面情况还好一些，有自来水，老百姓那里基本上没有自来水。我们在现场调查的时候感触是很深的。

　　我们在去唐山之前，由于通讯中断，现在的新名词叫“失联”，很多有亲戚在唐山的上海家属，因挂念亲戚的安危，托我们带过来信件，要找到并交给唐山这边有关人士。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讲心里话，根本找不到，因为当时唐山什么都没有了。

　　最典型的是唐山开滦煤矿医院，那是一幢八层楼的建筑，地震后就只剩下一排残壁矗立在那里。当时，一般一个单位总有一个人值班，派出所的民警就坐在废墟上办公，条件之凄惨、艰苦难以想象。我们去现场调查的时候，偶然也会碰到已经装进袋子里、但还来不及清理的尸体。

　　唐山的特点是地下有煤矿资源。唐山分为铁路北区和铁路南区，其中，铁路南区下面有煤矿，铁路北区距离煤矿区域稍微远一点。我们为调查矿产、地貌、水的来源、电的来源，还到过一个电厂，虽然被震坏了，但还在发电。可以说，整个唐山95%的房子都没有了。我们调查中间还要研究讨论道路情况，河流情况，地下有没有矿产，电力情况怎么分布等等，目的是要把唐山市的基本情况弄清楚。其实，我们不只是考察唐山市区，还要考察郊区，考察有哪些地方适合做新的建设地点。我们的调查应该说是很深入现场的，开始的时候没有车，都是走路。我们从飞机场出来大概要跑三四里路才能到市区。后来公交公司派了一名驾驶员开着一部车子过来，这样去郊区调查就比较方便了。

　　当时的老百姓一个月只供应几两油。飞机场里有三个食堂，对我们饮食上的照顾还是不错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就开始着手研究新唐山应该怎样规划建设。我们队伍里的技术人员是很全面的，有关于城市总体规模研究的人员；有关于工业布局研究的人员；有关于交通系统研究的人员，考虑将来铁路如何建设；有关于市政工程研究的人员，研究的问题包括防汛如何布置、污水如何处理；还有关于城市管理研究的人员等等。我是负责整个城市布局和人口规模规划的。

　　经过调查，我们提出了一些规划观点。首先，我们认为，唐山老城区还具备较好的城市发展基础，不能把老唐山全部弃用而改用新的地方。因为平地建起一个新唐山，成本大，时间长，何况老唐山有对外的铁路和公路系统，原来的基础条件相对是比较好的，只要把废墟清理完成以后还是可以利用的。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够把城市建在地震带上，也不能够把地下的煤矿都压住。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分析，我们认为，铁路南区距离地震震中近，地下也有煤矿资源，不适宜在此作为新唐山的重点来恢复建设，但是也可以在这里建一些包括公共绿地、仓储等人口少一些的设施。城市的主要发展应该建设在铁路北区。这样就是在利用老唐山的基础上再扩大一些。这就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即在老唐山的基础上进行恢复重建，是完全可行的。第二，按照唐山大城市的布局，单单只有中心城市，没有郊区作为依托也不完整。我们认为，以建设老唐山为主，同时在郊区建设卫星城，比如在丰润。这个卫星城可以起到疏散唐山产业和人口的作用，为以后唐山的发展留有余地。这是我们总体规划上的第二个观点。第三，我们提出了唐山建设发展应当具备的人口规模、土地规模，应当具备各类产业和生活居住等城市组成部分。作为唐山的主要产业，煤矿产业还是应该得到不断发展。这方面的规划与之前讲到的辽宁省规划队伍结合起来，并由辽宁省规划队伍来负责主要规划。

　　事实上，当时我们提出的观点和完全另造一个“新唐山”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后来，我们多次汇报我们的想法，同时也不断得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周干峙、赵洪涛的指导和帮助。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也对我们作了指导。我们的规划方案获得了河北省建委的同意，并上报国务院，最终获得批准。这是国家批准的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

　　我们在帐篷里一直住到当年冬天。因为规划设计需要画规划图，在帐篷里面铺展不开不便操作，于是就到以前苏联专家住过的花园洋房里去画图。这里有一个故事，当时号召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相结合，开滦煤矿派了大约30多位工人来和我们相结合，所以他们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到花园洋房里去画图的时候，他们很不希望我们去。他们认为，那时天天发生余震，在里面画图很不安全。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不进去，图纸摊不开就无法操作。大约花了两个星期多的时间，规划图的绘制工作差不多即将结束的时候，真的发生了一次 7.3级余震，那是在一天晚上的九点五十几分，震得很厉害，台子上的所有东西都倒在地上。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就逃到外面，在花园里站也站不稳。另外一间房有三个人来不及跑，就躲在台子底下，没有从房里出来。在帐篷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想到我们六个人还在花园洋房里，很担心我们的安危，他们就拼命地赶过来，声嘶力竭地呼喊我们的名字，如果是在平时怎么都不可能喊出这种声音的，非常惊恐，我们也没有力气回应他们。我们绘图纸的地方和帐篷之间有一个锅炉房烟囱，这个烟囱原本在地震的时候断成了三节并且发生转向，当时他们看到那个烟囱被震得又转了回来，可见当时的地震强度。他们跑过来，看到我们还在，就放下心来。那时候的情景简直不可想象，太可怕了。

　　这期间我们还和开滦煤矿的工人一起开车去北京部委汇报过一次。汇报的时候，我们都住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招待所里，同去的煤矿工人不愿意住在房子里面，情愿住在车上，就是怕房子坍下来。可见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人的心理状况，是相当紧张和敏感的。

　　我们在唐山工作了前后共计一百天的时间，规划设计完成后，河北省建委的领导想让我们休息几天，就安排我们住到承德避暑山庄。我们在承德住了五六个晚上，同时也换了五六个地方住。因为那时人们说承德有可能也会发生大地震。第一晚我们住在避暑山庄的平房里面，怕被压死就开始到处搬，最后一个晚上都想不到要搬到什么地方去，就是担心出事情。我们知道，地震后最容易导致死亡的情况是没有水，因此我们几个人中间就放一个装水的面盆，每个人都靠在面盆旁边睡觉，万一地震压下来，我们还有点水喝，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很紧张。最后一天住在公路边上工人住的工棚里面，我们13个男同事挤在一个炕上，2个女同事和工地上的女工们睡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睡炕，下面非常热，背上非常烫，但肚子是凉的。我们在唐山的一百天，主要的工作成绩，就是帮唐山做出新的城市规划方案，以后唐山城市建设就是按照这个方案来实施的。我们充分利用了老唐山的城市基础，而且留了一些发展空间，还建了一个新的卫星城。实际上，在唐山大地震20周年的时候，我应邀请去看过一次，城市都是按照批准的规划方案建的。在交通上，我们把唐山的道路基本上维持了原来的规划宽度，稍有调整，主要解决一些被铁路分隔、城市交通不连通的问题。

　　河北省建委和唐山市的领导都认为我们的规划做得不错。当时省建委有一位姓郭的副主任评价我们的规划做得很好很实在，为帮助唐山尽快地恢复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安排。

　　在来到唐山之前，我们也听说了在抗震救灾中老百姓如何能吃苦，如何相互帮助抢救等等，涌现出来很多好人好事。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小偷，这也是正常的。至于当地老百姓讲到解放军，都感受很深。所有最危险的地方，最需要抢险的地方，都有解放军。地震时是夏天，人死后会很快腐烂，都是解放军在抢救处理。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多人，还有包括手脚残废在内的重伤病人8万多人，当时抢救转运伤员大部分是通过飞机操作的。从飞机场到城里的三四里路旁，到处都是坟堆，没有工具就草草处理，还有从外地回来的家属，面对这么多的坟堆，也不知道哪个是他的亲人，十分凄惨。但是，当地老百姓真的很克制，真的化悲痛为力量，很多人都坚守在原单位里，我想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这样团结一心，共同救灾。中国人民解放军真的很了不起，抗震救灾都靠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这对我的成长也很有帮助，这种抗震救灾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可能没有这种效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可以得到保障，我们的老百姓的精神面貌都是很好的，特别是在震后两个月左右，大家看到唐山钢厂恢复生产了，大家都非常开心。虽然从现在的角度上看，污染很严重，但是当时看到烟囱冒烟了，二氧化硫飘出来了，老百姓看到恢复了生产，就是看到了希望。

　　这里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帮助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一名住在唐山郊区的公交公司驾驶员，地震后房子倒塌，有三根木头压在他身上，他慢慢地将木头移开爬了出来。出来后他首先救的是这个村庄的年轻人，然后发动救出的年轻人继续抢救别人。当然，救人是需要时间的，很可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能救出一个人。他救完年轻人以后，去救被压在房间里的祖母，但很不幸的是祖母没有生还。

　　后来他看到马路上有很多伤病员往郊区送，但是没有车子，都是人抬着走。他心想：我是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可以开车去救。因为公交公司的车都已损坏，他就跑到部队汽车连去借车。汽车连的士兵一开始不让他开，问他原因。他说：“我是公交公司驾驶员，要开车救伤员。”事实上，这个部队汽车连的官兵大都在地震中牺牲了。士兵当时说：“我做主了，你开车去吧！”驾驶员就开走了车，开了三天三夜，奋力抢救伤员。

　　后来我们住的地方进驻的队伍越来越多，有个防化连队，他们带有淋浴的设备，可以洗澡。地震后的一段日子，当地老百姓用水极度匮乏，自来水中断，救灾这几天把游泳池的水都喝完了。据我所知，上海还用万吨轮将一万吨水运往唐山。其他物资方面也有。地震时交警则是北京方面派过去的。飞机场里有自己的供水系统。我们都让那个驾驶员去洗一次澡，他身上脏得连衣服的颜色都已分辨不清，但是怎么劝说他都不肯去洗。他说：“现在老百姓喝水都很困难，我洗了澡回去，如何交代？”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另外，我们也听到很多解放军英勇救人的事迹，这个不胜枚举。在解放军的保护下，当地的银行没有少一分钱。

　　原来我们的建筑楼板都是预制板，地震的时候预制板可以摔到几十米外，所以当地老百姓又把预制板称为“杀人板”。之前提到有亲戚在唐山的上海家属托我们捎信过来，我们通过很长时间才找到了这家人家，震后他们住在帐篷里面，丈夫从帐篷里出来，妻子睡在里面，因为地震时她的骨盆被压碎了。他们有一个小孩，震前一个星期来到唐山上学。地震时，预制板砸下来把小孩压死了。后来丈夫没有力气埋小孩，就在自己的房子前面草草埋葬，非常凄惨。

　　讲心里话，当地老百姓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是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真的很深。我们也很有体会。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抢救，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帮助，后果更不可想象。

　　因为有很密切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东北对唐山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们把最好的设备拿过来，最好的人才派过来，全力以赴，他们彼此之间是熟悉的，特别是同行。当时飞机场有慰问演出，观看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发生地震。上海医疗队在当地建有三个医院。当地老百姓谈到上海的医院和医生的时候都纷纷跷起大拇指，评价都是很高的。我们也很有体会，当时到过几家医院，医生讲什么当地老百姓都是很听的。

　　我们听医生说，当地老百姓对地震非常恐惧也非常敏感，一些吊针的病人，几天不吃饭，但只要听到“地震”两个字，就会马上跑到院子里面去。我们没有体会所以敢在房子里面画规划图，当地工人不让我们去，就怕我们出事，他们有切身的体会。

　　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都在唐山。我们跟当地部队的领导和在北京、唐山之间来往飞行的驾驶员在一个食堂吃饭，这算是一个比较受照顾的食堂。我们接触比较多的，是上海医疗队。医疗队的条件比我们艰苦，他们和当地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与我们在机场情况完全不一样。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是在飞机场里面召开的，我们上海规划队的领导也坐在主席台上，并在会上发言。

　　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在一起工作的部队领导起先不告诉我们这些上海人，我们都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上海卫生局打电话给在唐山的上海医疗队，是他们跑过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方才知晓。这大概是因为社会上将“四人帮”称为“上海帮”嘛，这就对我们这些上海人存在了一些误解。部队首长碰到我们说，“你们想得通吗”，还提醒我们要“转过弯来”。当时，在唐山机场也召开了粉碎“四人帮”的庆祝会，我们也参加了写大字报、写标语等活动。实际上，上海很早就开始出来游行了，揭批“四人帮”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

　　我们去唐山一百天，15个同志没有一个人中途回来，都是勤勤恳恳地坚持工作。因为我们都是搞规划工作的，外出踏勘条件很艰苦，一开始没有汽车，马路也不通，两个女同志一个年龄大一些（现已退休），一个年龄小一些（现在规划院工作），克服困难更多一些。我们在唐山跑的地方很多，可以讲，唐山所有地方都去过，我们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把唐山的总体规划做好，并且得到了批准。而作为个人来讲，通过参加救援唐山大地震，我对我们的国家，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是更深了一步。